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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及其難題
    冷戰結束后，東亞地區的區域融合開始出現，但東亞地區的聯合和歐盟有很大不同。歐盟建立的初衷是在美蘇冷戰前沿的夾縫里謀求獨立，合作從經濟入手，走的是一條機制化的道路。而東亞發展最快的區域組織——東盟采取的則是“東盟方式”。一般認為，主要有如下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第一，成員國之間的協商一致，沒有表決，也不存在否決；第二，靈活性原則，所有成員國都力圖避免談判僵局；第三，政府間合作，東盟的所有決定都是在國家以及區域層次上的政治決定（注：Purificacion V.Quisumbing and Benjamin B.Domino(eds.),EEC and ASEAN:Two Regional Community Perspective,Manila: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the Phillipines Law Center,1983,p.130.轉引自王正毅：《亞洲區域化：從理論主義走向社會建構主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東盟方式從一開始起就強調其政治性，直到1992年倡導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時，這一組織的政治論壇性質仍表現得極為明顯。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對東盟方式的堅持，因為經濟的聯合需要更深層次的政策協調，但東盟方式顯然缺乏這一點。因此就目前來看，這一模式在經濟合作上即便不能說是難以取得成果，至少也是前景暗淡。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南亞各國開始認識到區域緊密聯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97年11月，東盟國家首腦會議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作為會議的東道主，馬來西亞積極促成東盟和中日韓三國的首腦會議。亞洲金融危機最終導致了東亞國家之間經濟合作機制的誕生。1997年12月15日，首次“10+3”（當時是“9+3”，1999年柬埔寨加入東盟后成為“10+3”）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21世紀東亞的發展前景、亞歐合作、亞洲金融危機、深化地區經濟聯系，以及在國際經濟問題上進行協調與合作。會議就這些議題達成了許多共識，開啟了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大門。而“10+3”也成為了東亞區域合作的核心方式。此后，東亞次區域合作的步伐加快。2001年，中國總理朱ｒóｎｇ＠①基在“10+3”峰會上提出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建議。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盟正式簽署了進一步推進經濟合作的框架協定，設想在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也許是中國的這一行動讓日本有了落后的感覺，在中國與東盟提出合作意向后不久，小泉純一郎就匆忙出訪東盟五國，并于2002年10月與新加坡簽訂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同時日本與韓國在貿易領域，中日韓在貿易、投資和技術領域，日本與東盟在貿易和投資領域的合作意向都開始全面展開，有的已經達成初步意向。所有這些都是在“10+3”的框架下進行的。然而，“10+3”表現出來的一些特征讓人担憂：
    1.小國主導，大國參與。“10+3”合作是由東盟發起并主導的，其模式本身就體現了東盟作為主導地位的存在與影響。這與其他地區合作如歐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進程由大國推動并主導是完全不同的。而從“10+3”機制來看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東盟每年都召開首腦會議，“10+3”領導人會議一般與東盟首腦會議在同一地點、同一時段舉行，會議議題和日程主要結合當年東盟首腦會議的議題和日程而定。“10+3”具體領域的合作多數以東盟現有合作為基礎而展開。更為突出的是，“10+3”合作雖然已初步形成自身的合作機制框架，但其本身并不是實體，實體是三個“10+1”（即東盟分別與中國、日本與韓國之間的合作），在“10+3”領導人會議同期，還分別召開東盟與中、日、韓三國領導人的會議，即三個“10+1”領導人會議。因而“10+3”機制下的大多數合作倡議實質上都具有“10+1”的性質，而且主要通過“10+1”來落實。
    2.經濟合作優先于政治合作。1999年11月28日，第三次“10+3”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會議首次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決心“在各個領域實現東亞合作”。盡管《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所確定的八個重點領域包括了政治和安全，但迄今為止，經濟合作一直是重點，而政治和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則相對滯后。在一些東盟國家，“10+3”合作僅被視作一種經濟合作機制。特別是“10+3”作為一個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在如特惠關稅安排、自由貿易等較低級合作尚未實現的情況下就進行到了金融合作這類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并在金融領域率先取得實質性進展，這是有悖于區域經濟合作的一般次序的。這表現出了各國對于“10+3”的一個基本態度：各國只將自身力量不能解決的問題求助于區域合作機制，并不信任一個穩步推進且進行全面合作的區域合作機制。
    3.開放性。“開放的地區主義”是東亞區域合作歷來堅持的一條原則，“開放的地區主義”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性質和模式的選擇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1978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著名的“環太平洋連帶構想”，建議環太平洋國家和地區以經濟文化合作為重點保護松散的聯合，進行開放性的合作。這可視為開放的地區主義的發仞，隨后這一思想開始貫穿于美、日、澳等亞太國家和地區政府及學界的研究和政策實施過程中。“開放的地區主義”第一次使用是在1986年5月日本首相的私人咨詢機構，由大來佐武郎領導的環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組所推出的反映政府意圖的《環太平洋合作構想最后報告》中稱，“它是面向世界的開放性的地區主義，而決不是排他性的關門主義……不僅對外應當是全球主義的，對內也應當堅持以實現自由的開放性相互依賴關系為目標”（注：羅元錚主編：《太平洋經濟共同體》，中國財經出版社1981年版。轉引自宋五華、阮燮富：《論開放的地區主義——APEC的最佳選擇》，載《世界經濟》1996年第10期。）。隨著APEC（亞太經合組織）的建立，開放的地區主義也從最初的構想成為現實。但對亞太經合組織來說，其開放性更強調非歧視原則：“亞太地區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的結果將不僅僅是APEC經濟體之間，也將是APEC經濟體和非經濟體之間障礙的減少”（《大阪行動議程》）。同時這一“開放的地區主義”也是區域內東盟自由貿易區、“10+3”合作、“10+1”合作（主要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注：2003年10月7日，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期間，發表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這是三國關系和東北亞合作史上最具重要意義的文件，標志著三國合作進入了新的階段。）行動的準則。此外，這一區域蓬勃發展的區內及區外雙邊自由貿易區建設更體現了這一開放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貿易協定是當今世界在世貿組織框架下發展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方式，自由貿易協定作為東亞各國發展同區內及區外國家合作的手段必然削弱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東亞的區域合作并沒有如人們期望的那樣向更緊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方向行進，而是以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的方式出現。東亞的合作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別具一格的方式呢？一般的解釋是，由于東亞地區多樣性突出，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文化宗教等差異明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起來的“10+3”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東亞特色，亦即重點拓展經濟領域的合作，從而避開東亞敏感的政治和安全問題。
    　　以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整合東亞迎合了誰的利益？
    2002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新加坡提出的“東亞共同體”設想引起了關于界定“東亞”范圍的議論，也引發人們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前景的担憂。小泉把日本和東盟的關系定位為“共同前進的伙伴”。為了把東亞建成“共同前進的共同體”，小泉承諾日本將為了東亞的改革、安定和未來而努力合作，并具體提出了“日本東盟經濟綜合提攜構想”、“主動開發東亞”以及在反恐和能源等非傳統安全上的日本與東盟合作等。與此同時，小泉強調了“東亞共同體”的開放性，甚至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定位為這個共同體的“核心成員”（注：〔日本〕小泉純一郎：《東亞地區的日本和東盟——尋求坦率的伙伴關系》。轉引自〔日本〕毛里和子：《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與非東亞要素》，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8期。）。日本一直堅持，地方主義應該變得更加開放，僅關注自身內部發展而不考慮對美歐依賴的東亞是危險的。
    日本的意圖在于：建立一個包括東亞以外的澳、新、美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來替代僅包括東亞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從而有效地對抗日益強大的中國，并維護對日本而言那個至高無上的“日美同盟”。戰后，日本一直追隨歐美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這使其身在亞洲，但寧可蒙起眼睛來不承認自己是亞洲的一員。有關資料表明，2001年，日本企業在不同地區的收益增長狀況為：美洲增長僅2%，在歐洲減少了64%，亞洲則增長了66%（注：馮昭奎：《日本：十個令人注目的動向》，載《當代世界》2002年第2期。），但日本總不能改變其外資政策中輕視亞洲的傾向。這源于兩個原因：(1)親美情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方面是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美強日弱的形勢一再強化，美國對日政策日趨強硬，日本在對美關系上的獨立性越來越弱。“日美同盟”成為日本對外關系的指針，這在日本對東亞的戰略選擇上表現為過多考慮美國因素，從而輕視亞洲。(2)懼怕中國。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迅猛，已經成為東亞舉足輕重的一員。特別是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衰退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二者之間的差距在縮小，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將在根本上改變全球制造業的格局，中國也必將因這一優勢而成為東亞的經濟合作中心，未來的亞洲，也必將是中國與日本共同主導的亞洲。這一點不論對亞洲還是對日本來說都是一件好事。但日本并不這樣認為，一個崛起的中國卻成為了日本懼怕的對象，怕中國成為它的競爭對手，更怕中國取代其在東亞的大國地位。特別是，作為亞洲惟一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東亞惟一的核大國及世界上第三個具有進入外太空能力的國家，中國給心胸狹窄的日本帶來很大的壓力。這些情結都在日本的對外政策中表露無遺。
    對東盟國家而言，選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的形式還是選擇緊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道難題。首先，東盟國家一直奉行開放政策，多數國家開放程度較高，其開放程度在20世紀后期已居世界前列，據楊勝剛和黃文青的計算，東亞平均綜合對外開放度為87.26，高于歐洲43.87的水平（注：楊勝剛、黃文青：《全球貨幣制度的歷史變遷與亞洲區域貨幣整合前景》，載《財經理論與實踐》2002年第5期。）。對外依存度高必然使其在選擇建立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集團時瞻前顧后、顧慮重重。因為封閉性的區域集團不但在貿易流向上，更在對外貿易政策方面出現重大調整，這會影響其正常的對外交往。更為突出的是，建立一個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區域集團是否現實長期困擾著東亞國家，因為東亞各國的對外貿易順差主要來自美國，對區內的大國日本卻是逆差。其次，雖然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一直是東盟國家的理想，但東盟國家（其他東亞國家也是如此）民族主義意識比較強，非常看重主權。在現有的“10+3”模式下，東盟國家是既得利益者，一個松散的非機制合作形式能夠使東盟避免失去其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實踐證明這不過是東盟不切實際的幻想罷了，因為作為小國集團的東盟在政治、經濟、安全等諸多領域均不具有代表性。東盟雖然過去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安全領域合作中尤其在“東盟地區論壇”中發揮過一定的核心作用，但這是在大國競爭均勢的背景下產生的。再次，東盟認為，中國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地區強國，擴大美國和日本在該地區的存在與影響力，以制衡中國在東南亞地區處于上升態勢的影響力是有必要的。
    建立雙邊自由貿易網而不是區域經濟一體化迎合了區域外特別是美國的需求，美國并不愿意看到一個聯合的亞洲，因為這會直接影響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繼續存在雖然引起一些爭論，但總的傾向仍然是接受的，因為“美國將繼續是這個地區資本、技術、人才和市場的關鍵的來源”，“東盟與美國不斷擴大和加深的合作將促進這個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如果這種合作削弱了，雙方的利益也會受到損害。”（注：Goh Chok Tong, "ASEAN-US Relations: Challenges",Keynote Speech at the ASEAN-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September 7,2000.http://www. aseansec.org轉引自曹云華：《在大國間周旋——評東盟的大國平衡戰略》，載《暨南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對美國而言，冷戰結束之后，它在東南亞受到的壓力仍然較大，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在該地區影響力的增強，美國的領導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東盟正是可以用來制衡中國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也是美國與東盟開展雙邊合作的動因之一。
    　　東亞區域合作的必然選擇：大國協調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日本及一些短視國家認為，選擇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而不是選擇如歐洲那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來組織區域聯合體是省力的辦法，而且能夠簡單地將具有不同需求、不同目標的力量納入到一個合作框架中，既兼顧了各方的利益，又避免了沖突，似乎是東亞區域合作的必然選擇。實際上，這樣做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極其危險的。對于東亞而言，合作的最優途徑是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不是其他，為什么要一體化？因為“高效率和競爭力需要開放和互相依靠，而開放和互相依靠為更高的效率和競爭力提供動力”（注：〔菲律賓〕菲德爾·拉莫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挑戰、機遇與潛力》，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期。）。當然，在世貿組織框架內進行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對外交往是全球化下獲利的另外一個可選擇的手段，但是我們也清醒地看到，經濟強權仍然在當今的國際交往中占主導地位，歐盟的成功已經將單個而言弱小的歐洲國家聯合成一個足以與美國對抗的強大經濟巨人，并開始成為世貿組織的控制者。東亞也只有成立一個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僅包括東亞國家的一體化組織，才能夠有效地進行內部經濟交往，創造規模并從中得利，一個聯合的區域集團才能夠有效地與美國、歐盟對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后所產生的巨大效應已經昭示了這一理解的廣闊前景。鑒于此，筆者認為東亞區域合作的前途必將是以大國協調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模式。
    1.大國協調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夠為東亞提供最為有效的地區安全保障。冷戰的結束使東亞的權力分配和安全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維持地區安全秩序需要構建新型的安全機制。東亞現有的安全機制是以東盟地區論壇為代表的泛亞太合作安全機制，缺乏制度保障。其核心特征是東盟方式的“不干涉內政原則”，這一方式下發展起來的集體安全對于防止大國干涉的東盟而言是合適的，卻阻礙了合作安全向著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當出現地區突發問題時，東盟地區論壇總是表現得無能為力，如1999年的東帝汶獨立，東盟地區論壇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沒有提出任何行動計劃；1997年發生的印尼森林大火，印尼政府沒有采取有力措施撲救，使這一事件給東南亞的環境和人民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其他東盟國家表現出極大的憂慮和不安，但東盟地區論壇仍沒有做出恰當的反應；東亞金融危機更是體現了缺乏體制化的東盟地區論壇的脆弱性，東盟各國“大難臨頭各自飛”，沖擊了東盟地區論壇固守的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雖然目前來看在東亞建立一個大國協調為基礎的集體安全機制仍然存在諸多困難（注：陳寒溪：《多邊主義與亞太安全合作》，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2期。），但這一地區的美、中、日是亞太地區的大國，冷戰后它們在維持地區穩定與和平、避免相互之間的沖突和戰爭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這應該能成為建立東亞大國協調下的集體安全的基礎。
    2.大國協調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東亞存在具有經濟合作的基礎。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發展相當迅速，2002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額首次超過美國，中國成為日本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貿易國。對中國來說日本成為第一大貿易國。而且日本的投資也開始大幅向東亞轉移，其投資在東亞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向美國的增長速度（注：賀曉琴：《東亞合作的態勢和前景》，載《世界經濟研究》2003年第12期。）。在亞洲，日本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國和投資國。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關系也極其緊密，中國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而東盟則是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和歐盟不同，東亞各國經濟的合作基礎既來自競爭性所帶來的規模效應，同時更多的是互補性所帶來的分工效應和協作效應。總體上看，東盟與中、日、韓經濟之間既存在經濟互補性，又存在競爭性。但在經濟互補性和競爭性方面，各國之間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表現為互補性強一些，如東盟中等水平國家之間；有的表現為競爭性強一些，如中國與東盟、日本與韓國等（注：課題組：《東亞經濟合作的新發展與我國的對策研究》，載《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4期。）。東亞區域合作中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大國的地位極為突出，日本將為區內提供資金、技術和知識，從而有效的提高整個區域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無疑將成為整個區域增長的“發動機”，促進其他國家貿易的增長。這不但使它們有較多的貿易盈余，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減弱東南亞對美國、歐洲的出口依賴（注：趙銀亮、畢洪業：《建構東亞經濟合作的新視角：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載《東南亞縱橫》2003年第4期。）。
    3.大國協調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整合東亞的最有效方式。區域一體化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合作的概念，必須使這一地區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安全諸意義上的單一地區(single region)。龐中英將地區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概括為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指的是經濟活動的地區集中傾向、過程，這一趨勢不是政治性的，非人為設計、推動的；但另一方面，地區整合也可能是一種政府行為趨向、過程，即各類政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促進地區合作的政策與決策，這是政治性的、人為設計的（注：龐中英：《地區性、地區化與地區主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1期。）。地區整合是一個政治經濟概念，而非一個單純的經濟概念或單純的政治概念。就東亞而言，在其地區合作進程中，既有經濟合作的過程，也有政治社會的合作過程，但后者的進程遠不盡如人意。因為這一地區存在多種地區主義，這就需要進行整合，需要大國之間達成共識，求同存異。東盟雖然為東亞的整合提供了范例，但并不能最終解決東亞的問題。
    建立一個大國協調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別是對于東亞這個充滿復雜經濟、政治、民族、歷史、社會、文化差異的區域而言，需要走的路還很長，至少要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地區認同。缺乏地區認同是阻礙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因素，相比而言，東盟對于東亞具有深刻的地區認同感，這里面的認識差距主要來源于位于東北亞的三個大國：中國、日本和韓國。戰后以來，日本一直是美國經濟上的追趕者和政治上的追隨者，“脫亞入歐”是日本多年未償的心愿，日本將自己定位于“亞洲太平洋國家”，在亞洲外交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推出“環太平洋經濟合作構想”，這與英國將自己定位于“歐洲大西洋國家”是一樣的。對日本而言，其外交的出路似乎只能依賴于日美同盟。為了能夠親近美國，日本甚至在一些方面做出令人齒寒的行為，如日本外務省所謂的主流派經常這樣講，日本同美國有“共同的價值觀”，但是同中國卻沒有，自稱是親美派的小泉純一郎也在電視上使用了同樣的說法（注：〔日本〕谷口誠：《沒有自主的、多方位的外交，日本沒有未來——對日本外交的建議》，載《世界經濟研究》2003年第4期。）。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參與亞洲的地區合作的首要目標是為了發展經濟、鞏固民族國家，而不是如西歐那樣希望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政治共同體。這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地區合作目標是一致的，但這容易招致周邊國家的猜忌。一個逐漸強大的中國讓她的鄰居感到害怕，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一個明確的對外身份定位（注：肖歡容：《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地區主義戰略》，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在外交實踐中，中國在不同階段強調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負責任的大國”等。中國的亞洲身份的認同必須強調中國的大國責任的重點是在亞洲，而且依此來確定自己在東亞地區主義構建中的身份。與中國和日本相比，韓國的影響要小得多，但在和東盟交往方面，韓國的需求很大，所以韓國雖然強調自己是東北亞國家，但對東亞的合作仍很熱心。對東亞各國的地區認同，需要各國認同一個共同的亞洲文化，如同歐洲對歐洲文化的認同那樣。
    第二，消除猜忌，發展新型主權觀。國家之間的相互猜忌是區域合作的最大絆腳石。冷戰結束后，美國從東南亞撤軍反倒引發了東盟國家的“逆裁軍”現象，日本也在積極改變其安全政策，明顯增強了其軍事力量，要求在安全領域發揮作用和有外交自主性，成為“普通國家”（注：孫承：《日本為何要當“普通國家”》；載《環球時報》2003年9月12日。）。所有這些都源于人們對這一地區的不安定感，結果卻增加了這一地區的不安定因素。作為民族國家聚合的地區主義的發展又會帶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主權。因為地區主義的發展進程一直與民族主義密切相關，它在改造和發展民族主義的同時，自己也成為了放大了的或者延伸了的民族主義（注：有關“放大的民族主義”，請參考龐中英：《地區主義與民族主義》，載《歐洲》1999年第2期。）。這會損害一些民族的利益，而強化另外一些民族的權力，從而引發抑制行為。東亞地區各國高度重視主權，這一方面源于歷史上過重的壓迫和奴役，另一方面在于，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全球化是經濟上的弱化，主權就成為了最后一道防線。主權國家的存在是實現人權的先決條件，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認為，從沒有先于國家的天賦人權，只有國家保障的權力（注：〔德國〕恩斯特·本達：《全球化時代的國家主權》，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2期。）。這種思想在全球化的今天應該予以改變。比如歐洲，歐盟國家的主權讓渡并沒有給予第三方，成員國也并沒有喪失對讓渡主權的控制，歐盟國家將主權讓渡到歐盟層次上，并進而在這個層次上行使主權權力，是一種主權的集合與共享（注：劉文秀：《歐洲一體化性質與特點》，載《國際問題研究》2004年第2期。）。
    第三，建立一個機制性的框架。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一直沒能建立起一個機制性的框架，這是在今后區域合作中應重點實現突破的方面。雖然東亞合作中一個重要的特點是金融合作超前，但作為這一領域重要成果的《清邁協議》也不過是一個框架而已，它缺乏一個具體的執行機構，更缺乏一個體制，不過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框架內提供區域間貨幣合作和風險預警機制，仍然靠一系列雙邊的協議來支撐。究其原因，仍然是人們對政治合作的過于敏感。對歐盟的擴張與深化，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曾說：歐盟擴大“不受經濟和社會等因素的約束……將延伸到人們愿意加入的地方……這不能從地理上來理解，而是要從政治和文化上來理解，這是一個涉及面很廣的進程”（注：轉引自伍貽康：《歐盟東擴和引發的幾點思考》，載《世界經濟研究》2001年第1期。）。一個機制的建立的關鍵不是約束，而是給予各國經濟調整的一個指導方向，從而加強一致性。如歐盟的擴大和深化，先給出一個既定的法規要求，各成員國按照這個既定的要求約束自己，待條件成熟則入盟就水到渠成。東亞各國差異較大，一個完全一致的法規要求也需要一個耐心等待的時期，但必須首先給出這個機制框架。
    字庫未存字注釋：
    　　當代亞太京20～26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李恒20052005“10+3”合作是東亞區域合作目前的主導形式，但這一模式很難深入下去。2002年日本提出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的方式，盡管符合東盟強調自立的合作原則，也迎合了外部特別是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易為各方接受，但從根本上堵住了東亞通往更具機制化合作的道路。本文認為東亞區域合作的必然選擇是大國協調為基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這是在全球化條件下保障東亞各國利益的惟一選擇。本文得到商務部“出口退稅問題研究”課題的資助，參加討論的包括楊元杰和駱祖春，在此表示感謝。蕭延中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北京　100872榮The Historical Evolvement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Strategy
   WU Li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李恒，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作者：當代亞太京20～26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李恒20052005“10+3”合作是東亞區域合作目前的主導形式，但這一模式很難深入下去。2002年日本提出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的方式，盡管符合東盟強調自立的合作原則，也迎合了外部特別是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易為各方接受，但從根本上堵住了東亞通往更具機制化合作的道路。本文認為東亞區域合作的必然選擇是大國協調為基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這是在全球化條件下保障東亞各國利益的惟一選擇。本文得到商務部“出口退稅問題研究”課題的資助，參加討論的包括楊元杰和駱祖春，在此表示感謝。蕭延中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北京　100872

網載 2013-09-10 21: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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