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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禁欲主義并非中世紀西歐特有的生活方式，但它以嚴密的神學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的形式出現，并最終發展成為強制的宗教獨身制度，卻是中世紀西歐以外的文明所難以望其項背的。本文對中世紀西歐宗教禁欲主義產生的哲學基礎、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作了分析，對其演化歷程作了探討；在此基礎上，著重分析了它的消極影響和積極意義，認為中世紀西歐宗教禁欲主義既引起了整個社會性道德的全面崩潰和極端縱欲主義的蔓延，同時也在客觀上激發了新教思想，培植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節儉、勤奮和敬業精神。
　　關鍵詞 中世紀 西歐 宗教禁欲主義 宗教獨身制度 縱欲主義 資本主義精神
　　＊ ＊ ＊
　　 一
　　禁欲主義并不是中世紀西歐特有的生活方式，古代世界以及西歐以外的中世紀文明地區的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過著自覺節制的生活，即使到了近現代，為了某種信念而禁欲的現象也不罕見。不過，禁欲主義作為嚴密的神學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的形式出現，并最終發展成為強制的宗教獨身制度，這恐怕是中世紀西歐以外的文明所望塵莫及的。
　　中世紀西歐宗教禁欲主義的認識論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唯心主義哲學。柏拉圖就曾斷言：肉體是一切罪惡的禍根，它妨礙了人們獲取智慧；只有在擺脫了肉體的束縛之后，人們才能見到真理的光明。羅馬時代的斯多葛哲學家也認為：肉體的存在使得人成為其自身的囚犯，如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就需憎恨肉體并鄙棄一切快樂〔1〕。 這種古典的唯靈論無疑為中世紀西歐宗教禁欲主義的形成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哲學基礎。不過，直接造就中世紀西歐禁欲主義的還不是古代的哲學，而是圣經中性別歧視的偏見。在《舊約》里，夏娃最初是作為亞當的女伴而被上帝創造出來的，可是隨著蛇的出場以及它對夏娃的教唆，人類的戲劇性墮落開始了，女人因誘惑了男人而結束了自身的平等身份，從此以后，她必須受丈夫的統治并忍受生育的痛苦〔2〕。 西方的不少圣經學者認為，這里的蛇是男、女生殖器官的一種隱喻。如果的確是這樣，那么早在舊約時代，性已經被看作是萬惡之源。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歐洲流行著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即認為女人的性欲望比男人強烈，婦女常常被看作是性的化身。如此一來，對于性的譴責必然導致對于婦女的歧視，而對于婦女的偏見則成為宗教禁欲主義的重要的社會基礎。新約時代的基督教圣徒開始試圖把性別歧視與禁欲主義的傳統加以制度化，如圣保羅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從”。他“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管轄男人，只要沉靜。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里”〔3〕。在婚姻生活與獨身生活何者為佳的問題上，圣保羅的態度是明確的：“因現今的艱難，據我看來，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纏著呢，就不要求脫離；你沒有妻子纏著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這等人肉身必受苦難。我卻愿意你們免這苦難。……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沒有出嫁的，是為主的事掛慮，要身體、靈魂都圣潔；已經出嫁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丈夫喜悅。”〔4 〕圣保羅這段話包含著兩層意義：首先，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結婚或獨身，但相比之下，獨身更好；其次，獨身生活不僅可以使人擺脫世事的煩惱，而且是一種取悅于上帝和獲取宗教拯救的途徑。由此看來，在圣保羅時代，雖然禁欲主義有演化成為獨身主義的趨勢，但這一趨勢仍處于萌芽狀態，對獨身的要求還沒有真正制度化。然而，圣保羅這一觀點為此后在性道德上的教、俗分流提供了依據。從羅馬帝國后期開始，隨著基督教神學體系和教會制度的逐漸形成，世俗婚姻的神秘化與教士獨身的制度化齊驅并進。有趣的是，這一過程自始至終都與宗教禁欲主義密切相關，而教會極力推行禁欲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企圖通過它去約束人們的性道德，進而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支配。
　　教會力圖給世俗婚姻涂上宗教禁欲主義的色彩。早期著名神學家和教父圣奧古斯丁給婚姻規定了三層目的：生殖、忠誠及圣禮〔5〕。 雖然生殖對于基督教人口的繁衍來說最具實際意義，但就宗教的重要性而言，圣禮是擺在第一位的。顯然，世俗婚姻一旦被上升成履行神學義務的圣禮，教會對于整個社會的婚姻與家庭關系的控制就變得順理成章。在教會把自身的婚姻倫理強加給世俗社會的同時，教會法庭也在逐漸取代世俗法庭，獲得了對于大部分婚姻訴訟的司法管轄權；既然婚姻是一種基督教圣禮，教會人員就成了男女結合的最權威的見證人。從此以后，基督徒的婚姻從訂婚到完婚就再也少不了教會的參與。更重要的是，圣禮說使世俗婚姻神秘化，這就為宗教禁欲主義滲入世俗社會提供了條件。早期的拉丁教父和神學家借助對《新約》的闡釋，為世俗婚姻樹立了一個楷模——童貞女圣瑪麗亞與圣約瑟的婚姻。據說這對神圣夫婦只有婚姻沒有性生活，神學家們據此斷言：基督教徒的婚姻應以精神結合為上，肉體結合為下〔6〕。婚姻作為一種圣禮， 就是模仿圣瑪麗亞和圣約瑟的榜樣，履行上帝為人們指定的精神結合的神圣義務。根據這一理論，教會開始對世俗婚姻實行全面管制。在神學家們看來，婚姻只要達到為上帝增殖基督教人口的目的就足夠了，任何超過這一目的的行為和意念都是罪過。流行于15世紀的一些懺悔手冊把人們對于配偶的“過于熱烈”的性愛表示看成是通奸，諸如接吻之類的“過分”行為，一概被劃入了“不潔”之列。教會規章對教徒作出明確規定：在一年中的某時某刻禁止過性生活。做懺悔的人不僅僅要坦白自己的婚外性行為和性意念，而且要坦白自己與配偶的性生活，否則就無法得到教會的憐憫和寬恕。總而言之，教會從宗教禁欲主義出發，把性欲當作是人類的一大弱點，認為婚姻只是上帝用來治療人類這一病態的“醫院”，其結果正如費爾巴哈所揭示的：“婚姻之被許可，并不是為了使肉體神圣化，并不是為了滿足肉體，而是為了限制、壓制、殺死肉體——為了通過魔鬼來驅逐魔鬼。”〔7〕
　　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在教會內部則走上了極端化的道路——它最終演化成為神職人員的獨身主義。獨身主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曾經流行于基督教以前的不少民族的特定人群當中，它與某種偏執的信仰有關。根據露施·帕都的考證，古代希臘的男人之所以把祭獻那些不馴的神靈的義務交由婦女去履行，是因為他們相信婦女那源于性方面的污穢（如行經、懷孕和生育）是馴服鬼怪的法寶，而虔誠的男人為了最終戰勝各種精靈鬼怪和多舛的命運，就必須在特定的時期內避開性的污染〔8〕。 查理斯·弗雷澤也認為，古代的閃米特人、埃及人、敘利亞人以及希臘化和羅馬時代的西方人都相信在性行為與宗教上的玷污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系，基督教作為古代多神教的集大成者，必然也繼承了這一觀念和傳統〔9〕。 在《舊約·利末記》中就記載了大量有關女性與宗教玷污的規定和習俗（第十五至十八章）；與早期基督教密切相關的諾斯替教派，更是以苦行和獨身聞名于世；而早期的圣徒則對福音書中耶穌的經歷進行大肆渲染，認為基督終身未娶，把貞操獻給了教會，這就為基督徒樹起了一個最高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獨身主義最初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教會當局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并非始終都是積極的。從公元3世紀開始， 在埃及和敘利亞的基督教徒當中首先刮起了一股以離家修道為特色的禁欲主義狂潮，大量的教徒拋棄家庭生活走進修道院。這一運動很快就蔓延到整個西歐，教會當局和大多數正統教士開始時只采取一種消極觀望的態度。有趣的是，自愿到修道院去過獨身生活的信徒絕大部分是沒有担任任何教職的俗人，他們的宗教虔誠和極端禁欲主義狂熱與教士們的世俗作風及冷漠態度形成鮮明對照。這種形勢迫使教會當局不但向獨身主義者的熱情讓步，還以教令的形式使教士獨身合法化和制度化。公元306 年的埃爾維拉宗教會議第一次以書面形式禁止主教、僧侶、主祭及其他需登上祭壇執行圣餐禮的神職人員擁有合法妻子；公元419年的迦太基宗教會議把獨身的范圍擴大到副主祭； 公元1123年第一次拉特蘭宗教會議進一步把獨身的義務擴大到所有高級教士〔10〕。與此同時，許多大主教區通過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規把獨身的范圍延伸到所有教士。根據這些法令和法規，未結婚的教士在授職之前必須發誓獨身，已經結婚的教士必須與妻子分居，這些教士的妻子要么進修道院，要么在教區登記并宣布寡居，而獨身教士則被禁止與非親屬女性單獨相處。公元567 年的圖爾斯會議規定：主教和主教以下的高級教士必須由其母親、姐妹或女兒管理其家務；主教必須住在由教士們環衛的主教寓所里，教士們務必確保主教沒有與先前配偶繼續來往，因此他們應經常驅趕那些來自主教寓所的“陌生人”〔11〕。公元653和655年，西班牙托萊多市的法律規定：教士如果與人姘居或秘密結婚，其姘婦或妻子連同孩子一起將被罚為奴隸，而他本人則要被革除教職〔12〕。
　　教會內部獨身主義的制度化在世俗社會當中激起了更加狂熱的宗教熱情，政治動蕩、經濟壓力和傳統習慣一起推動著修道運動的蓬勃發展。從11世紀開始，隨著城市商品貨幣經濟的興起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大量婦女也紛紛加入獨身的行列。這一現象在意大利北部、法國南部和萊因河流域一帶經濟發達地區尤為突出。11—13世紀是女修道院發展的一個高峰，當時進修道院的女性多數是年輕的寡婦。據一些傳記作家說，雖然寡婦們的獨身選擇常常遭到其親屬的激烈反對，但她們的態度卻是堅定不移的。例如德意志圖林根地區有一名叫伊麗莎白的女人在其丈夫死后自愿到一家方濟各會修道院當修女，她那當主教的舅父試圖說服她重過婚姻生活，她則以自毀容貌相要挾，最終迫使其親屬同意自己的選擇。獨身守節之風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生活方式，它甚至影響到普通人的家庭。據邁克爾·古第奇透露，不少家庭婦女雖然無法擺脫家庭的束縛而離家修道，但她們往往與自己的丈夫相互發誓保持貞節〔13〕。不過獻身宗教的女圣徒的激增仍是最引人矚目的，到13世紀時，在西歐各地的獨身圣徒中女性已占了1／4，她們中絕大多數是修女。
　　 二
　　宗教禁欲主義的極端化終將給自身造就可怕的對立面，從而引起整個社會的性道德的全面崩潰和極端縱欲主義的蔓延；可是作為中世紀西歐封建經濟特定產物的宗教虔誠和苦修制度，在激發新教思想和培植近代資本主義的敬業與奮發精神方面也發揮過客觀上的積極作用。
　　毋庸諱言，世俗社會的獨身運動與教會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教會既是中世紀禁欲主義的始作俑者，又是教士獨身制度的完成者，因而它對這一群眾性的宗教狂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教會所推行的宗教禁欲主義對于中世紀的西歐社會無疑產生了大量的消極影響，這正是它一再招致當時人和后人猛烈抨擊的主要理由。極端的禁欲必然同時伴隨著極端的縱欲。雖然中世紀的封建自然經濟把西歐社會的宗教虔誠推上了頂點，可是從11世紀起迅速成長起來的城市商品貨幣經濟卻使教會的禁欲主義走向了反面，對于財、色的貪戀和追求成為中世紀后期主要的社會風尚。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股以性道德的全面墮落為特征的腐敗之風，常常是從教會內部首先刮起來的。既然教會的獨身制度剝奪了神職人員的正當性生活的權利，他們只好以非正當的手段去獲得性的滿足。這就說明了為什么發生于教會內部的桃色新聞總比世俗社會多。例如在英國諾福克郡，1499年審理的73件淫亂案中有15件牽涉到教士；在里本郡的126個同類案子中則有24個與教士有關；在蘭勃斯郡的58 個同類案子中有9個與教士有關——犯規教士是總犯規數的23％左右， 而教士人數卻不到總人口的2％〔14〕！有些懺悔牧師竟然向女懺悔者求愛， 更多的教士則以蓄養情婦為時髦。在16世紀的德意志，蓄養情婦已經是鄉村教士當中司空見慣的現象。據馬克·佛斯特透露，在16世紀初期的斯比耶地區，幾乎每名鄉村教士都擁有一名情婦，而沒有情婦的教士則被當成是怪人〔15〕。高級教士甚至與他們的情婦成雙入對地進出大型公共場所，世俗宴會的榮譽座位常常專門留給牧師及其女伴，德意志什列斯威地區的一名主教曾經對這種有傷風化的習慣提出非議，結果被逐出了教區〔16〕。教士們在這方面之所以如此肆意妄為是由于他們受到羅馬教廷的默許和鼓勵，在很大程度上教皇本人就是這一時尚的主要風源，如在宗教改革前統治教會達25年之久的英諾森八世就曾給羅馬城增添了8個私生子，其中有幾個是他當選教皇以前生的〔17〕。 教士獨身制度的另一個更大的弊端是它促成了賣淫風氣的蔓延。開辦妓院最初尚屬偷雞摸狗式的地下活動，后來，公開的賣淫終于獲得了教會當局的批準，教、俗人士開始大搖大擺地混跡于妓院，而富有理論素養的神學家們則辯解說：盡管這種行為也是一種罪過，但卻能防止更大的犯罪；妓院好比是一條維持社會整潔的下水道，妓女保證了“體面”婦女的純潔。在教會的支持下，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的西歐目睹了各類妓院的迅速崛起。在15世紀的德意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大多數小城市都擁有由地方政府經營的妓院，妓院老板往往是領薪金的市政官員，妓女成為市政當局的財產，政府用法令形式為妓院確定妓女的等級和價格。妓院實際上已經發展成為首屈一指的娛樂中心，成群結隊的小伙子來到城里，第一個要光顧的場所便是妓院，因為在那里除了可以進行性交易之外，還可以做其他游戲和賭錢。
　　然而，把15—16世紀的腐敗完全歸咎于宗教禁欲主義和獨身制度顯然是不公允的。實際上，從11世紀開始由中世紀城市的復興所引起的商品貨幣經濟體系與傳統封建自然經濟體系的尖銳對立才是造成中世紀后期的道德危機的主要社會經濟根源。兩種體系的對抗使舊日的價值觀受到了嚴重挑戰，城市的生活方式隨著城市的擴張影響到廣大農村，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雖然逐步解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封建依附關系，使個體變得越來越自由，但同時也使得人們處在不受“保護”的恐慌和危險當中，普遍的心理不平衡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而不斷增長，安貧、守節的時尚開始被對物欲的追求所取代，腐敗因此而生。
　　當然，把禁欲主義和宗教獨身主義完全歸咎于天主教會的專橫更是片面的。從本質上來說，西歐封建制度本身就是培植宗教禁欲主義的溫床。西歐早期封建經濟的顯著特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絕對支配地位和商品交換及城市的基本滅絕。在這一條件下，封建財產的轉移主要通過繼承和暴力掠奪（即戰爭）這兩種形式來完成。根據歐洲中世紀正統的繼承原則，以家庭為單位的財產必須由單一系列的后代完整無損地繼承——其目的自然是為了防止大家族的封建特權不至于因財產的分割繼承而受到削弱。在這種繼承體系下，中世紀的婚姻便不可避免地與封建繼承權聯結在一起，即婚姻成為擴大封建特權的一種重要手段，因為一名合法繼承人既可通過繼承獲得家族中的大部分財產，又可通過體面的婚姻獲得另一家族的部分財產和繼承這些財產的新一代繼承人；而他的兄弟們因無權從家族中獲得足夠的產業，他們不得不另謀生路——在這種情況下，婚姻對于他們來說往往意味著是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担，獨身生活就成為他們中的一些人的最好的選擇。此外，戰爭和戰爭的后遺癥常常使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中的兩性比例嚴重失調，占數量優勢的性別中的一部分人勢必被迫獨身。杰姆·班克對北意大利城鎮的調查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證據。他發現，圣賽波爾可洛城在14世紀只有不到5000個居民，然而就在這樣的小城里，平均每7戶就有1戶把他們的女兒或其他女親屬送進附近的修道院；在15—16世紀的里提和佛羅倫薩也存在著為數眾多的女修道院〔18〕。這種現象肯定與由長期和頻繁的戰爭所造成的男性人口的嚴重短缺有著密切關系。在11—13世紀，西歐的獨身主義運動幾乎與對東方的十字軍戰爭同步發展，這當然不是歷史的巧合。實際上，由于與教會的生育政策發生了不可避免的沖突，世俗社會的獨身運動也經常受到教會當局的限制和譴責。例如，12世紀的格列西昂婚姻法就明確規定：已婚者如未獲其配偶的同意和所在地主教的批準，不得擅自離家獨身〔19〕。
　　宗教禁欲主義的極端化固然沒有什么積極意義可言，但宗教禁欲主義本身在西方歷史上卻并非毫無建樹。在封建戰爭頻仍、生產過程與生活方式極其簡單、物質極端匱乏和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單一的中世紀（尤其是早期階段），教會對禁欲主義的提倡和鼓勵應當說是適合時宜的。禁欲主義作為教士們傳經布道的主題之一，在遏制封建王侯的貪婪欲望、緩和社會矛盾和減少封建戰爭方面，至少從理論上來說是能夠產生積極效果的。更加重要的是，在中世紀的宗教禁欲主義與近代資本主義的節儉、勤奮和敬業精神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系。眾所周知，16世紀的新教雖然是天主教會的強硬的對立面，但無論是路德的還是卡爾文的宗教改革都打出了復古的旗幟——即恢復圣經的權威和早期基督教的傳統，顯然，這種傳統包括了宗教禁欲主義的思想；新教改革家并不是一般地反對禁欲主義，而是反對禁欲主義的極端化和非理性化，企圖用一種內在的和較有理性的禁欲主義去取代他們認為被天主教會扭曲了的那種外在的和非理性的禁欲主義。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新教的（尤其是卡爾文的）禁欲主義與天主教的禁欲主義在本質上有共通之處，主要表現在兩者都是通過積極的自我控制把教徒的行為納入一種固定的秩序，使之按經常性動機行事，從而消滅一切自發的感情和沖動性的享樂；兩者的區別則在于：（一）天主教只是在它所限定的少數人（即神職人員）當中實行禁欲主義，而卡爾文卻把禁欲主義推廣到一切教徒；（二）天主教把宗教獻身規定為禁欲的最高典范，因而便把禁欲者與塵世隔絕起來，而新教卻把對于上帝的愛物化為對事業的全身心的投入，于是禁欲主義的原則便開始滲透到世俗社會的各個領域〔20〕。在韋伯看來，經典的西方資本主義與任何不擇手段的盈利方式及揮霍享樂的生活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新教的（尤其是卡爾文的）禁欲主義才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理性原則相容。換句話說，經過新教改革家改造過的宗教禁欲主義實際上為西方資本主義提供了基本的倫理框架，因為它在資本主義的節儉、勤奮和敬業精神的產生過程中，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先導作用。
　　〔作者林中澤，1956年生，華南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廣州， 510631〕
　　 史學月刊開封60-65K5世界史林中澤19971997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60-65K5世界史林中澤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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