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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在大量引進西方翻譯理論加強我國翻譯學科建設的同時，一些學者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本土視角觀念，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并使中國譯論走向世界。許淵沖、劉宓慶等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翻譯學要不要有中國特色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價值觀取向的問題。”[1](Pvii)“中國的翻譯理論體系，完全不必步西方后塵，東西方可以各有千秋，相互借鑒。”[2](Pxiv)翻譯美學在當前就被認為是這樣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具有跨學科特點的、有別于西方翻譯理論模式的翻譯理論學派，它使中國的翻譯理論帶上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本文對中國當代翻譯美學發展做回顧和梳理，旨在理清脈絡，總結得失，發現問題，對翻譯美學理論的發展和完善進行思考和探討。
　　一、翻譯美學理論是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
　　在方夢之主編的《譯學辭典》中，翻譯美學被界定為：“揭示譯學的美學淵源，探討美學對譯學的特殊意義，用美學的觀點來認識翻譯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并運用美學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譯不同文本的審美標準，分析、闡釋和解決語際轉換中的美學問題。在充分認識翻譯審美客體（原文）和審美主體（譯者）基本屬性的基礎上，剖析客體的審美構成和主體的翻譯能動作用，明確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關系，提供翻譯中審美再現的類型和手段，以指導翻譯實踐。”[3]
　　為什么說翻譯美學理論是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呢？
　　第一，中國的傳統譯論幾乎都具有哲學—美學淵源。從支謙的“不加文飾”，道安的“案本而傳”，玄奘的“文質統一，圓滿調和”，到嚴復的“信達雅”，馬建忠的“神似”，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以及錢鐘書的“化境”理論，等等，可以說，中國傳統譯論的理論基礎就是美學（指體現在中國傳統詩論、文論、書論和畫論中的古典文藝美學思想）。無論是翻譯理論的術語，還是翻譯研究的方法都受美學的影響，體現著美學的特點。可見，翻譯理論與美學聯姻是我們的傳統和特色，而當代的翻譯美學理論研究是對我國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第二，這是由中國文字的特點決定的。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漢字具有音樂性、圖像性和會意性，是一種感性的文字。中國人憑借微妙的四聲變化和音韻變化就可辨義，看見“森”字就覺樹木繁茂，看見“淼”字就見波光粼粼，漢字本身的美就直接訴諸人的視覺和聽覺，使人產生美感。不光在音韻文字層面，“可以說審美立意和審美考量浸透了漢語整個語言體系”[2](Piv)。這一基本的語言和文化現實決定了有中國文字參與的翻譯研究離不開美學。
　　第三，在20世紀30、40年代以前，西方的翻譯理論也有著美學淵源，比如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以及19世紀譯論家阿諾德所主張的翻譯的技術取決于譯者對文學作品真值的審美感知。但30、40年代之后，西方的翻譯理論出現了語言學轉向，因為西方語言很多是同系、同族甚至同支的，容易形成對等，即容易從語言學的角度解決和闡釋翻譯問題。今天，翻譯研究又出現了文化轉向，把翻譯放到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更多地考察各種文化因素、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等對翻譯行為的操控和影響。也就是說，從西方譯論的發展上來看，西方譯論并沒有一直保持與美學的緊密聯系，沒有明確提出翻譯美學這一學科形態，從美學的角度來研究翻譯不是當代西方譯論的主流和特色。
　　第四，中國的翻譯研究在近些年來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一方面，我們對傳統譯論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不斷的思考；另一方面，我們在學習、借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翻譯理論。翻譯研究處在這樣一個傳統與現代并存的時期，當代翻譯美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近年來，中國學者從美學角度研究翻譯，勇于探索并取得了很大成績。在中國，翻譯美學作為一個學科形態已經被提出，在眾多的翻譯理論中，它獨具風華，生機勃勃。在漢外互譯中，翻譯美學理論的指導性意義得到了實踐的檢驗，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當然，它還不十分成熟，“但科學系統的研究方法已經確立，論者們自覺考察翻譯審美問題的意識已經形成，并已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4]。
　　因此，說翻譯美學是體現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是言之有據的。
　　二、當代翻譯美學發展回顧
　　1.翻譯美學與翻譯學的關系
　　傳統譯論經過佛經翻譯和嚴復翻譯的高峰，發展到魯迅、錢鐘書、傅雷一代時，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品質。到20世紀60、70年代，中國翻譯理論出現了滯化局面，沒有什么突破。中國傳統譯論的結晶是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為核心的一系列翻譯標準和各類翻譯技巧，其理論基礎就是古典文藝美學。80年代初，中國譯界把目光投向西方，以K.奈達(Eugene Nida)為代表的語言學派、以埃文·左哈爾(Even Zohar)為代表的多元系統派、以S.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A.勒弗維爾(Andre Lefevere)為代表的文化研究派以及功能目的論、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等西方翻譯理論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西方譯論流派紛呈，有的理論直接應用于翻譯實踐，對實踐有很大的指導作用；有的從更深層次闡述了影響和操控翻譯行為的背后動因。各派翻譯理論共同促進了翻譯學的構建和發展。20多年來，中國的翻譯理論研究對西方譯論亦步亦趨，多集中在對西方譯論的介紹和爭論兩方面，傳統譯論因其缺陷和局限性不被重視。為此，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譯界面臨在國際譯界“失語”的局面，提出了回歸傳統、建立中國翻譯學、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的主張。“特色派”認為，漢語具有獨特的美學素質，翻譯理論不應擺脫與之休戚相關的語言基本形態。民族性體現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在越來越頻繁的跨文化交際和學術交流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理論話語，應該建立有中國氣派的翻譯學，在當代譯壇發出中國譯論的聲音。翻譯美學就是這樣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是中國翻譯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今天，中國譯界仍然以對西方譯論的研究為主。翻譯美學雖然有了發展，但并不是當代中國譯論界研究的主流。是否存在中國特色的翻譯學也處在爭論中。事實上，翻譯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學科構架問題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討。在霍姆斯—圖里的翻譯學學科構架中，翻譯學分為純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純翻譯學分為理論翻譯學和描寫翻譯學，理論翻譯學包括普遍翻譯學和局部翻譯學。根據這個分類法，香港學者張南峰認為，“中國翻譯學只是地區翻譯學中的一種”，“是翻譯學中的許多個層級、許多個門類中的一個”[5]，它只是一種局部翻譯學，不能自成體系。謝天振等學者認為翻譯理論應具有普遍適用性，過分強調中國特色會使翻譯研究過分突出國別翻譯學的地位，強化民族偏見。
　　筆者認為，王宏印等的觀點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分歧。他們認為普遍適用的翻譯學和中國翻譯學各有道理，并且有并存的必要。“理想的翻譯學作為一門科學應是普遍適用的，具有終極目標性質的純理論體系。”“然而，由于翻譯學本身除了單純的科學性以外，還具有濃厚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綜合性質，一如包括中國歷代文學作品及其文藝學、美學理論在內的中國文藝學甚或中國美學的綜合性質。從目前的狀況看，我們不妨從和漢語有關的事情做起，從中國自己的學術傳統和譯學譯事做起，來考慮建立中國翻譯學的基本條件，作為向著普遍翻譯學這一終極目標所做的努力。”[6]
　　理清了這一分歧后，就可以對翻譯美學有一個定位。翻譯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應該是普遍適用的純理論體系。但是在目前，翻譯學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各國學者正在從不同領域、不同角度、運用不同的方法對翻譯現象進行跨學科、跨文化的歷時和共時的動態研究，形成了一個多元互補的局面。這種多元的、開放的研究有利于促進翻譯學的戒熟和發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符合翻譯研究多元發展的要求，是向著普遍適用的翻譯學、世界翻譯學的一種努力。而當代翻譯美學研究就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研究，它是對我國傳統美學譯論的繼承和發揚，是針對漢語語言和文本的特點提出的適用于漢外互譯的翻譯理論。它是中國翻譯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是中國翻譯學的重要特色，是中國翻譯學的主體構建之一。[1](P83)
　　2.翻譯美學是傳統美學譯論在當代的新生
　　中國傳統譯論中的美學主張在許淵沖的“美化之藝術”詩歌翻譯理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其中“三美”（意美、形美、音美）是本體論，“三化”（等化、淺化、深化）是方法論，“三之”（知之、好之、樂之）是目的論，“藝術”是認識論。[7]他的翻譯理論總結了從孔子到錢鐘書的美學思想，體現了魯迅、王國維、朱光潛、郭沫若和傅雷等關于文學和文學翻譯的美學主張，是對傳統譯論的高度綜合，凝聚著中國古典美學的思想結晶和話語特征。至此，中國傳統譯論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事實上，“許的譯論總結是一種促進傳統譯論終結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國傳統譯論的終結意味著傳統在現代的新生，而非消極的消亡”[8]。
　　當代翻譯美學理論正是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一種努力。它在揚棄和繼承中著力于開拓，開拓是對傳統譯論的精華的拓展和科學化改造，“從而使之具有新的理論活力，足以解決新的應用課題”[9](P177)。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當代翻譯美學立足于中國傳統譯論，是對傳統美學譯論的繼承和發揚。在當代翻譯美學中，傳統譯論的美學淵源得到了認識、分析和細致的梳理，并成為翻譯美學理論綱要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譯論中一些有價值的命題，如意與象、神與形、意境、風格等命題被保留、提煉出來，在當代翻譯美學理論中得到了更為科學的闡發。例如形與神的問題成為劉宓慶形式系統（審美符號集）和非形式系統（審美模糊集）的主要論述對象。意象、意境等問題在劉宓慶的非形式系統中得到了具體的研究。毛榮貴闡釋了意象、意境在漢語文本中的重要性，并從中西美學精神的差異、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角度論述意境的生成機制和翻譯的困難。此外，當代翻譯美學并沒有否定中國古典美學的精粹，其論述仍然體現著古典文藝美學的話語特征，也就是說，古典美學仍然是當代翻譯美學的理論之源。事實上，如果完全脫離了中國古典文藝美學，“來一個徹底的現代化，則必將使我們的翻譯學有損于大體，有失于特色，有悖于國情”[9](179)。
　　(2)翻譯美學借鑒現代美學的基本理論和結構框架來闡釋翻譯的機制和功能，符合翻譯學跨學科發展的要求。傅仲選的《實用翻譯美學》[10]，是我國第一部翻譯美學專著。翻譯中的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審美活動、翻譯美的標準和美的再現等問題得到了具體的研究。劉宓慶在《翻譯美學導論》中進一步明晰了翻譯美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翻譯美學以翻譯審美客體（原文和譯文）、翻譯審美主體（讀者和譯者）、翻譯審美意識系統、審美標準及其審美再現手段為研究對象，以“本位觀照，外位參照”為研究原則，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國古典文藝美學思想，研究其對翻譯的啟示，同時，以針對性和相關性為指引，借鑒和吸收西方美學中的有關理論，豐富中國翻譯美學的理論內涵。這種論述框架體現了現代美學研究的體例和范疇，是翻譯與美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對翻譯審美意識系統的探討等方面都采用了現代美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有著濃厚的美學學科特征。他的研究標志著中國當代翻譯美學理論研究框架初具規模。
　　(3)當代翻譯美學研究克服了傳統譯論的不足，吸收了西方譯論的研究和論證方法，條分縷析，走上了系統化、科學化的研究道路。傳統譯論理論研究零散，缺乏統一的范疇和術語體系，缺乏嚴密論證和分析，側重于經驗的闡發和直觀推論，因而表現為印象式和感悟式。總的說來就是理論上缺乏系統性，方法上缺乏科學性。[11]而西方譯論用嚴謹的概念和范疇、條分縷析的分析方法將科學觀念引入翻譯研究，體現了理論性和科學性。當代翻譯美學在方法論上有了很大改進，比如從對翻譯審美客體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這種研究方法的進步。以往對翻譯審美客體的分析和論述過于概括，諸如神韻、風骨、氣勢等論述非常模糊。當代翻譯美學對原文的字、詞、句、篇、意象、意境等從微觀的方面進行了具體客觀的語言描述。傅仲選對審美客體原文和譯文的形式美和內容美做了細致的分析，指出：形式層包括音位層、詞層、句子層；內容層的分析包括所指意義、實用意義以及語言的內部意義；在實用意義中，他還詳細論述了語體色彩、語域色彩、感情色彩和詞的轉義。這種研究和論述方法結合了文體學、修辭學、語義學和詞匯學的研究成果，使翻譯美學理論研究具有包容性、系統性和科學性。劉宓慶從形式系統和非形式系統兩方面來分析翻譯審美客體的審美構成：形式系統包括語音層、文字層、詞語層和句段層審美信息；非形式系統即審美模糊集，主要研究原文中的情與志、意與象及其在譯文中的傳達。毛榮貴在《翻譯美學》[12]中進一步具體細致地分析了英語和漢語美之所在，得出了英語和漢語具有不同的美學功能和審美價值的結論，總結了漢語和英語的不同的美學特征。這些研究深化了對翻譯審美客體的認識，研究和論述方法更為客觀、系統、科學。
　　(4)當代翻譯美學對傳統譯論研究中缺乏的方面進行了補充。比如，當代翻譯美學十分重視對翻譯過程的研究。翻譯審美的心理結構的運作過程、翻譯審美的認知圖式、翻譯中想象的重要性、翻譯過程中移情障礙、理解—轉化—加工—再現的翻譯審美再現過程等問題在當代翻譯美學中都得到了研究。翻譯美學的理論命題因此得以充實，基本理論框架趨于完善。
　　3.當代翻譯美學新發展
　　近幾年，翻譯美學研究有了很大發展。
　　首先，從美學的角度進行的翻譯研究越來越多，這一點從期刊論文網和碩博論文網上就可以看出。對于詩歌翻譯、散文翻譯、習語翻譯以及《紅樓夢》等小說的翻譯，很多研究者采用了美學視角，翻譯美學的基本理論被運用于具體的案例分析。對文學翻譯中各個層面的美的對等討論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如翻譯中的音韻美、視覺美、對等美、修辭美和意境美等。
　　其次，不同流派的當代西方美學理論被引進到翻譯美學研究中，比如接受美學和格式塔心理美學。接受美學把讀者放到了文學研究的重要地位。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反應和接受以及閱讀過程對創作過程的積極干預得到認識和論證。讀者與文本的視野融合和動態接受的特征也得到了具體的闡發。格式塔心理美學強調整體到局部的認知方式。近年來，這兩種美學理論被運用于翻譯研究中，拓展了翻譯美學的研究視野。
　　毛榮貴認為這兩種理論互補，為模糊語言的存在和運用提供了理論支持。姜秋霞在她的《文學翻譯中的審美過程：格式塔意象再造》[13]中提出了文學翻譯過程中“格式塔意象”這一轉換模式。許多期刊發表的論文也從接受美學和格式塔心理美學的角度研究翻譯，加深了對審美主體和翻譯中的審美意識系統的研究。
　　再次，隨著西方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美學研究也越來越注重文化因素對于翻譯審美的影響和制約。以往對于翻譯中美的標準和譯文中的審美再現手段所進行的論述多集中于語言的層面，對原文和譯文進行表層結構和形態的優劣高下的對比。事實上，審美具有時代性和社會性，原文和譯文中所蘊含的文化因素，譯者和讀者的文化解讀能力是不容忽視的。奚永吉在《文學翻譯比較美學》[14]一書中，就曾把各類譯文作為審美對象，以文化比較為著眼點，不拘泥于譯文語言質量的高下品評，而是對文學作品及其譯文所蘊含的代表不同文化體系的美學因素進行研究。今天，文化差異、審美習慣差異、中西美學精神的差異對翻譯的影響等成為研究熱點。例如劉華文在《漢詩英譯的主體審美論》[15]中，把漢詩英譯的主體性審美經驗介入作為切入點，從比較中西哲學、美學的差異為起始，來研究審美主體的“前經驗”的介入問題，對漢詩英譯中的主體性問題做了深入的研究。
　　三、對中國當代翻譯美學研究的思考
　　總的來說，當代翻譯美學研究基本理論框架已經形成，研究方法和論證方法比較科學。對翻譯審美客體（原文和譯文）的審美構成的分析在不斷細化，論述方法更為客觀、系統、科學。對造成原文和譯文不同審美構成的原因也從中西哲學、美學的高度上進行了分析。對翻譯審美主體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尤其是對譯者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譯者的審美能力、翻譯中的審美心理過程、譯者的能動作用等都得到了研究。另外，對審美標準和在譯文中實現審美再現手段的討論已經不再拘泥于語言轉換的層面，文化因素和讀者的審美接受能力被考慮進來。
　　同時，筆者認為國內翻譯美學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有：
　　(1)譯者對原文美學層面上的還原多集中在客體性的、顯性的美的形式上面，即把原文的形式層面的美看作是一種客觀存在，譯者的任務就是在原文中發現這些美，并在譯文中再現這些美。但是對譯文中再現了的美所做的評述比較主觀，缺乏互文性的研究，即對英漢語言中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美學效果的語言手段的研究不夠。
　　(2)對原文深層次的美的再現，如意境美、風格美的再現研究不夠。意境是中國古典文藝美學的核心概念，是翻譯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如何在譯文中成功傳達意境，使譯文讀者在讀譯文時也能夠披文入情，產生豐富的聯想，得到美的享受和感動，這是我們不容回避的重要課題。在翻譯美學中，意境屬于譯文這一審美客體的非形式系統審美構成，具有非計量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它的傳譯涉及語言、文化、讀者的接受能力等諸多因素。尤其是在漢譯英中，意境的傳譯研究不足。
　　(3)近年來翻譯美學研究對翻譯審美主體譯者的審美心理過程空前關注，這是翻譯美學理論研究的進步，應給予充分的肯定。這也充分體現了美學的特點，美學研究人的感覺，研究人的審美心理。但存在的問題是對譯者的心理過程討論多了就顯得有些玄虛，對翻譯實踐的指導性比較弱。
　　(4)翻譯美學仍然在“原文—譯者—譯文”這個環節上討論得比較多，對讀者的審美接受研究不夠充分。我們應該關注雙語內容與形式間的語言分析，同時也應重視人在翻譯過程中的能動作用。審美是由人來完成的，特定的文化、環境、時代等因素使讀者具有不同的審美習慣和審美要求，而讀者的特點會影響翻譯審美再現策略的制定和實施。因此，讀者的審美接受過程和審美接受能力也應該成為翻譯美學的研究重點，“譯者—譯文—讀者”這一環節的審美溝通研究不容忽視。
　　在簡要回顧和梳理了中國當代翻譯美學的研究和發展情況基礎上，筆者認為，當代翻譯美學研究體現了中國譯學研究的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特點，體現著中國譯學的發展和創新。雖然翻譯美學還不成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它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翻譯理論在世界譯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對于當代翻譯美學的進一步發展，筆者認為需要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研究傳統譯論向現代譯學轉換的問題是當代翻譯研究的重要課題，更是翻譯美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對傳統譯論中的有價值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提煉并進行科學的闡發，應該是當代翻譯美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同時，我們應該多借鑒西方的美學理論、翻譯理論、語言學理論等跨學科的理論，從中吸取豐富的思想營養和研究方法。中國人的思維偏重詩性思維，善于在言簡意賅中寓意無限深刻的道理；西方人的思維偏重理性思維，在理論論證方面更加細致具體，邏輯性強。要使我們的翻譯研究與世界接軌，必須學習西方的研究和論證方法，即論證務求嚴謹、明晰、合乎邏輯，從微小處入手，從具體的方面入手，進行多方探求和立體的研討。這種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有待繼續深入和具體運用。
　　第二，有中國特色，只是說明考慮到了我們的翻譯傳統，考慮到了漢字和漢語文本的特點，考慮到了漢外互譯的特點，并不表示其理論建設是封閉的，翻譯美學應該在中西美學的對話中發揚光大。當代西方美學流派紛呈，比如接受美學、闡釋論美學、移情說、心理距離說以及克羅奇的表現論美學等，都給我們的翻譯美學研究啟示和幫助，我們應該積極地對這些不同流派的西方美學理論進行研究和借鑒，吸收合理因素納入翻譯美學的研究體系中。比如接受美學相關理論就可以大大豐富我們對翻譯審美主體的研究。譯文作為一個成品面對讀者時，讀者是否可以從審美角度接受，讀者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審美習慣等構成的“前結構”是否可以與譯文“視野融合”，產生美感，都是我們應研究的問題。畢竟，翻譯不只是兩種語言形式的轉換，也是兩種審美意識轉換的過程，是審美意識的跨文化傳遞過程。再比如，克羅齊表現論美學認為每件藝術品是一個獨立而個別的結構，是一種創造，而不是一種模仿。翻譯只有相對的可能性，譯文不可能是原文的純粹的復制品，而只能是與原文類似的一個新的表現品。克羅齊表現論美學對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再創造提供理論支持。此外，移情說和心理距離說對翻譯審美主體的審美心理過程也有很強的解釋力。翻譯美學作為跨學科的理論探索，其理論建設應該是兼收并蓄的。
　　第三，當代翻譯美學提出了翻譯審美是一個開放系統和翻譯審美具有層級性的觀點，其論述是宏觀的，所提出的審美標準具有相對統一性。筆者認為，翻譯美學研究應該是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模式。因為美有不同的形態，對于不同的文體和體裁，有不同的審美構成、審美標準和審美再現手段，所以可以對各類文體做微觀研究，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對翻譯對象進行系統的研究，從而提出微觀具體的翻譯標準，如詩歌翻譯美學標準、散文翻譯美學標準或科技文體翻譯美學標準等，使之能切實有效地指導翻譯實踐。
　　第四，當代翻譯美學應擴大其理論研究范圍，對文化轉換美學、翻譯語用美學、翻譯篇章美學等研究有所關注，翻譯美學研究水平由此會得到不斷的充實和提高。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39～145B7美學李潔20072007
翻譯美學/翻譯理論/傳統譯論
中國當代翻譯美學立足于中國傳統譯論，并對之進行現代轉換，吸收西方譯論的研究和論證方法，借鑒現代美學的基本理論和結構框架來闡釋翻譯的機制和功能。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它已經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具有跨學科特點的、有別于西方翻譯理論模式的翻譯研究學派，使中國的翻譯理論帶上了鮮明的民族特色。翻譯美學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它體現著中國譯學的發展和創新，有利于中國翻譯理論在世界譯論界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39～145B7美學李潔20072007
翻譯美學/翻譯理論/傳統譯論

網載 2013-09-10 2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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