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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行、草各種筆意，體勢開張宏闊，豐潤渾穆，實在是哪笑人典范。

這經石峪是世間寫經最大的石刻，相傳為北齊人所書，雖經風蝕，仍保存至今，確是難得的瑰寶。

一邊瀏覽山間景色，一邊拾級而上，很快來到了五松亭。

。這"

子、以五大夫松而得名。據說，當年秦始皇東巡來到泰山，在泰山碑、筑祭壇，舉行了祭祀大典以后，迤邐下山。誰知在半路上卻遇，狂風大雨。眼看一行人要被雨水淋濕，一抬頭，發現了五株枝葉線大松樹。松樹展開傘蓋似的樹冠，為秦始皇遮擋了風雨。因它們都功，泰始皇封給了“五大夫”爵位。吁，兩千多年過去了，五松事知

松連云，蓋世雄才秦始皇何在?唐宗宋祖復何在?

此情此景，令人心潮難平。

進入十八盤，愈覺泰山雄險。嶝道沿著石壁步步延伸，盤旋行兩側峭巖壁立，空間狹窄。在陡立的坡道上，顧炎武不能不手腳并用勉勵著自己一鼓作氣，向上攀登。從升仙坊到南天門，他幾乎沒有限息，終于登上了泰山最高峰。

這時，已是傍晚時分。夕陽金紅色的輝芒透過云層，向四處散新遠遠近近黛綠色的群山，盡收眼底，令人心胸豁然開朗。

他情不自禁地吟誦起了杜甫的《望岳》詩: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這是多么美妙的詩句啊!不僅寫出了泰山蒼峰連綿的雄偉氣勢，詩人的驚訝、激動、贊嘆之情，更溢于言表。

此刻，顧炎武真想讓自己翱翔于蒼穹，俯覽泰山，俯覽齊魯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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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覽整個神州……

昔日孔夫子有“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說法。這不僅僅是指居高臨下，眺望氣勢宏偉的自然景色。也是指人所具有的宏闊心胸。只有博覽群書，掌握了足夠豐富的學間以后，人才能產生勇攀絕頂、俯視一切的雄心和氣概，才能有所作為。

當年杜甫來到山麓，已是黃昏時分，只得找地方投宿。明天再登山覽勝。顧炎武在山上找旅店投宿，卻是為了第二天凌晨能看到輝煌的日出。他很期待親眼目睹泰山的日出。

沒有想到，當他起了個絕早，來到日觀峰時，一團團的濃霧鋪天蓋地向泰山卷來，遮蔽了一切。抱著一絲希望，他耐心地等待著，可是直到天色大亮，霧氣仍然沒有退散。

他只能和許多游客一起，掃興地離開日觀峰，來到無字碑前。

圍著無字碑，有許多游客正在嘁嘁喳喳地議論，說它好像是秦代的碑。顧炎武聞聲走上前去，略一思索，說:“這一塊無字碑，人們都以為它是秦始皇所立，其實并不對。秦碑在玉女池邊，碑上刻有李斯的篆字，高度不過五尺。那塊碑上已經寫了秦始皇的詔書，這里就不會再立一塊大碑。《史記》中記載，秦始皇登臨泰山，刻所立石，秦石有文字之證;漢武帝封祭泰山，只說立石，而不言刻石，漢石無文字之證……”

盡管是第一次來到泰山，但關于泰山的典籍他讀了很多，且能融會貫通。他做出這樣的解釋，游客們都很信服。

“這位先生講得頭頭是道，真有學問!”“是啊，有道理!”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顧炎武連忙拱手說:“不敢，不敢，諸位過獎了，我也不過是復述書中所講的知識而已!”

站在“望吳勝跡”石牌坊下，顧炎武遙望著南天。古人有“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的說法，作為一個游子，他不能不思念遠在千里之外的故土。在蒼茫霧氣的盡頭，蜿蜒的長江下游，有南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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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有昆山，有千墩。家鄉的草木山水，家鄉的親人容顏，仿佛都下子浮現在眼前。越是遠離江南，對故土的依戀之情越是強烈。他想都了嗣祖蠡源公、嗣母王氏，想起了好友歸莊和其他朋友，想起了離家兒個月來的日日夜夜，不知怎么的，視線竟漸漸模糊了。

他拂袖拭去淚水，取出隨身攜帶的紙筆，凝神思索片刻，立即揮等疾書起來。

三萬六千年，山崩黃河干。立石既已刑，封松既已殘。太陽不東升，長夜何漫漫。……

前幾天，他在即墨東南游歷了嶗山，寫下了長詩《嶗山歌》。在贊美嶗山的壯偉和神秘的同時，也為富庶的古齊國變得滿目蒿蓬而深深感慨。此刻，在泰山極頂寫下的《登岱》，詩風雄健沉厚，又飽含憂慮叫人讀后黯然神傷。

是啊，太陽不東升，長夜何漫漫?顧炎武的內心潛藏著無法排解的矛盾。這些年來，他為抗擊清軍、匡復明室而不倦努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然而事態的發展并不如他的意愿。清廷的統治，在軍事擴張的基礎上不斷得到穩固，坦率地說，想要推翻它，已越來越顯得困難了。時至如今，再大聲疾呼反清復明，似乎有點兒不理智了。

然而，高潔的心志和耿介的性格，又決定了他絕不愿俯首臣服，改變自己的立場。

理想與現實如此對立，令他感到深徹的痛苦。這種痛苦又難以排遣，只能埋在心底，獨自咀嚼。

很早的時候，顧炎武就確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這些年所遇到的挫折與磨難讓他明白，做成任何一件事，都不那么簡單。何況他始終不愿放棄抗清復明、扭轉乾坤的意想……一個讀書人，無以金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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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都是溺于富貴，妄自驕矜，根本就不懂得什么禮義廉恥，受挫折，或者生活中遇到某些困難，只會怨天尤人，游手逐食，什么情都不肯做，也根本不會做。這些人，名曰“天枝”，實為棄物。是令人嘆息啊!

顧炎武心中暗忖，這些年來，自己一直東奔西走，結交許多志同合的朋友，為抗清復明而殫精竭慮。一個讓人不能不正視的事實是，于七這樣的英雄太少了。但，即使出現十個、百個、千個于七，也未能扭轉乾坤。他把目光轉向了另一面。俗話說，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要認真分析就可以看出，明王朝存在著許多的弊端，它的覆亡，在很光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啊。

一些人把明朝的滅亡，歸咎于崇禎的個人素質。其實，一個政權國二百六十多年，病入膏肓，早已到了死亡的邊緣。大漢也罷，盛唐罷，大明也罷，在政權建立之時，就是與既得利益階層妥協而實現的一切有作為的皇帝所能做的，無非是控制、打擊這個日益壯大的既得利益階層，使他們不能過分地壓榨百姓，不能肆無忌憚地無視法律。"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既得利益階層愈來愈強大，以至任何危及他們利益的人，都會面對難以抗拒的阻力與對抗。

哪怕是皇帝，也不例外!

從秦統一天下起，以后兩千多年的歷史不都是這樣的嗎?

明朝，猶如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已經患了各種各樣的疾病，而且這些疾病都是自己不能正視的，衰亡就成為一種必然。盡管生活在明朝的人，誰也不愿意被清軍的刀槍捅翻……

這是活生生的歷史，是血和淚的現實。

既然明王朝已如此不堪，那我們為什么還拯危救亡，令它復興?清廷已穩握政權，難以推倒，那我們又該不該忘卻深仇大恨，任流逝的時光消弭家破人亡的痛楚?

顧炎武無法回答自己

動蕩變化的現實，如刀刃一般插入胸膛的現實，讓他在復雜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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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中難以自拔。日復一日，他苦苦地叩訪著，尋覓著，遴選著。朋友典籍、古跡……哪兒都沒有現成的答案，有時候只能產生更多的疑惑。但，他沒有任何理由回避。越是沒有答案的問題。越是要尋找答案。即便是在茫茫暗夜中，也要竭力尋覓星星點點的火光……

青州有一座紀念范仲淹的范公祠。范仲淹是蘇州人，也算是顧炎武的家鄉人。宋景祐元年(1034)八月，一道詔令將范仲淹調任蘇州知府。當時，太湖流域連降暴雨，大水成災，范仲淹來不及卸下行裝，就奔赴昆山、常熟一帶，實地考察災情。很快，他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東海的治水方略。

按照范仲淹的辦法去做，水災很快得以減輕。后來，這成為蘇州地區屢見成效的一種治水主導性思路。回到蘇州城內后，他又顧不上歇息，全力以赴賑濟救助嗷嗷待哺的十萬災民。

這，才是身體力行了他自己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啊!

顧炎武專程去拜謁了范公祠，隨后寫了一首詩《范文正公祠》。詩中寫道:“先朝亦復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元昊，也就是宋時的西夏王，一度曾侵犯宋朝的邊疆。范仲淹率領兵士，在延安一帶擊退了進犯的敵人，保衛了大宋江山。顧炎武的言外之意不難理解，清猶如當初的西夏，竟然占領了大明江山，可嘆的是今天沒有像范公一樣的賢臣，能夠抵擋滿人，以致大明喪國!

顧炎武在青州，還研究了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等文獻，為他日后的著作《山東考古錄》奠定了基礎。考察古跡也是他北行的重要目的。

在山東的這些日子里，顧炎武結交了很多朋友，憑吊了不少古跡，所見所聞，為他一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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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他往往很固執。

初春時節，顧炎武離開蘇州，沿著京杭大運河去往杭州。蘇杭是江南富庶之地，民間歷來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來到西湖邊的杭州，顧炎武想起這里曾經是宋室南渡偏安所在，明亡以后，又是潞王朱常澇的流寓之處，心里頗為感慨。

是啊，南宋滅亡似乎還沒有多久，潞王朱常淓淪為清廷的階下囚，仿佛只是昨天的事。南宋遷都臨安，是一種怯懦失策的行為，然而江山猶可守險，財富差可自給。宋室敗亡的原因，在于居安忘危，將臨安作為長安。而弘光朝廷則視杭州如外府，只是愛這里的財富卻禁止設防。所以南京不守，杭州也會覆滅。潞王素來有賢名，但是不懂得用兵，而且沒有守藩之責。大敵當前，他不忍心殘害百姓，自縛請命，其事可哀，這樣的做法卻是能夠理解的。

本來顧炎武還想東渡娥江，去浙東拜訪心儀已久的黃宗羲。可不知什么原因，最終沒能成行，而是渡過錢塘江，去了紹興。這，無論對于顧炎武還是黃宗羲，都失去了一次極好的切磋學問的機會。此后這樣的機會再也沒有出現。

稽山鏡水中，令人最難忘的終究是大禹陵。站在禹廟，仰望著身穿黑衣朱雀雙龍華袞、雙手捧圭、冕旒下充滿憂國憂民之情的面容，這位古代的治水英雄沐風櫛雨、蓬頭跣足，與洪水做殊死搏斗的情景，出現在眼前。歷史總是為勝利者書寫的。大禹的豐功偉業，反襯出南明魯監國政權的曇花一現。顧炎武不由發出了“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撫膺。會稽山色好，凄惻獨攀登”的感慨。

紹興府屬下的紹興縣攢宮山，有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寧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紹陵等南宋六個皇帝的陵寢，被稱為宋六陵。

宋建炎四年(1130)，趙構定都越州，升越州為紹興府，以臥龍山州治為行在--皇宮。據《嘉泰會稽志》記載，紹興元年(1131)四月十四日，元祐太后孟氏(哲宗皇后)駕崩于臥龍山皇宮。奉太后遺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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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丘這段時間，或許是顧炎會生的一個轉折點。他以“開拓萬古之胸”為標志，開始了一段“獨往之的文化之旅。要么騎乘一匹馬，要么荷行囊，徒步行進在崇山峻嶺之間。

荒途寞寞，野嶺漫漫，顧炎武所腳步從未停止。

文化的跋涉，永遠也沒有歸宿

山東幾乎成了顧炎武的第二故鄉。

這位來自江南水鄉的學者，以前是習慣于坐船的，一出門就要考道如何渡河。昆山一帶，連驢馬都難得見到。但是到了北方以后，他很快學會了騎馬，也很快適應了吃煎餅大蔥，睡土炕，卷起舌頭與當地人講話。隨著對當地各種情況的深入了解，不僅生活適應了，也漸漸產生?感情。他說，很多朋友對他的照顧，總是讓他如沐春風。

對于漂泊的游子，思鄉總是難免的。離開昆山的時間愈長，恩鄉的情緒愈濃。

平心而論，顧炎武也時常會陷入一種莫名的孤獨悲涼中。當夜深!靜之際，他在孤枕寒衾間輾轉反側，怎么也無法入睡，思緒忽而像脫的野馬四處奔突，忽而像凝滯的池水一片死寂，忽而又糾結成了一

章丘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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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麻。這，與其說是源于孤身的中年男子不能滿足的生理需求，源于他對故鄉親友的拘牽，還不如說是出自理想與現實碰撞所造成的情感落差。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嗣母王氏。想起嗣母，心里便一陣陣隱痛。此刻，他愈加體味到嗣母這一輩子是以怎樣的艱辛與堅韌度過的。但，拭干淚水，他更以一種極強的自制力，做著每天該做的事。沒有任何表露，別人也就無法探知原委。

齊魯大地，自古學風盛行。被司馬遷稱為“盛處士之游，壯學者之居”的稷下學宮，之所以能夠成為稷下學派的誕生地，成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主要場所和學術文化中心，跟當時齊魯人口眾多、富甲天下緊密相連，也與齊桓公、齊宣王“招致賢人而尊寵之”的舉措不可分。道家、法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雜家……眾多學術流派都活躍在稷門之下。百氏爭鳴、九流并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的學術氣氛，包容、寬松、自由，造就了學術思想多元化的格局，推動了社會文化的進步，開拓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

顧炎武之所以來山東，正是由于這片“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的土地，總是煥發出獨特的學術文化魅力，將他深深吸引，哪怕是在明清改朝換代的非常時期……

康熙四年(1665)，顧炎武由德州進入濟南，又從濟南到了章丘。朋友陪著他，先是來到了長白山的梭莊一帶。顧炎武覺得這里真是一處隱身之地。"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變，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長白山雄偉的氣勢和壯美的風光，深深吸引了他。范仲淹讀書堂、鄭玄注經處、黌山書院、雪山寺以及淳樸的民風，都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于是，他決定在章丘長期居住。

章丘確實有很好的地理優勢，山林柴草豐茂，河流可供捕魚，田地肥沃，富裕戶也比較多。清代以來，京津一帶的商人紛紛前來開設綢緞店、皮貨店等商行，促進了當地工商業的繁盛。在這里尋找一個安定的居所，對于做學問自然是有利的。住在章丘，既可以四處考察，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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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可以與顧炎武分成。如果真是這樣，他既可以省心，又可以把資金盤活，何樂而不為呢?

他們簽字畫押，達成了協議。

謝長吉答應，顧炎武給他的一千兩銀子，按照這幾年山東一帶通行的辦法，將按三分付息。這個標準，在本地并不算最高，但是比江南一帶高了不少。他們商定，先是半年為期。到了半年期滿時，利息與本金將一并支付。如果還需要借貸，雙方可另行商議。

顧炎武舒了一口氣。把這筆錢妥善安置后，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事情了。

哪想到，顧炎武終究是一個讀書人，他想得過于簡單了。花言巧語的謝長吉把他的錢悉數套用去了，頓時像是施展了隱身術，竟不知道去了哪里。很快半年過去了，到了約定的時間，不僅沒有利潤分成，連本金也拿不出一分一毫。

顧炎武終于覺察到謝長吉是在耍花招，急忙想方設法找到他，開口向他討要。

“亭林先生盡管放心，我肯定會踐約的，只是手頭有點兒緊，請寬容兩天，長吉馬上想辦法……”謝長吉滿臉堆笑，用各種理由搪塞著。

過了幾天，顧炎武再去找他，他仍然像一條牛皮筋，拉一拉伸長，一放手又恢復原樣。

又是幾個月過去了，居然連一分錢也沒有還。

顧炎武終于打聽到，謝長吉的生意其實做得并不好，借給他的錢，吃喝玩樂倒花了小一半。最近以來他還真虧損了不少，只好用拆西墻補東墻的方法彌補漏洞。

萬不得已，顧炎武只好向官府起訴。

一場官司打得很快。章丘縣令魏某知道顧炎武是遠近聞名的學問家，跟山東的很多名士來往頻繁，尤其是他的外甥徐元文考中狀元后，在京城當了大官，得罪不起。何況，是謝長吉沒有履行契約，顧炎武討還借款的理由非常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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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了一番口舌，判定顧炎武勝訴。

但是謝長吉并沒有甘心。他仗著自己在地方上有些勢力，趕緊四處打點，想挽回頹勢，但終究還是輸了官司。他不能不把借來的錢歸還，顧炎武，卻怎么也拿不出現錢來。無奈中，只得采取變通辦法，將自家的一千畝田產做了抵押。

這讓謝長吉像割了心頭肉一樣地疼痛。從抵押出去的那天起，他就痛下決心，要把田產拿回來……

謝長吉所抵押的田產，位于章丘大桑村和長白山之間，倒是十分肥沃。顧炎武前去察看一下，覺得很喜歡。

他心想，這里可以建成一個既能種植莊稼和果樹，又能飼養家禽家畜的大莊園，只要認真經營，不但生活上不依賴人，那種悠閑自得的環境，也很符合自己的意愿。當年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桃花源，也不過如此吧?

從清順治十四年(1657)進入山東，到康熙十六年(1677)才真正離開山東，顧炎武在章丘足足居住了二十年。可以不夸張地說，他后半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山東度過的。這二十年，對于他是何其重要。他著重考查了山東地方史志，還先后參與了三部地方志的纂修和訂正。第一次是順治十六年(1659)，參與修訂《鄒平縣志》;第二次是康熙十二年(1673)，參與訂正《德州志》;第三次也是康熙十二年，參與纂修《山東通志》。

與此同時，他也抽空做社會調查，四處訪問地方賢達和有豐富閱歷的長者，與退役的老兵交談。在調查中，他發現山東一帶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為了斂財，采取許多辦法巧取豪奪。他歸納出了三種:一是逃避國家的賦稅，將它巧妙地轉嫁到中小戶人家;二是相互打擊仇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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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十分后悔，連連嘆息道:“我奈何失李先生!我奈何失車先生!”

李煥章聽到這個消息，寬厚地笑了:“亭林先生是個率真的君子啊!"

李煥章其實是一個與顧炎武有很多共同點的學者。明亡后，他不勝亡國之痛，將自己放逐，漫游于天南地北，研求歷史古跡，借以排解心中的憂憤。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大半個中國。登危峰，探幽壑，訪故都，尋城郭，一旦發現古人的題詞或碑文，便喜不自禁，親手抄錄。每每遇到名勝古跡，更是興致勃發，流連忘返。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在"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到了晚年，由于器官老化，李煥章耳朵聾了，什么聲音也聽不見。在別人看來，這實在是一種不幸，他卻不以為然。聽不見那些不愿聽的東西，杜百息，絕萬籟，不是反而可以掙脫束縛，心靈自由奔放，大膽寫出許多想寫的文章嗎?

耳聾后的李煥章，興致勃勃地作了一篇《聾賦》。他生動形象地描述了耳聾之后的世界:

炮頻發而弗驚，霆數奮而云否，雞喉閉以引吭，犬欠呵而昂首，馬嘶風而無聲，獅駭獸而莫吼;其于人也，辭之去而前靜，召之來而反走。未聆呼吸之息，但見屈伸之肘。嘉賓宴集，高堂置酒，綢繆握衿，股勤執手，悶焉兀立，儼然木偶。

他雖然聽不見，卻看到了許多人間活劇，那種感受是與耳聰目明時很不相同的。他歷數了現實世界“非我所欲聞也”的種種;

操觚屬簡，著書名山，妒才之夫，讒口沸天，非我所欲聞也。貴人輦上，鼓頰而驕，俠客尊首，禳臂而器，非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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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聞也。樗蒲籌呼，香奩句敲，狎邪杯勺，載熺載笑，非我所欲聞也。悍吏怒胥，符牒頻仍，喧兀闊巷，晝夜弗寧，非我所欲聞也……

世上有多少事，確實是讓人不想聽、不愿聽、不可聽，尤其是在“悍吏怒胥、符牒頻仍”的時刻。

一席話，洋洋數百言，廣征博引，俏皮活潑，真是酣暢淋漓。自然、真切地袒露了他與眾不同的生活態度。

喪失了聽覺，卻使李煥章啟動了更為敏感的神經。在屏蔽了外部空間的雜沓紛亂、看似無聲勝有聲的世界中，他所需要關注的一切，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

蒲松齡比李煥章小三十多歲，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他們成為好朋友。在蒲松齡所著《聊齋志異》中，有一篇《李象先》的故事，說李象先“學問淵博，海岱清士，身僅以文學終，奇人也”。象先，正是文學家李煥章的字。蒲松齡的評價絲毫也沒有過分。也許因為他們是忘年之交，故事中還有許多戲謔調侃的內容。

一晃，好幾年過去了。康熙十二年(1673)春天，李煥章應山東方伯(布政使)施泰瞻的邀請，與益都薛鳳祚、濟陽張爾岐等學者一起，來到濟南紫微署中，編修《山東通志》

說來也巧，這一年的夏天，顧炎武在校訂完《德州志》以后，也應聘來到了濟南，參與編修《山東通志》

顧炎武與李煥章見面時，兩人相持大笑，頓時冰釋前嫌。

顧炎武拉著李煥章的手說:“我讀了象先先生的許多文章，真是十分嘆服。先生精古文辭，傳記、書序、志表、碑銘，足以與柳宗元、歐陽修媲美，小品文大有蘇軾的風格。以前，我深恐山東忠臣義士的事跡被湮沒，無法彰顯，現在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先生身上啦!”

李煥章笑道:“亭林先生過獎了!象先有不恭之處，還請先生多多寬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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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們合作編修《山東通志》 薛鳳祚主寫天文、分野;顧炎武主寫古跡、山川;李煥章除了擔任總裁外，還與張爾岐共同主寫濟南

南北之人物。

也真是有緣，在濟南紫微署，李煥章與顧炎武同居一室。每當寫完一篇人物傳記，兩人就一起焚香酹酒，拜而讀之。讀到悲壯處，常常會流下眼淚，甚至哭出聲來。他們在燭盡更深之夜，仍然共話經史，吟詩寄興，共同抒發家園遭變的痛楚。

然而，沒有等《山東通志》修完，顧炎武就與李煥章等朋友依依惜別，一邊經營章丘的莊園，一邊繼續在山東各地的游歷。

分手以后，顧炎武念念不忘與李煥章結下的深厚友誼，不斷寫信給李煥章，稱贊他品學之美。

顧炎武甚至還與李煥章有這樣的約定:“我兩人誰后死，墓門之石勿相忘……”

三

載未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閑。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

章丘長白山西麓，讓顧炎武難以離舍。

他所寫的《刈禾長白山下》這首詩，很形象地描述了在章丘大桑村的莊園里自給自足，悠閑自在的生活情景，從中也不難看出他逐漸寧靜安逸的內心。這跟剛剛北游時有了很大的不同。

不過，顧炎武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來到山東的目的。大桑村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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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丘這段時間，恰是顧炎武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隨著清廷統治量的增強，他們對于漢族傳統文化的接受與推廣，也呈現新的局面個理智的思想者，必須將抗清復明的強烈斗志，漸漸衍化成“開拓方古之心胸”的崇高意愿。他明白，自己最應該做的，已經不再是拿起刀槍，推翻清廷，而是文化的傳播。

顧炎武開始了一段“獨往之蹤”的文化之旅。

不論嚴寒酷暑、風雨雷電，顧炎武要么騎乘一匹馬，要么肩荷行囊，徒步行進在崇山峻嶺之間。每遇荒墟廢寺、破廟遺跡，他必定會意桓良久，拂去陳年的塵土，辨認字跡，撫碑慨嘆。隨即又勘查史箱之失，追溯源流之故道，心潮翻滾不已。

荒途寞寞，野嶺漫漫，他的腳步從未停止。

是的，文化的跋涉，只有開端，永遠也沒有歸宿。

顧炎武孑然一身，游蹤不定，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很多地方，一邊考察，一邊讀書。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年“往來曲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余卷”……

作為一個學者，顧炎武在章丘最值得稱道的事當是繼續完成自己的重要著作《日知錄》。

他從小讀書養成的習慣:有了一點心得就記下來，后來若發現有誤隨時修改;發現跟古人議論重復的，就刪掉。這樣日積月累，再加上海查訪問得到的史料，他終于編成一本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書--《日知錄》。

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燎原烈火，明朝的覆亡，把明代的腐朽黑暗、各種社會矛盾暴露無遺。階級斗爭造成的社會局勢，猛烈地震撼著地主階級思想界，也沖刷著顧炎武的頭腦。要恢復明朝政權，看來是不現實的了。一個朝代由另一個朝代替換，猶如一個浪濤疊過另一個浪濤，改期換代的事，永遠由不得誰。那么，回顧總結明朝覆亡的教訓，重新鞏周從中央到地方的統治秩序，繁榮經濟，讓天下百姓安居樂業，這不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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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進入中年的顧炎武，反省著自己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在戰火和血淚的洗禮之后，人生的經驗教訓，無不化為一篇篇沉甸甸的文字。是的、悲痛、欣悅、磨礪、順暢……一切都會隨著歲月漸漸流逝，唯獨人生的崇高目標不會消弭。

他勉勵自己，努力站在時代思潮的高端，圍繞著自己確立的重點。刻苦著書立說。這與其說是為了當下，還不如說是為了未來。嘔心瀝血的著作《日知錄》，正是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詳盡地討論了明代的積弊，并提出了立郡縣、行辟舉、減租賦、重積粟、墾荒田等一系列政治主張。

一開始，顧炎武就對這部巨著的內容有了三方面的設計，一是經義，二是治道，三是博聞。所謂“經義”，就是以新義詮釋古經;所謂“治道”，就是分析社會經濟情況，以取得社會興隆之法;所謂“博聞”，就是提供各種有用的知識。從根本上來說，他是為了對傳統史書中所存在的局限和缺陷進行彌補，才不惜苦心孤詣撰寫這部巨著的。

顧炎武對前來看望他的朋友們說:“我平生的志與業，都傾注在這部書稿里了!”

顯然是因為曠日持久地凝聚了太多的心血，對于《日知錄》這部書，他顯得頗為自負，認為“近二百年來未有此書”，“自信其書之必傳”，“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

《日知錄》共有一千余條，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內容涉及經義、政事、經濟、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史法、兵事、天象、術數、地理等方面，上下古今，無不論及。

后來的學者評價，就它的學術價值而言，這部書足以相抵古代中國最著名的政書“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鄭樵的《通志》、元馬端臨的《文獻統考》。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提出了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并且列舉了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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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衰亡的重要原因。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飽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

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敗壞的原因。他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實而后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了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法不立，說不。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顧炎武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以此進行變革。

對于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系，顧炎武也做出了新的解影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尊貴，他們管理國家務，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自己的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作，取之于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于上以自尊，不應謝取于民以自奉。在《日知錄》中，他列舉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認為應該淡化至高無上的權，建立新型的君臣關系。

這些，無不表現了他的民主思想。

因為有不少朋友想抄寫《日知錄》，康熙九年(1670)，顧炎武拿出自己的積蓄，首次刻印了《日知錄》，當時只有八卷。在以后的六七年間，他不斷修訂補充，寫成了二十余卷。他很想再刻《日知錄》，卻又不敢以此為定本，總覺得有一些不完善之處，需要補充。最后決定在的己絕筆之后，將此書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留給后世。

所以，直到初刻二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三十二卷的足本《日知錄》，才由顧炎武的學生潘耒整理刪訂，在福建建陽刻印。此時，顧炎武已逝世十幾年。

假如顧炎武的生命能夠延長十年，也許他仍然想把《日知錄》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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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延續下去，直至臨終絕筆。

《日知錄》，是顧炎武終其一生，悉心研究、不倦努力的學術結品。但他對自己的著作始終不說“滿意”二字，總是想把它補充修改。使之更加完整。到了晚年，回顧往事，顧炎武談及寫作《日知錄》的動機。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君子治學，是為了明道，為了救世。如果僅僅是吟詩作文，那是前人所說的雕蟲小技，又有什么用處呢?我之所以作《日知錄》，是希望自己的主張有一天能夠得以實施，實現天下大治。這些話，現在的人是很難理解的啊……"

在給朋友的信中，他還表達了這樣的愿望:以后如果有雄才大略的人出現，從這部書中采納一些有益的看法，那也就完成我的心愿了。”

后來，有人將乾嘉時代的著名詩人、學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與《日知錄》相提并論，趙翼自稱不敢，但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顧炎武的傾慕之情。整個清代，除了《文史通義》之外，最著名的三部史學專著--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及《廿二史札記》，都受到了顧炎武《日知錄》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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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府監獄的日子，異乎李害艱難。所雇用的仆人逃散了，馬騾子也不得不變賣掉。一日兩餐，只能拿幾文錢買燒餅填肚子，燒餅又又硬，還沒有茶水。啃一口，使勁下去，嗆得連連咳嗽。他的身體快要支撐不住了……

一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清康熙七年(1668)，正當五十六歲的顧炎武在章丘安居樂業，向著自己的理想邁進，也確實是可以做一番事業時，卻又突發變故，被卷入了政治旋渦。

他與“黃培詩案”有了牽連。

一切都來得猝不及防，他被關進了濟南府監獄。準確一點說，他是在主動向濟南府投案后，被投入牢獄的。

讓我們從黃培詩案說起。

黃培是一個命運多舛的人。十六歲的時候，他就蔭襲了錦衣衛搭僉事，出入于皇帝左右，身列朝班，可謂是意氣風發，一帆風順。思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絕大的玩笑。明朝的敗亡，使他從社會峰巔跌落那會底層，境遇發生了顛倒。他萬般無奈地回到老家即墨，過起了以韓下

第二次

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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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想到的愁苦生活，全靠詩與酒，才支撐了下來。

黃培蓄發留須，寬袍大袖，整日行吟于蒼茫山海之間。亡國之痛，靈魂之傷，淤積在胸中，令人不吐不快。康熙二年(1663 )，他將自己這些年來的作品刊印了字字心血、句句凄婉的《含章館詩集》，一共收集自己所寫的詩二百八十余首，散發給親友們。

轉眼間，三年過去了。

當《含章館詩集》在同道中流傳，被人擊節贊嘆時，僅以此聊作慰藉的黃培怎么也沒想到，黃家老仆人的孫子、清順治六年即墨籍進士姜元衡與黃家之間的種種恩怨矛盾，意外爆發了。爆發的導火索，竟然就是這部詩集!

姜家幾代人都是黃家的家奴，跟著主人姓黃。但是入清后，黃元衡發憤讀書考中進士，搖身一變當上翰林，還恢復了姜姓。不僅如此，看見黃家家道中落，為了報復，姜元衡心生歹意。他把黃培的《含章館詩集》精心揣摩，居然揣摩出了名堂，于是摘錄其中一些含有懷明詆清的章句加以分析，無限上綱。

最初，姜元衡也許只是想抓住這個把柄，向黃培敲詐，弄一些錢財。然而他估計錯了。像許多正直的志士一樣，黃培是決不肯受此屈辱的，不僅沒將姜元衡放在眼里，反而將他戲弄了一番。

“哼，你這黃家仆人的后代，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也想來鬧騰我的詩作?”

這下子可讓姜元衡惱羞成怒了。他當即糾集了一些平時與黃培有嫌隙的人以及地方上的訟棍，無中生有地捏造了黃培“通海反清”的十大罪名，于康熙五年(1666)六月二十日投遞于山東督撫衙門，后來又再次申訴于北京都察院。

當黃培被逮捕入獄，失去了自由時，才明白自己犯了一個讀書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嫉惡如仇，過于耿直剛烈，絲毫不肯融通，也不懂得保護自己。在這一點上，他與顧炎武很相似。

孰料，心底險惡的姜元衡一不做，二不休，為了置黃培于死地，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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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這個案件本來就是憑空捏造，毫無根據，山東巡撫劉芳躅不能不將他無罪釋放。

顧炎武終于取得了勝訴。

牢獄之災畢竟給人很大的折磨，顧炎武實在出不了這一口冤氣，按照他的脾性，很想反告姜元衡誣告。但考慮到姜元衡是當朝官員，謝長吉也是一方土豪，山東地方當局不可能讓姜元衡承認還告，也無法勸說他撤訴，在朋友們的勸說下，顧炎武最終只好作罷。

黃培卻遭受了滅頂之災。

康熙八年(1669)四月初一，泉城濟南已呈現一片春色，飛揚的柳駕直撲人面，千佛山上樹樹翠綠。然而，戒備森嚴的刑場上，卻是另一副景象，處處閃爍著陰森的刀光劍影。

被清兵押解的黃培，器宇軒昂地走進了刑場。此刻，他根本不像是一個囚犯，而像是一個豪放而浪漫的詩人。在無數目光的注視下，他一路蹣跚，一路吟哦，賦詩以明志。

山東督撫宣讀了圣旨。黃培起身，神色安詳地向前來為他送行的顧炎武和諸位文友抱拳致意，仿佛是打算去遠方做一次旅行。隨即在獄卒的蠻橫吆喝中，引頸就刑，時年六十六歲。

顧炎武雙手掩面，淚水如注。黃培，好兄長，好朋友!你是不應該被殺害，不應該離我們而去的啊!

旁邊的文友們也忍不住垂首抽噎。刑場上，頓時發出一片哭泣聲。

在審訊時，很有骨氣的黃培，寧可自己遭受皮肉之苦，也誓死保護顧炎武，咬緊牙關，自始至終堅稱自己沒有見過顧炎武。審訊官用鐵棍也撬不開他的牙齒，一籌莫展。

即墨的其他人證，抱定宗旨，紛紛聲稱從未見過此人，更不知道顧寧人究竟是何人。

顧炎武與他們相配合，聲稱自己沒有到過即墨，說:“姜元衡指控貢生在即墨采集事實，如果貢生去過即墨，必定要拜會縣官和鄉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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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元衡指出貢生拜的是哪位縣官?哪些鄉宦?再說姜元衡也是鄉:道就沒有拜他嗎?”

當時已經出任知縣的黃坦，處于十分矛盾的狀態。為了保全自己性命，他千方百計地與姜元衡周旋，矢口否認說:“我并不認識顧炎顧寧人，至于悼念史實，作《忠節錄》，我更是一概不知。”

與此同時，他又設法阻止顧炎武的反訴。對于堂兄黃培的處境，"唯恐連累，絲毫也不愿提供援助，甚至昧著良心，暗中落井下石一名由黃培擔當了，自己豈不可以解脫?

官府沒有任何證據羅織顧炎武的罪名，只能遷怒于黃培。

黃培將自己寶貴的生命，獻給了他心系念之的大明王朝，踐證了自己的言行，也給后人留下了無限痛惜。

顧炎武比黃培略小幾歲，他覺得自己與黃培，猶如與歸莊一樣，膽相照，親密無間。黃培的精神氣概，特別令人欽佩。他明白，黃培是為了捍衛節義而英勇赴死的，也是為了保護自己，保護許多朋友的生命，才獻出生命的……

三

實際上，在濟南牢獄之災前，顧炎武還差一點卷到另一起著名的文字獄--“莊廷錢明史案”里。這起案件也是由于小人從中作祟造成的。僥幸的是他躲過了這一劫難。

清順治七年(1650)，蘇州、無錫、昆山等地的一些復社成員，成立了一個“驚隱詩社”，主要成員包括顧炎武、歸莊、潘檉章和吳炎等人。他們以故國遺民自稱，絕意仕途，相與遁跡山林。后來，顧炎武避禍北上，游歷于山東、山西和陜西等地，潘檉章和吳炎則開始與湖州個名叫莊廷錢的人來往密切。

莊廷錢是一個盲人，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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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一部傳世史作。但是他并不通曉史事。他有一個鄰居朱國楨，曾經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收集了很多明朝資料，準備編輯成一本書，留傳給后人，可惜沒有編完就病死了。莊廷錢是富戶，仗著口袋里有錢，從朱國楨的后人手里購買了史稿，隨即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編寫成了《明史輯略》。他又十分面執，在敘述南明史事時，仍然尊奉明朝的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耿賊”，等等。這些，顯然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做法。

潘檉章和吳炎被列名為《明史輯略》的參閱者。

顧炎武早年和莊廷錢也打過交道，但認為這個人并不怎么樣，沒什么內涵，也就沒有跟他多來往。這本《明史輯略》他也看過，認為冗雜不足道，所以拒絕了列名其上的請求。

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后幾年，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終于惹出了事來。

當時，主事者莊廷錢已經死去多年。他的父親還在，因為家里有錢，便買通了官府，將敲詐者的申告一一頂回。在無恥小人中，有一個因貪污罪坐過牢的前縣令吳之榮，在一些小官吏的唆使下，也不斷前來莊家找碴兒。他的目的自然是要敲詐錢財，但是莊家不僅沒有理會他，還準備和他打官司。吳之榮一怒之下，立即將莊家私刻《明史輯略》的事情向地方官府告發了。

孰料，地方官員很庇護莊家，同樣沒有理會他。

吳之榮不肯就此罷休。他終究做過地方官吏，嗅覺像狗一樣靈，很懂得清廷對于此類案件的態度，干脆上京城向清廷主子告發。鰲拜等輔政大臣聞聽此事，很是憤怒，立即派遣欽差大臣到浙江，責令從重從快處理這個案件。

本來是一件小事，卻被搞得非常復雜，牽涉面也越來越大。

清康熙二年(1663)，朝廷下令把莊家一家人連同列名于書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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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款不盡如人意，但是總算減少了麻煩，省卻了一樁心事。錢，已經讓他消耗了太多精力。

顧炎武決定正式離開山東。

告別山東時，他才感到分外留戀。在這里他度過了二十年歲月，人生能有幾個二十年?

是啊，從四十五歲起初到山東，除了一兩年住在外地，顧炎武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山東度過的。他的足跡遍及全省各地，訪問了濟南、德州、曲阜、鄒縣、游歷了泰山、靈巖、孔廟、孔林。在山東，他清楚地看到官府管理的混亂，社會風氣的衰敗，尤其是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巧取豪奪，無端羅織罪名，株連好人;然而同時也看到了不少品行高尚。學識豐富的讀書人，兢兢業業地著書立說。其中的趙士完、任唐臣、馬騙、張爾岐等好幾位士人，成了顧炎武的莫逆之交。從他們的身上，顧炎武也學到了很多知識和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顧炎武在章丘經營田產之余，潛心筆耕，纂寫了讀書筆記《日知錄》中的大部分章節，完成了代表作《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山東部分，這終究是令人自豪的。

明代外患頻仍，北方的瓦剌、韃靼，東南的倭寇，東北的女真，總是虎視眈眈。加上民變四起，伏莽遍地，兵防成為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養兵需要錢財，錢財來自賦稅，還有征調運輸的勞役，都得老百姓承擔，在這種情況下，合理征用賦役就顯得格外重要。只有百姓富足了，才能提供更多的賦役，承擔養兵的重任。老百姓的收入來自農耕，而農耕往往靠天吃飯，古人預防天災最有力的措施就是水利建設。因此，兵防、賦役、水利……這些有關國計民生的題目，成了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重點撰述的內容。

顧炎武幾乎是花費了半生的心血，才撰寫成這部經濟地理著作。為了把書寫好，他從年輕時起，認真閱讀了《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國志書，總數多達數萬卷，其中光地方志書就有一千多部。光讀書還不夠，必須進行實地調查。為了調查，他南來北往至少走了二三萬里路。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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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重點研究了全國各地的農田、賦稅、水利、鹽、礦產、

、交通理

的疆域、關隘要塞、兵防等情況，揭露了國家徭役太重、陸脫不弊以及地主如何采用詭計，將國家的賦役轉嫁到農民身上的做注。想象他是以一種何等堅韌的毅力去完成的。

根據顧炎武的統計，蘇州一府的土地，大部分是官田，民田外到十五分之一。吳中農民有土地的只占十分之一，沒有土地的細戶面到十分之九，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一些農民今天交完租，明天去向地主乞貸。顧炎武在這部書中著重談到了水利問題。他認為，初期國家指派官吏到各地去，利用農閑組織群眾興修水利，這種做注有好。但以后幾十年就不再這樣做了，結果造成干旱，或者河水泛濫，免及了人民的生命財產，這絕不可掉以輕心。

《天下郡國利病書》著重對民生利害做了深入研究，究其利病之所在，探其治國之得失，成為與顧炎武《日知錄》同樣有名的代表作。以為后人借鑒。

關于這部書稿，后來還發生了一段曲折的故事。

書稿寫成后，原來由顧炎武的弟子和家人謄錄抄寫，書中的眉批書法，全部出自顧炎武的手筆。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顧炎武病道于山西曲沃，這部手稿連同其他著作和藏書，為外甥徐乾學、徐元文所得。徐乾學從京城辭官回家，在昆山玉峰山麓修筑傳是樓，收藏天下的書,《天下郡國利病書》手稿也在收藏之列。

但，后來徐氏家道中落，傳是樓的藏書隨之散失。這部手稿輾轉市井，后來為長洲舉人黃丕烈所收藏，訂為三十四冊，不知什么緣故，其中的第十四冊卻遺失了。

手稿輾轉幾年，數易其主，到了清宣統元年(1909)，一個偶然的機會，昆山士紳方還、王頌文在吳湖帆父親吳訥士的家中得贈，隨即轉交地方保管，藏在玉峰山東齋亭林祠內。

1917 年，昆山創建縣圖書館，館長由王頌文先生擔任。《天下郡國利病書》的手稿，最初藏在圖書館藏書樓內，后存放于昆山銀行，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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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轉移至上海金城銀行保險庫。

1933 年，當時的昆山縣縣長彭百川、圖書館長王頌文、教育局長潘鳳鳴商定，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這部手稿，并列入《四部叢刊》三編。《四部叢刊》采用手稿影印，正是由《天下郡國利病書》開始的，商務印書館監理張元濟先生在出版時，還專門為此寫了跋文，竭力推薦這部皇皇巨著的價值，認為在國難當頭、民怨沸騰之際，尤其要讀讀顧類武先生的這部書。他感慨地說:“明朝早已滅亡，但作者所發現的問題，提出的建議，在數百年后一一得到印證，他的憂慮，怎么會這樣深遠啊!”

抗日戰爭烽火燃起時，昆山縣圖書館決定將手稿由上海轉移到昆山，連同其他珍貴版本裝成兩箱，由王頌文先生移避水鄉古鎮錦溪。那兒四面環水，河湖阻隔，肯定要比其他地方安全。

不久，王頌文離開錦溪，兩箱書放在陸輯安先生的家里，請陸輯安妥為保管，絕不能遺失。

但是，錦溪鎮不久也淪陷了。敵偽得悉有顧炎武手稿藏在古鎮，曾數次派兵士搜尋。陸輯安父子將手稿秘密藏在住所的夾墻里，始終未被他們發現。日本憲兵隊甚至幾次住在了他們家里，多次搜尋書稿，仍然一無所獲。后來，陳群任江蘇省偽省長，昆山縣的官吏打算捐贈顧炎武的手稿向他獻媚，特地派人到錦溪再三查詢，陸氏父子機智應付，一點也不肯說出秘藏之處。

抗日戰爭勝利后，兩箱善本書終于原封不動地歸還了昆山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這一重要文獻，并且移交南京圖書館收藏。這部書稿，被列入全國善本書目，成為南京圖書館的鎮館之寶。2011 年年底，列入《顧炎武全集》，由黃珅、顧宏義教授校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顧炎武全集》為國家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規劃項目。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而在當時，寫完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武來不及定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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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太原府陽曲縣(今太原市)人，是一位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的人。他的生平事跡不見于正史記載，甚至連縣志、府志也只見寥寥數語。然而，其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在三晉大地幾平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他少年時便參加明末反宦官的斗爭，清軍入關后，他隱居不出，自稱居士。他與顧炎武在一起，常常密談抗清大事，探討學術見解。在傅山的住所松莊，他倆常常促膝相談到深夜。

經由傅山介紹，顧炎武結識了其他一些有聲望的學者。山西代州的李因篤尤其受到顧炎武欽佩。

李因篤是陜西富平縣薛鎮韓家村人，自幼勤學好思，聰穎過人。八歲就能寫文章，十一歲應縣試考取第一名，被稱為神童。清軍入關后，深受忠孝思想熏陶的李因篤絕意仕途，成為清政府的不合作者。十八歲時，他出外游學。此后，他遍讀了張載等大家的著作，不僅在經學、史學上造詣日深，主張“經世致用”，反對空談，而且精通音韻詩學。勤于實踐，詩文創作直逼杜甫，為他贏得了海內盛名。

一直到今天，李因篤的家鄉仍流傳著這位神童的許多趣事。

有一年春節，外祖父特意為李因篤買了新衣服和花炮，親自帶著他去給老師拜年，感謝老師的辛勤教誨。老師對李因篤也十分鐘愛，常和因篤作詩題對。因篤每次都對答如流，使老師非常滿意。

大年初一，師生見面，自然分外高興，免不了吟詩作對。老師見李因篤身穿藍色緞袍，彬彬有禮，天真可愛，開玩笑似的說出了上聯:三尺天藍緞”。

吟罷，老師和外祖父都注視著小因篤，看他有如何反應。

李因篤抬起頭，轉動一下黑溜溜的大眼睛，想起剛才路過薛鎮時。藥店廣告牌上的藥名，隨即對上了下聯:“六味地黃丸”。

外祖父和老師哈哈大笑，連聲稱贊:“好，好，對得好。

這時候，恰好師母上樓。老師聞聲，再出一聯:“登樓望南北”。李因篤從衣袋里掏出一把炒黃豆，一邊“咯嘣咯嘣”往嘴里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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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也各有千秋。于是，兩人忘記了年齡上的落差，經常促膝談心，共同探討學問，顯得十分熱絡。

從山東來到山西，顧炎武的生活環境又發生了不少變化，很多事要從頭做起。他渴望著結識更多朋友，深入了解這片土地的歷史與現實。到了代州后，與這位“為呵斗極回，含吐黃河漲。上論周漢初，規模迭開創”的關中名士相識相交，他覺得非常欣慰，甚至在詩中寫下了“可愜平生望”這樣的句子。

李因篤也對他們的訂交欣慰不已，賦詩盛贊亭林先生“獨樹三吳幟。旁窺兩漢濤。經邦籌利病，好古博風雅”，并非出于客套，而是發自肺腑的敬仰與贊賞。

這一年的秋天，李因篤與顧炎武攜手同游關中。一路上，他們領略了潼關古城風姿、西岳華山天險，考察了華陰，充分感受到了這里“有高屋建瓴之便”的獨特地理。

崇禎十七年(1644)夏天，明朝覆亡以后，宮中太監范養民便進入華山，做了道士。他在那兒修建了一座名為“復庵”的廬舍。一個“復”字，透顯出他懷念明朝、不肯歸附清朝的心跡。

投宿復庵時，顧炎武有機會和范養民促膝長談。當他了解到這些史實后，十分崇敬范養民的品德，滿懷深情地寫下了《復庵記》。這，成為他的散文名篇。

范養民為什么要徒步到華山當道士?為什么在數年后才能造屋，而且造在華山最高峰的西峰之左，還要取名為“復庵”?顧炎武在逐步深入的求解中，找到了答案，范養民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道士，他其實是另有寄托啊!

范養民原為東宮伴讀，甲申事變以后，聽說東宮西去，便棄家走到關中，以盡職責。無奈東宮不知所終，只好淪落為道士。等待數年以后，熱切的行動漸漸化作冷靜的思考，快速盡責的激情轉為長期緩圖的耐力。所以，他才在清廷王化不及之地、道教財務登記例外之所，又是一個很適合遺民身份的環境里，隱居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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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在思考什么問題呢?

當顧炎武住宿在復庵，清早起床，開門四望的時候，對范養民數年的苦心經營恍然大悟。唯有在這時候，當他把雷首山、綿上山、太行山、碣石山一一排列眼前，把伯夷、叔齊的故事，介子推的故事，自己曾經十謁明陵的故事，一一落實其間時，他的《復庵記》的字里行間。便彌漫起了一種堅韌的民族氣節和崇高之志。是啊，只有范養民這樣的人，才能真正成為知己啊!

顧炎武不由感慨道:“后來的君子們登臨華山，可千萬不要忘記范養民君的志氣啊!"

告別范養民，他們又經過驪山來到西安，渡過渭河，在富平李因篤家稍作停留休整，又一起去游覽了乾陵。

隨即，又去周至縣拜訪了李颙

李颙在理學上很有造詣，與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為“關中三李”。常州知府駱鐘麟曾經拜李颙為師，專門請他南下，訪問道南書院，并且在那兒講學，以滿足當地學者的期望。李颙去了，在無錫、江陰靖江、宜興等地講學，所到的地方學者云集，造成很大的轟動。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薦舉博學鴻儒，李颙也名列其中。他卻聲稱自己病得厲害，不愿意前去應試，硬是被人抬到省里，他連水都喝不到嘴里，官府拿他無奈何，這才準予回去。

從此，李颙閉門鎖戶，不跟任何人來往。

然而，聽說昆山顧炎武來了，他趕快出門迎接。或許是心急，他倒拖著鞋屣就往外跑:“久仰，久仰。亭林先生光臨寒舍，快入座!"

“二曲先生，你才是我仰慕的學者啊!多虧了子德，是他把我引到這兒，來拜訪先生……”

“亭林先生的《日知錄》何時付梓?"

“剛剛殺青。不過,”顧炎武躊躇一下，“付梓的事，還在籌劃之中，眼下說不準是什么時候……"

“但望早日拜讀，一飽眼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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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良朋節，扶危烈士情。平居高獨行，此去為同盟。撫劍來燕市，揚鞭走易京。黃埃隨馬漲，黑水系船橫。救宋裳未裹，囚梁獄未成。

在北游的這些年間，顧炎武不知道與多少人相識相交。然而，聞聽顧炎武入獄，大多數人持觀望態度，猶豫著，不敢或不愿伸出援助之手。真是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啊。顧炎武在詩句中說，只有你李因篤。像春秋時墨子聞楚攻宋那樣，不顧長途跋涉和勞累，趕來搭救。現在雖然說我仍身陷獄中，但是由于你和其他好友的努力，卻始終沒有定案，從而留下了雪冤出獄的生機。詩的每字每句都充溢著真摯的感情。

二

李因篤與顧炎武合作得最成功的，終究還是約集了二十多人，在雁門關以北、五臺山以東的地方墾荒。

五臺山不愧為佛國之都，位于腹地的臺懷鎮，隨處可見各種各樣的寺廟。從漢明帝時代開始，歷代都有寺廟在新建和修繕。居住著和尚的青廟與居住著喇嘛的黃廟，在大小山峰錯落有致。楊林街上時常可以看見身穿絳紅色袈裟的僧人走過，殿宇奇偉、精舍飛翠的古剎內時時傳出深沉悠長的誦經聲。

但，顧炎武對佛教這種外來的宗教，始終保持距離。何況，他如今根本顧不上這些。

雖然已是花甲之年，身體也不太好，然而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境況，積累開墾荒地的經驗，以實現遠大的目標，顧炎武在借貸資金、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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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而山西作為京師屏蔽的作用，也由此可見。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對山西地理形勢也有重要的論斷:“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東。”他還列舉了歷史故事來說明自己的觀點。“秦取三晉而后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后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后滅齊。故西伯截黎，而殷人恐矣……”

無論是在山東立國，還是以關中取天下，山西的戰略地位都十分重要。

文章寫到這里，我們都已經能看清楚，在雁北墾殖的顧炎武。并不是真的想務農，成為種植富戶。在那個時候，形勢也已擺明，沒有必要為抗清斗爭積聚資金了。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還能夠享有多少歲 月?還能夠做多少想做的事業?那么，該失去的就讓它失去，用自己的長處，寫幾本好書，給后人留點有益的東西吧!

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顧炎武決不放棄堅守了多年的理想。陪伴他漫漫文化苦旅的，是一馬一騾和行囊中的許多書籍，是孤獨、清寂、困乏。當然還有堅不可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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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干章，盡伐之以充改造之用，廟未成而木盡矣……愴然有感，乃作是詩。”讀過序言，便可以知道后土祠大體的沿革變化，給人以滄海桑田

之感，序末“廟未成而木盡矣”一句，尤其令人調悵。

山西自古以來就是經略天下、還胞中原的戰略要地，這與其“表里山河”的地理形勢有關。顧炎武北游的二十多年間，足跡遍布山西各

證。顧炎武對山西地理形勢有著深入而具體的認識。 地，每至一地，首先考察當地山川險要，關隘要塞，與文獻記載相互印

且看他對山西地理形勢的論述:

山右凡八都，惟乎陽稱區，而省治力在太原，何哉?蓋太原北控代、期，可以坐刺夷房:東離攀載僅十合，日月之光，雨露之潤，實所先被。且山河雄速，原野沃街、風氣既厚，道理適均，故省會設看……

本朝混一六合，控制四亮，建進衛以百數，而北境為要。北境東起遼海，西盡玉門關，宿重英老隊十數，而山勞以大同、三關為要。查其地東連上春，與紫荊，居腐接球，實京師之屏蔽

統論山西之疆理大勢，藍以大同為蓬笑，以三關為門戶以肯岌一帶為庭除，以落省諸都縣為堂室，是故大同以找為守，擇要而屯兵，所以壯藩羹也;諸天以守待戰，畫地而聯戍，所以困門戶也;又于奇靈一帶，振放坐籌，隨窒慎困，以全內障，則庭除亦有備，而室室可以無虞矣。

(顧炎武《學城志·山西》)

前半段，他分析了太原作為山西省會的緣由，盡管它的規模不如平陽，然而在山川地理、人文民風乃至戰略地位等方面，更有明顯優勢。后半段，則從軍事的角度論述了山西的地理形勢，他把大同作為落籬，把三關作為門戶，把尚嵐-帶作為庭除，把嘉省諸郡縣作為堂室，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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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年人，正遠遠地朝自己露出笑意。看他那副南人裝束和風塵仆仆的模樣，就知道他是顧炎武。

傅山忙雙手作揖，笑道:“是亭林先生啊，久仰，久仰!遠道而來，

辛苦了!”

顧炎武回禮道:“我早就想來拜訪青主先生，今天總算如愿以償。松莊，真是一個好去處啊!"

顧炎武那時正棲居于曲沃的絳山書院。那里殿宇軒敞，環境清幽，還有遠近聞名的文昌閣，被譽為三晉人文薈萃之地。從曲沃到太原，有六百多里路，且山嶺起伏，顧炎武行行走走，沿途拜訪朋友、欣賞名勝，行走了十幾天，才到達松莊。

五十八歲的傅山，忙把比自己年少七歲的顧炎武迎進窯洞。

兩人坐在土炕上，一邊品茗，一邊暢談。盡管是第一次見面，卻仿佛久違的老朋友。顧炎武說:“青主先生我心儀已久，一直期待著與你切磋學問，吟詩作賦。來到松莊，真是有太多的話要說啊!"

“先生謙虛了。我比你虛度幾歲，可是論學問還是你高超啊。何況。我們都是日月相照……”

顧炎武聽出了他的含意，隨即用手指蘸著茶水，在炕桌上緩緩寫了一個“明”字，說道:“日月相照……心事難平啊!”

傅青主看見了這個“明”字，又抬起頭，注視著顧炎武，發覺顧炎武的眼睛里閃爍著淚光，不由得也激動起來。他突然想起什么，忙取出自己寫的一副對聯，徐徐展開。

顧炎武一看，是傅山酣暢淋漓的墨跡:

日上山紅赤縣靈金三劍動月來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

上下聯首字“日”“月”，合起來就是一個“明”字。“真人心印一珠明”，又一次點出了“明”字!顧炎武看懂了對聯的深意，不由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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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字，是他自己書寫的。傅山醫術高明，卻常常不肯隨俗，一些病人總是請不到他。然而，他有一個啫好，喜歡看花。于是人們想出一個點子，把病人放在花木寺觀中，讓傅山去寺觀看花。聞聽病人叫吟，僧人馬上告訴他，那病人是羈旅于此，無力延醫。傅山一聽，毫不猶像立即為他診治，竟無不應手而愈。

作為醫家，傅山很有骨氣，公開聲明不給“胡人”和官僚“奴人”治病，卻很樂意為百姓治病。他手里的偏方很多，常常是花錢少、療效快，被人們稱為“神醫”。

當地有一些人患肝炎，他除了對癥下藥外，建議他們多吃窯院西瓜，說西瓜是“白虎湯”，本身就是一味好藥，可以利尿、解熱、治療肝炎。聽了他的話照著做，肝炎真的減輕了許多。

晚年，清廷舉博學鴻詞科，想讓傅山免試而任內閣中書。很多朋友欽佩他的學問，紛紛上門來，勸說他接受這個任命。陽曲縣知縣戴夢熊還親自準備了驢車，為他送行。傅山與戴夢熊交往比較密切，假如自己不肯赴京，肯定會讓這位地方官很難堪。無奈中，只得在兩個孫子的陪同下，“黽勉就道”。

然而，從內心說，他依然不打算參加考試。走到半途中，他聲稱身體不舒服，停留在崇文門外的一座荒寺里，遲遲不肯前行。在那兒，他還寫了一首以死亡為主題的詩。不少人聞訊，特地趕到寺廟來看望他。竟讓寺廟變得熱鬧起來。

但，傅山的腳步，終究還是踏進了北京城。

且讓我們借助于晉劇《傅山進京》，來還原當年傅山與康熙面對面交鋒的情景。

康熙故意示好，不考試就授予傅山官職。誰知，傅山并不領情，他既不稱臣，更不下跪，讓滿朝文武乃至皇帝都非常沒面子。

傅山:(唱)我只拜祖先師長圣賢與天地!玄燁:(唱)朕天子神威豈容你怠慢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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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唱)可殺不可辱，寧死腰不彎。玄燁:(唱)天子不輕怒，一怒起雷霆!薄山:(唱)志已抱定。玄爐:(唱)假戲真做。薄山:(唱)神氣閑。

玄燁:(唱)朕把弦繃得緊!傅山:相對視。玄燁:鋒與針。

傅山:熊熊烈火見真金!玄燁:熊熊烈火試真金!

眾官員:傅中書，我的活祖宗，你就跪了吧。

……

傅山在午門前，已有這樣的一段唱詞:

慨明室鄙視士人如豬犬，多少被當眾廷杖血斑斑。正氣蕩然奴物長，白蟻猖獗大廈坍。明亡于奴非于滿，故都啊，風雨中你見證自古奴物毀江山!

他毫不畏懼地張揚著強烈的個性，即使是在皇氣逼人的環境中，依然堅守著自己的信念。舞臺上，只見一片跪著的大臣的背影，唯有傅山與康熙對峙著，這樣的場面，不能不令人震撼。

終于，傅山借身體患病而且越來越嚴重為理由，推托掉了任命，很快返回山西老家。

作為一個有政治頭腦的書法家，傅山寫給山西忻州知州魏一鰲的十二條屏，是他書法藝術極其重要的作品，流傳至今。其中專門談到了椒山先生楊繼盛。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一生所做最震撼人的事，是死劾嚴嵩。嚴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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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間政壇上權勢顯赫的人物。除了落王，誰不害怕嚴滿?楊繼盛卻發誓要扳倒這個奸臣。他用一種特別的彈劾方式--死勁。死勁可不是好方法，但他沒有更好的方法。他沒有錢財，沒有權勢，沒有麻吉士的背景和入閣的希望。彈劾的結果他也很清楚;嚴滿的通告，錦衣衛的拷打、牢獄的關押以及行刑人的大刀。果然，他先被打入牢房，廷杖一百。

行刑前，有一位同僚非常同情楊繼盛的境遇，送給他一副蚋蛇膽。告訴他，用此物可以止痛。楊繼盛卻回答說:"我自己有膽，用不著這個!”

夜半時分，他用碎碗片割去腿上的腐肉，連帶到筋脈，就咬牙截斷。在一旁的獄卒掌燈察看，差點兒昏厥過去。

盡管傅山對楊繼盛的學術保留自己的看法，卻十分欣賞他的為人與精神氣概。

傅山一生喜愛《漢書》，卻并非出于嚴格的家教，而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了一場以東方朔故事為題材的戲《金門記》以后，引發了對《漢書·東方朔傳》的濃厚興趣，并由此開始，讀完全書，反復讀之，愛不釋手，成年后還編了一部索引式的《兩漢書人姓名韻》

作為學者，傅山認為“志氣不可空抱”，有志氣、有學問，“始成得一佳士”。他主張讀書既要“博綜”，又要“只于一種里鉆研窮究。打得破時，便處處皆融”。他說，讀書是灑脫一番，長進一番，如果只在注腳中討分曉，這就是鉆故紙堆，就成為一條蠹魚了。他的講學，突破了宋明理學家教訓人的語錄形式，也否定了理學家封建的道德觀念。這跟顧炎武在做學問時反對坐而論道、空談心性，提倡實事求是、經世致用，有很多共同之處。

后來，傅山出家做了道士。他黃冠朱衣，自號“朱衣道人”“酒肉道人”“石道人”。但他并非不問世事，而是利用這種特殊的身份，通過行醫等方式，做一些抗清的聯絡工作。

順治六年(1649)，薛宗周、王如金響應大同姜壤起義，舉義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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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實的《汾二子傳)，到處抄寫送人。 性我原晉詞有道說中確道。事過不久，傅山就不怕忌諱，寫了記，

盡管傅山是道上的身份，順治十一年(1654)，他還是由于反請的

服名，被投進了監獄。

說起來，博山入獄，也有點奇特。

這一年，南明王朝一位名叫宋濂的總兵準備在晉豫邊境起事，起事之前，秘密地會見了傅山兩次。哪兒想到，宋濂這家伙不僅起事不成戴輝被抓，還沒有骨氣，竟供出了與傅山聯系的事情。傅山因此被清廷關進了監獄。但他畢竟頭腦清醒，在獄中，一口咬定自己僅僅是一個出

家人，根本不關心時事。

傅山的口供筆錄說:

玫年，有個姓宋的從寧夏來，在汾州拜了山幾次，欲求見面。山聞得人說他在汾州打嚇人，不是好人，因拒絕他，不曾見面。后十年十月十三日，又個書來送禮，說寧夏孫都堂公子有病，請山看病。山說:孫都堂在山西作官，我曾與他治過病。他豈無家人，因何使你來請?書也不曾拆，禮童也不曾看，又拒絕了他。他罵的走了。彼時布政司魏經歷正來求藥方，在坐親見。

(《傅山全書》第七冊)

傅山一口咬定，前些時候，確實是有一個姓宋的人來拜訪，可是聽說這人不是一個好人，所以兩次都沒見他。清廷找不到證據，拿他沒轍。恰好這時候，宋濂被處死了，一下子更是死無對證。

當時審理案件的很多官員，都是明朝遺臣，很同情傅山的遭遇，有意庇護他，案件就這么拖了下來。

然而，清廷很想利用這一機會，通過對傅山的迫害來震懾士林，以提振聲威，所以還是對他嚴刑拷問，毫不憐憫。傅山在監獄里所遭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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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楚，自不待說。

在傅山入獄后，清王朝內的漢族官員開始上下活動，為他開脫罪責。當朋友和門人商議營救之策時，傅山的母親卻說:“道人兒應有今

日事，不必救也!"

她是一位很有見地的母親，知道清政府不會將傅山怎么樣的。果然，清政府很快發覺，傅山是一位有名的學者，懲治傅山，社會影響實在太大，終于將他無罪釋放了。

在蹲了兩年大獄之后，傅山被放了出來。出獄后，他卻絲毫也不覺得高興，反而認為自己沒有英勇就義，顯得有點兒慚愧。他寫下詩句說:“有頭朝老母，無面對神州。”

二

顧炎武在松莊，與傅山一見如故。兩人夜夜抵足而眠，白天就結伴去河邊散步。除了談論天下的興亡、國事的變化，還有更多的人生和學問方面的話題。真可謂相見恨晚!

確實，他們之間有著很多的精神共鳴。不僅都非常看重民族大義和操守氣節，而且都有廣博學問，對于“經世致用”之學身體力行，而音韻、訓詁、考據之學也都十分精通，吟詩賦文更是行家里手。傅山著有《霜紅龕集》，內中不少篇章觸犯清廷，攻擊縉紳，在當時無法刊印，顧炎武讀后十分欣賞。

這一切，使兩個孤獨的靈魂在茫茫黑夜里撞擊出思想的火花，且相互會合。兩人在一起，每天都有談不完的話題，詩歌的互相贈答更加深了彼此的友誼。

為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巖。臨風吹短笛，刷雪荷長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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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去肱頻折，愁深口自城。相逢江上客，有淚濕青衫。

(顧炎武《贈傅處士山》)

顧炎武說自己訪問傅山，是為了探尋復明的夢。傅山過著荷鏟掘雪的清貧生活，卻“臨風吹笛”，精神奇崛;老來，我們都屢遭挫折，愁苦深積，但是在文網嚴酷的今天，只能自緘其口;在這里相逢，得遇知音，不禁淚濕青衫!傅山讀了這首詩，心情無比激動，立刻步原韻和了一首:

好音無一字，文采會賁巖。正選高松坐，全忘小草镵。天涯之子遇，真氣不吾緘。秘讀朝陵記，臣躬汗浹衫。

(傅山《顧子寧人贈詩隨復報之如韻》)

他說，抗清復明的好消息一個字都沒有，我們只有以文采相會，觀察局勢的發展。我正在物色能夠經得起風霜嚴寒的高山之松，卻偏偏天下多是奴顏婢膝的小草。我們雖然遠隔天涯，一旦相遇，便盡吐肺腑之言;而今我又秘讀了你的《朝陵記》，為你的氣節深深感動，同時自愧得汗流浹背!《朝陵記》，是一年前顧炎武在北京謁明崇禎思陵時所寫的文章。他對明朝的覆亡極盡嘆惋之情，然而，在目前情勢下，只有最可靠的知已才可出示，秘讀。

學者的心，隨著彼此相近的見解、互敬互佩的志趣而靠攏。充溢著深沉情感的詩，更使之漸漸融會。曾經有過的相同的夢，雖然悲壯地破

想，新的真氣……

滅，令人嘆息悵惘，不復血脈責張，然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有新的夢

顧炎武在松莊與傅山相聚了不到一個月，便又踏上了北游的旅程。

2022-12-08 19: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