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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總結了中國社會學自1978年恢復重建以來取得的成績，指出社會學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對中國社會學面臨的任務及其發展前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時空條件下進行的，并且面臨著一些特殊任務，因此，為適應改革和現代化的迫切需要，進一步肩負起參與、研究和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使命，有必要把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作為一個長期奮斗的目標。
　　作者陸學藝，193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景天魁，194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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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國社會學重建后的工作和成就
　　中國社會學的恢復和重建是從1978年開始的，由于它適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所以進展順利、發展很快。
　　首先，在機構和隊伍的建設上，截止到1996年，全國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35個社會學研究所，17個省市、25所大學成立了社會學系或社會學專業。全國現有從事社會學研究和教學的專業工作者隊伍約3000人，其中教授和研究員約160人，副教授和副研究員約500人。中國社會學會現有會員5000多人。另一方面，報考社會學專業的學生也越來越多，目前全國約有近2000名本科生、300名碩士研究生、50 名博士研究生，80年代初期舉辦的中國社會學函授大學，已先后培養了約4 萬名學生。同時，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也在日趨完善。在恢復重建之初，由于學科發展中斷了27年，連一本社會學教材也沒有。為適應教學的需要，1980年由費孝通教授親自主持，組織力量編寫了第一本《社會學概論》。以后，各校各所又先后編寫了《社會調查方法》、《社會統計概論》、《中國社會學史》、《西方社會學史》、《中國農村社會學》、《社會保障》、《社會工作》、《城鄉社區發展》、《社會行政和社會管理》、《社會政策》、《社會現代化》、《社會指標體系》及分支社會學等教材，已能初步滿足社會學教學的需要。
　　在科研方面，廣大社會學工作者發揮社會學貼近生活貼近實際的特長，積極投身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研究了大量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提出了很多好的研究報告、優秀論文和著作，或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據和資料，或是澄清了干部和群眾的認識，從而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受到了社會的歡迎和重視，社會學也終于在社會上站住了腳跟。回顧18年來的發展，社會學研究的一些主要課題有：關于小城鎮問題的研究；關于城市家庭婚姻的大型問卷調查；關于現代化理論的研究；關于社會轉型問題的研究；關于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的研究；關于社會階級階層問題的研究；關于社會分化和整合的研究；關于民工潮的調查和研究；關于鄉鎮企業對社會發展的作用的研究；關于發展小城鎮和城市化的研究；關于戶籍制度改革的研究；關于單位制的研究；關于中間組織的研究；關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關于國情的調查與分析（百縣市調查和百村調查）；關于社會形勢的分析與預測；關于青少年的價值觀和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研究；關于各種社會問題的理論分析；關于社會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關系；關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關于社會工作；關于農村扶貧和城鎮貧困問題的研究；關于收入分配和分配不公程度的研究；關于公平和效率關系的理論研究；關于社會指標體系的研究；關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研究和實踐；關于住宅問題的社會學研究。
　　這些課題所涉及的都是現代化進程中已經、正在和將要發生的重大問題，社會學家從社會學視角加以研究，開啟了公眾的視野、思路，提出了解決方案和辦法，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如：
　　 （1）關于小城鎮問題的調查和研究
　　80年代初期，社會學剛一恢復，費孝通教授就親自率領社會學界同仁對農村改革后的發展問題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的研究報告，指出，農村在實行聯產承包制后，在農業生產大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因此，下一步應該重視發展小城鎮，并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以推進農村經濟的全面繁榮。這個報告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和肯定，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小城鎮問題的研究豐富了社區理論、社會變遷理論和農村發展理論，也為中國社會學立足本土為現實服務的踏實學風樹立了榜樣，影響是深遠的。
　　 （2）關于現代化理論的研究
　　現代化問題是多種學科共同關注和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整個社會普遍關注的大問題。社會學工作者以社會學的特有視角來研究和闡述現代化問題，首先從翻譯開始，然后由描述性的介紹到深入的分析，由研究國外的現代化理論轉到研究中國現代化本身，深入研究了現代化的理論、過程和各階段的特征，研究了中國現代化的特點、環境和機遇，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我們應該采取的戰略和步驟。80年代中期以后，參加此項研究的社會學者越來越多，有大量研究論文和專著問世，同時涌現了一批這方面的專家。
　　 （3）關于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變遷的研究
　　現代化過程不僅是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轉變，而且是社會結構的轉變，用社會學的視角看即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變。也就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這種轉變有其自身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是“另一只看不見的手”。
　　80年代中期我國社會學家即開始研究社會結構轉型的客觀必然性，研究中國社會結構轉變的特點，這種轉變對現代化的巨大意義，轉變的量化標準及轉變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此外，還進行了中國社會結構轉型與歐美國家社會轉型的比較研究。他們提出，中國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政府和市場構成了兩種不同的推動力量，二者靈活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很強的推動力，這在世界現代化發展史上是一個較好的范例。另一方面，社會學家專門研究了社會結構轉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凡是現代化國家都經歷過由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在轉型過程中，由于農民大量進城，生產生活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會出現許多社會問題。學者們指出，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特色是，在社會結構轉型的同時還要實行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由此也產生了除去一般社會轉型病如貧富差別、城鄉矛盾、家庭破裂、離婚率增加、社會風氣不正及社會治安問題以外的諸如價格雙軌制、民工潮、買賣戶口等特有的社會問題。
　　社會學家的這項研究對這些問題作出了理論上的解釋，回答了為什么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高速增長了，社會各項事業發展了，絕大多數人生活普遍改善了，而干部群眾還有很多意見。其原因就在于我們既處在社會結構轉型時期，同時又在實行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而兩類社會問題重疊在一起，加上我國又是一個人口眾多和發展不平衡的國家，群眾意見大量增加也就不足為奇了。
　　 （4）關于農村社會和農村發展的研究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最根本、最關鍵的問題。因此，農村問題的調查和研究一直是中國社會學界最關注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范圍很廣，涉及到農村的家庭婚姻、家族和宗族、農民工、農村社會分層、農村的社區、農村基層組織、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及農村的發展道路等等。研究成果頗具學術價值。
　　今后，中國農村研究仍將是社會學研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5）關于社會指標體系的研究和應用
　　社會指標是研究測度科技、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時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根據和方法。在國家社會科學“七五”計劃中，“社會指標研究”被列為重點課題。由社會學家承担的該項研究不僅在理論上對有關問題作了探討，而且運用社會統計指標的方法，對100 萬人口以上的約100多個國家作了社會指標的分析對比， 計算出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在其中居第68位。政府工作報告等國家的幾個重要文獻都引用了這個成果。以后，課題組對30個省、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作了對比研究，引起不少省市領導的重視，把它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推動了地區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6）關于社會調查和國情調查
　　中國社會學歷來有重視社會調查的傳統。1988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牽頭主持了大型課題“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這一課題歷經9個年頭，先后組織了全國約30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 調查了119個縣（市）1949年以后的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情況， 訪問了約2萬—3萬名干部，并對3萬多個農戶和城鎮居民作了問卷調查， 然后按照統一的提綱，相繼寫出105本縣（市）情報告（每卷平均40 萬字，其中包括約25000個數據），現已有90卷定稿（全部書稿1998 年出齊），并由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此項成果把中國每個省3—5個縣（市）在80—90年代的情況如實地記載下來，成為了解認識國情的重要材料。目前正在著手組織對全國100個村的調查。 如果說百縣（市）情調查是從中觀層次上認識國情，那么，百村調查則是從微觀層次上更深入、更細致地了解認清國情。這是又一項大型社會調查工程。
　　 （7）關于社會形勢分析和預測的研究
　　從1992年夏天開始，社會學家協同實際工作部門的同志著手研究社會形勢，這包括對當年的社會發展、社會改革、社會安定、社會心理等方面的社會形勢走向進行分析，并對下一年的社會形勢進行預測。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社會形勢藍皮書，以后每年出一本，現已出了5本。 現在，社會藍皮書已成為各界了解全國社會形勢的比較權威的讀物。
　　 二、社會學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一，社會學理論和知識的傳播及研究成果的普及，為廣大干部和群眾認識社會、認清國情、分析形勢增加了一個視角，提高了政府部門對社會發展的重視程度，對全面貫徹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方針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社會學工作者對現代化理論、社會發展戰略、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問題的研究成果表明，現代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經濟、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和各種要素，只有考慮到諸構成要素的全面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各種情況，才能持續協調地發展，才能有高效益和高速度的發展，才能避免或盡量避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學的這些研究成果，在提高全社會對社會發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上產生了積極效果。1982年，國家在制定六五計劃時，明確把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從此成為慣例，把原來的經濟發展計劃變為除經濟發展以外還包括了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項社會發展的系統計劃。與此相適應，政府中主管社會發展的部門和機構也相繼成立，國家計委成立了社會發展司，國家統計局成立了社會統計司，國家科委成立了社會發展司，民政部成立了社會福利和社會進步研究所，還成立了社會工作與社區服務研究中心，公安部、監察部也都成立了社會發展和社會問題的研究機構。此外，各級政府在制訂發展戰略和工作計劃時亦不同程度地改變了過去只注意抓經濟發展而忽視社會發展的觀念，樹立了全面整體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觀念，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發展的各項工作。
　　第二，社會學研究成果被應用于各級政府和部門的決策過程，直接為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社會學重建以來，廣大社會學工作者對我國在改革和發展中的重大熱點和難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受到各級黨政部門的重視，被直接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如前述小城鎮問題研究，課題組所提出的分析和建議，受到中央領導和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視，成為制定發展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計劃的重要依據。又如從1983年開始，天津市政府委托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統計部門，在天津市進行“千戶（問卷）調查”，主要內容是居民對市政府前段工作的評價和對以后工作的期望。調查成果成為天津市政府改進工作的依據。這項“千戶調查”已堅持多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如對農民的分層研究，提出了農民已分化成8個階層的結論， 此項研究被農業部農研中心采用，他們依照這個分析框架于1994年對全國農村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調查，初步弄清了農民分化和流動的現狀，為有關農業的決策提供了認識前提。另一些專項調查和研究，如家庭婚姻、人口控制、扶貧、民工流動、青少年犯罪、養老保險、社會保障等，其研究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實際工作部門所吸納。
　　第三，社會學的發展為調查社會，認清國情、地情提供了新的調查方法，對提高社會調查的水平、質量和擴大調查范圍起到了促進和推動作用。社會學有其一整套進行社會調查的方法和規則，如問卷調查方法、參與觀察方法、抽樣方法、數據統計分析方法、模型方法、預測方法以及計算機的使用，等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學工作者逐步掌握了這些方法和規則，并盡可能地使之中國化，同時將其推廣應用到社會各界（包括某些自然科學的學科）。特別是電子計算機應用于分析處理調查的資料和數據，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調查研究的科學性和對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分析預測的準確性。前述百縣（市）情調查這樣的大型調查，就使用了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社會學的發展為社會管理、行政管理、企業管理以及做好社會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和方法。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逐漸分離，社會管理顯得越來越重要。社會管理是涉及多種社會因素的系統工程，十分需要社會學知識的幫助。這些年來，各類企、事業單位在制訂發展規劃和進行科學管理時吸收了大量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種情況在社會學分支學科如農村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工業社會學、教育社會學、體育社會學、法社會學、醫療社會學、環境社會學、勞動社會學和相關社會管理工作的關系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第五，社會學知識在干部、群眾中的普及也促進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的發展。從本質上講，社會學是研究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它強調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強調和諧和協調發展。隨著社會學知識為廣大干部和群眾所掌握，人們處理各種關系的水平就會相應提高，生活方式也更加科學合理。
　　總起來看，18年來，我國社會學發展是迅速的，成績是突出的，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社會學的發展適應了我國現代化事業突飛猛進發展的需要。恩格斯說過，社會的需要，比辦幾十所大學的推動力還要大。社會學本來就是伴隨著現代社會的出現而產生的，它也將伴隨著現代化事業的發展而得以成長和發展。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呼喚著社會學的發展。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即發出了社會學要趕快補課的指示，1996年，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上又提出了要加強社會學等學科學習的號召。中央領導同志的這些指示，正是適應中國現代化事業發展要求而提出的，這是社會學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第二，社會學的健康發展，得益于我們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方針，這就是社會學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社會學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對此，費孝通教授曾作過明確的闡述。他說要建立“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密切結合中國的實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社會學”，“我國的社會學必須是反映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和中華民族特點的中國社會的社會學。它的內容既不可能是建國以前的社會學的簡單恢復，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國社會學的直接引進，我們雖要批判地繼承所有過去社會學的成果，但必須立足于當前中國社會實際為主，通過實踐的考驗逐步發展我國自己的社會學”。多年來，中國的社會學工作者堅持了這個方針，保證了我國社會學事業的健康發展。
　　第三，中國社會學在重建過程中，既重視理論研究，又加強應用研究，堅持了一手抓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學科建設，一手抓社會調查為現實服務的方針。這本是中國社會學的優良傳統，在這方面費孝通、雷潔瓊等老一輩社會學家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在他們的帶動下，這一正確方針得以實行。正因為這樣，社會學重建不久就在社會上打開了局面，取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社會學本身也發展起來了。實踐證明，為現實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服務，是社會學生命力之所在。
　　第四，在引進國外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過程中，能夠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正確對待各種社會學的理論流派和方法，不盲目照搬，而是有選擇地吸收和借鑒，使其為我所用。這些年，社會學界同國外同行的合作、交流是很多的，在這些交流和合作中，我們都能堅持洋為中用、以我為主的方針，所以，恢復以來中國社會學的成長和發展總的來說是健康和有序的。
　　 三、中國社會學面臨的任務
　　我國的現代化事業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行將跨入21世紀的時候，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還有許多重要問題，迫切要求社會學來回答，中國社會學任重道遠。除上述諸多重大課題尚需繼續進行外，社會學還面臨著許多新的研究課題，它們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保障問題
　　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環境。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還很不完善、很不健全。在農村，社會保障的水平低、覆蓋面窄，社會保障的功能不強，還是以家庭保障為主；在城市，主要以單位保障為主。存在于城鄉的兩種保障體制很難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以單位為主的保障體制又構成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障礙。中國要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一個很值得探索的問題。我們要在研究其它國家社會保障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情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發展水平和社會特點的社會保障路子來。
　　 2.城鄉關系問題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這種結構曾經對我國現代工業體系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隨著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化，城鄉二元結構所造成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一是它阻礙了城鄉人口的合理流動，造成了不安定因素；二是不利于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發展。正確處理好城鄉關系對于市場經濟建設至關重要，現在該是著手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3.階級階層問題
　　階級階層問題是個大而新的課題。在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農民和城市居民都出現了分化，階級階層問題又成為一個十分重大的課題擺在了社會學工作者面前。對這個問題社會學界已經進行了一些研究，但對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還缺乏共同的認識，主要原因是對中國目前社會結構的實際情況還缺乏了解。所以進行調查是階級階層研究的第一步。繼已臻完成的大型項目“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以后，目前又在廣泛組織力量，開展“中國百村經濟社會調查”，此外，還對私營企業主、外來打工族、鄉村社會階層開展了專題調查，相信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這方面的研究有望獲得新進展。
　　 4.可持續發展問題
　　在人類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社會財富極大增長的同時，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空前嚴重，在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上，出現了一系列尖銳的矛盾。由此引出了可持續發展問題。我國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已經引起了社會學家的注意，已有部分研究人員參與了若干相關課題的研究，而這方面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5.貧困問題
　　貧困問題是現代化過程中必須攻克的難題，也是社會學關注的重點之一。貧困的發生不僅有自然地域原因和經濟原因，而且有社會和文化根源，因而貧困的消除，不僅要從經濟上入手，還要著力解決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問題。扶貧必須著眼于增加貧困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解決扶貧傳遞系統的效率問題，解決脫貧的內在機制問題。
　　此外，關于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也是社會學自身要繼續完善提高所面臨的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前景
　　 （一）走向一個綜合研究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大學科
　　社會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至今， 不過160年的時間，卻迅速成長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科學學科，在一些西方國家甚至成為從業人員最多的學科之一。究其原因，蓋由于它適應了現代社會形成和發展的需要。可以說，現代性以及現代性在世界范圍內迅速擴展的現代化問題，是社會學這個學科須臾不可離開的活力源泉。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現代化提出了對社會學的迫切需要，這就表明，現代性以及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社會學安身立命之根。因此，社會學者的使命感就是滿腔熱情地去參與、研究和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
　　而像中國這樣的后發現代化國家，一方面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另一方面又有久被壓抑的發展沖動；一方面急迫需要實現社會現代化，另一方面又身處與西歐和北美當年搞現代化時完全不同的時空條件之中；人口壓力、資源壓力、就業壓力、生存壓力一起集聚到當代人的肩上，歷史又仿佛賜予了一種也許是最后一次的難得的發展機遇，激勵人們不顧種種壓力去奮力一爭。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社會既要快速發展，又要保持穩定；既要拉開差距，又要基本公平；既要發展高科技，又要爭取高就業率；既要激勵競爭，又要緩解沖突；既要大膽引進，又要自力更生：如此等等高難度的目標，高難度的任務，給社會學提出了高難度的要求，這對社會學的解釋能力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社會學的大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之所以提出走向一個綜合研究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大學科，是因為相比較而言，社會學研究具有更強的綜合性。社會學對于社會現象和社會過程的研究，總的說來更加重視從經濟、政治、文化諸多維度綜合地看問題，這一學科特性正適合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要求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達到綜合優化的過程，因而社會學式的多維綜合觀照，具有學科優勢。事實上，在80年代中期，正是社會學家較早地提出了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觀點，此后，更強調社會發展和自然生態、人口控制的綜合平衡問題。為社會發展所必需，是一個學科可能獲得大發展的根本前提和重要動力，這也是我們斷言社會學將發展為大學科的客觀依據。
　　社會學的大發展，不僅要有客觀需要，還要有主觀可能。可喜的是，經過18年來的不懈努力，這種主觀條件也基本具備了。
　　 （二）走向規范化的學術建設
　　加強學術建設是社會學發展的內在要求。
　　中國社會學經過了18年的恢復和重建，到現在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可以說恢復和重建的任務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務在于加強社會學的學術建設。
　　學科建設和學術建設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兩個概念，通常，學科建設中包括學術建設，因而視學術建設為學科建設的組成部分，但有些學術建設是跨學科和非學科性的，并不是學科這個詞完全包容得了的。簡言之，學科建設中，有些是學術性的，有些不是學術性的。學科建設的主要內容包括：人才培養和調配、分支學科的設置、研究手段和設備建設、確定研究課題和領域、機構設置和科研管理等。同樣，學術建設中有些是學科性的，有些不是學科性的，但不管怎么說，今天我們所說的學術建設，是以往18年學科建設合乎邏輯的繼續和發展。
　　加強學術建設是近來許多社會學者的共同心聲。關于“社會學不等于社會調查”，“應該把‘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問題）評論’區別開來”的議論就表明了他們在思考社會學的學術建設問題。社會學者的學術意識正在增強，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出現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社會學學科成長和發展的標志；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客觀上，中國社會現代化事業要求社會學確定它的地位和作用，社會學必須表明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確認自己在社會上、在學科群中的恰當形象。
　　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策研究機構林立、研究力量不斷加強的情況下，社會學研究必須表現出它的獨立存在的價值。如果我們拿出來的研究成果和人家的差不多，而人家又在獲取資料和信息以及權力資源方面占有明顯優勢，那么我們將何以表明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我們的唯一優勢就在學術性。學術研究在可積累性、可傳承性上具有比較優勢，我們必須發揮這一優勢。只有重視學術建設，我們才能在眾多研究機構的比較中表明我們獨立存在的價值。
　　加強學術建設是艱巨而長期的任務，建立一個學科也許有幾年時間就可以了，一個學科要在學術上走向成熟則往往需要更長時間的積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因此社會學的學術建設應該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并且要從當前的需要和可能出發，去干眼下能干而又干得成的事。我們當前的工作重點，是踏踏實實地去培育必要的學術環境、學術氣氛和學術條件，為人才的成長和學術的成熟做一些鋪路性質的工作。這包括以下五個方面：（1）強化學術意識；（2）樹立問題意識；（3 ）健全學術規范；（4）承續學術傳統；（5）開展學術對話。
　　這里，我們想特別強調規范化的學術建設問題。學術建設涉及一個群體的事情，因而，規范化是其必然的要求。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學者在呼吁規范化的問題，這是一種好現象。我們認為，社會學規范化的學術建設，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即科研方面和管理方面。在科研方面，規范化的學術建設涉及到：（1 ）操作層面：如為研究者基本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在撰寫論文時要交代學術緣起，要有注釋和文獻目錄等。（2）知識層面：要有基本的、 大致為學者所接受的理論和概念系統，以便在同一種話語體系中進行學術對話和交流，學者在發揮個人獨創性的同時不能有過分的主觀隨意性，創新的東西應當是在相應領域與前沿研究對話的結果，從而使學術研究依照傳承和積累的邏輯前進。 （3）道德層面：社會學研究者應當具有自律精神，應當有科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學術道德和學術品格。要尊重別人的成果，引用別人觀點要注明出處，更不能抄襲、剽竊。社會學的規范化學術建設不止包括上述的研究方面，還應包括科研管理方面，如課題論證要符合嚴格的程序和規范的格式，發表論文要有正規的審稿制度，成果評價要有科學標準，等等。總之，規范化的學術建設所包括的內容很多，這里并沒有窮盡它的內涵，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我們認為，規范化的學術建設是社會學學科發展到今天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規范化水平的提高非但不會限制學術創造的自由，而且會真正推動學術的健康發展。
　　 （三）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學
　　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是一個大題目。這里僅從時空條件、特殊任務、目標和策略幾個方面談一點探討性的意見。
　　1.時空條件
　　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革，是春秋戰國以來兩千多年未曾有過的。五千年文明古國正在進入現代社會，這幾千年未有之巨變，對于中國社會學來說，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作為一代社會學者，能夠在我們生活的幾十年時間里觀察到這種巨變的全過程，比之西方社會學家，是十分幸運的。在西歐，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用了幾百年的時間，超出了一個人的生命時間。誰也觀察不到這個全過程。對韋伯和迪爾凱姆來說，工業資本主義已經是一個既成的結構、已經基本完成了的過程。他們只能解釋這個過程，不能記錄這個過程；只能研究這個過程，不能體驗這個過程。到了帕森斯，他一輩子也沒看到美國社會結構有多大變化，他的四個功能要求（適應、目標達到、整合和模式維持）基本上描寫的是一個穩定了的社會結構，而不是轉型中的社會結構。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他們很喜歡做跨國的比較研究，從這里找一點歷史感，找一點動感。
　　因此，中國社會學者應當抓住機會，進行切實的努力，發揮自己的才智，作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學術貢獻。
　　2.特殊任務
　　中國社會學當前的任務，說起來，就是研究城鄉關系問題、社會分層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等等。這些都是經驗性論題，不是實質性（Substantive）論題，是描述性論題不是解釋性論題。 那么，實質性論題是什么？是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匯聚、大沖撞、大綜合。
　　第一，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在歐美歷史上是歷時性的關系，在當代中國，卻是共時性的關系，三個不同時代的東西集中壓縮到一個時空之中。第二，在歐美，這三者是一個取代另一個，一個批判另一個，一個排斥另一個的關系；在當代中國，卻必須把這三個本來相互沖突的東西熔為一爐、融成一體，還要相互包含、相互吸收、相互協調，和諧與共。而且這個合三為一的結果，還必須是有秩序的、共生共長的、充滿生機的。第三，這個過程不容許是一個慢慢進化的過程，它必須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完成。
　　從這個實質性論題反觀經驗性論題，例如研究社會保障問題，就不只是技術性地去規定養老金怎么籌集、醫療費怎么計算、福利費怎么發放等等，那是政策和行政部門的事。社會學就要看到，這實質上是一個社會怎樣組織、怎樣構造的問題，是怎么權衡社會公平和社會效益的問題，是國家與社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在中國，也是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統一問題。中國過早跨入老齡社會，這使我們這個還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幾乎面臨著與發達國家同樣的問題，我們不但不能取代、反而要發揮家庭養老這種傳統形式。又如城鄉關系問題。西方國家走過的那條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在中國遇到了重重困難。中國還有九億農民，如要全部城市化，就要再建幾百個乃至上千個5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這么多大城市往哪里擺呢？實際上，中國是把工業化辦在農村，工農一體、城鄉一體，也是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壓縮在一個空間里。看看蘇南農民興辦的“城市”，非常漂亮的小樓，旁邊就是農田，上班去工廠，又掙工資，又有糧菜地，城市人有的好處他們有，農村人有的好處他們也不放棄，亦工亦農、亦城亦鄉。就憑這一個傳統性、現代性、后現代性在同一時空中的大匯聚問題，就足以使中國社會學有鮮明的特色，就足以使中國社會學自立于世界。
　　3.目標和策略
　　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能擺脫用西方社會學的概念來套中國事實的窘境，這實屬不得已，因為我們至今仍未創造出一套最適于解釋中國事實的概念語言。小平同志講，我們不但要承認自然科學比人家落后，也要承認社會科學比人家落后。中國社會學重建18年來，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我們確實還需要清醒地估量一下，在學術水平上我們到底提高了多少，同國際水平相比，還差多遠，然后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策略去縮小這個差距。為此，具體可從三個層面進行考慮：
　　第一層，方法和技術層次。在這個層面，西方社會學和我們共通性較強，可借鑒之處也多。盡管對抽樣調查方法的局限性，臺灣和祖國大陸學者已有質疑，但在方法和技術層面上，有些東西還是可以搬用的。社會統計學從布萊洛克以后已有很多新突破。不只是多變量統計分析，還要更好地處理多因多果的問題，probit模型，logit模型， 通用結構方程，這些東西，國內還很少用。另外，像法國學者的話語分析、敘事邏輯，也可借用。
　　第二層，微觀或特定領域的綜合研究。80年代以后興起的一些新興的社會學分支，如新經濟社會學，力求在微觀層面上與經濟學進行對話，達到兩門學科的綜合，其代表人物有哈里森·懷特、馬克·格拉諾維特等，他們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市場的經濟學范疇中引進了社會網的概念和方法， 推動了網絡分析的理論和技術的發展； 再如， 以鮑威爾（Walfer W.Powell）和迪馬奇奧（Paul J.Dimaggio）為代表的組織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將制度理論和行動理論結合起來，增強了對于社會組織的解釋力。這樣一些微觀理論，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借鑒的，但比方法技術層次的借用要難一些。
　　第三層，宏觀理論。西方社會學的宏觀理論是它構成文化霸權的王牌。這些宏觀理論都是在與當代中國不同的時空下形成的，嚴格地說，那些理論的創立者們在創立其理論時基本上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情況，而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受時空條件的強烈制約。因此，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是不可取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學理論無疑又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這就需要深入研究那些宏觀理論。
　　當代值得重視的宏觀理論，主要是法國的后現代社會文化理論、德國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和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英國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和美國的新功能主義及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等。其中，法國社會思想家敏銳地把握到七八十年代以來的經濟社會變遷，斷言已經出現了社會斷代的標志，一個不同于現代社會的“后現代”社會業已來臨。他們對啟蒙理性的崇高地位發起了挑戰。哈貝馬斯則一方面維護理性主義的基本立場，認為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另一方面，他也對晚期資本主義展開了批判，尤其是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危機的批判，為他所創立的交往行動理論贏得了世界性聲譽。
　　一個國家的社會學的獨立地位，首先是由其宏觀理論作為標志的。希望再過若干年，我們也能夠拿出可以與《交往行動理論》、《現代世界體系》這樣的巨著相抗衡的著作來。這樣一步一步地、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踏實努力，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就可以建立起來。
　　 〔本文責任編輯：馮小雙〕＊
　　*本文系作者根據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20 周年的專題報告改寫而成。參加本文研究和討論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陸學藝、景天魁、沈原、黃平、張其仔；由陸學藝、景天魁執筆、定稿。
　　
　　
　　
中國社會科學京87-98C4社會學陸學藝/景天魁19971997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87-98C4社會學陸學藝/景天魁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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