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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江大學哲學系　魏義霞）
　　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承先啟后的特殊歷史定勢和融納中西的全新思維視野，使近代哲學的研究顯得極為重要。本人擬就近年來對近代哲學的研究作一述評，以期引起人們對這一研究的重視。
　　　　　　一、中國近代哲學的基本形態
　　這一問題是學術界爭論最激烈和突出的問題。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近代哲學的基本形態是唯物主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又可分為兩派。李錦全、吳熙釗等人認為，中國近代哲學的主要形態是機械唯物主義。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在萌芽、發生、形成以及沒落的過程中，形成了帶有機械唯物主義形態的一般特征。并且，這種唯物主義又包含著理論的綜合、聯系和進化的辯證觀點。但總的說來，機械的成份要大于或多于辯證的成份。因此，中國近代哲學的主要形態仍屬于機械唯物主義。以肖萬源、曾樂山、陳正夫為代表的更多學者則傾向于用“進化唯物主義”去規定中國近代哲學的基本形態。對此，他們論證說，進化論在中國近代脫離了具體的科學形態而成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中國近代哲學既認為世界的本原是物質的，又認為世界是不斷發展的。進化唯物主義與機械唯物主義具有不同的自然科學基礎和思維方式，它高于機械唯物主義，但又未達到辯證唯物主義，介乎兩者之間，具有過渡性的特點。從唯物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看，它和機械唯物主義同屬于資產階級哲學，是唯物主義發展的第二階段。馮契也基本上持這種觀點，他認為“到了近代，與西方的機械唯物論的階段相當，中國人則是經歷了一個進化論的階段”。
　　與此相反，有些學者主張中國近代哲學的基本形態是唯心主義，其中又有辯證唯心主義和機械唯心主義之別。丁寶蘭認為，中國近代哲學占主導地位的哲學形態不是唯物論而是唯心論，與唯物主義相比，中國的近代哲學的唯心主義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展。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人的哲學形態都是辯證唯心論，唯物主義在后來才得以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是一個辯證唯心主義到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過渡。
　　我同意丁教授的說法。我認為，中國近代哲學的基本形態就其本體論而言，是心學（主觀唯心論）；就其思維方式而言，是機械唯心主義。具體地說，中國近代思想家普遍夸大力的作用，這種力在自然觀上是機械力，在本體論和社會歷史領域則是愛力、愛質、仁或不忍人之心。在自然觀上，他們普遍把元素、以太、原子等說成是世界的本原或構成萬物的最小單位。它們在凝聚、消散、分合、吸拒等機械力的作用下通過不同數量、不同方式的配備和組合便形成了紛繁復雜、包羅萬象的大千世界。人類社會乃是由單個的原子（即個人）機械相加的產物。這顯然是一種機械的構成模式。同時，中國近代思想家雖然熱情宣傳和推崇進化論來建構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然而，在他們所膜拜的進化論中，達爾文的外因論和斯賓塞等人的強調漸進的庸俗進化論都為近代思想家陷入機械唯心論的誤區埋下了伏筆。
　　　　二、中國近代哲學的特點
　　關于中國近代哲學的特點，爭論主要集中在多元性與龐雜性上。張琢等人指出，中國近代哲學的特點是多元性。近代思想家從傳統哲學和中國化的佛學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同時，大力提倡西學，宣傳近代自然科學、社會政治學說以及各種形態的近代西方哲學思潮，以此為思想武器，形成了各自的哲學體系，并使之呈現出多元性特征。這是歷史上東西文化、東西哲學大交匯和融合的時期。
　　陳慶坤等人則主張中國近代哲學的特點是龐雜而非多元。
　　我認為，多元性與一元性、二元性相對。就哲學本體而言，多元性是說一種哲學的最高宇宙本體不是單一的，而是把多種存在同時奉為萬物的始基。目前學術界顯然不是在這個意義上描述中國近代哲學的。他們的真正意圖無非是說中國近代哲學無論是理論來源還是成份構成都是復雜的，是跨時代、跨區域的各種學說的大匯合。在這種意義上使用多元性，隨之便產生一個新問題，即各種學說匯合之后是水乳交融的有機統一，還是拼湊、排列的機械堆積？前者是多元性，后者只能叫做龐雜性。用哪一個來概括中國近代哲學才更為恰當呢？中國近代思想家通過各種渠道涉獵和容納了自己所見到的各種學說，每一位思想家所推崇的學說都千流百派、五花八門。在他們的思想中不僅中國古代的“經典”哲學與西方近代的新發現、新思潮同時并存、互競雌雄，而且唯物與唯心、科學與宗教、進化與退化、激進與保守兼而有之，從而使中國近代哲學從理論構成到社會效果都帶有十分明顯的龐雜性。
　　關于中國近代哲學的特點，學術界另一通行看法是：中國近代哲學與政治斗爭聯系密切，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提供理論依據是其立言宗旨。張琢等人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家從中國古代和西方繼承了種種思想武器，吸取了古今中外哲學的各種因素，形成了富有自身特點的哲學體系，并用以指導社會實踐。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往往是一身幾任，既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哲學家，政治在哲學思潮中反映尤為明顯。各個政治派別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哲學命題都與他們的政治運動中的主張十分一致。哲學與政治的密切結合，是中國近代哲學的突出優點。
　　陳慶坤則認為，中國近代哲學的突出特征是啟蒙性，并把全部的近代哲學（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歸結為啟蒙哲學。
　　本人承認中國近代哲學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搖旗吶喊，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然而，據此便把政治性列為中國近代哲學的特征則似為不妥。理由是：中國哲學素有倫理哲學、道德哲學之稱，與政治密切聯系是其一貫特征，而且古代哲學比近代哲學走得更深、更遠。因此，必須在進一步探索中國近代的政治不同于古代的深刻內涵中來評估中國近代哲學的性質和特點。
　　中國近代的政治，其核心內容和不同于古代的地方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帝的需要使近代思想家著書立說念念不忘救國初衷和光復鴻的。他們首先對君和國做了區分，告訴人們“不忠于君，要忠于國”。（孫中山：《總理全集》第2集，第259頁）與崇尚君權的古代哲學不同，近代哲學所向往的是國權。每一位近代思想家的思想都飄逸著拳拳愛國之心和濃濃的愛國之情。為此，他們不僅在行動上參與并領導了反帝反封建的斗爭，而且在哲學上視仁為宇宙本體，推崇群體意識、國家觀念和公德思想，這使中國近代哲學具有了濃郁的愛國主義特征。為了反封建，中國近代思想家一方面批判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迷信與專制思想，一方面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新思想，這使中國近代哲學從本體論、認識論到人性論、社會學說都與古代哲學具有本質區別，它具有與封建傳統文化根本對立的鮮明的啟蒙性。
　　　　　　三、中國近代哲學與西方自然科學的關系
　　從思想淵源上看，中國近代哲學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學的新成果和新發現，如達爾文進化論、以太說、原子論、星云說等，這是歷史事實，也是無可爭議的。那么，中國近代哲學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換言之，中國近代思想家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學為基礎建構了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以此為武器清理和批判了中國傳統哲學，還是中國近代思想家雖然吸收了西方的自然科學，但并不了解其真諦，只是以此來比附中國的傳統哲學？
　　王玉如認為，近代思想家不斷向西方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接受了西方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和18世紀的星云假說、以太說并加以改造，用于論證社會的改良和革命，開始從一個嶄新的角度重新認識宇宙、自然和社會，從而使中國近代哲學突破了傳統哲學的局限，帶有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實踐性。
　　張錫勤教授在評價譚嗣同以太說時則認為，譚嗣同雖然利用以太說等西方的自然科學來建構自己的宇宙觀，但是，卻對以太做了種種神秘的發微和闡釋，以太在他的哲學中始終是一個“托詞”。因此，以太的運用并不能改變譚嗣同哲學的唯心主義性質。
　　本人認為，包括譚嗣同在內的近代思想家雖然宣傳和吸納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來建構自己的學說。但是，西方自然科學的引入只是為他們提供了論證傳統哲學的工具和材料。（1 ） 中國近代思想家接觸西方自然科學，大多是通過西方傳教士的傳播和當時各家報刊的介紹。這決定了他們只能了解到點滴常識，而不可能洞察自然科學的真諦，更談不上從中抽象出具有規律性的本質和一般，升華為世界觀和方法論。（2）中國近代思想家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途徑主要靠自悟。這使他們的解釋難免加上自己的主觀猜測和玄想，進行無端附會，甚至是神秘發揮。例如，對于以太，譚嗣同解釋為仁，嚴復解釋為氣，章太炎闡發為阿屯，孫中山比附為太極。這與原義相去甚遠。（3 ）中國近代哲學是西方自然科學與傳統哲學的混合物，而其主要成份還是中國傳統哲學，西方自然科學只是一種注腳和論證工具，是從屬、服務于中國傳統哲學的。它們的運用是為了給中國傳統哲學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它的論證顯得繪聲繪色，有理有據，而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近現代哲學史論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馮契主編：《社會科學爭鳴大系·哲學卷》（1949—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3〕陳慶坤：《中國近代啟蒙哲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 12月版。
　　〔4〕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8月版。
　　〔5〕張錫勤：《中國近代思想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6〕魏義霞：《中國近代哲學的宏觀透視》，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責任編輯　 干春松）＊
　　
　　
　　
哲學動態京7-9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魏義霞19961996 作者：哲學動態京7-9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魏義霞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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