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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打開了緊閉的國門，放棄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代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汽輪、火車、水雷、電線、開礦、煉鐵機器，代表西方驕人的物質經濟成就的大量新奇而廉價的日用品隨同鴉片一道涌進中國，如陳熾所說泰西諸國“挾其新器新法，長驅以入中國，中國弗能禁也”。（注：陳熾《續富國策》自序。）長期與世隔絕的中國人一下子驚異地面對一種比自己先進強大的文明。在兩種文明的碰撞中產生了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他們中有的是地主階級的改革派，有的是封建官僚洋務派，有的則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或革命派。盡管分屬于不同的階級和集團，對開放的認識也有高下深淺之別，但他們大多能超越封閉保守的小農意識，放棄自大狂妄的無知態度，清醒地認識到世界在變，中國也必須變。他們認真思考西方國家所以富強、中國所以貧弱的原因，以開放的心態和寬廣的襟懷看待西方各國的成就和經驗，承認有借鑒學習的必要。這種鮮明的開放意識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經濟思想所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和最突出的特點。
　　　　　　一、對閉關鎖國的批判與反思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中開放意識的覺醒起自對閉關鎖國傳統思想和政策的懷疑和批判。當時許多主張對外開放的著名人物都開始意識到中國這一老大的中央帝國已經不再擁有昨天的輝煌，同西方相比，中國已大為落后。而導致中國貧弱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奉行的閉關鎖國的觀念和政策以及最高統治者那種“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注：《賜英吉利國王敕書》，《皇朝掌故匯編》外編卷八。）的愚蠢狂妄的心態。嚴復批評說：“議者知務農矣，而又為閉關鎖國之說，又于一切電報、鐵軌、通商之事，皆深惡而痛絕之，不知使貨出于地而莫與之通，雖國家籌甚巨之款，以備車牛借子種置屋廬于民，民今為之，不二三稔，其委而去之，又自若也”。（注：嚴復《原富》譯者按語。）譚嗣同反對守舊頑固派“通商致貧”的觀點和“閉關絕市”“重申海禁”的主張，認為“匪惟理不可也，勢亦不行”。（注：《仁學》。《譚嗣同全集》。）洪仁ｇāｎ＠①指出如果繼續堅持閉關鎖國而不思變更，只會使中國“全體閉塞，血脈不通”。（注：洪仁ｇāｎ＠①《資政新篇》、《刑刑類》、《風風類》、《法法類》。）許多人認識到由于科技的進步和工商業的發達，自己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在許多方面已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任何國家要自我封閉起來既不可能，也不明智。薛福成說：“當此萬國相通之世”，若仍拒絕與別的國家來往，拒絕吸收別國的經驗，只會使國家更加貧窮落后。對于西方的先進工藝技術，機輪汽船，管理方法和經驗，頑固派借口“從前九州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而加以拒絕。薛福成批評說；“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皆饑寒斯民，困厄斯隨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施于今日也。”（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編》卷三。）陳熾譏諷頑固派因“惡西人而兼擯西法”是“坐井觀天，終至坐困，”（注：陳熾《庸書》外編，卷上。）康有為批評他們“以重農故，則輕工藝，故詆奇技為淫巧，斥機器為害心，錦繡纂組，則以為害女紅，乃欲驅末業而緣南畝，此誠閉關無知無欲之至論矣。”（注：康有為《請勵工藝獎創新折》。）并指出，“方今萬國交通，政俗學藝，日月互校，優勝劣敗，淘汰隨之，置我守舊閉塞無知無欲之國民，投于列國競爭，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茍延性命矣”。（注：康有為《請勵工藝獎創新折》。）必須因勢利便實行開放政策，吸收借鑒各國的長處。陳熾主張“無中外，無華夷，無物我，人而已矣。其與政與教也，善者取之，不善者棄之。有益于民，有益于國者行之，否者斥之”。（注：陳熾《續富國策》自序。）康有為說：“今地球既辟，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注：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對于慣于以天朝上國的老大自居的中國人，要承認自家落后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坦誠才能做到的，馮桂芬在這點上顯得很有風度：“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強之無庸……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居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至于軍旅之事，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注：馮桂芬《校芬廬抗議》下卷。）也正因此馮桂芬提出了借鑒學習西方國家的必要：“愚以為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注：馮桂芬《校芬廬抗議》下卷。）
　　面對東西方兩大文明激烈碰撞這一亙古未有的劇變，他們中許多人能正確認識到這對中國既是一種壓力和挑戰，也是一種動力和機遇，必須抓住這個機會。馮桂芬說：“今者諸夷互市聚于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間隙，殆天與我自強之時也。不于此時急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注：馮桂芬《校芬廬抗議》下卷。）“我中華且將為天下萬國之魚肉，何以堪之？”（注：馮桂芬《校芬廬抗議》下卷。）王韜也說：“善為治，不患西人之日橫，而特患中國之自域。天下聚數十西國于一中國，非欲弱中國，正欲強中國，以磨礪我中國英雄智奇之士，”（注：王韜《ｔāｏ＠②園尺牘》。）“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為。”（注：王韜《ｔāｏ＠②園尺牘》。）
　　　　　　二、對對外開放的意義和作用的認識
　　對外開放有何意義和作用，許多人對此作出了闡述，成為開放觀念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可以同外國交換商品，補國內生產之不足。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與外國通商，換回國內所需要的商品，也輸出多余的國內商品，互通有無。王韜說：“貿易之道廣矣哉，通有無，權緩急，征貴賤，便遠近，其利至于無窮。”（注：王韜《ｔāｏ＠②園文錄外編》。）所論不限于外貿，但適用于外貿。這里所說的“通有無”，用王韜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中國之貨物運行于外洋，以外洋之土產消流于中國”（注：王韜《ｔāｏ＠②園文錄外編》。）譚嗣同說：“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于中國，以其貨物仁我，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注：《仁學》。《譚嗣同全集》。）如果將這些見解同頑固派所持的“宜令有司嚴加厲禁，洋與吾商賈皆不可復通”（注：管同《禁用洋貨議》。《因寄軒文集》卷二。）的主張比較一下，二者的高下正謬就再清楚不過了。
　　第二，有利于引進資金，彌補國內發展資金的不足。資金短缺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永恒的問題，解決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引進國外資金。孫中山說：“國家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美洲發達，南美阿根廷、日本帝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注：《孫中山選集》上卷。）“款既籌不出，時又等不及，凡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注：孫中山《總理全集》第二集。）朱執信也認為利用外資解決發展資金不足是可取的，應允許各國“共同投資”。（注：《朱執信集》下冊。）張謇說：“至于鐵礦需本尤重，非用開放主義無可措手。但使條約得當，權限分明，既借以發展地質以蘊藏，又可以贍貧民之生活。”（注：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七。）
　　第三，有助于引進國外先進的科技、人才和經營管理方法，縮小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孫中山說；“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物質上文明，外國費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結果，我們采來就用。諸君看便宜不便宜？”（注：孫中山《總理全集》第二集。）他已認識到落后國家通過對外開放可以形成后發優勢。魏源認為發展對外貿易可以交換國外先進技術產品，也等于引進了技術：“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藥，愿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而船，易火器，準以艘械，火藥抵茶葉、胡絲之稅，則不過取諸商捐數百萬，而不旋踵間，西洋之長技，盡成中國之長技。”（注：《魏源集》上冊。）張謇指出引進人才、技術和管理方法，是十分有益于國家的事情，他說：“其由鋼鐵而生之機械鐵工廠，亦可聽歐美人建設。于工業可以省遠運之資，于工學尤得實習之地，計所獲益，良非淺鮮。”（注：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七。）
　　第四，可以學習國外發展經濟的模式和振興實業的具體經驗。對外開放的最大意義是為中國人提供了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引起了人們對重農輕商以農立國的傳統發展模式的懷疑和反思。薛福成說：“西人之謀富強也，以工商為先……英人經營國事，上下一心，殫精竭慮，工商之務，蒸蒸日上，其富強甲于地球諸國，諸國從而效之，迭起爭雄，泰西強盛之勢，遂為亙古所未有。”（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十種·籌洋芻議》。）又說：“泰西風俗，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為體，恃商為用，則工實尚居商之先。”（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編》卷三。）康有為將西方各國與中國相比較，前者的進步和后者的停滯鮮明地證明了兩種發展模式的優劣：“大今已入工業之世界矣，已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國尚以其農國守舊愚民之治與之競，不亦顛乎？皇上誠講萬國之大勢，審古今之時變，知非講明國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棄守舊，尚日新，定為工國，而講求物質，不能為國。”（注：康有為《請勵工藝獎創新折》。）孫中山早年也認為歐洲富強的根本原因在于注重發展教育和工商業，能做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注：《孫中山選集》上卷。）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學習西方發展模式卓有成效，國力蒸蒸日上，成為對中國具有吸收力的榜樣。不少人從日本實行對外開放，學習西方模式的成功經驗中受到鼓舞，其中以鄭觀應最為突出，他說：“考日本東瀛一島國耳，土產無多，年來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來貨物悉令地方官極力講求，招商集股，設局制造，如有虧耗，設法彌補，一切章程，聽商自主，有保護而絕侵撓，用能百廢俱舉，”（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初編卷三、卷五。）又說：“考日本效法泰西，從本源上講求，重教育，設公塾，立憲法，興實學，土農工商均有專門之學，人才日出，技藝日精，上下相顧，情如一體。”（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自序。）認為日本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歐洲式的政治經濟的體制，這是正確而深刻的。
　　對外開放除了能提供經濟總體發展的參考模式外，還能提供振興實業的若干具體經驗，這無疑對中國人拓寬眼界，活躍思維有積極的作用。例如孫中山用美國等國家靠借外債振興經濟的事例，說明借外債并不可怕。他說：“美洲之發達，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國的勃興，皆得外債之力，”（注：《孫中山選集》上卷。）“美國連貫國疆之鐵路系統，大部分皆由外資輔設……在美國并未因此受害，且因此獲巨利，臻于富強之域。”（注：孫中山《總理全書·雜著》。）又如鄭觀應用西方國家的例子來說明對于開發礦業這類需要巨額投資的實業，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是可取的：“歷考泰西各國，所由致富強者，得開礦之利耳。國家之督率也嚴，官商之集辦也易……故能鉤深索隱，興美利于無窮。”（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初編卷三、卷五。）
　　　　　　三、對開放的內容、途徑的探討
　　近代中國人對外開放的范圍，內容和途徑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逐步認識到對外開放是包括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和管理方法，同外國通商，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人才，直至仿效外國建立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全方位的行動。
　　（一）從學習外國的堅船利炮到建立資本主義的新式工商業。近代中國的對開放問題是在國家被西方列強打敗以后，為著救亡圖存才提出來的，這就很自然地使人們把目光集中于學習外國的軍事技術，學習堅船利炮上。林則徐痛感于“內地船炮非外夷之敵”，提出學習西方國家造船制炮技術，實現“造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注：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兩廣奏稿》卷四。）魏源指出“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注：魏源《海國圖志》卷三、卷二、卷一。）這種把對外開放局限于學習外國軍事技術的觀點具有早期認識淺顯直觀的特點。但很快人們就超越了這種認識。許多人指出：西方國家富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船堅炮利，而是重視工商業，重視發展各種實業，中國要致富也必須走西方以工商立國的道路，促進各種實業的發展。第一個突破這種早期認識片面性的是洪仁ｇāｎ＠①。他在《資政新篇》中提出了一個學習西方各國，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提出“興車馬之利”，“興舟楫之利”，制造“利便輕捷的火車、輪船、修筑公路、鐵路，發展新式交通事業。“興銀行”，發展銀行業。“興器皿技藝”，發展加工制造業。“興寶藏”，開發礦業。“興郵亭”，發展郵電通訊事業。他把“火船、火車、鐘鏢、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里鏡、量天尺、連環槍”等當年西方先進的高技術產品稱為“寶物”，表示要認真研究學習（注：洪仁ｇāｎ＠①《資政新篇》、《刑刑類》、《風風類》、《法法類》。）。王韜指出中國必須拋棄傳統的重農輕商思想，大力發展工礦、紡織、輪船、鐵路火車等近代產業。首先是礦產業，包括掘鐵、掘煤、開五金等；“其次曰織ｒèｎ＠③之利”；此外有“造輪船之利”，“興筑輪車鐵路之利”，說“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注：王韜《ｔāｏ＠②園文錄外編》。）鄭觀應說他自己通過對西方各國“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他說“德相卑斯表謂我國只知選購船炮，不重藝學，不興商務，尚未知富強之本，非虛言也！”（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初刊自序。）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提出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包括“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六項“富國”主張和“務農”，“勸工”、“惠商”、“恤窮”四項養民主張（注：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這十項富國養民主張中除務農，恤窮屬繼承傳統發展模式的內容外，其余八項均為吸取西方諸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而提出來的。孫中山對于向西方各國開放學習的內容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此四者，彼惟堅船利炮是務，是舍本而圖末。”（注：《孫中山選集》上卷。）又說；“中國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興實業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是交通事業，象鐵路運輸；第二是礦產；第三是工業，用機器來生產（注：《孫中山全集》下卷。）。人們認識到在諸實業中以下四項和國家盛衰關系最大。
　　第一項是開發礦業。王韜說：“利之最先曰開礦”（注：王韜《ｔāｏ＠②園文錄外編》。）鄭觀應說：“歷考泰西各國，所由富強者，得開礦之利耳。”（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初編卷三、卷五。）張謇說：“惟有開發極大之富源，以驅逐于世界市場，若開放鐵礦，擴張制鐵廠是。”（注：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七。）
　　第二項為興建鐵路。孫中山說：“目前關系吾國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鐵路之建筑……鐵路常為國家興盛之先驅，人民幸福之源泉也。”（注：孫中山《總理全書·雜著》。）盛宣懷也說：“環球大勢，皆以趕造鐵路為治人御外之唯一政策”（注：盛宣懷《愚齋存稿》卷十七。）張之洞稱：“綜觀東西洋各國，自三十年來，無不以鐵路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網”。（注：張之洞《勸學篇》。）
　　第三項為機器制造業和用機器生產。鄭觀應說：“論商務之源，以制造為急，而制造之法以為機器為先。”（注：鄭觀應《盛世危言》三編，卷一。）譚嗣同極力提倡采用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他說：“有礦焉建學興機器以開之，辟山通道浚川鑿險咸視此。有田焉，建學興機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蠶織咸視此。有工焉，建學興機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糖咸視此……富而能設機器廠，窮民賴以養，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注：《仁學》。《譚嗣同全集》。）孫中山也說：“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注：《孫中山選集》上卷。）
　　第四項為紡織業。英國的資本主義就是以毛紡織業起家的，這一點不能不給中國人以啟示，故張謇提出中國要致富可以大力發展棉紡織業。他說：“究今日如何致窮，他日如何可富之業，私以為無過于紡織，紡織中最適合于中國普通用者惟棉。”（注：張謇《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五。）
　　人們當時能將這四項產業特別提出來，作為中國學習借鑒西方國家振興近代產業的四個重要方面是很有道理的，表明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這四大產業包括了對國民經濟舉足輕重的原材料和交通等基礎產業，和為各部門提出先進技術裝備的制造業、以及能迅速積累資金，具有廣闊市場需求的輕紡工業，符合經濟發展戰略中主導產業的選擇標準。對加速近代中國經濟發展和繁榮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二）與外國通商，發展對外貿易。與外國通商，發展對外貿易是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當時主張對外開放的人們同守舊頑固派的一個重要區別。但即使主張開放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有一個由淺入深，逐漸成熟的過程。針對頑固派“閉關鎖國”“絕夷舶”，“嚴加厲禁，洋與吾商賈皆不可復通”（注：管同《禁用洋貨議》。《因寄軒文集》卷二。）的說法，龔自珍、林則徐等堅持對外貿易有益于國，反對重新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龔自珍主張同外國人進行有限的貿易，他曾向即將到廣東赴任的林則徐建議“留夷館一所，為互市之棲止。”（注：《龔自珍全集》上冊。）林則徐也不贊成實行“封關禁海政策”，認為應將外國商人的一般商品貿易同鴉片貿易區別開來，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同不從事鴉片貿易的其他西方國家區別對待。他說：“專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勢，迥不相同”認為倘若“將現未犯法之各國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違抗者擯之，恭順者亦擯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注：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兩廣奏稿》卷四。）魏源提出外國商人“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藥愿售者聽”（注：魏源《海國圖志》卷三、卷二、卷一。），“鉛鐵硝布等有交往于中國之物，亦可多運多銷。”（注：魏源《海國圖志》卷三、卷二、卷一。）洪仁ｇāｎ＠①建議對于西洋各國“宜先許其商。”（注：洪仁ｇāｎ＠①《資政新篇》、《刑刑類》、《風風類》、《法法類》。）后來人們認識到僅僅允許外國商人來中國做生意還不夠，中國也應該在發展各項實業的基礎上擴大對外貿易，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王韜提出“廣貿易”的口號，主張“通商于泰西各國。”（注：王韜《ｔāｏ＠②園文錄外編》。）譚嗣同提出了“中外通”的概念，即積極發展中國與外國的自由貿易問題。薛福成主張在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參與國際競爭中實現中國與外國“彼此共獲之利，則從而分之；中國所自有之利，則從而擴之；外洋所獨擅之利，則從而奪之。”（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十種·籌洋芻議》。）可見，這種在開放中擴大對外貿易，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爭取中國利益的思想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這種觀念被鄭觀應準確而形象地概括為“商戰論”。他提出中國應該“初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初編卷三、卷五。）
　　（三）引進國外資金。當時人們已提出利用外資可采用借款、合資和外國獨資三種形式。如孫中山就說：“關于建筑鐵路辦法有三，即一是利用外資，如京漢津浦線等是也。二是集中外人之資本，創設鐵路公司。三是任外國資本建筑鐵路，但以今后四十年歸還該項路線于中國為條件”（注：孫中山《總理全書·雜著》。），張謇提出的“利用外資振興實業辦法有“合資”、“借款”、“代辦”三種形式，應根據不同的產業特點采取適合的形式。（注：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七。）他認為合資是“利用外資最普遍的辦法”（注：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七。）并說：“自今而后，經濟潮流，橫溢大地，中外合資營業之事，必益增多”。（注：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七。）
　　（四）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促進經濟發展，創造物質財富中顯示了巨大的威力，近代的中國人深切地感到了這種威力，千百年來輕視科技，視工藝技術為奇技淫巧的傳統觀點受到人們的批判和否定。魏源說：“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注：魏源《海國圖志》卷三、卷二、卷一。）洪仁ｇāｎ＠①說西方的科技“皆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聞見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婦兒掩飾之文，永古可行者也”（注：洪仁ｇāｎ＠①《資政新篇》、《刑刑類》、《風風類》、《法法類》。）馮桂芬主張學習西洋的“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輿地之書”，說西洋科技產品“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以治生”，“有益于國計民生者。”（注：馮桂芬《校芬廬抗議》下卷。）陳熾批判將機械工藝誣為奇技淫巧的傳統觀念說：“奇淫之辨，辨于物之有益無益，與用心之仁與不仁而已。”（注：陳熾《續富國策》卷三。）康有為對西方科技更是贊賞不已，開了“科學救國論”的先河。他說：“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認為“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注：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他主張“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學皆學之。”（注：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
　　（五）引進國外人才、經營方法，派員出國考察學習。洪仁ｇāｎ＠①說：“凡外國人技藝精巧，國法宏深……教技藝之人入內，教導我民，并準其為國獻策。”（注：洪仁ｇāｎ＠①《資政新篇》、《刑刑類》、《風風類》、《法法類》。）孫中山說：“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注：孫中山《總理全集》第二集。）王韜提出仿效建立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許民間自立公司”，“令富民出其貲，貧民憚其力。”（注：王韜《ｔāｏ＠②園文錄外編》。）鄭觀應說：“中國講求農工開礦之法，不及歐美精巧，振興實業保護之法，不及歐美完備。”（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自序。）馬建忠說各地應“訪求西法師其所長，毋執成見。”（注：馬建忠《適可齋記言》。）這里提出了引進人才和管理方法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派人出國考察學習。鄭觀應說：“委員赴泰西各國講求樹藝、農桑、養蠶、牲畜、機器、耕種、化瘠為肥一切善法。”（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自序。）康有為則建議“廣遣親王大臣游歷以通外情，大譯西書，游學外國，以得新學。”（注：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應詔統籌全局折）》。）
　　（六）對西方致富原因的思考。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西方的富強和中國的貧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造成二者如此巨大反差的原何在？很自然地成為人們思考探索的問題。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是不斷深入的。開始人們認識到西方富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有堅船利炮，不在于軍事技術，而在于有發達的工商業和科技文化教育。后為才又認識到在發達的工商業，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背后，也就是在器物的背后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他們當時雖然還未能指出這一制度就是市場經濟制度及其政治上層建筑，但已經感覺到政治同經濟發展具有密切的關系，西方各國的發展和進步得益于他們建立了當時稱得上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缺乏的也正是類似的政治制度。康有為主持戊戌變法，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這是近代中國人思想認識上的一大飛躍。人們認識到封建專制政體是中國社會經濟進步的最大障礙，并提出仿效西方各國設立議院，制訂憲法，給人民更多參與政治的權利。鄭觀應援引別人的話說：“西人立國，俱有本未，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訓政致富，亦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初刊自序。）后來又提出“速立憲法”、“改良政治”等主張，認為“政治關系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查歐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參與政權，于是人民利益擴張，實業發達。”（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自序。）康有為稱興辦鐵路，礦務、學堂、商務等等屬于“小變”“于救國之大體無成。”（注：《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主張對專制政體進行改革，“掃除更張，再立堂構”，“采萬國之良法，行憲法之公議”，推行“新政”，即建立“君民同體”，“君民同治”的資產階級立憲國家。譚嗣同指出輪船、電線、火車、槍炮、水雷、織布、煉鐵機器都不過是“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他所謂根本是學習西方的“法度政令。”（注：《仁學》。《譚嗣同全集》。）孫中山提出了“廢除專制，創造共和”（注：《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二冊。）的口號。指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得而私也”（注：《孫中山全集》下卷。）主張“由國民公舉大總統，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以憲法以行之”，借以養成國民“自由平等之資格，”（注：《孫中山選集》上卷。）這已經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了。
　　（七）從“中體西用”到“盡變西法”。關于學習借鑒西方各國的途徑和方法，當時人們提出了“中體西用”和“盡變西法”兩種不同的主張。前一種主張是張之洞提出的，基本上代表了地主階級改革派和封建官僚洋務派的開放觀；后一種主張是譚嗣同提出的，大體表達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徹底地向西方開放的立場和要求。
　　早在張之洞之前馮桂芬就有“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注：馮桂芬《校芬廬抗議》下卷。）的議論。后來張之洞將同樣的意思歸結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這一口號。他所謂舊學又稱中學，是指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所謂新學又稱西學是指西方的科學文化，工藝技術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具體知識。這表明地主階段改革派和封建官僚洋務派企圖在保留封建專制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前提下，借鑒西方國家的具體經驗，操作方法，工藝技術等來為鞏固封建專制制度服務，對此張之洞說得很明白：“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注：張之洞《勸學篇》。）“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注：張之洞《勸學篇》。）資產階級改革派批評洋務派這種立場和態度“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之規。”（注：張之洞《勸學篇》。）
　　資產階級在對外開放的態度上要堅決和徹底得多。如康有為認為中國必須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教育實行全面改革，向西方學習，即“全變”而不是“小變”，說：“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注：《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譚嗣同以“沖決網羅”的魄力，主張“盡變西法。”（注：康有為《戊戌奏稿》。）要求不僅學習西方各國具體的操作知識和技術，而且采用西方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孫中山稱：“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兩種人類進化之經濟能力，使之相互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注：《仁學》。《譚嗣同全集》。）孫中山所謂中國之社會主義應該說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他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人類進化的一種經濟能力，認為中國應充分利用借鑒這一人類文明的杰出成果來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世界文明的進步，表現了卓越的器識和闊大的氣魄。
　　　　　　四、在堅持對外開放中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
　　一部近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飽受西方列強侵略欺凌的歷史，當時中國人談對外開放多少難免有些屈辱和苦澀的感覺。因此，如何做到既堅持對外開放又維護民族的主權獨立與尊嚴，既虛心承認外國的先進自身的落后又不因此喪失民族的自信力自尊心，既不因為痛恨列強的侵凌而重新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又不因為看到自己落后和別人先進而自輕自賤，崇洋媚外，這是人們在談對外開放時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在堅持對外開放中堅決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表現出極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這是近代中國開放意識的一個鮮明特點。
　　魏源堅信中國通過對外開放，不僅能吸取西方的一切成果，也將極大地激活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力；“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也。”（注：《孫中山選集》上卷。）薛福成說：“必也精研機器，集西人之長，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變動，務使物質精良，物價益廉，如近日日本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圖不濟！”（注：魏源《海國圖志》卷三、卷二、卷一。）陳熾特別強調在向西方國家學習時必須對其野心保持警惕，說：“西法之善者可行也，西人之狡者可畏也”，認為一方面應“兼采西法”，另一方面在事關國家主權的工作中要“專用華人”，指出“惟兼采西法而后古今之變局不能撓，惟專用華人，而后中國之利權不能奪。”（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編》卷三。）陳熾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認為通過對外開放，積極發展自己必將實現：“他日富甲環瀛，踵英而起者，非中國四百兆之民莫與屬也。”（注：陳熾《庸書》外編，卷上。）馮桂芬亦說：“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往時特不用之耳。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異于西洋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注：陳熾《續富國策》自序。）孫中山把在開放中維護國家主權看作是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他說：“惟發展之主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注：馮桂芬《校芬廬抗議》下卷。）又說：“惟止可利用其資本人才，而主權萬不可授之于外人。”（注：《孫中山選集》上卷。）對于中國的前途，孫中山滿懷信心地指出“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注：孫中山《總理全集》第二集。）強烈鮮明的主權意識和堅定自豪的民族自信心是以上諸人的共同特點。
　　雖然早在本世紀初中國人就提出并較為全面地討論過對外開放的問題，但閉關鎖國的傳統是如此強大，中國在20世紀的對外開放仍是步履艱難，一波三折。中國真正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以真正平等的資格全方位的實現對外開放是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這中間費時幾近百年，這說明對外開放的實現是多么艱難，多么來之不易。今天我們的對外開放已經有了一個正確科學的理論和一條堅定明確的路線指導，但回顧本世紀初這場關于對外開放的大討論仍能給我們以深刻有益的啟迪。
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昆明1～8F7經濟史劉家貴19991999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出現過一股主張向西方學習、對外開放的思潮。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洋務派，從資產階級革命派到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探索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的道路時都對清廷所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不約而同地進行過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對外開放、求變圖強的主張。本文擬對這些思想進行較深意義上的認識。閉關鎖國/開放意識/師夷制夷/通商互利/中外合資/中體西用/盡變西法 作者：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昆明1～8F7經濟史劉家貴19991999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出現過一股主張向西方學習、對外開放的思潮。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洋務派，從資產階級革命派到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探索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的道路時都對清廷所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不約而同地進行過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對外開放、求變圖強的主張。本文擬對這些思想進行較深意義上的認識。閉關鎖國/開放意識/師夷制夷/通商互利/中外合資/中體西用/盡變西法

網載 2013-09-10 21: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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