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異與語義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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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世界各民族由于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產生不同文化。當今,舉世公認最完整、最發達、影響最大的文化巨流是以古希臘、羅馬文化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以華夏文化(黃河、長江流域)為主的東方文化。中西文化差異點很多,這里僅就主要方面作一扼要比較。
  在歷史淵源上,中華民族歷時五千年,淵源一貫,自堯、舜、禹至孔子,始成道統,經久不衰,世所罕見。漢唐以后,雖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其核心卻始終未有所動。西方文化有三個來源:希臘文化(其源于古埃及、巴比倫和愛琴文化)、羅馬文化、希伯來文化,其后加上意大利文藝復興,并在吸收了北非、西亞先進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見其源雜。
  在歷史觀上,西方人主易變,演進、發展;中國人主不變,循環,法先王,重榜樣。中國人重歷史,西方人重哲學;在人生態度上,西方人進取,也易趨絕望,好走極端,比較執一;中國人重節制,講持中(中庸),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知足常樂是典型表現。
  在認識路線上,西方人重知識性分析、邏輯驗證,好對事物進行細密解剖,層層推衍,因而有較高的抽象思維、邏輯推理方法;中國人重直觀感受,切身領悟,慣于對事物進行整體觀照,養成生動活潑的具體思維及一套取譬托諷,言近旨遠的表達方式;在思維方式上,中國人總體上是由內向外的思維方法——科學性差;西方人總體上是由外向內的思維轉化——科學性較強。
  在意志方面,西方人主張鼓勵欲望,中國人主張容忍欲望,西方人鼓勵能動性,中國人既鼓勵能動性,又鼓勵默從。西方人把進步的存在理想化,中國人把現實的存在理想化。西方人致力于改變事物,中國人則以自然的態度去經受改變。西方人把財富的生產理想化,中國人把對生活享受理想化。西方人的理想個人是一個專家,中國人的理想個人是一個享受生活者。中國人熱衷于仕途,所以人們總在政府官員中尋找偉人,而西方人則在政治、體育、娛樂界中找尋偉人。
  在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兒子,在上帝面前,所有世間的尊卑長幼都平等地接受最后的審判。在中國,人不相信上帝審判或來世天國。于是,人執著地從理智到情感,從現實到觀念,都處在這個細密復雜的人世的倫常關系網絡中。我是誰?我是父之子,子之父,弟之兄,婦之夫……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質就在這網絡之中。人只有關系,人的“自己”不見了,個性、人格、自由被關系、集體、倫常所淹沒而消失。人被規范在這種社會關系的總和中,他的思想、情感、行為、活動都必須符合這“社會關系的總和”的存在或本質。于是父有為父之道,子有為子之道,此即“道在倫常日用之中”。沒有脫離人世的“道”,“天道”也不過是這“人道”的同構而已。這與西方認為有獨立于人世的宇宙自然,有超越世間的主宰上帝,有自然律是大不相同的。
  不僅如此,就在日常生活的一般習慣中,也有差異性,見面打招呼,英國人說“早上好!”中國人問“吃飯了沒有?”路上見面,英國人說:“天氣很好,是嗎?”中國人問:“上哪兒去?”西方人覺得這是“干預私人事務,”在中國卻正是行之久遠表現出某種“人際關系”的習慣。本來你的存在與行為,都是集體的一部分,“集體”是有權過問和表示關注的。在這里,個體的存在、行為是被規定、束縛在綱常秩序的社會關系中,這里難得有個體的自主、自由、平等與獨立。當人被稱道或贊譽時,西方人常常回答:“謝謝你”即已足夠。中國人卻習慣于謙遜不惶地推謝:“過獎”、“不敢當”,這正如中國人不很習慣于夸耀自己的才干、能力一樣。這種種謙虛無非是有意識地去壓抑、貶低、掩蓋個性主體。以尊重、護衛、高揚集體(社會)的倫常秩序。中國人的吵架,也習慣于由第三者的調停、協商解決,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觀審斷。所以禮俗代替法律,國家變為社會,關系重于是非,調解優于判定。“理無可恕”卻“情有可原”。這說明中國以“禮”教為特征,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已滲透到一般現實生活中、風俗習慣中,形成了超越具體時代、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
    二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的存在與發展既受社會的制約,又與社會相互依存。因此,語義不能不受社會文化的制約與影響,中西文化差異也必定導致語義歧義。
  第一,有些詞由于受特定的文化背景限制,很難從字面去理解其真正含義。《美洲華僑日報》曾登載過這樣一則小故事,一位“老美”漢語學得不錯,特別愛聽用漢語演唱的歌曲,有一次他和一位華人朋友一起欣賞一首香港歌曲,歌曲描述一位女子送丈夫出門的情景,其中有這樣兩句唱詞“雖然已是百花開,路邊的野花不要采”。這位“老美”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丈夫出門與開花有什么關系。后經華人朋友解釋才恍然大悟。又如,美國俚語中科學者為egghead(雞蛋腦袋),這在漢語中找不到相應的形式和涵義(這是對知識分子的蔑?疲潁保梗担材昝攔裰韉匙芡澈蜓∪聳返儻納救擻兄斗腫悠剩畈刻?大,故有此稱)。同樣,中國的知識分子曾一度被污蔑為“臭老九”,如果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很難理解這一稱呼的含義。
  第二,任何一國的語言都有其地域性、民族性、歷史性,乃至生活習慣和文化背景,因此有些詞語是很難從另一種語言中找到同義詞語來表達的。比如英語中的uncle,到底是叔父呢,還是伯父、舅父、姨父、姑父,在翻譯中很難確定。英譯漢有這樣的問題,漢譯英也有這樣的問題,中國一個“禮”字,要有十幾個英語單詞來譯,才能譯出它所包含的意思,但沒有一個單獨的英語單詞是和它相當的。英國人對吃下午茶特別講究,普通吃蛋糕一類的茶點叫lowtea,吃肉類的叫hightea,這在漢語中沒有對應詞。同樣,漢語中“推敲”在英語中也沒有對應詞。由于這種語義的不完全對應,英語原文和漢語譯文最終不可能完全等值。
  第三,由于文化上的差異,英語的某些詞匯所標示的客觀對象對中國人來講是陌生的。反之,漢語的某些詞匯所標示的客觀對象對英美人也是生疏的。因此在翻譯中很難用對應詞進行語義傳遞。美國社會出現的“hippies”、“yippies”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即使譯作“嬉皮士”、“噎皮士”仍不能表達原英語詞義的全部外延與內涵。同樣,漢語中的“赤腳醫生(bare foot doctor)”“干部(cadre)”、“炕(kanq)”、“饅頭(mantou)”、“叩頭(koutou)”等詞的英譯語義也很難讓沒有在中國生活過的英美人透徹理解。
  第四,由于不同的世界觀,反映在語言里,也造成文化上的差異。同一客觀事物,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價值,引起不同的聯想,具有不同的內涵。英美人喜愛狗(dog),很多習語中dog用來指人,并無貶義。例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個幸運兒)、old dogs can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難學新藝)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日)。但在漢語中,有關狗的詞語都含有貶義,如“狗仗人勢”、“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狗腿子”、“走狗”等。再如漢語中的“白象”、“金雞”,不但沒有什么不好的含義,反而含有可愛、吉祥之意,所以被選作兩種名牌商品的商標。殊不知,在英語中white elephant為“無用之物”,英國甚至忌用大象做圖案,認為它是笨拙的象征。golden cock中的cock更是一個污言穢字。“孔雀”在中國是喜慶的標志,可是在英國卻把它看作淫鳥、禍鳥,連孔雀開屏也被認為是自我炫耀吹噓的表現。“龍”在英語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爬行動物,是可怕的、惡的象征,在中國古代,“龍”卻是皇帝的象征。中國人視“蝙蝠”為吉祥之物,西方人卻視之為非禽非獸的異類。因此,我國生產的“蝙蝠牌”電風扇出口時不得不變換商標名稱。
  第五,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哲學是英語國家傳統的主體,“天”和“王權”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精神支柱。“天”這個詞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其內涵都指宇宙萬物的主宰,但在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們對它產生的聯想卻有差別。歐美人多信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而在傳統上,中國人只有“開天劈地”的盤古和主宰自然界的“天老爺”。“上帝”(God)和“天老爺”所代表的東西不相同,含義也不一樣。“上帝”具有濃厚的基督色彩,是歐美文化的個性。雖然我們可以把英語的“My God!”譯作“天哪!”,但反過來把漢語中的“天”譯為“God”就不大合適,尤其是古典文獻的翻譯。因為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上帝的概念。另一方面,中國文化中,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閻王”、神話中的“龍王”等概念在歐美文化中都不存在。
  第六,客觀對象相同,但由于社會文化的差異而使同一個詞具有不同的內涵。英語中orphan與漢語中“孤兒”是對應詞,但二者并非絕對同義。漢語中的“孤兒”作死了父親的兒童或失去父母的兒童解;英語的orphan作a person(especially a child)Lackngione or both parents(一個失去單親或雙親的孤兒)解。很明顯,漢語的孤兒強調“喪父”這一概念,而英語的orphan卻無這一內涵。漢語的“家”、“家庭”相當于英語中的family,但兩者之間也存在文化上的差異,英國人的家庭屬nucleus family(核心家庭),兒女成人之后,各自組織以個人為核心的家庭,兒女并無瞻養父母的法律責任。中國的傳統家庭屬entended faimly(延續型家庭),子女有瞻養父母的法律責任與義務。在家庭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及處理這一關系方面,二者也存有差異。
  第七,文化中的文學傳統也對語言使用有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希臘、羅馬神話和我國的一些傳說和神話。古希臘文化擁有各種各樣的神:有主神宙斯,太陽神阿波羅,文藝女神繆斯。古羅馬文化也有春天女神維納斯,小愛神丘比特等等。這些都成為歐美人的共同文化遺產,由此產生的一些典故,如Pandora's box(罪惡之源),Judas kiss(背叛行為),Achilles'Heel(致命弱點)等,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是陌生的;而外國讀者對于我們的“盤古”、“嫦娥”、“牛郎”、“織女”也是生疏的。對于這類特定的文化產物,在翻譯中應意譯或直意結合或附加說明。
  第八,特定的地理環境也使語言交際出現語義歧義。中國人心目中的“東風”是溫暖的,能使草木萌芽,萬物生長,仿佛和春風相似。唐德宗的詩中有“東風變梅柳,萬江生春光”的句子。明朝的藍茂也說“東風破早梅,何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可見東風和春天是密切聯系的。但英國的east wind(東風)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來的寒風,和我國的西北風相似。英國大文豪Charles Dickens的文章中有這樣一句:How many winter dayshave I seen him,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在許多的冬日,我都看見他,鼻子凍得發紫,站在飛雪和東風之中!)
  第九,思維方式不同也形成文化上的差異,反映在語言上,也常常給外語學習者帶來障礙,產生歧義。中西文化都把時間看作一個連續體,但在用“前”和“后”分別指過去和未來時,它們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觀點,傳統的中國人仿佛是面朝過去站著,把已經發生過的事看作在前面,而把將發生的事情看成在后面,例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而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則正好相反。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不過我們說到故事的后面去了)。
  英國女作家Jane Austem寫的一篇小說《說服》(Persuasion),說的是三姊妹的故事。大姊Elizabeth為小說的第一人稱I,二妹為Ann,三妹為Mary,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問Elizabeth有幾個姊妹時,她的回答一定是:I havetwo sisters-Ann and Mary。這也是中國人的思維和西方人不同的地方。中國說的姊妹,要把父母生下的全部包括在內,自己自然也不例外,而英文則重在“你有的”當然不能把自己包括在內。如果說I have three sisters,I加上three豈不憑空多了一個人,而變成姊妹四個了嗎?
  第十,英語語言的習慣表達,也往往使學習者陷于語言“陷阱”。英語中有不少詞組、成語和習慣用法,從字面上可以理解為一種意思,并且這一意思往往與漢語的某一詞匯合拍,使學習者輕松地挑選了那個合拍的漢語詞匯,卻造成了錯解、錯譯。實際上,這些英語詞的內在含義不是字面意思簡單的總和。例如:“Confidence man”騙子(不是信得過的人),“mad doctor”精神病科醫生(不是發瘋的醫生),“Criminal lawyer”刑事律師(不是犯罪的律師)“talk horse”吹牛(不是談馬),China policy對華政策(不是中國政策)。
    三
  由于文化差異,不同國籍的人相互交往,往往發生隔閡或產生誤會,甚至感到不快。文化差異性越大,越應該加強交流,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古代史上各自發展,交流稀少,互不沖突的兩大文化區域,迄今為止,中國文化仍然是歐洲最生疏的文化。通過交流,一些國家古老的智慧,在另一些國家會開出燦爛的現代之花,從而加速文化的繁榮與進步。因為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一靠自身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由低級到高級的不斷積累和進步;二是靠外來文化的不斷補充、豐富、啟發、刺激與沖擊,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競爭中壯大自己,減少差異性。
                        (責任編輯 方建春)
  
  
  
固原師專學報080-083H1語言文字學馬生倉19951995 作者:固原師專學報080-083H1語言文字學馬生倉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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