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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漢語文化語境的政治學言說中，中西政治思想比較似乎已經成為了主流的論說方式：自梁啟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正式開啟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言說以來，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問題的學者，大都習慣于將中國政治思想放置到西學的框架中加以品評，并在這種品評中為中國政治思想確立其思想品格與歷史定位。到近期，中西政治思想比較之風有愈演愈烈的態勢，幾乎是不在中西比較的框架中言說中國政治思想，就無法陳述中國政治思想了。這種言說方式自身究竟具有多少正當性資源，從理論邏輯上講，是一件需要理性審視的問題。換言之，假如這種言說方式不能在理論上獲得正當性辯護，它就無法為我們提供值得信任的言說成果。為此，專門討論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正當性問題，就是一件不無意義的事情。
    　　一、兩類質疑
    一般說來，從中西比較的路徑切入政治思想研究，是基于研究者對于近現代以來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處境的體認。這一最有現實根據的支持理由，促使研究者服從現實的號召。同時，西方政治思想依托其哲學基礎顯示的嚴謹邏輯性與理論體系感，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尤其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表現的非邏輯、非體系的特點，似乎恰恰成為對照。這成為研究者最想求解的問題，推動著研究者解釋其中蘊涵的原由。
    就前者言，即就中國近現代的社會政治文化處境來分析，客觀地講，任何一個試圖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問題的學者，都不得不從西學那里吸取資源。原因很簡單，研究者時時處處都是在感受到“西方”的壓力下展開自己的思考的。一方面，這種壓力體現為全方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壓迫感。人們可以直觀感受到作為我們社會生活的強勢契入者的“西方”的存在，而且“西方”對于我們的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安排發生直接的影響力。加之這種存在、這種影響并不具有商議的性質，而是一種以“侵入者”的姿態進入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我們不得不面對、不得不正視。另一方面，西方全方位的入侵，又帶給我們一種相異文化系統的新奇感，促使我們去體認這一文化系統的特質、結構與功能。一個使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是，“西方”緣何比中國或者“東方”更具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擴張力？“西方”是否在文化思想的結構上具有與“東方”完全不同的狀態？換言之，“他們”與“我們”的文化關系成為一個我們感受到西方壓力之后必須求解的文化問題。于是，從經濟的因素推進到政治的因素，再提升到文化的層面，關乎教育、科技、傳統、習俗等等方面的問題通通都納入到我們的比較視野之中。再一方面，現代性思維注入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經歷之中，使得我們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歷史觀念。普遍主義、理性主義、啟蒙主義、進步主義引導著我們的文化思考。一些現代性文化預設，成為我們思考政治思想問題的前提：“西方”文化理念具有普遍性、理性性、先進性，而中國或東方傳統具有特殊性、非理性特點及落后性。于是，“向西方尋找先進真理”就成為我們文化選擇的必然宗旨。無疑，這些理由促使“中西”而不是其他區域政治思想比較研究成為政治思想研究的主流，這是“歷史”給出的理由，即是由社會歷史變遷注定而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愿望所決定的。這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者來說是一種社會壓力。
    就后者言，即就中西政治思想的結構特質具有的重大差異性進行比較來看，毋庸諱言，每一個研究者不得不面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強大壓力，并以這種壓力為政治學思考的前提。因此，當一個研究者試圖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問題的時候，這種研究的現代性限定就制約著其思考了：由概念、判斷、推理構成的“邏各斯”框架猶如一個預設好了的思維天地，引導或逼使研究者進入其中，否則他就既不知道如何展開自己的研究思路，也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思考結果（注：正如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凡例開篇陳述的“本書采政治學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可以想見，假如不是西方政治學提供一個陳述框架，還真不知道“中國”政治思想史怎么個寫法。這種狀況，對于以“中國”命名的各類專門思想、學術史的寫作，都是一樣的。可以進一步參見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時對于類似問題的陳述。參見馮氏《中國哲學史》（兩卷本）上卷緒論，中華書局1961年新版。）。這是中西政治思想比較之理論思考向度的理由。這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者來講則是一種學術壓力。
    正是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所據以成立的兩個基本理由上，產生了對于這種研究的兩類質疑：一是歷史向度的價值正當性質疑，二是邏輯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質疑。
    前者，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價值正當性質疑，乃是關乎這種研究能否成立的一個基本質疑。這一質疑表達的一個核心意思是，僅僅選取“西方”政治思想作為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軸心，而不是“平等地”選取各民族或國家的政治思想來進行比較，其間有一種以“西方”價值（比如自由、民主、法治等等）為軸心價值的預設，這是一種種族主義心態的研究預設。這一質疑，實際上就是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正當性在價值層面上的質疑，它顯示出質疑者對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處境的逆向反思——假如不是“西方”對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廣泛入侵，或許我們自己也可以從容地發展到恰如西方那樣的狀態。因此，他們朝反方向提問：如果不是種族主義的思維邏輯主宰著這種研究，那么為什么不是中非政治思想比較、中國南美政治思想比較而是中西政治思想比較？這一質疑具有挑戰性。它促使人們從預設歷史可能性的角度，挑戰站在歷史既定性角度做出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合理性。
    后者，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較邏輯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質疑，乃是關乎這一研究是否具有方法上的正當性的質疑。這一質疑直接影響到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學術可靠性，并進一步引申到這一研究的學術含量質疑。前一方面的質疑理由在于，當我們以“西方”的現代性政治的價值預設、制度安排以及日常政治生活為坐標，品評中國政治理念、制度設計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時候，我們無可避免地會扭曲中國的事實狀態。對于中國政治思想的解讀，無法凸顯“中國味兒”，而強使“中國的”變成為不中不西的東西。后一方面的質疑理由則在于，當我們在中西古今的縱橫向度上比較思想家的、時代思潮的或制度安排的、歷史趨勢的等等問題的類同性或差異性的時候，我們對于比較對象選擇的適宜性乃是一個無法保障的事情。這樣，出于研究者的興趣做出的帶有強烈主觀性的比較對象選擇，就無法推出帶有客觀性保證的可靠結論來。這種研究的價值就無法保障了。
    　　二、正當性依據
    上述兩種質疑，可以說對于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正當性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這種嚴峻性體現在，一者這種質疑在歷史向度上展示的無限可能性，對于人們僅僅在歷史既定性角度的思考是一個打擊。它至少滿足了人們在歷史向度之外展開充分想像的思維習性的需求，不至于因為限定在歷史既定性的天地，而無法設想中國走向現代政治的“西化”道路的惟一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顯然，歷史既定性對于思想研究者或思考者是一種嚴格的限制，而這種限制往往是政治上出于不利境地的人們所不愿意面對的，否則會由于嚴重的壓抑感喪失從事研究的興趣。二者這種質疑引導出的理論上（尤其是價值上）的多元主張，對于人們單純地在某種價值坐標里衡量并非這一坐標中的價值體系的思維習性構成挑戰。這一思維習性具有某種便利性。它使得我們可以簡單而且明了地判斷相異價值主張的思想體系的優劣，從而有助于我們進行價值抉擇。確實，從近代以來，我們中國人對于現代性價值理念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依賴這種優劣判斷的：不是“先進的”西方進入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視野，我們可能還掙扎在“封建”文化的“泥潭”之中呢！但是，當質疑者提示我們這種研究取向在理論上無法具有自然的正當性理據的時候，當他們強勢地指出“西方”提供的現代性價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方式自身也具有缺陷的時候，人們的單純信念就會遭遇這樣的挑戰：為什么一定是“西方的”現代性政治具有普世性，因此具有衡量其他民族、國家的傳統政治價值、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方式的坐標性質？難道其他民族、國家的政治傳統本身就不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嗎？這一提問具有要害性。它促使人們思考，如果我們站在自己傳統政治的角度審視其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也許對于傳統政治體系的評價會大為不同，而且可能會得出更理智的研究結論。這一假設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它鼓動人們以一種超越古今、中西對峙思維的姿態，以各各有理的方式審視各各不同的政治體系。
    于是，上述兩種質疑匯聚成為一個研究主張：“以中國的眼光看待中國的事情”。這種主張具有強烈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首先體現在對于“西方”的抵抗心態上，似乎換一個眼光看中國就必然會扭曲中國似的，文化的比較視野喪失了基本的合理性。其次體現在對于各民族、國家在現代背景條件下政治的歷史性相遇的無視上，似乎他們的視野始終停留在各古老文化傳統區域化發展的時代里，傳統文化的相遇以致于是一個悲劇。再次體現在自戀性的文化心理中而不能自拔，似乎一個文化的研究者只能在自身成長的文化傳統中才能理解什么是文化，跨文化的理解就只能扭曲。自我文化的理想性美化促成了任意設想的自我文化美好的發展前程。這是一種顯見的抵抗現代性、現代化的心理，其中充滿著對“西方”進行政治抵抗的仇視心理。
    于是，假如我們進行有效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就不能不回答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正當性依據究竟何在這個提問。這里所謂的正當性依據，不是指研究者在研究的主觀選擇上的依據。對于一個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來講，他的主觀價值偏好（比如他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等的信仰）、他的制度設計傾向（比如他對于憲政、程序優先、分權制衡等等的認同）以及他的政治生活愿望（比如他對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嚴格區分的要求），會產生私人性的研究取向、私人性的研究結論。這種研究不具有公設性，即這種研究不具有從事該項研究的研究者們都“可以”甚或“應該”承諾的普遍適應性。研究者具有充分的理由拒斥這種主觀性的研究取向。我們在這里試圖強調的是研究者不能不面對的研究的客觀情勢：他不能回避、反而必須正視的研究“處境”，即他絕對不涉及自己的信仰、認同和愿望，而從人們周遭環境出發審視他所研究的問題，他無法逃避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
    從這個特定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先前陳述的關乎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兩個理由，是具有支持這種研究的力量的。從歷史的視角審查，我們必須看到的是，近代以來我們中國人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處境，已經是一個無法跳開的歷史成因了。我們當然可以從抵抗政治學那里吸取理論資源，來建構一套無視西方因素存在的中國近現代史運行模式。但是這畢竟只是知識學的假設。它可以滿足我們的智性喜悅要求，但是無法改變既定的歷史狀態。這就限定了研究者對于“非西方”式的現代性政治理念、制度安排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隨意假設。
    從邏輯的角度看，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源自東方傳統的浪漫主義詩化思維與源自西方的嚴格邏輯化的理性思維之間，雖然不能說具有高下優劣的區分，但是，當兩種思維模式相遇，并顯示出一種強勢話語（西方話語）對弱勢話語（非西方話語）的對話態勢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拒斥強勢話語的文化霸權，另一方面也應當展開富有勇氣的對話。對于強勢話語與弱勢話語的異同進行有效的比較研究，深入揭示形成他們之間的差異的歷史成因、理論邏輯，這是雙方得以通過對話，改變各自處境的惟一法門。不是處于弱勢的非西方文化承載者自戀的文化情結，就可以為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文化傳統做有效的辯護的。這就限定了研究者對于完全脫離西方政治思想而展開試圖對接斷裂了的自身政治傳統的純粹思考的理論空間。
    　　三、辯護進路
    我們試圖為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進行正當性辯護，但是這種辯護必須依托在我們為之辯護的理據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上面。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辯護的理據，是因為這種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當性資源，同時在理論研究的實踐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這種研究實踐展示的未來前景具有的顯示人類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潛力。基于這些理由，我們既可以反駁反對這種研究的主張，也可以獲得支持這種研究的根據。
    一方面，關于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種種反駁，是具有某些道理的。這些道理起碼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它提示我們要對這種比較保持歷史的警惕性。假如我們在這種比較中僅僅試圖證明西方現代性政治的惟一正當性和惟一發展模式的話，那么，這種比較的正當性資源就會處于自我耗損的狀態。不對現代性政治抱持一種開放性的態度，尤其是不對西方現代性政治懷抱一種批判的態度，我們就不足以看到現代性政治在理念結構上的缺陷、在制度設計上的漏洞、在政治生活方式的不足。其實，在歷史中形成的政治體系之間，他們本身并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歷史中的存在已經由歷史自身提供了正當性證明。從現代性政治出發進行的比較，不是要說明傳統政治如何不如現代性政治，僅僅只是在說明從傳統政治到現代性政治的演變的歷史軸線上，它才足以顯示它的意義。二是它啟發我們對這種比較保持理論的警覺性。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結構特質，與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結構特質，各依據它們的歷史淵源、思維焦點、思想興趣、表達習慣，而各自具有它們的思想價值。假如我們進行的比較，試圖對它們在自身邏輯的延伸中不平等地設想的所謂優劣進行判斷，那這種比較的理論正當性或合理性就下降了許多。僅僅是在他們的現代性處境中，而不是在前現代處境中或后現代處境中，它們之間的比較才具有理論上的、限定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但是，我們也必須對質疑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正當性的主張進行理性的反駁。這種反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別從不同維度體現出來。從反駁的必要性上講，乃是基于相關質疑主要依托在抵抗現代化的基點上。這種抵抗，又是基于反歷史的假設，以及反普世化的心態。反歷史，意味著相關質疑的歷史真實性沒有保證；反普世化，意味著相關質疑缺乏普遍的眼光，而僅有特殊主義的視角。從反駁的重要性上講，乃是基于相關質疑對于中國的現代進程產生著消極的影響，而不是積極的引導。中國的現代化經歷了“九死一生”的艱難歷程。現代化對于古老中國的意義，從“古老常新”的角度講也是可以獲得起碼的證明的。在現代化的西方典范國家那里學習相關經驗，總結相關教訓，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假如我們按照相關質疑進行思考，我們就少了現代化的坐標，少了現代化的前行參照。在這個意義上講，相關質疑僅僅具有提示的價值，而不具有顛覆相關思考的意義。落實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論域中，我們起碼對于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現代性政治價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現代性政治制度安排諸如憲政、民主、法治，現代性政治生活方式諸如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區分等等應該加以認取。否則，現代性政治的基本理念就會徘徊在我們的政治大門之外，我們就缺乏支撐現代中國社會運動的起碼精神基礎，同時也就缺乏審視和評價中國政治傳統、描述和分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基本參照。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進行理智的辯護。所謂理智的辯護，是一種消解了將這種研究神圣化之后的底線正當性辯護，也拒絕從方法無政府主義的角度粗暴地為其辯解。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是否具有正當性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主要是由相關研究實踐提供支持理由的，而不是一個由研究者的價值主張提供意氣性說法可以保障的。假如相關研究實踐不足以提供給人們具有說服力的成果，而處于申述某種價值立場、捍衛某種價值主張的境地，那么它就缺乏獲得人們支持并介入這種研究的理由。就此而言，從傳統的視點看現代和從現代的視點看傳統，構成為相互支持的兩個關節點。從現代性政治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正當性角度看，我們不能采取一種為傳統而傳統的政治態度，只能懷抱像徐復觀那樣的“為自由衛道”的理念，清理中國傳統政治遺產，接引現代政治在中國大地的降臨。從傳統自身具有歷史的合理性與現代轉換的再創造性角度看，我們不能采取為現代而現代的政治立場，似乎現代性政治就是完美無缺的政治，傳統政治就是歷史的博物遺存，而應當懷抱像唐君毅那樣的“靈根自植”的信念。這就是現代新儒家之所以可以在個體心性儒學和社會政治儒學兩個方面獲得豐碩成果和公認的研究成就的原因。簡單的西化視域和單純的傳統回歸，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思考的盲點：這種思考，既使我們看不到我們的現代性政治處境，也使我們看不到傳統政治現代轉換的真實情景。
    因此，當我們力圖為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研究實踐進行辯護的時候，一個可以優先選擇的辯護進路是：將中西政治思想的價值實質結構與形式表達結構作為審視二者的關聯架構，乃是一個它們各自獲得清晰說明的條件。比較的正當性在這里就有了底線的保障。前述的種族主義質疑、理論可靠性質疑就會得到化解。因為就前者說，這種比較不是為了證明西方現代性政治的惟一性和理想性，而是為了說明西方與非西方政治發展的諸種可能性，以及它們在現代處境中實際的處境與可能的走向。就后者說，這種比較不是為了確認源自西方的現代性政治之理論的形式化結構有什么普遍的蘊涵，從而將西方政治學的形式表達方式加以美化，而是為了說明中西政治思想理論表達的形式結構之差異性，對于他們各自獲得的社會理解與影響社會運動的差異之理論的結構形式有什么不同。
    　　四、比較的合理定位
    如果說我們指出了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有著歷史和理論的雙重理由，那還只是指出了這種研究的底線正當性的話，那么，實際展開的比較研究處于什么樣的情形，就對于這種研究的正當性產生直接的影響。可以想見這類研究實踐的兩種狀態。一種狀態是，當我們將西方的現代性政治作為比較的基準的時候，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現代適應性就成了問題。這樣，“中”、“西”、“古”、“今”的對峙性分割，就顯示為“中”、“古”與“西”、“今”的隔離狀態。這樣，一個雷同的研究結論自然而然地就浮現出來：只有西方現代性政治系統才是具有惟一正當性的政治系統，而中國傳統政治系統的存在合理性與現代適應性都成了問題。人們就會因此懷疑這種比較研究是否秉持著一種抬高一方（西方）貶低另一方（中國甚或非西方）的理念。這勢必引起后發外生的現代性政治轉軌國家的普遍反感。近期西方國家里對東方國家似乎懷抱同情態度、具有顯見的左翼傾向的學者到中國來演講現代性，所持的“西方的現代性方案是惟一的現代性方案”的觀點遭到幾乎所有關心這次訪問的中國學者的批評，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注：參見中國思想文化的門戶網站《世紀中國》以及《社會科學報》對美國著名學者詹明信訪問中國時發表的“西方的現代性是惟一的”講演的相關報道。）。可見這種比較研究狀態是不可取的。另一種狀態則顯示著一種似乎相反的情形。這種研究的定勢顯示出這樣一種狀態，即深懷抵抗正當性而對西方的現代性政治抱持敵意或疑慮的研究者對于自己所在的非西方政治傳統的贊美。一方面他們批評或質疑西方現代性政治的所有構成內容具有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們盡力申述自己所置身其中的傳統政治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對于現代性政治的質疑與對于傳統性政治的贊美，恰好構成這一比較不可缺少的兩個端點，但其著眼點顯然是在傳統政治的辯護上面，對于西方現代性政治的關注，在這里不過是為傳統政治從理念到制度再到政治生活的正當性鋪墊基礎而已。這種研究推進到極端，就會滑到“良知的迷惘”的研究陷阱之中。
    這兩種比較實踐所處的狀態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狀態。問題在于，我們的比較實踐在什么情況下才可能令人滿意一些？簡單地講，相對滿意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較實踐，依賴于兩個內部條件與兩個外部條件的的具備。
    內部條件，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較對于中國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內在脈絡進行正當比較研究的條件，有兩個方面。其一，我們對于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整體結構是否有一個完整的了解和評價。其二，我們是否具有足夠的耐心對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進行細致的解讀與分析，進而對于政治思想的歷史延續、文本對比和個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就對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體結構的了解而言，我們對于二者進行比較之前，需要首先把握清楚它們各自在政治理念、制度訴求與政治生活方面的關聯狀態，并在對等的意義上對于相同時代、不同社會、差異時空中的政治思想進行比較，而不能在完全不考慮政治思想的整體處境的條件下進行隨意的比附。在這里，比較與比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選擇。就此必須強調，中西方社會的宗教、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習俗、教育、技術、歷史諸相關因素的關聯式思考，是得以把握它們的政治思想整體結構的前提。就對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文本解讀而言，我們首先需要確立起尊重各自的思維習性、表達習慣的觀念，從而對于它們的歷史處境表示同情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對于從古至今的中西方政治思想經典文本加以細致的分析與勾畫，既避免粗疏的瀏覽造成的誤讀，又避免在誤讀的基礎上對于中西方政治思想做出的誤解。這兩個條件的具備，要求我們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較實踐中拒斥那種比較就是比較價值高低的基本思路。
    外部條件，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較對于中國與西方政治發展的外部結構與歷史走向進行比較研究的條件。這兩個條件，一方面是現代的政治理念的認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態的樹立。就此而言，我們必須確立起政治思想外部功能效用的比較思路。這是一種檢驗政治思想的有效性的必然選擇。政治思想研究與表達不是單純滿足個人趣味的智性游戲，而是用于改進我們的政治生活的理性致思活動。因此，樹立還是不樹立現代政治信念，就不是一個研究者所決定得了的事情，而是人們對于現代政治信念的認取的普遍性，關系到他們是否具有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水準。是否具有健康的政治心態，則關系到一個社會是否能夠（不是愿意）理性地對待自己的政治處境與理智地考量政治問題。
    內部條件的具備依賴于研究者的個人深思，外部條件的具備依賴于群體性的社會認同。兩者對于中西政治思想比較處于良性狀態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只有兩者處于較為理想的互動狀態時，從事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實踐的研究者個人，才能負責地向社會公眾傳達他們的比較研究成果并尋求公眾的理性理解，真正給我們的政治生活帶來積極力量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才能為自身的正當性贏得豐厚的支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77～182D0政治學任劍濤20052005該文主要探討了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正當性問題。針對近來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兩類質疑，文章明確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本身具有正當性依據，并在分析反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看法的基礎上，為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提供了理智的辯護，進而提出應該給予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以合理的定位，這種合理定位依賴于兩個內部條件和兩個外部條件的具備。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正當性/理智的辯護/合理定位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網絡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政治效應分析”(01FZZ002)階段性成果之一。滴石李穎
    譯者李穎，法學博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　100080)   WANG Zhi/DING Jun-ping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WANG Zhi(1972-),male,Doctoral candidate,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ING Jun-ping(1955-),female,Doctor & Professor,Doctoral supervisor,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任劍濤，哲學博士，中山大學政務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　 廣州　510275）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77～182D0政治學任劍濤20052005該文主要探討了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的正當性問題。針對近來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兩類質疑，文章明確指出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本身具有正當性依據，并在分析反對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的看法的基礎上，為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提供了理智的辯護，進而提出應該給予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以合理的定位，這種合理定位依賴于兩個內部條件和兩個外部條件的具備。中西政治思想比較/正當性/理智的辯護/合理定位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網絡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政治效應分析”(01FZZ002)階段性成果之一。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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