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張煒的小說引起關注,一方面來自作者藝術上某種沉靜和扎實的努力,衍生出一種不為潮流所動的凝重而拙樸的藝術特質,在《古船》和《九月寓言》這兩部長篇中得到比較成功的體現;另一方面,就是伴隨著這種體現,張煒小說中呈現的以“回顧”、“野地”和“純潔”為主要內容的價值取向在整個文化轉型中所引起的熙熙攘攘的爭議。這種爭議,不僅將牽涉到對張煒小說藝術上的總體評價,而且還將關系到當代作家在價值迷失的時代對自己精神上的重新定位,以及作家藝術上的個體化追求與這種定位的內在聯系。其間的關節點可能在于:以現代化和文化轉型為籍口,對市場經濟和世俗化思潮在價值上采取基本認同的姿態(無論這認同是否具有進步性),很可能會喪失藝術對現實必要的否定性張力。張煒的小說正是在這一點上具有一種特殊的警醒作用。但反過來,僅象張承志那樣主張對現實義無反顧的拒否,卻又不加追問和清理這種拒否成為可能的價值標準是什么,對現實的批判最終同樣可能會造成對現實維護的效果——如果今天的文化轉型意味著對過去全部歷史所構成的“現實”予以反思和改變,如果一個作家藝術獨特性的追求,意味著他將穿越人類歷史由野地開始而到文明的全部文化內容,建立一個新的“理解點”,對張煒來說,這又可能會意味著什么呢?
“回顧”與“前瞻”
迄今為止,已有不少議論文字注意到了張煒小說的“回顧性”特點,在一個已習慣講“向前看”的社會時尚里形成的明顯反差。這一點,張煒本人也直言不諱:“我要從事藝術,就不能不更多地留戀,不能不往后看,”“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斷地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來尋找前進路上疏漏和遺落了的東西吧!”(1) 的確,“寫什么”對于作家來說從來不是一個應該爭議的問題,也許張煒本來就屬于普魯斯特和福克納那種類型的作家,在回憶中尋求某種永恒的東西,在“那塊象郵票一樣大小的家鄉土地里……為自己創造出一番天地”(2)。特別是, 當你注意到“回顧”的不僅是張煒筆下一塊被人類文明進程遺忘的原始凈土和野地(《九月寓言》),一堆受到人類文明傷害的“黑魚”(《懷忘黑潭中的黑魚》),甚至也是作者的一種敘事方式(《柏慧》)和作者筆下人物的生存方式時(《九月寓言》中的憶苦大會),你就不能對張煒的“回顧性”,用一句“回顧中蘊含著前瞻和期望”一筆帶過;你就會追問張煒在“回顧”中“揀起”的東西是否再可能成為“前瞻”。或者在何種意義上再成為“前瞻”的一部分,抑或基本就不蘊含真正的“前瞻”。尤其是,當你意識到張煒“回顧”的目的包含著對所有“現在”的拒絕與抵抗,就象隋抱樸的怯懦和木訥,是以對家族有可能再給“洼貍鎮”帶來災難的反思為前提一樣(《古船》),你就會進一步理解作者如下一段話語:“一個人的重要性,表現在他與一個時代的關系上,而這種關系又具有某種深刻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別是一個思想家,應該是這樣。作家如果沒有這樣的特征,就是空有其名。”(3)由此, 你就會認識到“回顧”還是作為思想家的張煒存在的方式與寫作的基本立足點。把握這個“立足點”,不僅是理解張煒的創作,而且也是評價張煒這個人的重要契機。
我首先想提及的是張煒新近發表的兩個短篇:《一個故事剛剛開始》和《懷念黑潭中的黑魚》(4) 。 這兩篇以“回顧”為主要敘事方式的小說,至少在“前進路上疏漏和遺落”了什么這一點,可以含蓋并且讓我們窺見張煒價值意義上的“前瞻性”是什么,以及何以成為可能。饒有意味的是:《一個故事剛剛開始》中的“外祖母”身上,確實凝聚著一種我們民族崇高的視死如歸、前赴后繼的堅韌氣質,而《懷念黑潭中的黑魚》卻顯然在呼喚一種被文明裹挾的利益沖突所毀壞的一種生命原初之間和諧相處的生存關系;前者是在“沖突”中體現出的我們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人格力量,后者則是針對文明的負面因素(如唯利是圖導致的背叛)產生對人類原初的“和諧”之美的憧憬;前者可以推導出張煒在《柏慧》、《抵抗的習慣》、《再談學習魯迅》《缺少穩定的情感》等作品中一貫傳達的面對邪惡勢力而大義凜然的抵抗意識,而后者,則與《九月寓言》、《三想》、《融入野地》、《羞澀與溫柔》一道,昭示的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類似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之思。雖然在深層內含上,外祖母攜母親后來舉家遷徙到“一片渺無人煙的荒原”上,與“哭泣的男人”率領水潭中的黑魚往太陽沉落的方向撤離,體現的是同樣驚人的生命力和抽象的善不勝惡,但由于前者指向人與人的沖突,后者指向人與自然的沖突,對人與人沖突的肯定意向和對人與自然沖突的否定意向,不但將使我們看出張煒筆下關于人和自然的非整體性觀念,而且也將使我們初步體會出張煒生命觀的不平等性。
一般地說,人類文明包含這樣兩個基本層面:生存意義上的相安和殺戳與文化意義上的發展和守舊,我們也一般會將肯定的票投給“相安”和“發展”。但是,當“發展”有時是以“殺戳”為代價,而“相安”竟和“守舊”相聯系時,問題就會顯得復雜起來,更不用說人類有時會用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文化精神守護著本質上是生存性的殺戳運動。張煒當然可能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在小說里盡量回避對外祖母所支持的外祖父的“事業”的正面評價,而將全副筆墨投注在外祖母遭受各種打擊時一種人格和精神力量的迸發中。這樣處理的好外是:可以將外祖母中的精神形象剝離出文化內部政治沖突的價值困繞,但也留下了外祖母的精神力量究竟是從何而來的空缺(外祖父的影響只是其中之一)。盡管作者在關于黑魚的小說中提出過“它們最初是從哪兒遷到黑水潭來的”問題,但由于這種空缺的效果最后導致的是對一種抽象的精神力量的肯定,并且這種力量只能在文化的沖突中予以顯示,所以當政治和文化沖突的雙方如果都賦予“外祖母”的力量時,張煒的價值評判就將顯得棘手起來——因為精神一旦被抽象化,外祖母和外祖父的身份就顯得并不重要,人就被張煒劃分為具備這種秉賦和不具備這種秉賦這兩類人。這無疑是張煒從文化政治批判走向道德批判的開始。這種批判逐漸使張煒在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上形成了一種最勇敢者也是最溫情者的人格取舍觀,即:“需要為真理和正義做出極大犧牲的時候,往往是那些滿懷柔情的人首先挺身而出。”(5) 進而才寫出對自然的破壞者只能是唯利是圖的黑魚的背叛者這樣的小說。黑水潭邊那兩個為了一點好處助紂為虐的老人才被作者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于是,問題的復雜性就顯現出來了:人類對自然的征服乃至掠奪,最初就是出于對“類”的利益的考慮而開始的。其中既含有生物意義上的競爭,也內蘊文化意義上的發展。“唯利是圖”幾乎可以說是人類的代名詞,這也是人類和自然在特定時期的“關系”所決定的。在此過程中,既不排斥張煒所說的那兩個背叛黑魚的小人,也不排斥在自然顯出令人恐懼的脅迫力量時,出現外祖母那樣的視死如歸的英雄。因此,人類對自然征服的消極意義,只是在過程中因為“價值失范”導致的,并不等于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從來不具備積極意義。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在張煒那里已經過觀念化處理,自然令人恐懼的一面被人為的剔除后,只剩下“弱小的動物、植物和青草地”時,張煒要看護的,準確地說只能是自然的一面,這一面確實是人類在文明進程中囿于其發展欲求而有所疏漏的一面,但這種疏漏的自然性,就象“唯利是圖”可做“人類之利”與“個人之利”兩種解釋,大義凜然和卑躬屈膝從來相輔相成一樣,幾乎都來自人類否定本性的深層奧秘:人類的文明進程從來難以做到“棄惡揚善”,而只不過是用新的善惡關系替代舊的善惡關系,如果說現代人格是以個體自由和追尋享樂這一正負組合,來超越古代人格那種大公無私和奸詐自私這對善惡關系,我們就可以說,人性對自然性、文明對原始的超越,就既包含著對野蠻的征服,也包含著對純樸的遺棄;野性和純樸的審美含義,也只是人類在擺脫了野蠻和無知的桎梏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但這種審美,從來不具備獨立恢復的功能,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有價值的材料參與新的文化系統和文明結構的建設。真正的“前瞻性”不是以每一文明階段內部的善性人格來批判惡性人格,也不是僅僅拾起文明發展進程那些被遺忘和沖擊下來的有價值內容(如生命之間的相容相安,綠色,視死如歸的堅韌氣概等),而是應該將這些被遺落的有價值內容在堅持人類否定和超越的精神之前提下予以新的理解和價值定位,在諸如“生命的相融和價值的相克”之間建立新的運轉關系,并且至少應和人類已經感受到的文明的好處(如科技和物質生活的現代化)同等對待,其“前瞻性”才似乎真正成為可能。否則,對一個努力成為思想家的作家來說,具體地就是對張煒來說,他不但有可能拾起已被前人和他人表達過的思想(如盧梭和海德格爾),更重要的,是這種將自然與文明各自兩分法的思維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他鐘情的“青草地”的看護,不但有可能離一個真正的、能向世界貢獻獨特的哲學話語的思想家相去日遠,甚至也有可能將自己陷入一種較為偏狹的情感狀態中,并情緒化的將此理解為“獨特”。——讀張煒那組以“憂憤的歸途”(6)為主題的隨筆和散文,上述耽心或許會不無道理。
換句話說,真正的“回顧與前瞻”只有放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才會形成意義,就如存在主義哲學的“時間”概念,從來是將“過去、現在、未來”一體化、本體化處理一樣。雖然人類文明的進程并不等于歷史進步論,但人在時間消耗中的發展變化之意義,卻無疑是人成之為人的根本,也是所有關于人的價值論中最重要的價值論。在這里,固然存在著張煒所說的“新生事物有的并不真實,有的只是陳舊的腐朽的東西經過打扮而已”(7)的普通現象, 但這正好將真正的發展變化的重要性和艱難性襯托了出來。象《九月寓言》中那個叫“@①選鋇暮1咝?村最后的遷徙,《古船》中的隋抱樸終日為“洼貍鎮”擺脫苦難而苦苦思索,在“守成”和“變革”的意義都可以遭遇到“外祖母”所遭遇到的打擊,也都可以迸發出“外祖母”身上所迸發出的精神力量,道德哲學最后也就不得不從屬某種人本哲學,逼迫著張煒做更深一步的回答。一個作家盡管可以不必象政治家哲學家那樣去思考,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卻不得不具有某種政治家和哲學家的素質。尤其在今天,當古老的道德價值體系處于分崩和重建之際,一個象張煒這樣以道德評判為己任的作家,也就不能不考慮對以往道德的反思和超越問題。僅僅成為一個不同時期的道德的“守夜人”,所拾取的道德不但難以建立一個新的對世界的理解點,而流于散亂化,更重要的,是這些道德思想之間常常會相互沖撞,相互矛盾,價值坐標系變幻不定,而且導致解釋面的狹窄。比如“生命之間的相容相安”本來應該泛指一切生命,并不存在強大與柔弱的問題,但由于作者只站立在弱小的動物(或窮人)一邊向強者或暴虐者指陳這一觀念,這就不但有可能忽略弱小的動物相對于另一生命依然是暴虐者(即便兔子也是如此),忽略人被自然界所毀滅和征服這一基本事實(地震、洪水等),更重要的,還有可能把人放在與動物不平等的層次上。以對人的過多的譴責來昭示出一種生命的不平等性,或者以生命的應該相容性來指責人類發展科技征服自然的全部過程——這樣一種那兒出現問題就在那兒“守夜”的存在方式,與一個作家應該與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類首先建立一種理解和關懷性聯系,與一個作家應該穿越所有道德思想碎片,建立一個自己的道德體系或理解點(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應該說還有一定的距離。這個距離,同樣將給張煒的“回顧性”中是否蘊含真正的“前瞻性”,打上了一個不小的折扣。
這也是我想說的,在“回顧與前瞻”有可能相關聯這一點上,《古船》應該說是一個重要的嘗試,并且也不可能被張煒后來的作品所超越。倘若《古船》的成就多半來自其歷史性、沉淀性和可供多種設計的未來性的豐富融匯,那么決定其內含深度的關節點,恐怕還是來自作者從人類性的高度,用“苦難”這一可資多種意旨的主題詞,去含蓋一個民族的歷史以及對這一歷史的告別企圖。隋抱樸在作品中的蕓蕓眾生間如果有什么特殊之處,也正在于作者通過這個人物寄托了某種“前瞻”性。“前瞻”在此不是指隋氏家族對趙多多和趙四爺這些惡勢力的反抗和征服——相反,這種彼此征服正是苦難形成的緣由之一;“前瞻”也不是指“洼貍鎮”最終通過見素式的人物,走出封閉,走向工業和商業文明——見素式的奮斗,倒可能加劇人們對苦難體驗的深厚感;“前瞻”更不是指對作品中弱小人物的同情,以及發掘這些人物身上頑強的抵抗力——抱撲的女友和妹妹這類女性的掙扎,正好構成的是苦難成為歷史的基本生存內容……真正的“前瞻者”,在作品中倒可能是沮喪的、甚至寧靜的。抱撲最后的出場,并不意味著“洼貍鎮”只得等待他來拯救——如果拯救者自己都不知道應該將“洼貍鎮”引向何方,他的出場很可能是這苦難的繼續循環。抱樸出場的全部意義在于:他可能開始一種不把矛頭針對某些人而針對苦難的嘗試,但由于他的嘗試僅僅只是一種方位,所以沒有人能保證他不會失敗而給苦難的“洼貍鎮”添上新的沉重。但就是這些微的可能,既使作品的內含被開拓出新的空間,也使隋抱樸的“沮喪”增添了深刻的內容,并由此使作品增添了比較豐富的人類學意旨。
因此準確點說,張煒只是一個在“回顧”與“前瞻”之間、有時統一有時分裂的徘徊者。正因為這種徘徊性,所以在《古船》之后,如何看待《九月寓言》里所展示的那個生機勃勃的野地的多重價值指向,并將這種價值指向與現代人應持的審美取向聯系起來,才可能成為包括作者在內的我們更為棘手的問題。
“野地”與“文明”
應該注意到,張煒在《九月寓言》開篇所說的“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飾過的野地”,與他在《文學是生命的呼吸》這篇對話中談的“城市文明應該是好的、有意義的、健康的”的意思,是有一些出入的。這來自于張煒理想中的城市和現實中的城市的差異。或者說,由于現實中的城市大多是被“肆意修飾”過的,沒能成為“野地”的“另一類花和果”(8),說張煒拒絕“現在的”城市文明是說得通的。因此, “野地”與“文明”只是在后者的意義上說的,盡管這將牽涉到“文明”應該是怎樣的、她可能是怎樣的這些理論話題。
當然也須強調,張煒的“野地”也不是指農業文明。因為現在的農業文明也存在被“肆意開墾”過的枯敗景象,對水土和自然的破壞隨處可見。所以需要解決和面對的,是與人的肆意性相關的所謂“文明”本身,而“野地”,由此并被賦于真正的自然性和原生性的含義,我想這樣的理解,可能才較為接近作者的本義。
于是《九月寓言》可能在一些讀者那里有費解的感覺,但在哲學層面上,她寫的不就是作者所說的“一個原來,一個真實”么(9)? 如果我們將《古船》所揭示的文明史和苦難史,某種意義上就當作是對這“原來”的肆意違背,那么《九月寓言》的出現,至少就可宰魑欽澎吭謁灞友八幾姹鸝嗄訊紙蹙鋇囊恢盅≡瘛」苷庵盅≡裼胨灞擁摹扒罷靶浴狽較蛞汛笙嗑鍛ィ庵遼倏梢愿嫠呶頤牽赫澎慷浴俺雎貳鋇難懊伲丫膠5賂穸蟪荊毓誦允酉擼湓諏宋拿魘分暗惱嬲賜泛屯寥郎稀歉黿小埃愧裒選鋇男〈迓洌喚鱸諦騁艫囊庖逕習凳疚頤僑死嗟募壑底費安椒ビΩ迷謖飫锫浣牛掖有〈遄詈笤諗諫÷〉那ㄡ闃校頤且廊豢梢蘊寤岬劍餛耙暗亍輩攀俏拿髦吹姆⑾櫚亍還苷庵幀扒ㄡ恪痹な咀判〈褰豆糯芬庖逕系目嗄咽罚故墻呱險澎克<降奈拿韉慕文學評論京60-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炫19961996 作者:文學評論京60-6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炫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