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訪談:乖派和不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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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訪談(一):乖派和不乖派

 

引言

剛剛于4月初去世的撒切爾夫人,因為致力于去國有化和減少福利而成為很多英國人心目中的惡魔。即便如此,她也沒把英國的國民醫療保健制度(NHS)私有化,也還是要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處,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住房。就連一位非常厭惡她的英國朋友也不得不承認:英國兩黨政府間對福利的分歧多數時候是類似占預算的35%還是30%的那種差別,因為他們都要為選民服務。

 

而這正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的新書《共同的底線》(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3月)中所闡述的一個重要觀點──人家的問題是:自由主義已經不夠,社會民主主義也已經不夠,于是要尋找第三條道路。而我們的問題是:自由主義也行,社會民主主義也行,但首先應當實現兩者的共同底線。而最可怕的,莫過于走上一條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社會民主的所謂第三條道路

《共同的底線》讓我對于中國的很多現實問題有豁然開朗之感。今年三月底,我在秦暉堆滿了書、幾乎無地落座的寓所與他進行了一次訪談。更確切地說,是聽他講了兩個小時的課,間或提了幾個一直困擾我的問題。

以下為訪談實錄的第一部分,為了閱讀效果,訪談經過刪節和編輯,并未經秦暉本人審閱。


乖派和不乖派

袁莉:您的新書《共同的底線》中講了那么多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寡頭主義。那么,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什么主義?

秦暉:就是專制主義。我覺得現在講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都是在那個平臺上才有它的意義,在沒有這樣一個平臺的條件下,應該說這種問題是不太存在的。我甚至認為公有制、私有制、國有化、私有化,也不是中國真正的問題。比如,我認為中國從來就是既可以搞國有化也可以搞私有化的,搞國有化就是把老百姓的財產裝到國庫里,搞私有化就是把國庫的東西裝到他們當官的口袋里,而且裝完了就再搞一次國有化。

 

所以,在中國,左派可以不用操心私有化,右派也可以不用操心國有化。我有一位朋友,他算是比較的,應該是主張私有化的,但他不悲觀:你別看現在國進民退,國有資產最后還是會被他們糟蹋光的,又會搞到他們當官的口袋里去,最后還是會低下來,甚至比上世紀90年代私有化最厲害時候的比重還要低。他說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他不担心。

假如這位主張私有化的朋友不担心國有化,那么左派也可以不用担心私有化。很簡單,私有化完了我再搶一次不就完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我是主張國有化反對私有化的,或者說我是主張私有化反對國有化的。當年郎咸平指責中國私有化的時候,有一個網友在網上貼了一個帖子,我覺得挺有意思。他說,其實國有資產私有化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大家同意,因為國有資產是大家的,那么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私有化了,沒有什么不行的;私有財產國有化也不是不可以,只要這個人同意,就是你不能搶人家的。比如說美國──歐洲當然就更不用說了──那里從來就有很多人喜歡所謂的捐助公益,比爾?蓋茨把他的財產拿出來搞公益,美國人不會認為這叫侵犯私有財產,因為是他愿意的。

他說,但是中國現在糟就糟在這兩個邏輯都是反過來的,就是把私有財產變成國有的,不需要主人同意,只要國家想搶就可以搶了,比如說征地拆遷之類的;而國有財產變成私有的也不需要老百姓同意,他只要想裝進他的口袋,就裝進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你說反對國有化或者反對私有化,都容易被當官的拿過去當借口。你說反對私有化,那好啊,那當官的就沒收老百姓的私有財產;你說反對國有化,那當官的說也很好啊,那我就把國有財產裝到我自己的口袋里。

我曾創造了一個名詞,叫做尺蠖效應,就是指的這個意思。中國人一般說的政策就是所謂收緊的政策,的政策就是所謂放開的政策。可是中國的放開、收緊往往都是朝著固定有利于一幫人的那種方向的。這就像那種叫尺蠖的蟲,它的特點就是一收一放都是朝著一個方向走。

現在我們一般講的左派是主張大政府的,在民主國家其實就是主張高福利,右派是主張小政府的,可是這個大政府、小政府,只有在憲政條件下是有意義的,也就是說憲政政府本來應該是權力和責任對應的。如果我們講大政府,不是僅僅說它的權力很大,首先要講的是它的責任必須很大,也就是說它必須給國民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所以我們愿意多授予它一點權力。我們講小政府,其實是害怕政府的權力太大,侵犯我們的自由,那么為了怕它侵犯我們的自由,我們就不愿意授予它那么多的權力,而我們既然沒有給它那么多的權力,也不用指望它給我們提供太多的服務。

可是這里有個條件,就是政府的權力是我給的,我給你權力是讓你承担責任的。可是現在中國沒有這個機制。這就造成一個特點,就是你想要大政府的時候,它的權力會搞得很大,當然它是不盡責任的。當你說要小政府的時候,它就推卸責任,當然權力它并不放。所以我說,在中國你既可以當左派也可以當右派,這都不要緊,現在最實質的差別是乖派不乖派

袁莉:怎么講?

秦暉:如果你是一個乖派,你可以當左派也可以當右派。你是一個乖左派你就會鼓吹擴大權力,但是你不要追問它的責任;如果你是一個乖右派,你就為它推卸責任,但是不要限制它的權力。這樣不管你是左派還是右派,政府都喜歡,而且它最喜歡的是既左又右派,就是既鼓吹它可以有很大的權力,又鼓吹它可以不負什么責任的。既主張高稅收,又反對高福利,那政府都喜歡的。

但是反過來講,如果你不乖,你同樣也可以左右兩邊都使勁的。假如你是個左派,你就應該追問它的責任,要求它為老百姓承担它應該承担的責任,包括高福利;如果你是右派,你可以要求限制它的權力。我覺得通往憲政的路就是這兩者都要做的,一方面限制它的權力,一方面又要追問它的責任。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秦暉訪談(二):負福利、零福利VS低福利、高福利

 

編者按:20133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的新書《共同的底線》出版。3月底,在秦暉的家中,華爾街日報中文版主編袁莉對其進行了深度訪談,探討了中國的左派和右派、中國的負福利模式、不匹配的政府權力和責任、赦免和清算的邏輯、中國模式和全球化以及改革和革命的邏輯等理論和現實問題。本文是訪談的第二部分《負福利、零福利VS低福利、高福利》,內容經過刪節和編輯,并未經秦暉本人審閱。

 

袁莉:您說的政府的責任應該怎么理解?

秦暉:所謂責任就是我們要政府做的。這個責任的意思絕不是說皇恩浩蕩,政府做了一點我們就要感謝,他不做我們也不能跟他要,那不叫責任。

 

中國不能說以前沒有福利,很少──像蘇聯福利比我們多得多──但也是有一點的。以前中國舊體制下的福利嚴格來說它不是民主國家意義上的福利,因為第一給不給得看他愛好,你是不能要的,如果他給你那是皇恩浩蕩,但是如果他不給你,你也不能要。最典型的就是三年困難時期,那個時候政府如果給你發了饅頭,你就得感謝,而且要哭要感謝毛主席多大的恩情,但是如果你餓死了,你也不能埋怨他。

假如是這個皇恩浩蕩式的福利,那皇恩肯定是給對皇上有用的那些人,所以這種福利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往往給強勢者的多,給弱勢者的很少,就是說它是從上往下給福利,強勢者在什么方面都是占便宜的。初始分配他占便宜,二次分配他還占便宜。而弱勢者是各種分配都吃虧的,初始分配本來就低,二次分配他再吃虧,或者根本就沒有。像以前的公費醫療,大部分農民都是沒有的,主要是干部有。

袁莉:現在也還是很少。

秦暉:對。現在已經比以前好一點了,但還是很少。如果你把福利折成收入,就是比較二次分配以后的收入,你會發現比初始分配更不平等,這也是非憲政國家的一個特點。憲政國家就不可能是這樣的,憲政國家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區別。比如說像歐洲很多國家,它是高福利,所謂高福利有兩種含義,一種就是幫助弱勢者的力度比較大,另一種不是幫助力度大,而是覆蓋面比較廣。像醫療保險在很多歐洲國家,包括英國都是全部覆蓋的,但是在美國就只覆蓋了18%的人,可美國雖然只覆蓋了18%的人,但是這18%的人的確是弱勢的,MedicaidMedicare就是針對要么是很窮的人,要么是……

袁莉:上年紀的,65歲以上。

秦暉:對。美國各州還有一些健康紐約這一類的(福利),也是按照這種標準來的。而中國是正好相反的,在改革以前公費醫療也只有百分之十幾的人能享受,但是那百分之十幾的是最高層的人。


袁莉:那百分之十幾是指城市居民嗎?



秦暉:改革以前,說實在的只有職工有,連城市的職工家屬都沒有。當時城市的職工家屬有一種類似于合作醫療一樣的保障,但國家是不投錢的,就是互助式的那種。今天的情況,我看過一個數據,江蘇省在2007年時,八千萬的人口里,全額公費醫療只有14萬人享有,那就是一定級別的干部了。它一年的醫療基金達到6000多塊錢,那時江蘇省農民的新農合應該是全國搞得最好的了,當時溫家寶說,新農合每個農民應該達到50塊錢,它已經達到75塊錢了。

袁莉:超過了50%。

秦暉:對,超過了50%,這已經是全國最先進的了,它的覆蓋率是95%,也是全國最高的。但還有一些人是根本沒有的,即使有的也就給了75塊錢,而那些干部,相當于他們的90倍。但就初始分配而言,他們的工資并沒有農民收入的90倍,也就是說加進這個東西以后,他們的差距反而擴大了,不是變小了。

住房也是一樣,像歐洲很多國家,福利房的比重比較大,尤其是北歐很多人都住國家的房子,美國就很少很少。美國所謂的public apartment,后來因為很多都變成貧民窟,治安也很糟糕,所以上世紀8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提倡發展這個東西了。我看見一個材料說美國住public apartment,拿租房券、房租補貼這一類的,只有10%不到的人。

中國以前能夠分房的人有多少?其實也不太多。農民肯定是沒有人給你分房的,城里街道工廠普遍是不分房的,大企業說是分房,你往往是排幾十年都排不到的。那時候一般的工人老實說是很難分房的,大部分都住在集體宿舍里頭,能分房的人不會超過10%,可是那10%是反過來的。美國從來不會給總統分房的,但是可以給失業的黑人分房,當然這個數量也很少了。美國絕大部分地方申請public apartment的條件,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你要是失業的,后來有人就說,我是在業的,但是收入低行不行?現在很多州在討論這個問題,大部分州還是不允許的。

袁莉:美國人肯定不愿意,很多美國人最怕自己交的稅給別人花。

秦暉:所以這是個典型的低福利國家。但是中國正好相反,分房的全都是有單位的人,而且基本上是官。假如你沒有單位,不要說分房,連你自己蓋個房子都是違章建筑。中國是禁止貧民窟的,你是窮人是不準有窟的,如果有窟那就是違章建筑,就要受到城管的暴力制裁的。國家不僅不給你福利,連自由都沒有。住房無非就是這樣,如果你是自由放任,那你就允許他們蓋貧民窟,如果你是福利國家,那你就應該給他們提供保障。

中國實際上這兩者是都不允許的,所以我說這就叫做“負福利”,它既不是高福利也不是低福利,而是一種相反的福利,它會增加不平等。對于這樣一種狀況,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的爭論有什么意義呢?民主國家有誰會贊成負福利呢?

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其實都可以發揮作用的。假如我是反福利的,那么我首先就應該指責統治者的福利,而不應該去指責老百姓的福利,因為老百姓根本就沒什么福利;如果我是一個左派,我主張中國應該有更多的福利,那么我應該特指這個福利就是給最窮的人,我不能允許公務員什么的去擴大福利。如果這兩種人都能發揮作用,那中國就逐漸正常了,因為中國首先就會變成零福利。

雖然像江蘇那種情況還是負福利,還是擴大不平等的,但這也是改革帶來的一種進步,為什么說它是進步呢?因為雖然是負福利,但是負的程度沒有以前那么高了。以前農民一分都沒有的,現在不管怎么說,還有了75塊錢。以前可能是“負高福利”,現在變成是“負低福利”。

負低福利其實是朝零福利在發展,所謂零福利不是沒有福利,而是那個福利對不平等不起作用,它既不是擴大不平等的,也不是縮小不平等的。如果我們改革朝這個方向推進的話,它最終就會變成零福利,進一步發展它就會變成正福利,到了正福利的時候才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爭論。如果中國的福利變成正的了,那我們左派右派就可以爭一下,到底是把這個正福利提到像瑞典那么高,還是像美國就那么一點點就行了。

可如果是在負福利條件下,這種爭論是沒有意義的。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用的力度是相反的,比如說你講減福利,首先就減掉老百姓的福利,當官的福利他不允許你減的,但是如果你講加福利,他就加到當官的頭上,這樣的話你不管是左還是右,你不是幫倒忙嗎?

最典型的就是保障性住房政策,按照我的說法,它有兩個最大的弊病。一是所謂的“經適房優先公務員”,實際上就是變相給他們蓋大房子,經濟適用房動不動就兩三百平米,而且只有公務員能夠買,明顯就是給當官的搞的,就是給當官的聚斂財富。你想現在的房價那么高,給他兩百平米,那比任何國家的高工資都要高得離譜了,還說我們公務員是低工資,這怎么可能呢?但另一方面,絕大部分城市的廉租房都是要有戶口才能申請,也就是說新移民,真正的農民工是享受不到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沒有意義了,因為老市民中說實在是沒有多少需求的。這個不光是中國,全世界各國城市里頭的窮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都是一進入城市以后就是窮的。

一般來講,城市窮人就是進城不久的那些人。如果說保障性住房不管他,所謂的廉租房不給農民工,經適房優先公務員,那這不就是典型的負福利嗎?所以,在保障房問題上,如果我是個左派我就不能一般意義上提倡保障性住房,我就得說保障性住房就是得優先給農民工,而且尤其不能給公務員;反過來講,如果我是個自由放任論者,那我就認為,公務員就該去買房,憑什么福利國家的弊病首先就反映在你的身上,你們當官的體現了福利病的最典型特征。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秦暉訪談(三):無限權力和有限責任

 

編者按:20133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的新書《共同的底線》出版。3月底,在秦暉的家中,華爾街日報中文版主編袁莉對其進行了深度訪談,探討了中國左派和右派的誤區、中國的負福利模式、不匹配的政府權力和責任、赦免和清算的邏輯、中國模式和全球化以及改革和革命的邏輯等現實問題。本文是訪談的第三部分《無限權力和有限責任》,內容經過刪節和編輯,并未經秦暉本人審閱。

 

袁莉:我一直都有個問題,中國有一個專制的政府,又是這么鐵腕,我們能做的也就是說一說而已,單就是怎么讓負福利零福利轉變都是很難的。

秦暉:這個其實我覺得很簡單的,首先我們應該把這個道理給大家講清楚。知識分子別的不能做,道理還是可以講的。現在真正的問題是連這個道理很多人都是不懂的,尤其是在福利問題上。現在感恩型的福利觀還是很強大的,強大的原因其實也是左右兩方面的原因,現在有些左派就老講福利是領袖的恩情,是黨的恩情,你享受一點你就要感謝,你不享受你也不能要,黨會替你考慮的。

 

怪就怪右派現在也在這么講,但右派講的是另外一種,就是說其實政府用不著管你們這些人,政府沒有這個責任,政府既不應該管你的醫療,也不應該管你的教育,也不應該管你的住房,這些東西都不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本來就是不該管你死活的,你就是應該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從頭再來

但既然政府沒有這個責任,那么政府還做了,那這不是他的恩情嗎?既然右派是這樣講,那當然政府更有理由認為,這是他的恩情了。我們現在要指出的是,政府給了服務,不是他的恩情,而是我們可以要的。

袁莉:對,我們交那么多稅。

秦暉:對。我們搞市場改革的頭一句口號,我就很反對,叫做不找市長找市場,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政府可以不負責任,老百姓不能找他要服務,但是他可以隨便找老百姓要稅,這不是豈有此理嗎?如果讓我來講市場經濟應該搞什么,它應該是反過來的,叫做市長不找市場找。市場經濟不是限制老百姓的,是限制市長的,也就是市長你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不是說老百姓不能隨便找市長的麻煩。

我覺得首先要把感恩型的福利觀變成問責型的福利觀。而且現在中國老百姓實際上也還是有進步的。改革幾十年來,有一個地方的確是比以前進步的,就是有些東西老百姓的確是不太感恩的,而且認為這個東西是我應該得的,如果你不給我就要有建議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種現象。

袁莉:但是我要反駁一下,老百姓現在雖然權利意識是比以前增強了,但是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北京的空氣質量,上海的死豬之類的,大家也都是抱怨抱怨,又能怎么樣呢?

秦暉:說實在的,抱怨就比不抱怨要強多了,現在很多人就認為你是不該抱怨的,包括左派、右派都說你是不該抱怨的。左派說好事都是共產黨做的,壞事都是資本家做的,你就不應該抱怨政府。像死豬你只能去罵農民,或者只能去罵那些養豬的資本家,政府是沒有責任的。右派的說法會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們本來就不該管這件事。

但我這里要講,中國在改革前長期低工資條件下的福利,和西方的福利是不一樣的。改革前中國長期低工資條件下的福利,實際上是把老百姓的福利都扣在國庫里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不搞福利就不是什么搞不搞福利國家的問題了,實際上就是掠奪民財,因為低工資本來就不包括養老什么的,都是國家原來給扣除了的。國家原來的說法就是,我就給你吃飯的錢,但是養老將來國家會考慮的,結果現在一搞什么轉制,就把人家轉出去了。假如養老這個東西你不負責,不是等于把人搶了嘛。

還有一點我要說,從東歐的經驗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統治者是要有壓力的,沒有壓力他不會走(憲政)這條路。這個壓力其實就來自限權和問責這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濫用權力要受到限制,一方面他不負責任要受到追問。

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特點,僅僅從意識形態講,問責訴求的言論空間,應該比限權訴求的言論空間更大。比如說當年波蘭、匈牙利這些共產黨國家,你如果要講什么多黨制,三權分立,他是不準你講的。但是你說社會主義就得這個也保證我,那個也保證我,他是沒法封你的嘴的。你像我們可以說“五不搞”,但是不會說我們堅決不搞福利,就是不管人民死活,不敢這樣說吧?那么我們當然就可以要了,像波蘭的團結工會不就是這么來的嗎?包括很多東歐國家的反對派都是靠福利問責向政府施加壓力的。

而且,在憲政國家,由于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是建立在一個契約關系基礎上的,所以你是不能無限問責的,因為你本來就給了他有限的權力。可是在我們這種國家,理論上就是可以無限問責的,因為你的權力沒有邊界,憑什么你的責任就要有邊界呢?

所以,假如我是一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歐洲或者在美國我是堅決反對福利國家,主張自由放任的,但如果我在中國,我仍然可以要求它從搖籃到墳墓都承担責任,這一點都不違背我的自由原則。道理很簡單,在西方我既然主張自由放任,我當然就不會給它那么多的權力,但在中國它已經有了無窮的權力,我憑什么單方面地給它推卸責任?

可是中國現在就是這樣,一旦講公共服務,很多人就拿西方做例子,你看人家西方都承担不起,包括現在所謂延長退休年齡也是這樣。要我說西方當然應該延長,西方有賣地財政嗎?有中國那么多的壟斷性國企嗎?你們可以隨便橫征暴斂,西方可以嗎?更不用說你還搞了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老百姓的養老功能都讓你破壞了。本來中國的傳統是家庭養老,結果你現在強制推行30年的計劃生育搞得人家家庭沒法養老了,結果你說國家也不養,你把很多人都搞到斷子絕孫了,然后你說政府可以不承担養老責任,這怎么可以呢?

我覺得中國和西方現在都是“打左燈,向右拐”。西方國家是只有資本主義的權力,但是要承担社會主義的責任,而中國是擁有社會主義的權力但只想承担資本主義的責任,甚至連資本主義的責任都不愿意承担。那當然是很不合理的。在中國,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那你就讓他承認社會主義的責任,如果你要當資本主義者也可以,那你就不能允許他有社會主義的權力。你不能讓他什么都有,他可以有無窮的權力,但是他不承担最基本的責任,這怎么能行?

(本文版權歸道瓊斯公司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綜合 2022-01-09 20: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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