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認為其實是有兩個文革

簡體傳統

在錢理群心中，實際存在著“兩個文革”――1966年10月至12月，是一個“有限思想解放”的民主（造反）文革，“一月奪權風暴”后則是“反奴役的革命異化成新奴役”的專制文革。文革至少有兩個月的“有限思想解放”。

錢理群靠著書房的沙發，凝望著一排新書柜，緩緩說道――

　　“文革一開始，一看報紙上毛主席支持聶元梓，當時我就非常興奮，覺得這正是多年來我要說的話。那時我在住醫院。我下鄉勞動的時候，住農民家，被蚊子咬了，生了病，學生送我住了醫院。于是在醫院里我連夜趕寫大字報，檢舉校長。但是我的大字報還沒貼出去，就被校長搶先了一步，把我打成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因為當時支部書記也在鄉下，只有校長在校里主持工作。把我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這很荒唐，當時我才二十多歲，怎么算一個反動學術權威？可能因為那一帶，還只有我是從北京來的大學生。后來支部書記回來，又把校長打成牛鬼蛇神，把他打成反革命，我倆竟然關在一個牛棚里。這樣一開始，我就被打成反動派，當時把我們軟禁在我的寢室里，派兩個學生跟我住在一起，日夜臨視著我的行動。因為我反對那個學毛著積極分子，他們就說我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結果有個女同學就站出來為我辯護，她就說這話好像不通，錢理群反對這個老師，怎么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為什么呢？因為那個老師是他們班主任，她也對他的假話不滿。結果后來就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不久就去跳樓自殺了。

　　“我就被軟禁關著差不多三、四個月吧。一直到66年10月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我才解放出來。學校里也一直沒給過什么職務給我，根本不可能，我曾經申請過，連班主任也不讓當啊。我申請當班主任，因為我和學生關系實在是太好了，后來我又有一條罪名就是'和黨爭奪青年’，我一直到現在都是這個罪名，因為我走到哪里，我的周圍都有青年圈子，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這樣。所以我害了那個女青年。文革一開始，打倒'三家村’，我害了很多人，因為我和學生接觸太密切，又是運動，又是演戲，又是黑板報，每一件事都是由我帶領他們。當然我和很多學生都有聯系，以我為首，打了很多的小'三家村’。后來所有的學生都對我反戈一擊，甚至捏造、編造很多沒有的事，這些東西都夠厲害的，令我很難堪。

　　“當時我們在底層的感受和上面是不一樣的，上面所涉及的人物，是陷入了一場文革路線斗爭中的毛、周、劉、鄧，似乎是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其實在我們下面看來，當時我們的感覺實際上是一場思想大解放，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實際上文革對普通老百姓來講、對受壓了的人來講，它當時批判一切，就是要打破各種迷信，各級黨組都癱瘓了嘛，都搞掉了嘛，然后它理論上提出是批判赫魯曉夫，懷疑一切。他提出的口號是馬克思的話，馬克思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這懷疑一切是對所有的人，所有的領導干部都要懷疑，所以我們的感覺是一場思想大解放，尤其像我這樣受壓抑的人。所以我覺得對文革的態度跟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有關系的，像我們這種受壓抑的人，當時的感覺是一個大解放，根本不見得是什么災難。文革將來要重新評價，我說是非常復雜的。文革的主要問題是'解放思想有限制’，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崇拜毛澤東，就是在他一人的控制下，進行一種他批準的思想解放，是有限解放，但是畢竟是一個解放。當時所有的黨支部組織都癱瘓了，只有百姓的造反組織在活動。當時群眾在毛的控制下這是肯定的，這種解放是有限制的，但是確實是有不少思想解放。當時我們簡直是興奮得不得了，而且整個社會秩序非常之好，根本沒有小偷，連小偷都革命了。但是時間不長，大概從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到一月份就不行了，一到奪權鬧革命、'一月風暴’搞武斗，那性質就轉移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覺得十月到十二月之間，那確實是某種程度的一個思想解放，特別對下層，當時我們的感覺就是這樣。

　　“但是后來我在衛校里邊挨整，就完全屬于校領導的報仇思想，他就不肯給我平反。曾給我平反幾天，后來又收回了平反。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來他們抄我家抄出來很多詩。比如有一首詩，就是我剛上大學時寫的，當時我意識到中央領袖的仕途不見得平坦，就發了一下'詩小二’的幻想，詩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說，沒有人能一馬平川。有一首詩我又以踢球來比喻，說球可以踢到地球的另一面去。那地球的另一面就是美國啊，當時我為了押韻，說我要一跟斗翻到西雅圖去，因為西雅圖的“圖”字比較押韻。這可不得了，當時解釋不清楚的。因為當時美國是我們的敵人，而我的哥哥又在美國，我們家庭是那么復雜，那么你一跟斗要翻到美國去，你不是想叛國是什么？你解釋不清楚，就憑這一首詩，就你甭說別的。我也解釋不清楚這是怎么回事，只好戴著一頂'三反’帽子走路。

　　“文革后來社會上分兩派，你想，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我父親在臺灣，是一個高級官員，在貴州那小地方，一聽就嚇壞了，認為接觸我這類人，是很危險的，包括那些毫無理由怕我的人。但是這種情況下，我越要參加造反派，我非常積極，所以整個造反、革命過程我都參加，我沒有消極過一天。后來我自己組織了一個組織，后來又參加了一個紅衛兵組織，又給紅衛兵開除，開除又參加，反正亂七八糟，但是他們總用得著我，因為我是寫大字報的好手。

　　“我這種性格就是反叛性格，先前的校領導我反，革委會成立我又反對革委會，這個過程當中，實際上我確實是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不過，在我看來，文革有兩個毛澤東，一個是專制體制代表的毛澤東，另一個就是反叛這種專制的毛澤東，毛澤東也是現行體制的反叛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個判斷：中國已經出現了特權階層，肯定出現了特權階層。這點我們在基層是體會很深的，特別贊同，所以他提出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非常得人心啊。當時人們都有把特權與資本主義劃等號。這是我的親身體會。文革中我們為什么反對'新生的革委會’，因為革委會一誕生就又建立了一種新的壓迫，新的特權。所以我這人一輩子都是壞家伙。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啊，我就要反對新特權。而毛主席他支持你反對除他之外的新特權啊。毛澤東他實際上有兩面，他有反派的，所以當時我們忠于你的很多。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我個人來講還有一個原因，就毛澤東和群眾的關系，就毛澤東和群眾的心是相通的，而我也絕對跟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一方面，他們兩個都是很不定的靈魂一樣極有反抗性，不斷探索，不斷地靈驗，就憑這一點，我們當時就非常敬佩他，他能有這樣的膽量把自己建立起來的黨摧毀了，而且居然做到了，這個我覺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崇拜他。但是我們以后對他的另一方面，對他的文化等方面，當時我們的感受就更大，因為我們處在一個社會的底層，處在一種被壓迫的狀況，所以一直對他是很崇拜的。那后來就是，我這篇文章也談到了，林彪事件以后就開始有些變化了，考慮一些問題，但還沒有回到他身上。林彪死了以后，我們又經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緊跟著就是這個問題，那么這個時候在我周圍就出現了一批青年人，就是文革的中后期，因為我文革這個時候是和青年人在一起的，和紅衛兵在一起，尤其到中后期，我當時的影響就逐漸地擴大。在文革中我的遭遇很多了，有被抓了回來，逃到北京，從北京再抓回去。那么我就團結了一批年青人，這批年青年人基本都是我本校，也有的在衛校教書嘛，后來到師范學院去教書，但是我的影響就超過了，我的成績就趕上了地區一個非常出名的人物，因為像我這樣的人，還能不斷地反抗他們，也是夠厲害的了，而且我曾在全城萬人游斗，掛著牌子在大街小巷游斗，所以我在那幾乎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人家都知道我，一直到現在，貴州還流傳著很多關于我的神話。這個你可別寫，因為我后來又考上北大研究生，就已經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