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摘要　由于存在外部性、壟斷、分配、宏觀經濟波動等因素，根據效率和公平這兩把尺度來評判，市場可完全或局部失靈；市場失靈使得政府干預經濟有其必然性。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政府應該擁有確立法律體制、宏觀經濟穩定、配置、再分配等項職能。
　　關鍵詞　市場　政府　市場失靈　政府干預
　　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過存在幾百年的時間，而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的功與過、得與失的爭論卻由來已久。其中圍繞著市場和政府在市場資源配置中各自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起多大作用的問題始終牽動著經濟學家們的心弦，并且構成許多思想家爭論的核心。
　　無論如何，判斷市場失靈或市場成功應該有其標準，根據市場主體的客觀需要和利益要求，我們把效率和公平作為市場成功或失靈的兩把尺度。所謂效率是指經濟組織在既定的投入和技術約束下，使人們的需要盡可能得到最大滿足的經濟資源利用狀態。西方經濟學常常使用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于１９０６年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提出的效率概念，即通常人們把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優狀態作為一種經濟制度是否有效率的標準。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薩謬爾森的解釋，帕累托效率是指：“當沒有什么方法能重新組織生產和分配，使每個人的滿足都得到增進時，配置的效率就實現了。另一種給配置效率下定義的方法是說，在不使任何一個其他人的狀況變得更壞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的狀況能變得更好。”［①ａ］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沃爾夫認為，效率除了上述這一靜態的含義以外，還可以用各種方式擴展為其它的效率，例如動態的（或熊彼特）效率、技術效率和Ｘ效率。判斷市場得與失的另一把尺度是公平。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平有雙重含義：一是指機會平等；二是指結果平等。機會平等體現的是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是社會提供給每一個成員相等的參與競爭、就業、投資、盈利等一切經濟活動的機會。使每個人不受民族、種族、地位的限制，公平參與市場競爭規則和過程，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借以最富效率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公正的結果表現為人們對創造財富的貢獻在個人分配中最終表現出來。公正的第二個含義是結果平等。西方經濟學家一般堅持“三位一體”的分配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決定的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和利息、土地——地租的分配公式是公正的，每種生產要素根據它對生產的貢獻取得了相應的報酬。但是，另一些學者例如薩謬爾森等人承認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著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二者相比，財富分配更加不平等，造成人們財富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則是遺產繼承和企業家精神。所以這些學者主張不能以市場競爭的結果來定義平等，主張要通過賦稅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財富進行調節和再次分配，這樣既糾正了市場分配的過分懸殊，又通過社會保障體系對貧困者給予生活保障，使社會成員收入均等化，保證了社會的穩定。
　　當我們規定了評價市場經濟這兩把尺度之后，就可以在這一參照系內評判市場經濟的成功與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經濟的必然性和限制條件。根據市場的結構，西方經濟學家把市場分為四種類型：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壟斷市場。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只有完全競爭市場才是市場經濟的理想模型。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就以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為假設條件，以局部均衡分析法，認為完全競爭市場通過價格體系的自動調節作用，會形成在現有資源和技術條件下的資源最優配置，而消費者也獲得了最大的福利。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模型有助于我們認識市場的本質，但卻解決不了現實問題。現實中的市場，大部分處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狀態中。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則達不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從而導致效率的損失，即市場失靈。那么，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為什么不能導致市場的成功呢？主要有以下四點原因：
　　第一、外部性。外部性是馬歇爾于１８９０年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概念，而最先系統論述外部性理論的則是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的情況。薩謬爾森說：“當企業或人們向其他人施加損害或利益，而又不向這些人支付應有的代價或收取應有的報酬時，就出現了外部效果（或溢出效應）。”［①ｂ］因此，只要一個人的福利受到他自己所控制的經濟活動的影響，更主要的同時也受到另外企業或他人所控制的經濟活動影響時，我們就說存在著外部性。進一步說，當受控制或受影響的一方希望企業或他人改變經濟活動時，就存在相關外部性。當有可能以一種方式改變經濟活動，從而使得受影響的一方得到好處，同時又不讓企業或他人受到損失時，我們說存在帕累托相關外部性。而帕累托相關外部性存在時，經濟資源就沒有達到最優配置。經濟活動的效率條件要求任何生產或消費活動都要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而在現實世界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竭力降低成本，使其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常常采取把部分或全部成本轉嫁給其他人的行動，進而導致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對立。如果沒有外界的干預，沒有法律的、經濟的、行政的或其他方面的約束，廠商必然選擇以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和犧牲環境質量的做法，來獲取最大利潤。因此外部性直接導致資源浪費，是市場失靈的重要因素。
　　第二、壟斷。壟斷市場是與完全競爭市場相對的另一極端，它是一種基本不存在競爭因素的市場類型。其前提條件是：賣方只有一個企業，而買方則有許多個；新企業的進入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不再可能；沒有相近的替代品；實行差別價格，從而使壟斷企業獲取超額利潤，造成社會的效率損失。首先，壟斷造成社會效率的靜態損失。在壟斷市場上，壟斷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把價格定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上，因此，壟斷價格高于競爭市場的價格，這樣一部分原來由買方享受的經濟福利轉入了壟斷廠商的手里，而且，由于價格提高了，市場需求量必然減少，迫使廠商減少產量，消費者減少消費，由此造成消費者剩余并不能完全轉化為新增的壟斷收入，這種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和新增壟斷收入之間的差額，對社會來說是一種凈損失，也就是所謂壟斷的靜態損失。其次，壟斷造成社會效率的動態損失。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由于眾多廠商的競爭，使得價格非常接近平均成本的水平，這迫使廠商改進經營管理和技術，從而壓低成本，否則會陷入破產的境地。而在壟斷市場上，壟斷者獨自決定價格，獲取超額利潤，因此，缺乏壓低成本的競爭壓力，也缺乏改進經營管理和技術的動力，往往造成壟斷產品生產成本偏高的后果。這就是經濟學上的“Ｘ—非效率”。
　　第三、分配。自由放任的完全競爭導致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洛倫茲曲線描述了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在幾代人中或永遠地存在的情形。如果收入和財富過分懸殊，資源就不能按照一種從道德上看是最優的方式進行配置。糾正分配上的不平等必須要有政府行為，例如，政府建立累進稅制度，創辦公立學校，實施社會福利計劃等。但是，追求平等的再分配可能要傷害市場經濟中的另一個目標即效率，因為平等和效率是市場中的一對矛盾，這對矛盾的對立就表現為要保持經濟的增長，就必須根據勞動邊際效益向生產要素的供給者提供報酬，由于要素供給者的教育或職業的差別造成了勞動邊際效益的差別，而遺產繼承又形成了人們財富的巨大不平等，從而人們的收入必然存在差別。但是，個人所得稅過高，雖然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卻會引起工作與閑暇的替代、儲蓄與消費的替代、財產集中與分散的替代，同時還會引起財產向國外移動和人才向國外流動等問題，從而妨礙經濟效益。奧肯主張必須給市場一定的位置，以保持效率；又主張必須給市場一定的約束，以保持平等。當平等和效率沖突時，為了效率可以犧牲一些平等，為了平等也可以犧牲一些效率。
　　第四、宏觀經濟波動。凱恩斯學說揭示了另一種類型的市場失靈，即宏觀經濟的波動。宏觀經濟的波動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可能。凱恩斯認為國民收入和就業水平取決于社會有效需求，但是，凱恩斯不同意傳統的古典經濟學說中關于儲蓄總會等于投資，因而總需求總是等于總供給的“薩伊定律”。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總儲蓄主要由收入增長來決定，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儲蓄絕對額也增加，如果儲蓄不及時轉化為投資，那么生產出來的東西就會發生過剩，有效需求就會出現不足的現象，就會使社會的資源利用不足。另外，凱恩斯也指出：實際市場上的工資和價格并不如古典經濟學家所想象的那樣可以自動出清，而是存在著“剛性”。所以當產品市場銷路不好時，企業不容易降低工資、降低成本。由于工資“剛性”，勞動力供給就會過剩，造成失業率上升。那么，儲蓄會不會及時轉化為投資呢？凱恩斯認為投資的數量并不完全取決于利率，而主要依賴于預期的利潤率。所以利潤期望值會對投資決策起相當大的作用，不確定性、風險、期望、投資者的態度和信心都會對投資決策發生影響，因此當投資者預料經濟前景不佳時，投資減少，致使總儲蓄急劇增加，總投資急劇減少，于是發生了總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與此相反，當經濟前景看好，投資增加，擴張生產；消費增加，借貸無度。于是總儲蓄減少了，總投資增加了，生產能力過度膨脹，為經濟過剩危機埋下了禍根，致使宏觀經濟出現波動。
　　基于上述理論，凱恩斯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他主張政府通過調節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他主張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來減少宏觀經濟的波動。凱恩斯的政策主張對資本主義各國政府的影響是巨大的。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按照“凱恩斯方式”來管理經濟。從實踐上看，西方從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出現了經濟繁榮和增長，而沒有出現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和危機。然而自本世紀７０年代開始，西方國家經濟出現了空前的“滯脹”局面，凱恩斯主義不能自圓其說，陷入了危機。因而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紛紛向凱恩斯主義提出挑戰。從７０年代起，西方國家采取了這些學派的主張，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對經濟的復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從根本上說，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國家對經濟生活干預的總趨勢不會改變，資本主義決不會退回到１９世紀的自由放任狀態，這是由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決定的。可以說，當完全競爭不存在時，當經濟活動的影響溢出市場之外時，當收入按照道德上無法接受的方式進行分配時，當人們的需求沒有反映人們的真正需要時——當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個存在時，那么，經濟就不能被亞當·斯密的手引導到最優的狀態，因為自發的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市場缺陷問題，只有政府干預才能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市場缺陷的存在使得政府行使自身的職能、干預經濟有其必然性。
　　按照薩謬爾森等人的觀點，政府應該擁有以下職能：第一、確立法律體制。政府依據公平理論和經濟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定出有關廠商、消費者甚至政府參加的“經濟比賽的規則”。這包括界定和維護產權、契約和商業企業的規則，工會和資方的義務，以及決定眾多的經濟環境的法律和條例。理論的這一職能事實上已超越了經濟學本身，但是這無疑會迫使市場經濟主體都公平地參與經濟競爭，同時遵守“經濟比賽”的規則。第二、宏觀經濟穩定。宏觀經濟穩定化的目的是試圖削平經濟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減低失業和通貨膨脹，并促進經濟增長。主要使用兩種武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當經濟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政府必須采取緊縮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節經濟，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降低通貨膨脹，保持經濟穩定發展；當經濟出現蕭條時，采取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減少稅收以及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刺激總需求的擴大，防止經濟衰退。第三、配置。如果說，宏觀經濟穩定是政府的第一項經濟職能，那么，政府優化資源配置則是它的第二項經濟職能。但是，由于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壟斷以及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市場經濟失靈，從而資源浪費，效率低下，這需要政府制定微觀經濟方面的政策，以防止市場壟斷，保護競爭，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礎設施。第四、再分配。市場經濟即使是有效率的，但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卻未必是公平的。因此，政府的第三項經濟職能是制定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和各項福利政策，調節社會收入，避免貧富差距過分懸殊，以促進收入均等化。但是應該看到，政府干預經濟也是有成本的。產權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干預經濟也存在交易成本，而且數額很大。只有當政府干預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場調節的交易成本時，政府干預才是合理的，然而滿足這個條件的范圍卻是極為有限的。政府失靈主要由以下兩方面原因造成：第一，政策決策和運作受到利益團體和個人支配。美國經濟學家麥克切斯內提出“政治創租”和“抽租”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治官員利用行政干預的辦法來增加私人企業的利潤，人為創造租，誘使私人企業向他們提供利益作為得到租的條件；后者是指政府官員故意提出某項會使私人企業利益受損政策作為威脅，迫使私人企業割讓一部分既得利益給政府官員。克魯格指出，尋租活動的存在使得社會資源浪費，并且破壞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從而使人們對市場機制的合理性和效率發生了根本性懷疑。政府失靈的第二個原因是政府決策和實施的復雜性。在市場經濟中決策過程相當簡單，一切都由市場上供求雙方的相互作用決定，而政府決策，不管政治制度如何，政府決策班子的人員如何構成，決策方案怎樣通過，以及決策所依據的信息是否準確及時，能否作出可靠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都是十分復雜的。阿羅定理指出即使是依賴多數投票規則所做出的決策也并非盡善盡美。在這樣一個復雜過程中只要某個環節和方面出現紕漏，就可能導致決策的失敗，由此就產生了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如果說，在政府決策中，有著產生政府失敗的可能性，那么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政府運作的失敗則使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決策的制定到實施以及見效有一個過程，在宏觀經濟中，政策的“時滯”就是指上面這種情況。
　　我們既不能對市場失靈估計過頭，又不能對市場功能估計過低，對市場運作的結果過分憂慮。在市場可以發揮功效、優化資源配置的場合，政府應當盡量少管或不管，讓市場開放，讓企業自由競爭，在只依靠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場合，政府應該伸出“看得見的手”承担起公共物品、基礎設施、文化教育、科學衛生、分配均等化、穩定宏觀經濟等任務，以充分發揮政府職能的作用。
　　　　　　　　　　　　　　　　　　　　　　　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沈陽40-43F11理論經濟學趙桂琴19961996 作者：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沈陽40-43F11理論經濟學趙桂琴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1:2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