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能沒有想到，我現在已轉型搞農業，種有機蔬菜、養有機豬……不亦樂乎。”2012年，收到譚啟仁的來信。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仍在為實現他的人生價值而努力。二十多年前，譚啟仁、傅瓚、黃佶、曹老師，這群普通人的命運，因一臺游戲機而改變。

煙山版《坦克大戰》

經過一家賣煙酒日雜的小店時，傅瓚停下腳步，對我說，二十年前，福州有不少這樣的店，柜臺上擺著一臺電視和一臺紅白機，旁邊圍著一群孩子，在玩《90坦克》。

人的一生，總會有一兩次轉折。傅瓚的人生轉折點，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數代人的命運因此改變，傅瓚是其中之一。在農村插隊一年后，二十歲的他考入福州師范專科學校（今閩江學院），成為這所學校復辦后的第一批202名學員之一。當時，學校只開設了中文、英語、歷史、地理和物理五個專業，傅瓚選擇物理，畢業后成為福州十六中的一名物理老師。

1984年，鄧小平在上海觀看小學生計算機操作表演后，說了一句“計算機普及要從娃娃做起”。全國隨即掀起一股青少年學電腦熱。傅瓚所在的福州十六中也響應號召，購置14臺蘋果機，創設電腦室，派出包括傅瓚在內的一批老師去福州大學進修計算機。這之后，傅瓚被調任電教組組長，成為他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1984年10月，傅瓚向校領導提議，成立一家電腦服務部，掛靠在校辦工廠名下，對外承接軟件開發業務。學校批準提議，撥給他兩臺蘋果機和3000元啟動資金。

服務部的業務很快擴大，學校決定在此基礎上成立獨立核算的公司。營業地點位于校門內左側的一間小屋，公司名為“煙山軟件技術服務中心”。“煙山”取自福州十六中附近的一座小山——煙臺山，傅瓚把中間的“臺”字拿掉，為了讀著順口。

1985年5月，從工商局領到營業執照后，煙山軟件正式營業。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紅白機的貨源大多來自距福州三小時車程的石獅。當時的石獅以小商品走私聞名，電子表、尼龍傘、布匹、隨身聽、游戲機……水貨源源不斷從這個小鎮流向全國各地，以至于石獅汽車站成為福建省內開通長途班車線路最多的一個。

近水樓臺先得月，福州因此成為游戲機和游戲卡的集散地之一。后來占據國內紅白機市場半壁江山的“小天才”兼容機的組裝廠，以及以改編和開發紅白機游戲為業的外星科技，均坐落于福州。

煙山軟件也開始經營紅白機。最初，兼容機尚未出現，原裝機1500多元的價格令普通家庭難以承受，所以銷量很少，每月僅能售出三五臺。直到后來，他們代理了“小天才”兼容機，銷量才有所上升。

一次進貨，游戲卡帶在運送過程中被摔散。傅瓚拾起檢查，發現卡帶的內部構造很簡單，PROM、TTL線路，這些對于已有漢卡和雅達利卡帶改造經驗的他來說，再熟悉不過。于是他買來空白芯片，自己燒錄游戲。原裝卡帶進價兩三百元，自己組裝，成本僅六七十元，利潤頗豐。

積累一批程序后，傅瓚的好奇心又上來了：能不能像以往修改雅達利游戲那樣，改造紅白機游戲？選擇《坦克大戰》為試驗對象，一是因為這款游戲簡單有趣，二是因為游戲自帶編輯器，改起來相對容易。

傅瓚對原版的地圖和參數進行修改，添加一系列新關卡，于是就有了“煙山版”《坦克大戰》——《坦克7》。之后他又制作了《坦克14》、《坦克28》、《89坦克》和《90坦克》，加入敵方坦克吃寶物、雙打互借坦克等功能，以及水陸兩用坦克（可渡河的船）、火焰噴射器（可削草的手槍）等寶物。

“煙山版”《坦克大戰》出人意料地大賣，甚至有經銷商為了第一時間搶到貨，在學校辦公樓大廳打地鋪。一次，傅瓚去北京出差，在王府井一家百貨商店看見《90坦克》的卡帶，三百多元的標價把他嚇了一跳。這些卡從他手中批出的價格，只有八九十元。

中國大陸玩家所玩的《坦克大戰》，多是出自傅瓚之手的修改版。其中《90坦克》流傳最廣，辨識方法很簡單：B3、B5、B6、B7四版地圖上，分別寫有“福州”、“煙山”、“軟件”、“542408”（電話號碼）。

在中國電視游戲短暫的發展歷程中，“煙山版”《坦克大戰》成為被盜版次數最多的游戲之一。當時市面上的大多數低K合卡，均包含此節目。傅瓚估算，如果加上國內外各種翻版，《90坦克》的銷量已逾3000萬套，而經煙山軟件售出的，僅區區數萬套。

憑借“坦克”系列，1989年，煙山軟件的營業額突破200萬元，公司規模從最初的3人增至16人。

然而短短一年后，福州本地銷售游戲機及卡帶的個體戶即增至100多家。卡帶的破解和燒錄已無門檻可言，從讀取、燒錄到焊接，整套設備只需2000多元，外殼本地生產，空白芯片購自臺灣。

當盜版形成規模，創新力的比拼演變為成本的比拼。為維持生計，煙山軟件后期做起了卡帶外殼的生意。六七角的進價，賣一塊多錢，已是不錯的利潤。而這些外殼，大多流向了盜版商販。一個無奈的諷刺。

煙山軟件由盛而衰的那一年，廣東中山市，29歲的段永平成為一家虧損200萬元的小廠的廠長。他瞄準紅白機，轉型生產仿制游戲機，這就是后來的“小霸王”。

《電子游戲入門》

“你家里有彩電了嗎？為什么不用幾百元錢，為你們全家再增添無窮無盡的歡樂。……勝天9000型電視游樂機，由一臺小型電子計算機和一對操縱器組成，在電視屏幕上顯示出千變萬化的圖形，構造出驚險有趣的場景。”這是刊登在1989年5月11日《杭州日報》上的一條廣告。

廣告中的“勝天”，是當年臺灣勝天電子有限公司推出的仿制紅白機品牌，其機器以藍白色為主，因質量穩定，與“小天才”一并，占據了國內兼容機市場的大半江山。

這年春天，黃佶下海，從一名中科院博士轉職為銷售。上面這段廣告詞，就是他在杭州跑銷售時寫的。

博士畢業后，黃佶暫未找到合適工作，便留在所里幫老師做實驗。聽老師說起有朋友在上海開了家賣游戲機的公司，他前往應聘，入職跑起了銷售，每月250元工資。老板是一名知識分子模樣的中年人，胖胖黑黑，戴著眼鏡，黃佶后來才知道，他也是從中科院下海的。

1989年，“勝天”進軍大陸，這家只有十多人的小公司成為總代。老板交給黃佶一個行李箱、一臺樣機、一疊合同、四百元差旅費，派他去杭州開拓市場。與以往實驗室的工作不同，銷售需要與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聯絡百貨商店，討價還價，在媒體上打廣告……黃佶花了不少時間才適應這個新角色。

返回上海時，他對銷售已駕輕就熟。中百一店、中百九店、華聯商廈，定期與這些大商場聯系，鋪貨、促銷、布置店面。

一天，黃佶接到上海少兒出版社編輯打來的電話，對方看見游戲最近很火，報紙上也有對其利弊的討論，便想找個熟門熟路的人寫一本介紹游戲的書。黃佶毛遂自薦：我來寫吧，我是博士，保證能寫好。

攬下這件差事后，黃佶犯了愁，自己只寫過論文，卻沒有寫書的經驗。他決定按照論文格式，先從電子游戲的發展史談起，接著談游戲機的原理、構造及使用方法，最后切入正題——“游戲節目過關技巧”。

在研究所讀博時，黃佶也算是游戲高手。每天吃完晚飯，一群同學圍在他身邊，看他在蘋果電腦上玩空戰小游戲《Star Blazer》。為了寫好這本書，他開始苦練游戲技巧，下班一到家就打開游戲機，玩到半夜，然后躺在床上寫攻略，寫完一頁，往枕頭下塞一頁。完稿前，手稿摞起已有一拳多高。

在他看來，打游戲比寫論文難得多。打《古巴戰士》，他把手指磨破了。《魂斗羅》實在打不穿，只好以一條香煙為報酬，請公司的一位老銷售代為通關，自己在邊上做筆記。玩《網球》，他對網球規則一無所知；玩《古巴戰士》，他只知卡斯特羅，不知切·格瓦拉、巴蒂斯塔，于是一趟趟地跑圖書館查資料。

1990年6月，《電子游戲入門》正式出版，全書136頁，8萬多字，售價1.6元。黃佶從出版社領到數千元稿費，部分稿費以書抵扣。下班后，他把出版社發來的一千本書堆在三輪車上，專挑賣游戲機的地方吆喝。

《電子游戲入門》是第一本在大陸正式出版的面向普通玩家的游戲圖書，書中既有游戲攻略，也有產業分析，例如，首次向國內讀者介紹了1980年代初的“雅達利沖擊波”，提醒游戲業以此為戒。黃佶還結合自己的銷售經驗，指出“買得起游戲機，買不起游戲卡”是制約大陸游戲機市場發展的主因。

“9999999合1”

“我們自嘲就像是等待被撈的餃子。大部分餃子都留在湯里，最后煮爛了。我很幸運地成為了被撈上來的那只餃子。”曹老師的經歷，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命運的一個縮影。

1965年，曹老師考進上海第一醫科大學，一年后即遭遇“文革”，學業荒廢。1970年，她與后來成為丈夫的同班同學一起被分配往大西北，在青海一呆就是八年。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也恢復了研究生考試。曹老師與丈夫為離開青海而拼命讀書，那一代人稱之為“考戶口”。她順利考入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回到家鄉福州，1982年又考取研究所的量子化學博士，成為中科院院長盧嘉錫的“大弟子”。那年，全國中科院系統僅104名博士，女博士更是只有4人。

曹老師覺得自己很幸運。許多“老三屆”返城后找不到工作，長期處于社會底層，而她卻走進窗明幾凈的研究所，拿到了每月140元的工資。唯一的遺憾是家庭不完整。兩個孩子出生在青海，因高原不適，不久就被送到上海的爺爺奶奶身邊。之后十多年，父母與孩子只有春節才能見上一面。那時，曹老師經常做夢回上海看望孩子，每次想到孩子，夫妻倆就會抱頭痛哭。

1988年，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齡。為了一家人團聚，曹老師決定放棄研究所的優厚條件，停薪留職。夫妻倆攢了一年的工資，搬往上海。因為沒有上海戶口，他們進不了正式單位，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一夜之間從知識分子變為無業游民。

那一年，曹老師42歲，看不見未來的出路。

從未撥過算盤珠的曹老師決定下海經商，然而第一次下海就嗆了一大口水，辛苦賺來的錢被掛靠單位悉數吞掉。聽說她的經歷后，曾經在中國科技大學任職的一位學者，邀她去合肥為學生演講。演講結束后，給了她50元辛苦費，對她說：“希望你明白，知識是有價的，是可以賺錢的。”

曹老師記住了這句話。1989年春，她加入一家生產黑白電視機和毛絨玩具的街道工廠，籌建研究所，每月工資400元，外加100元補貼。“簡直是天價，我能養活一家人了！”曹老師激動不已。

這個“研究所”與她之前從事科研的“研究所”截然不同，在這里，效益是第一位的。做什么才能盈利，曹老師心里一點譜都沒有。一次，去同學家玩，她看見一臺長方形的黑色機器，一頭連著電視，另一頭接著一個小方盒。同學告訴她，這是臺專門用來玩游戲的機器，叫做“雅達利2600”。

曹老師立刻跑去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在那里找到了三種游戲機：一是原裝紅白機，一臺機器加一盤卡，約1500元，被稱為“高檔機”；一是“小天才”等兼容機，600多元；雅達利2600屬于“低檔機”，400多元。

在游戲機柜臺前，她看見很多孩子，目不轉睛盯著電視上的游戲演示。他們專注的表情，令她印象深刻。

曹老師與同事一起，制作了三臺仿雅達利2600的樣機，送往上海第四百貨商店的玩具柜臺，請對方代銷。他們掛出事先寫好的宣傳板，板上寫著：“引進美國雅達利游戲機技術，自行生產，價格優惠。”

三臺機器即刻售罄，宣傳板尚未收起，又陸續有人過來打聽。廠里決定立項生產家用游戲機，瞄準當時市面上熱賣的“小天才”，將機器命名為“小天使”。

1990年代初，兼容紅白機大量面市，品牌雜多，除外型與按鍵布局稍有不同外，內部構造、功能設計及附件配置幾乎一模一樣。

與此同時，“學習機”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概念也被創造出來。其原型是任天堂1984年推出的“Family BASIC”，國人為其添加了打印機、錄音機、軟驅、鼠標等外設，市場宣傳時，將“學習”的功用置于“游戲”之上。盡管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這是國內最早面向本土市場量身定制的游戲機硬件。

此時的曹老師已離開原單位，自立門戶，做起了游戲機維修的生意，她還同深圳東達電器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了名噪一時的“金字塔”學習機。金字塔學習機的賣點之一是采用多槽口設計，以方便擴充和升級。“具有多個擴充槽的多功能電腦學習機”的專利權人中，便有曹老師的名字。

之后十多年，曹老師由硬件轉向軟件，先后在上海、福州、深圳等地成立公司，開發紅白機游戲及教育軟件。1998年，她還和丈夫開了一段時間“夫妻店”，她負責寫軟件、制作動畫和音樂，學藥理出身的丈夫將卡帶樣品手工焊好，交給工廠批量生產。

曹老師家中至今仍收藏著由她經手的25000多張游戲卡帶，大多組合或修改自其他游戲，也有少數原創，如《美猴王》、《獵殺侏羅紀》，以及為紀念1997香港回歸開發的《九七港京拉力賽車》。

這兩萬多張卡帶中，有一張特殊的合卡——“9999999合1”。游戲選擇菜單上有兩只飛鳥，背景音樂是《人鬼情未了》。這類“超級合卡”的出現，標志著紅白機游戲在中國步入了最后的輝煌。

人民大道那家店

1980年代以前，上海的人民大道主要用于國慶檢閱之類的群眾集會和游行。“文革”結束后，這條大道從喧鬧中安靜下來，成為一條普通的馬路。站在路上左右眺望，看不見典雅氣派的上海大劇院，也看不見造型奇特的城市規劃展示館，只有一些臨時搭建的鐵皮棚，零零星星，散落路旁。

在這些棚屋中，譚啟仁的店無疑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他的柜臺里除了玩家熟悉的紅白機及游戲卡帶外，還擺著一臺時尚的黑色游戲機，機器中央的圓盤上寫著大大的“16 BIT”，角上印著一行白色字母——“MEGA DRIVE”。它就是日本世嘉1988年推出的16位機先驅——世嘉MD。

當時，中國老百姓的購物場所主要集中于國營百貨商場，個體電玩店仍是新鮮事物。在上海，如果你想購買游戲機或游戲卡帶，首選地點是上海第一百貨商店或向陽兒童用品商店。

1990年，譚啟仁的電玩店開張后，很快成為上海電玩迷的樂園。雖然小店沒有招牌，沒有名字，布置也很簡陋，但只要提起“人民大道那家店”，大家都知道指的是這里。

譚老板的正式身份，卻鮮有人知。有人猜測，他可能是浙江大學的客座教授，因為曾聽他提起在浙江大學開講座的事。有人說他可能是某電子研究所或國營電子廠的工作人員，因為他的店里除了游戲機外，還有Z80和MCS-51單片機開發系統之類的硬件。

上海人民大道的這家電玩店，是譚啟仁的第二次創業。

那時的中國正經歷全民皆商的狂潮，知識貶值，社會上流傳著“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的順口溜。知識分子紛紛放棄學術研究，下海經商，其中大多數流向了貿易公司或是簡單賺取差價的小公司。

譚啟仁也是其中一員。下海前，他是浙江大學附屬杭州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程序設計助教老師。1988年，他放棄在大學任教的機會，借了20萬元，掛靠浙江省科技開發總公司，創辦浙江現代微電子技術公司，目標是：動漫游戲的開發、家用游戲機的制造，以及游戲雜志的創辦。

一年后，公司生產的第一批兼容紅白機，在杭州和上海兩地面市。然而令譚啟仁意想不到的是，198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上報的浙清整辦《關于撤并省屬32家公司的通知》，竟然把他的這家民營科技企業也當作清理整頓對象，由此引發了全國第一起民告省政府的案件。

十七年后，譚啟仁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論文中寫道：這是1990年10月我國《行政訴訟法》實施后全國第一起民告省政府案件，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要行政首長的不當干預和司法機關違法辦案，是造成歷史錯案的主要原因，也暴露了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弊病。

苦心經營的公司被撤銷，投入的20萬元打了水漂。譚啟仁并未放棄，他從杭州轉至上海，開始第二次創業，于是便有了上海電玩迷熟悉的“人民大道那家店”。

在上海玩家的記憶中，“人民大道那家店”與一本名為《電子游戲指南》的雜志緊密相聯。

這是一本“地下刊物”，沒有主管單位，沒有書號或刊號，出版周期也不固定，每月一期或兩月一期，取決于新游戲的數量。印刷很簡陋，封面是一張16開白紙，印著“電子游戲指南”六個大字，內頁為黑白，只有文字，沒有圖片。每期四五十頁，以游戲攻略為主，封底是人民大道電玩店的廣告和價目表。

《電子游戲指南》由譚啟仁出資創辦，張弦、葉偉撰稿，印好后放在店里，買游戲贈送，單買5塊錢一本。在那個資訊與交流極為貧乏的年代，這本“地下刊物”很快吸引了一批忠實讀者。

1991年至1995年，《電子游戲指南》總共存活了四年，期間譚啟仁也曾考慮“轉正”。1992年，他聯系《電子世界》雜志社，發行了兩輯有正式書號的出版物，名稱由《電子游戲指南》改為《電玩迷》，封面、封底、封二和封三改為彩色，以“電子游戲叢書”的形式出版。

《電玩迷》僅出兩輯，即因國家對書號的嚴格管控而被迫停刊，重新轉入“地下”。1995年，這一國內游戲雜志的先行者被上海出版局以非法出版物查處。“我清楚地記得，1995年的一天，幾千冊剛發到上海的《電玩迷》，在上海火車站被查扣，雖然也少不了送禮，但還是被罚去七八千元。”譚啟仁回憶道。

這時，他的電玩店也因人民廣場綜合改造工程的動工，搬至陜西路與復興路路口的一家文具店里。上海的電玩市場開始由16位機向32位機過渡，競爭越來越激烈，商家的“貓膩”也越來越多，“人民大道那家店”不久便泯然眾人矣。

結語：紅白機與四位老人

1983年7月15日，紅白機（FC）在日本正式發售。那一年，傅瓚在福州十六中任物理老師，曹老師在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攻讀博士，黃佶在上海讀碩士研究生，每月70元補貼，譚啟仁在浙江大學負責計算機房的軟硬件維護。五年后，他們的人生軌跡因這臺游戲機而各自改變。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在歷史上處于這樣一個位置，當時的我只是被工作和生活推著往前走。我的人生目標很簡單，只要自己不是一個多余的人，能夠被別人需要，被別人想念，就滿足了。”傅瓚說。采訪結束后，每年春節，都會收到他發來的祝福短信。

“如果我沒有考上研究生，就沒有學習電腦的機會。如果我不是院長的學生，那位改革名人就不會注意我。只有不斷往前闖，才會有后面的機會。”曹老師說。接受采訪時，她正在為一款國產多媒體掌機做技術顧問。一年后，掌機上市，市場反響熱烈，但隨即傳出她與合作方的一系列糾紛，之后，便與她失去了聯系。

“游戲機的功能將越來越多，圖像質量也會越來越高，價格卻會不斷下降。同時，游戲節目也將越來越豐富。電子游戲機在家庭電子系統中的地位，必將越來越重要，它一定會成為每個家庭，甚至每個人不可缺少的生活伴侶。”黃佶在23年前的《電子游戲入門》一書中寫道。身為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他最近一次“不務正業”，是2012年繪制了一張“中國政改路徑底層設計圖”，引發圍觀。

年近七旬的譚啟仁，仍在為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忙碌。他帶領浙江大學的30名碩博生，創辦了一家股份制現代農業企業，種植蔬菜、栽培水果、養豬，打造有機食品。“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他以毛澤東的這句詩，總結自己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