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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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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楊耕）
　　§1、社會發展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歷史觀意義上的發展， 即人類社會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運動的過程；二是指“后發展”，即非西方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運動過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質就是如何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因此，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屬于“后發展”范疇。實際上，整個當代社會發展理論都是在“后發展”的層面上展開的。無論是“現代化”理論、“發展主義”，還是“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關注的都是“后發式”的現代化，即“后發展”問題。
　　§2、從發展類型看，現代化可分為“內發”和“外發”兩種類型。內發型現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是其內部因素促成、由內部創新所引起的社會變遷；外發型現代化則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發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傳導性的社會變遷。從現代化的歷史看，外發型現代化獲得成功并后來居上的關鍵就在于，善于把這種外部傳導性轉化為內部創新性。
　　無疑，西歐、北美的現代化屬于內發型，而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外發型。具體地說，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并不是由內部因素促成的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是起于對外國資本主義“堅船利炮”刺激和挑戰的回應，而且中國的現代工業一開始是由外國資本主義在華造就的。換言之，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起始是集外部刺激引發和外部力量直接促成于一身。“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一開始就具有被動抉擇的特征，它是伴隨著救亡圖存的民族復興運動的。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即“中國式的現代化”實踐則標志著中國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到自覺、主動、創造性“回應”的時空境界。
　　明確中國現代化屬于外發型現代化，這是把握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深層矛盾的前提。
　　§3、從發展哲學的視角看，現代社會發展是在傳統與現代性的張力作用下實現的。內發型現代化和外發型現代化都是如此。
　　所謂傳統，是指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它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世代相傳的行為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為具有規范作用和感召力的社會力量。從現象上看，傳統就是歷經延傳而一再出現的東西。現代性是在現代化運動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它體現在現代社會的各個向度和各種活動中，舉凡表現現代社會特征的屬性，如商品性、科學性、民主性、理性、個性等等，都包含在現代性的范疇之中。傳統與現代性并非處于絕對的對立之中。并非歷史上存在過的事物都是傳統。從一定意義上說，傳統是人類歷史創造活動的積淀，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完全破除傳統，一切從頭開始，相反，它只能在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同時，傳統又不可能自動延伸出現代性。作為現代化運動的產物，現代性首先意味著對傳統的突破和否定，二者必然處于矛盾和沖突之中。
　　問題在于，在內發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性的沖突是在同一種文明圈內逐步展開的，對傳統的變革是漸進式的、推陳出新的自然發生過程；而外發型現代化則是一種由外到內的傳導性社會變遷，傳統與現代性的沖突因此表現為兩種異質文明的沖突，而且這種沖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以突發的方式展開的，到處引起歷史傳承性的斷裂。
　　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尤為如此。傳統是從過去延傳至今的東西，它構成了社會結構的一個向度。“中國式的現代化”不可能離開傳統而進行，但它又不能在保存原有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本質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蕩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社會變遷過程，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傳統在整體上是排斥、阻礙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現代性的。同時，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不僅要把發達國家較長的現代化歷程壓縮在較短的時間內進行，追趕發達國家已經達到的目標，而且要適應發達國家當前發展的趨勢，實現后來居上并超越現代化的西方模式。這就使得社會發展的“歷時態”在當代中國“共時態”化了。傳統與現代性的矛盾因此更加尖銳、復雜，沖突更為激烈。
　　§4、傳統作為社會結構的一個向度，總是力圖規范現實社會的發展，正因為如此，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要注意批判繼承傳統，即吸取精華，拋棄糟粕。問題在于，在傳統中，精華與糟粕并不是截然分開，而是揉合在一起的，實際上，傳統是一把“雙刃劍”，關鍵是如何利用它。
　　傳統是一把“雙刃劍”，現代性本身也并非完美無缺。現代性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在西方現代化的早期階段，科技理性增強了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帶來了經濟和財富的巨大增長；而人文理性則使人類改變了社會文化環境，由“人的依賴性”過渡到“人的獨立性”。然而，隨著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科技理性逐漸取得社會發展的主導地位，并把人文理性遠遠地拋在后面，從而造成了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的分裂與對立。現代性因此從內部爆裂了。“現代性帶來的問題與其所提供的機會一樣大”。“這是一個創造與毀滅并舉的過程，它以人的錯位和痛苦的高昂代價換來新的機會和新的前景。”（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第37、38頁）后現代主義的崛起實際上是對現代性的片面反動。當然，后現代主義對“現代化的痛楚”的批判，是“診斷出了病癥，卻開錯了藥方”。問題還在于，現代化在歷史上與“西化”具有重合性，而且至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基本上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在現代化運動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現代性又是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征揉合在一起的。
　　傳統與現代性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層矛盾。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種種矛盾，如西方文化與民族文化、市場經濟與社會公平等矛盾，實際上都是傳統與現代性矛盾的展開和表現。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明確提出，今后十年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對現代性重新加以界定。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中，我們應以雙重批判的態度對待傳統與現代性的矛盾。
　　§5、在外發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性矛盾在文化層面表現為兩種異質文化的沖突，難題就在于，如何對待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即本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離不開民族文化的再創造，離不開現代文化形態的建構。但是，作為一種傳導性的社會變遷，中國現代文化形態既不可能像西方現代文化那樣“推陳出新”的自然形成，也不可能離開本國傳統文化“無中生有”。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世界上最老到圓熟的農業文化，具有強大的抗拒現代工業文明的文化惰性，需要對之進行變革；同時，“中國式的現代化”又需要從本國傳統文化中獲取民族精神。既要引進西方現代文化，變革本國傳統文化，又要憑借本國傳統文化內蘊的精神動力來完成社會變遷，這的確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難題。傳統文化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的，而西方文化除了具有全人類意義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民族性以至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它不可能直接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出路在于，通過創造性轉換，把西方現代文化因素轉化為本民族文化更新的內在力量，并通過文化涵化過程把西方現代文化同本國傳統文化整合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即中國現代文化。當然，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
　　傳統文化并不是一個凝固體，它在世代相傳的過程中必然發生種種變異，形成一條“變體鏈”。但是，這些“變體”之間又保持共同的主題，并同出一源，因而仍有一條共同的鏈鎖連接其間。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就是儒家學說，從整體上和根本上說，這是一種以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嚴等差、貴秩序”為前提，以“存天理、滅人欲”為修養目標的封建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力圖用這種農業社會的精神文化來統攝工業社會的物質文明，并實現科學、民主和現代化，只能是空想。任何一種學說，無論其生命力如何強大，也難免要與產生它的時代一起“終結”。后工業社會理論創始人貝爾認為，“傳統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記憶連貫，告訴人們先人們是如何處理同樣的生存困境的。”（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24頁）這一觀點不無啟迪。但問題在于，當代社會發展與先人們面臨的并不是“同樣的生存困境”。生態危機的出現，使古老的“天人合一”說發生了迷人的微笑，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內核的“天人合一”說不可能解決當今的生態失衡問題，“重義輕利”的價值準則也不是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靈丹妙藥，如此等等。以儒學為源頭的傳統文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消除“現代化痛楚”、“發展性危機”。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不可能從傳統文化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
　　§6、現代化同時又是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中，傳統與現代性的矛盾在經濟、社會層面。表現為市場經濟取向與原有社會公平結構的沖突。
　　市場經濟是適應生產社會化而產生的現代經濟運作模式。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和目標，就是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不能排除也不能否定作為市場競爭結果的個人收入差別，相反，它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這就同原有的社會公平結構——“大鍋飯”體制發生矛盾與沖突。這種矛盾與沖突實際上是現代經濟運作模式同平均主義傳統的矛盾與沖突。極度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追求平均主義的傳統，是封建制度長期統治留給我們的雙重歷史遺產，由此導致我們對“均貧富”的特殊偏好和對社會主義公平的特殊理解，建構了一種“大鍋飯”式的社會公平結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市場經濟取向必然與這種社會公平結構發生矛盾。
　　問題還在于，在市場經濟取向與原有社會公平結構的矛盾中，又交織著市場經濟與客觀的社會公平要求之間的矛盾。無疑，市場經濟本身也需要相應的公平，即競爭公平。但是，這種公平強調的是程序，主要是一種競賽式的公平，它不可能排除和否定競爭結果的差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難以避免作為競爭結果的個人收入的差別甚至懸殊，以及由勞動者個人天賦、技能的差異所造成的社會財富占有的不均。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公平要求。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與社會公平之間既有兼容性又有矛盾性。
　　1984年，世界銀行在一份關于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報告中指出：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中國將日趨緊張甚至可能尖銳，中國進行改革必須同時加強必要的政策，以解決公平分配，尤其是援助貧困者的問題。應該說，世界銀行的這一警告是及時的，只是當時它并未引起我們的重視。實際上，效率與公平“關系緊張”的背后，就是市場經濟取向與原有的社會公平結構、市場經濟與客觀的社會公平要求的雙重矛盾。大量的統計數字表明，當代中國的個人收入平均化和懸殊化在空間上同時存在，而且這種平均化和懸殊化的程度在世界上都十分突出。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不僅要打破原有的社會公平結構，而且要充分注意客觀的社會公平要求，沒有公平的效率是不可能持久的，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應在重建社會公平中達到高效率，而不應讓社會公平僅僅扮演為提高效率而“兼顧”的角色。這關系到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價值取向，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按照唯物史觀，任何一種社會公平都建立在特定的經濟結構之上，公平不可能超出經濟結構。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社會公平。任何脫離市場經濟這一現代經濟運作模式而侈談社會公平的建構，都是一種道德烏托邦，并潛在地淪為一種偽善的危險。同時，應逐步解除各種約束人們能力發展的社會限制，逐步消除造成人們才能差異的社會根源，從而逐步縮小個人收入差距、財富不均，達到共同富裕和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一切都要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前提。“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9頁）。
　　　　　　　　　　　　　　　　　　　　（責任編輯：李立新）＊
　　
　　
　　
哲學動態京26-29B1哲學原理楊耕19961996 作者：哲學動態京26-29B1哲學原理楊耕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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