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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歷時之久，在世界歷史上是僅見的，從秦統一到清末，長達兩千余年；而且到了近代以后，專制主義等封建因素又未得到徹底的清算，這就注定了封建專制主義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之深是任何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甚至至今仍起著消極作用。因此，無論從文化史研究的角度，還是從現實的角度出發，認真反思專制主義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就顯得十分重要。
　　從專制主義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的視角，可以以秦統一為界標，把清代（含清）以前的文化分為兩個時期，即專制主義統治以前的文化正常發展時期和專制主義統治的非正常發展時期。在前一個時期里，中國文化得以自由的發展，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思想與學術空前活躍的“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是文化發展的重要標志和趨向，體現了文化“天然”的多層多元的特質。不但像儒家等反映社會上層的思想頗有市場，而且像墨家等代表社會下層勞動者“農與工肆之人”的思想也與儒家等學派同登大雅之堂。儒墨并稱“顯學”〔1〕， 顯示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多維視野。特別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重民輕天、重民輕君的民本思想〔2〕，更顯示了中國古代思想與古典文化的崇高境界。明乎此，有些論者便不會盲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不注重人格，輕視人了。誠然，在我國古代確有不重人格、輕視人的現實，但那是封建專制主義做祟的結果。專制主義統治以前的中國文化，呈現著蓬勃發展的氣象，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無論在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這是舉世公認的。若依此基礎正常發展下去，便不會出現落伍于世界先進文化之林的局面。
　　從秦統一到清末是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的文化非正常發展時期。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里，盡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它與春秋戰國時期極高的文化起點是不相稱的，這和專制主義對中國文化的摧殘和扭曲是有直接關系的。
　　　　　　一、專制主義對儒學以外文化的扼殺與中國文化多元性的破壞
　　首先，專制主義是中國文化由多元性變為單一性的重要歷史根源。封建專制君主為了維護其政治上的統一和獨裁地位，而對文化實行專制，即用一種思想和理論來統治臣民，而絕不允許百家并存。至于哪家學說被定為“一尊”，則是看哪家學說更適合于專制統治的需要。在先秦諸子百家中，以儒、墨、道、法等家影響較大。由于墨家學說反映的是社會下層勞動人民的思想，代表“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因此，墨家雖位列顯學，但終不能為統治者所采用。法家與道家在專制時代都曾得到暫短的嘗試性的應用。秦從商鞅變法以來一直以法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統一后秦始皇又把它作為專制時代的統治思想，而對包括儒家在內的其他思想與學說盡行排斥，于是歷史上出現了專制主義對文化的第一次火與血的摧殘——“焚書坑儒”。但后代統治者又從秦二世速亡的教訓中認識到法家思想作為專制時代一統天下的統治思想是不合適的。于是漢初一反秦代嚴刑峻法的統治術，而采用道家思想，即以“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作為統治思想。這雖與動亂之后的“與民休息”的政策相適應，但與專制主義所要求的嚴密統治不相協調。至漢武帝時，便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從此確立了儒學在我國歷史上的統治地位。以后歷代沿用，是因為儒學最適合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儒家的大一統思想〔3〕與專制統治相吻合；儒家的仁、義、禮、 智、信及君臣、父子、夫婦等道德規范（漢代概括為“三綱五常”）為專制君主統治臣民，維護專制制度下的封建統治秩序、等級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儒學能“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4〕， 對專制統治大有裨益；而且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5〕， 有統一的信仰，并有共同學習和遵循的《五經》、《四書》等經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里須強調一點，專制主義利用儒學排斥和打擊其他學說，并不應歸咎于儒學本身，如不存在儒學，專制統治者也會另選一種學說作為統治思想來排斥和打擊其他學派。這是專制主義自身的痼疾，而不是儒學本身的弊病。換句話說，專制主義是中國文化由多元性變為單一性的重要根源。
　　其次，專制主義使中國文化的多元性遭到嚴重破壞。在專制主義盛行的各代，迫害知識分子，控制思想文化發展的事例不絕于史，無須贅述。而需要申明的是專制主義越加強，則對文化的控制越嚴酷，文化的自由天地越狹小，思想文化越趨于單一化。而專制統治一旦有所松馳，文化則立刻顯示出發展的生機，又向多元化邁進。下面我們僅以明清時期的有關歷史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一躍而成為歷史上著名的集權主義者，專制主義思想空前強化。與此相適應的是文化專制也大大加強。于是，洪武時期出現了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嚴格控制朝野非“正統”的思想言論。與此同時，朱元璋還特別注重對學校的控制，絕不允許學生接觸“異端思想”。國子監是國家最高學府，朱元璋對監生控制尤嚴。監生不但不能發表政見，議論時政得失，就是議論學校規章，給學官提意見乃至議論“飲食美惡”都要受到重懲，許多學生和教官因之充軍、坐牢，甚至被梟首監前，把傳播文化的圣地辦成了摧殘士子身心的牢獄和奴化教育的場所。在科舉方面，不僅規定了考試內容，而且在考試作文的體裁上也必須采用統一的制義文格式（后演化成八股文）。這使得知識分子只能讀同一類書，寫同一種文章，除皓首窮經、致力于八股外，一無所知。朱元璋還進行刪書，并規定了一些禁書等等。這一切，使儒學以外的思想與學說難以生存和發展，文化天地已狹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
　　但到了明末清初時的情況就不同了，明朝專制統治的大廈在農民起義的風暴中轟然傾塌，相對地失去了專制主義對文化的控制力，使文化再度出現生機。學術上十分活躍，僅史學一項就有極大的發展，“晚明野史，不下千家”。思想界也有了馳騁的空間，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是這一時期著名的代表，他們把戰國以后長期以來未得到多大發展的“民本思想”推上了時代的頂峰。在這一時期，學術與思想都十分活躍，文化又呈現出多元發展的勢頭。但好景不長，隨著清朝專制統治的強化，文化天地便又越來越狹小，重新回歸到明代專制時期的境地。明清之際學術與思想上的“經世致用”，與現實斗爭緊密聯系的風氣，也在專制主義的重壓下，偏離了原來的軌道，走上了脫離實際的考據學道路，使當時文化多元發展的嫩芽再次被折斷。
　　再次，專制主義阻礙了儒學以外的優秀文化的弘揚。專制主義者把儒學定為“一尊”，完全是從實用的角度來選擇的，而絕不是說儒學能涵蓋中國古典文化所有的優秀的東西。蔡尚思先生說：“在中國文化史上，除儒家一個系統外，還存在著另外一個系統。例如，墨子的反宗法比儒家的重宗法優良，墨子的反宿命比儒家的信天命優良，墨子的‘作’重于‘述’，比孔子的‘述而不作’優良，墨俠的施自貧賤始比儒家的‘施自親始’優良，墨子的人與禽獸的區別在于努力生產努力工作，比儒家的‘天地之性人為貴’優良，如此等等。不知古來的尊孔反墨者為什么硬要顛倒是非呢？自孔墨以后，如司馬遷作人物地位平等的全面史書，鐘相的等貴賤均貧富說，李贄的反舊傳統思想，黃宗羲的反君權思想，袁枚的情感哲學之類，無一不比孔子儒家學說為優良。不知那么多的舊儒家新儒家為什么熟視無睹呢？”〔6 〕蔡先生對這些問題未做正面回答，這就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余地。筆者認為儒學以外的優秀文化得不到承認，是專制主義統治的必然結果。專制主義一方面以強權干預或誘導人們只能繼承儒學，不得繼承儒學以外的優秀文化；另一方面，在長期專制統治下，限制了文人的思維方式，使他們一談文化便無法離開儒學，使得儒學以外的文化得不到社會承認與正常發展。
　　　　　　二、專制主義對儒學本身的摧殘
　　專制主義不僅排斥和摧殘了儒學以外的思想與文化，而且排斥和打擊了儒學許多優秀的東西，扭曲了處于“一尊”地位的儒學。儒家以外的學派受到專制主義的摧殘和抑制，無疑是一個悲劇。相比之下，儒學被定為“一尊”似乎是一種幸運。王朝更迭，宗姓轉換，唯有儒家的宗祖孔圣人經久不衰，隨著時代的推移，圣號、王號不斷有加，獲得了越來越高的“殊榮”。其實這正是孔圣人的可悲之處。從魯迅先生的話中可見其本質：“待到偉大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變成傀儡了。”〔7 〕孔夫子連同其創始的儒學一并成為專制主義者手中的傀儡，任君王們擺布。因此，專制主義統治下的儒學的命運同樣是一個悲劇。
　　原始的儒學確有精華可言，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主潮流是民本思想，而這種思想以儒家經典闡述得最為透徹，可見，儒學也曾領時代潮流之先。儒家的這種重民輕君的民本思想與皇權至高無上的專制主義無疑是相對立的。因此，專制主義與儒家民本思想的沖突就尖銳地暴露出來。例如，當朱元璋讀《孟子》，見到重民輕君的語句時，便怒不可遏，甚至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神位。“亞圣”被逐出孔廟，勢必引起了一些儒士的不滿，著名儒士刑部尚書錢唐便冒死以諫，反對把孟子逐出孔廟，明太祖大概感到這樣恐怕于其統治不利，于是方表示納諫，“孟子配享亦旋復”〔8〕。但這只是一個表面的讓步， 在編寫《孟子節文》時，朱元璋還是命劉之吾等刪去了《孟子》中“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9〕等部分。 這一事例鮮明地反映了專制主義對儒學精華所采取的態度和儒學遭到專制主義閹割的情景。
　　從朱元璋勒令把《孟子》刪去的部分，還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具有強烈的反抗專制主義的精神。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就是說君怎樣對待臣，臣就可以怎樣對待君，肯定了君與臣人格上的平等關系。孟子亦主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不聽，則易位”；而且認為武王伐紂是除掉了一個獨夫，不能算“弒君”。這些主張說明了民可以代表天意，可以把屢諫不改的國君廢掉，另立新君，甚至可以殺掉殘暴的君王。這與專制帝王唯我獨尊，教導臣民“愚忠”是水火不相容的。儒家這種反抗思想在歷代儒學大師的思想中也是有所反映的。這些儒學大師的思想與專制主義并行不悖之處就得到了專制統治者的承認和“弘揚”；而相悖之處則遭到專制統治者的打擊。梁啟超說：“東漢為儒學最盛時代，但《后漢書·黨錮傳》皆屬儒家大師，最令當時帝王頭痛。北宋工程，列在元ｙòｕ＠①黨籍，南宋朱熹列在慶元黨籍，當時有力的人，摧殘得很厲害。又如明朝王陽明在事業上曾立下大功，在學問上到處受到摧殘。由此看來，儒家哲學可以說是伸張民權的學問，不是奴辱人民的學問”〔10〕。由此亦可見儒學的反抗精神和專制主義對其采取的打擊政策。對儒學本身來說，除了專制主義的直接束縛和摧殘外，還因專制主義使其一家孑然獨立，則使它失去了在與各家交流與競爭中自我完善的機會，從而失卻了中國文化的原貌，偏離了正常發展的軌道。
　　　　　　三、專制主義對文化深層結構思維模式的不良影響
　　“中國文化的每一個因素，差不多都是與封建專制統治當時的需要相結合，文化很難與政治相分開。”〔11〕的確，專制主義統治滲透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作為文化深層結構的思維模式也必然受到專制主義的影響。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思維模式是植根于為專制主義所浸透的文化土壤中。下面我們僅就思維模式中受專制主義影響最深，甚至今天仍起消極作用的幾個方面作一扼要的概述。
　　第一，否定個人因素，強調群體意識。在西方，專制統治時間短暫，且經過了近代的徹底清算，因此，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幾乎很少受專制主義的影響，而較為注重人的個性。這種思維方式有助于人們思想的活躍和個人創造力的發揮，歐洲的科技勃興與此不無關系。但中國則不同，長期的專制統治抹殺了人的個性，一切個人意志都應服從皇帝的旨意。專制主義抹殺了人的個性，代之而來的便是群體意識至上。其實個人意識與群體意識是相輔相成的，群體意識寓于個體意識之中。因此，拋開個體意識來強調群體意識，久而久之，只能使人們背負所謂的“群體意識”的沉重包袱，而不能發揮個性和個人創造力，并對“群體意識”形成依賴。而這種群體意識并不是國民個體意識的升華，而往往是少數當權者的偏見，這不能不給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帶來不幸。
　　第二，思維方式具有單向性。專制主義把中國文化由多元變為一元，思想上不允許“異端”出現，學術上要人讀同樣的書，寫同樣的文章，這就使人們只能從一個視角一個向度去認識事物，從而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潭。比如這種單向度的思維方式在學術領域就有所反映，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說：“吾國承數千年來學術專制之積習，常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即使是到今天仍未擺脫這種“持一孔之論”的專制積習。這樣，終難形成歐洲學派林立、異彩紛呈的新氣象。
　　第三，家長制作風和等級觀念嚴重。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中國，國和家是相通的，國是大家庭，家是小國家；君權和父權是相通的，君是國家長，父是家皇帝。推而廣之，無論任何機構往往都是一個或少數人獨裁，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不管上級對錯，下級只得服從，往往因此只能按照少數人的偏執辦事，給國家利益帶來損害。而且由此在社會上出現了有嚴格等級界限的大大小小的家長，從而形成嚴重的等級觀念，使中國社會出現重權輕人的不正常現象。
　　第四，既缺少交流心理，又缺乏競爭意識，呈現出封閉狀態。西方思想與學術都是開放型。思想上百端并發，學術上學派林立，在相互交流與競爭中使文化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并不缺乏交流與競爭，但專制主義的長期統治使學術與思想只限于一端，這就使中國文化失去了交流與競爭的機會，使人們的思維方式日趨僵化，造成了人們缺少交流心理和競爭意識，形成了自我封閉的體系，阻礙了文化發展的進程。這種思維方式無疑是我們今天改革的障礙。
　　總之，中國文化之樹為散發著毒素的封建專制主義陰霾所籠罩，無孔不入地侵蝕著文化機體的表層和深層，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健康成長。在反思專制主義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之余，筆者認為有這樣幾個問題值得申明：首先，切望某些文化研究者不再把被專制主義扭曲的儒學當作儒學固有的東西來批判，造成文化研究中不應有的混亂，而應把原始的儒學與專制主義扭曲的儒學區別開來。其次，要充分認識專制主義對文化發展的極大的消極影響和沉痛的歷史教訓。專制主義今天雖不復存在，但其影響下的思維方式仍在束縛人們的思想和創造力，依然是阻礙文化發展的消極因素。要振興中華民族文化，必須予以徹底肅清。再次，倡揚民主已成為世界政治潮流，21世紀將是一個民主世紀，我們應該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實行民主政治。這正是肅清專制主義余毒的良藥，只有民主觀念深入人心，才能徹底蕩滌文化深層結構中專制主義的殘污余垢。
　　注：
　　〔1〕《韓非子·顯學篇》。
　　〔2〕《左傳》桓公六年、僖公十九年均載：“民，神之主也”；《孟子·萬章篇》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孟子·盡心下》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3〕孟軻在《孟子》一書中就引述并贊同孔子“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的主張，并希望天下“定于一”；董仲舒又將大一統思想理論化、系統化。
　　〔4〕〔5〕《漢書·藝文志》。
　　〔6〕蔡尚思：《如何看待儒學的文化遺產》， 《文史知識》1988年第6期。
　　〔7〕魯迅：《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
　　〔8〕《明史》卷一三九《錢唐傳》。
　　〔9〕洪武二十七年刊本《孟子節文·劉三吾孟子節文題辭》。
　　〔10〕梁啟超：《為什么要研究儒學》，《飲水室合集·專集之一百零三》。
　　〔11〕孫長江：《經學與中國文化》，載于《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第一集《論中國傳統文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礻右加右
　　
　　
　　
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69～73G0文化研究戰繼發19981998本文認為，專制主義不僅無情地摧殘了儒學以外的一切思想與學說，使中國文化的多元性遭到破壞，而且排斥和打擊了儒學許多優秀的東西，扭曲了處于“一尊”地位的儒學。專制主義統治滲透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作為文化深層結構的思維模式也受到專制主義的影響。專制主義今天雖已不復存在，但其影響下的思維方式仍在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創造力，依然是阻礙文化發展的消極因素。要振興民族文化，必須予以徹底肅清。專制主義/中國文化/思維模式哈爾濱師范大學《北方論叢》副主編，副編審。哈爾濱市　150080 作者：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臨汾69～73G0文化研究戰繼發19981998本文認為，專制主義不僅無情地摧殘了儒學以外的一切思想與學說，使中國文化的多元性遭到破壞，而且排斥和打擊了儒學許多優秀的東西，扭曲了處于“一尊”地位的儒學。專制主義統治滲透到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作為文化深層結構的思維模式也受到專制主義的影響。專制主義今天雖已不復存在，但其影響下的思維方式仍在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創造力，依然是阻礙文化發展的消極因素。要振興民族文化，必須予以徹底肅清。專制主義/中國文化/思維模式

網載 2013-09-10 2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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