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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1972 日本人=日本鬼子，是弱智的壞蛋

1949年以來，鮮有反映日本普通人的影片出現。我們在電影中能見到的日本人，基本都是侵華戰爭中的日軍，即我們俗稱的日本鬼子。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人=日本鬼子的現象才得以終止。

歷史背景：在大陸影視史的前20多年，日本人是徹頭徹尾的反面人物。由于當時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并無外交關系，所拍攝的與日本相關的電影也都以描述侵略者暴行為主。在那段時間里，日本人在大陸電影中沒有好人，都是壞人。

1949年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建交國都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亞非拉等國，以及北歐幾個中立國。中國第一次與西方發達國家建交，是在15年后的1964年，對象是法國。

促使中國與西方國家接觸的起因是中蘇交惡。中國與蘇聯的矛盾起于1958年，于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達到頂峰。于是從1970年代開始，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明顯變化。三個標志性的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都在1971-1972年內發生。1972年中日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標志著中日邦交正常化。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時，毛澤東、周恩來向他贈送《楚辭集注》。圖片選自《人民畫報》1972年第11期

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方做出了不小的讓步。1972年達成的《中日聯合聲明》主要內容一共八條，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兩條：“2.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5.中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①

關于放棄賠償這一點，周恩來在會見日本友人時曾道出原委：“毛主席說放棄賠償要求。4億美元左右，現在不是什么大數額，但讓人民負担不好。聯合聲明里也可以寫上放棄要求賠償權。……我們決不出難題。為了早日恢復邦交。還是早一點來好。”對此，日本友人的回應是“萬分感謝”②

影視表現：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四年解放戰爭，1949年中國的境況在教科書中被歸納為一個詞——百廢待興。然而電影業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響，在1949年年內，新中國的第一部電影《橋》就誕生了。此后的歷史也證明，無論當時國內經濟狀況如何，電影業作為宣傳工作的主要陣地，每年都以一定數量穩定產出影片。電影年產量從1951年的年產10多部逐漸增加到1957年的年產40多部。

說電影業在當時是宣傳的主要陣地，主要是從影片內容來判斷的。那時的電影主要就說三件事：舊社會壞、國民黨壞、日本鬼子壞。在這個指導思想下，《白毛女》（控訴舊社會）、《上饒集中營》（控訴國民黨反動派）、《新兒女英雄傳》（控訴日本侵略者）等影片相繼出現。

《地道戰》中偽軍湯司令奉承“皇軍”：“高，實在是高！”這個鏡頭很典型地反映了那時抗戰影片中日本鬼子和漢奸的嘴臉。

至于我們熟悉的抗日題材電影，就更是數不勝數，即便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人們提起其中的經典段落、臺詞仍舊如數家珍。《地道戰》中的偽軍湯司令豎起大拇指，向日本軍官諂媚地說——“高，實在是高”；《小兵張嘎》里胖翻譯官趾高氣昂的話語：“別說吃你幾個爛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館子也不問價”；《地雷戰》里的臺詞“不見鬼子不掛弦”等等。

那時影片中的日本人基本都是中國演員扮演的，印象中只會說五個詞句：呦西、八格牙路、你地大大地壞、死啦死啦滴、花姑娘的有？

總而言之，這二十多年的國產影片中，日本人是弱智的壞蛋形象。

這一切隨著政治的轉向而有了變化。如前所述，進入1970年代，中國在對日問題上態度有了轉變——放棄戰爭賠償，與日建交。在這種背景下，將日本鬼子臉譜化、簡單化的藝術創作也隨之暫停。

二、1972-1978 不能當壞人，不便當好人，于是日本人消失了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初的幾年，影視工作者好像無所適從：不能再一味地說日本人不好了，但如果突然開始說日本人好，又怕國人一時轉不過這個彎來。反映到影視的現象就是，那幾年，大陸幾乎沒有涉及到日本人的影視作品出現。

歷史背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時，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著。這一建交行為的政治考量遠大于經濟考量。而且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是一個“半成品”的建交聲明，很多問題懸而未決，只是在中日雙方利益上取得一個平衡點。

中國當時視蘇聯為主要對手，希望有更多國家和自己站在同一戰壕反對蘇聯，最起碼是不要站在蘇聯那邊；日本方面則希望通過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來保證日本的穩定。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日后在接受采訪時稱：“如不解決中日關系，就不可能有日本的穩定……如中日美三國形成等邊三角形關系的話，遠東的和平就能實現。”③

直到文革結束后，中日雙方才又一次回到談判桌前。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10月22日，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訪日，23日，中日交換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經過這一系列的過程，中日邦交關系這個“半成品”才真正補全。

影視表現：1972-1978這一時期的影視工作者似乎還沒摸清形式。一方面，中日邦交正常化，大環境使影視作品不能再大幅丑化日本人，制造“弱智鬼子”形象；另一方面，殘暴日本鬼子的形象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猛然轉向也似乎不太合適。所以這幾年的影視作品中，除了翻拍《紅燈記》等樣板戲中偶有日本人的身影以外，對這個國度實行了冷處理。

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曾在1974年被改編成電影。雖是抗日題材，但表現的重點是我們“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日本人作為背景出現，相對弱化。

有一種說法認為，文革十年只有一本小說（浩然的《金光大道》）八部戲（革命樣板戲）。這個說法有些印象流了。就像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樣，無論政治環境和經濟狀況如何，電影作為主要宣傳工具一直沒有停頓過。根據現有的統計，僅1975年一年，北京、長春、西安、八一、上海五大電影制片廠就拍攝了25部影片。

也許是由于八個樣板戲太過耀眼，使得這幾年的電影不太為人所知。今天我們唯一熟悉的一部，可能就是拍攝于1974年的《閃閃的紅星》了，潘冬子大戰胡漢三的情節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即便是八個樣板戲，除了《沙家浜》與《紅燈記》外，其他幾部均是以解放戰爭（《智取威虎山》）、抗美援朝（《奇襲白虎團》）、舊社會壓迫（《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為背景。日本元素在這幾年的文藝作品中被大大弱化了。

三、1979-1995 “蜜月期”造就日本偶像

以1978年鄧小平訪日為開始，中日關系進入到了良性發展階段。與此同時，影視作品中也開始大量出現日本人，并對其進行正面描寫。“鬼子”不再是日本人的唯一形象。改革開放之后，日本影視劇大量被引進到中國，山口百惠、三浦友和、高倉健、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一大批日本演員成了中國青年一代的偶像。

歷史背景：如前所述，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是個“半成品”，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當時主導對日談判的周恩來總理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協。文革結束后，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以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在與日方再度談判中担任了主導者角色。

中國利用政府貸款的部分情況。在1979-1995年6月間，日本提供貸款近百億美元，占所有外國政府貸款的四成以上。④

中日歷史上有大量的矛盾沖突，想要找尋平衡點殊為不易。例如直到今天依然棘手的釣魚島問題，在1972、1978兩次談判中均有所涉及。

1972年談判時，時任首相的田中角榮對周恩來說：“我對貴方的寬大態度很感謝，借這個機會我想問一下貴方對‘尖閣列島’（即我釣魚島）的態度如何？”周恩來回應稱：“這個問題我這次不想談，現在談沒有好處。……以后再說，這次我們把能解決的基本問題，比如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先解決。這是最迫切的問題。有些問題要等到時間轉移后來談。”⑤

如果說1972年的擱置是“定性”的話，1978年鄧小平在談判中就對這一擱置進行了相對“定量”的解釋：“我們兩國并不是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你們說的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的問題，還有大陸架的問題。在你們國內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圖挑起這樣的事情來妨礙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嗎？這樣的問題不要牽扯進去——擱置它20年、30年嘛！”⑥

“擱置20年、30年”的表態成了解決釣魚島爭端的一把鑰匙。盡管日方強硬派一直不認可擱置爭議的看法，但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擱置釣魚島主權爭議，在釣魚島附近的東海其他海域“共同開發”，成了兩國高層的共識。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承諾提供第一批政府貸款。⑦

從1979年開始，日本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據統計，到2008年，日本對中國實施的經濟援助總額約為3.4萬億日元(約2248億元人民幣) ，其中包括大部分的開發貸款以及小部分的各種形式的技術合作和無償援助。雖然日本的對華援助有確保中國社會穩定，為本國營造安全的國際環境等考慮，但客觀上確實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例如中國第一條地鐵——北京地鐵的早期建設中，日本貸款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北京地鐵第一期工程曾使用日本貸款40億日元。復興門向東12.8公里的第二期地鐵工程，截至1994年又使用了133.35億日元貸款。⑧

北京地鐵二期工程1992年階段性竣工時的示意圖。此時，投入在北京地鐵建設上的日本貸款已逾100億日元。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中國播放的影視作品中，日本人逐漸成為好人，就沒什么不好理解的了。

影視表現：如果說中國人在某一個時期內，對某一國的明星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癡迷，那沒有哪個時期能夠與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明星相比。即使是現在流行的“長腿歐巴”、“都教授”之流，與山口百惠、高倉健等也是不可比擬的。

1979年，政府間文化交流活動之一—日本電影周引起轟動。《追捕》、《望鄉》、《狐貍的故事》等日本電影在中國上映，創造了數億人次的觀影記錄。這些電影為中國觀眾送來了第一波戰后日本的正面形象。《追捕》中杜丘、真由美的扮演者高倉健、中野良子迅速成為中國觀眾心中的偶像，男人模仿高倉健，學著他在劇中的樣子戴墨鏡，穿風衣，并且不管刮不刮風，都把衣領立起來——那時還沒有“裝酷”這個詞；女人則模仿真由美，有意無意將她的名字念成“真優美”，各地都開起了“真優美”理發店，商店里有“真優美”化妝品和帽子，大家用“橫路敬二”（片中反派的名字）來罵人⑨，背誦大段的臺詞，并且哼唱著那段著名的無詞主題曲“啦~呀啦”。

80年代最火的中日女演員：（從左至右）中野良子、張金玲、栗原小卷、劉曉慶

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是另一對深入人心的銀幕情侶。與高倉健和中野良子不同，他們因戲結合，終成美滿姻緣。中國觀眾通過《伊豆的舞女》、《絕唱》、《血疑》等影視劇認識了他們，在心中早已將他們視為了“一對兒”。因此當山口百惠在21歲嫁給三浦友和，于最當紅的時間節點宣布隱退相夫教子時，中國觀眾心中對夫妻的最美好愿望——男主外女主內、從一而終、郎才女貌等，都在他倆身上實現了。于是乎，他們也成為了中國人心中完美夫妻的典型。那時如果聽聞哪個演員、歌手鬧出婚變，大家不會說“我不相信愛情了”之類的話，而會說：“看看人家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

彼時的中國人看了幾十年的如今被稱作“紅色經典”的影視劇，對偶像劇是沒有抵抗力的。當《生死戀》、《排球女將》、《人證》這樣有著偶像劇元素的影片擺到中國觀眾面前時，青年男女一下子就被俘獲了。這波日本偶像劇對后世影響深遠，例如讓女主角在愛情最甜蜜時死去，營造出悲劇感的編劇手法，被亞洲各國都學了去。20多年后，一部名為《秋天童話》的韓劇登陸中國，劇中女主角最后因白血病去世。因為情節與栗原小卷的《生死戀》很相似，于是中方電視臺將其命名為《藍色生死戀》，并由此開啟了國內的韓劇熱潮。

眾多70后、80后的人也受這波日本偶像風潮的影響甚深。在中國最知名的那些動畫片，如《聰明的一休》、《花仙子》、《鐵臂阿童木》、《咪咪流浪記》、《恐龍特級克塞號》等，無一不是在這個時間段被引進的。

2010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日期間與文化界人士座談，期間主動請中野良子發言：“你也發個言吧。我最早是從《追捕》中認識你的。”圖為溫家寶（中）、中野良子（右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右一）合影。

日本電視劇雖然沒有電影、動畫片那樣的聲勢浩大，但于1995年由上海譯制片廠引進并配音的《東京愛情故事》⑩，還是成為了影響一代人的日劇“神作”。劇中赤名莉香的扮演者鈴木保奈美也與酒井法子一道，成為眾多70后、80后的日本偶像。

結語：

從現在回看歷史，《東京愛情故事》似乎成為了一道分水嶺，中日兩國的“蜜月期”也隨著《東愛》中令人遺憾的結局而宣告結束。自此以后，隨著中日政經轉冷，中國的銀幕、熒屏上，日本人逐漸又成為了“壞人”，甚至回復到了老電影中的弱智鬼子形象，成了中國軍人“手撕”的對象。這又是為什么呢？敬請期待下期“禁區年譜”——《日本人在影視中為何又變壞了？》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又稱《中日建交公報》，為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兩國政府簽署的一份聯合聲明。

②《周恩來總理和日本公明黨竹人義勝委員長關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會談的要點》，收錄于《戰后中日關系文獻集》，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年8月版。

③[日]毛里和子：《中日關系：從戰后走向新時代》，徐顯芬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2月版。

④施用海主編: 《怎樣使用日元貸款》, 第31-32頁。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6年版。

⑤《中日復交談判回顧》，張香山口述，趙階琦整理。原載《日本學刊》1998年第1期。

⑥《日中關系基本資料集：1949年-1997年》，日本霞山會出版。

⑦《中日雙邊關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⑧金熙德：《日本對華ODA 的成效及其轉折》，《日本學刊》1999年5期。

⑨王眾一：《日本電影在中國的傳播及中日電影的互動》，《人民中國》雜志。

⑩衛視中文臺曾經于1992年引進過《東京愛情故事》，由臺灣演員配音。所以如果你印象中在95年以前就看到過那版嗲聲嗲氣的《東愛》，請不要懷疑自己的記憶。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