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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沒得重病時，不懂得健康的重要；人沒有到死的時候，亦不懂得生命的價值。死是無須理由的，生卻有待于證明。生命只有活著，才有意義，故而要善待生命。
　　死亡，迄今為止仍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困惑，在人類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死亡與愛情一樣，也是一個永恒的主題。自殺是最為獨特的一種死亡現象。
　　隨著醫學的進步，心臟病、癌癥等疾病給人類造成的死亡率正在下降。同時，自殺對人類生命的威脅卻日益突出。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世界每年約37萬人死于自殺，而自殺未遂者的比例估計是這一數字的10倍。在美國，自殺是大學生死亡的第三位因素，發生率比沒有在大學的同齡人高百分之五十。在我國，近年來大學生自殺僅次于事故而成為第二位的死亡原因。[1]
　　本文嘗試從心理學研究的視角來透視這一人生最為極端的悲劇現象，探究人類此舉的深層心理動因。
　　 一、從古老的生死觀到現代的死亡學
　　生與死，是一個亙古長存的命題，因此自古以來就有各種宗教、巫術、信仰以各自的理念與方略來引導人們去感悟這一人生哲學。從關于死亡起源的種種神話傳說中，從埃及法老的金字塔，秦始皇兵馬俑陪葬坑以及歷代帝王龐大而奢華的陵寢里，無一不是昭示人類對死亡“終極關懷”的歷史見證。
　　對于死亡，賢圣先哲都有過許許多多精辟的見解。亞里士多德曾坦誠相告：“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畢達哥拉斯則以為人死可以轉生為狗。奧古斯丁說：“我看到的一切只有死”。布魯諾義正詞嚴：“有價值的英勇地死去，強比卑鄙可恥的凱旋。”狄德羅樂觀地說：“死亡對我來說愉快無比。”薩特則悲觀地認為死亡是人生計劃和希望的總失敗。康德堅信復活是不可信的，永生不朽只能是精神。[2]的確，人是無法在生物意義上戰勝死亡的。從根本上講，死亡是人的生物性終結，然而人又是唯一能意識到自身將會死亡的動物，無論從本能上還是從精神上都有著追求永恒的意向，從而使得人的社會性沖出物的囹圄，最終在精神世界里得到延續而永生。
　　孔子，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對死亡采取入世進取、回避言死的態度，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古代禮制中，人死不直稱其死：天子死曰崩，諸候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祿，庶人死才直稱為死。老子所創的道家學說為中國人提供了最樂于接受的求生避死的生命哲學，道家認為若要避免死亡，只能上溯本源，反樸歸真。莊子繼承老子退縮的生命哲學，所謂“莊周夢蝶”乃是莊子追求進入混沌狀態中解脫生命的痛苦。從印度引入中國的佛教則借取道家神仙思想和儒家孝道倫理，提倡因果報應、輪回轉世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主題。
　　在西方，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指出：“一切生命的最終目標乃是死亡。”并提出生本能（愛本能）與死本能的假說。他力圖證明人心中存在著超越于唯樂原則的一種更富于本能的東西，這便是有機體生命所固有要求回歸到無生命狀態中去的死的本能。源遠流長的死亡哲學促成了現代西方一門跨學科的專門研究——死亡學(Thana tology)的誕生。
　　 二、自殺是一種最為獨特的死亡方式
　　人不宜把生看得太重，但更不可輕生。人若不把生活看得太重，什么事不可為？人若不把生活看得太輕，自然不輕于為惡。如果天下普事皆待我而舉，我何為死？如果天下惡事，我皆與有責，死也無益。
　　固然，求生乃人類本能。但還是有一些人對自己的生命采取毀滅行為，其極端行為就是自殺。“自殺是一種暴力行為”。（善羅提諾）這種暴力行為的發生結果就是“自己殺死自己”。[3]一般認為自殺是主體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種手段以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有的學者將它作為一種病態社會現象來看待。“在當代，一個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結構日趨理性、價值觀念日臻變革的時期，人們發現，自殺現象不是單純的物質生存的問題，不是單個的個體的心理現象，也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獨家之作，它是作為一種病態社會現象而出現于群體之中……”。[4]的確，自殺現象不僅僅是個體的心理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現象。不過，如前面所述，筆者在本文中不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而是以心理研究的視角來探討這一“心理現象”的。
　　（一）自殺的心理過程
　　根據發展心理學研究，2～3歲的幼兒通常把死亡與睡眠混為一談。6～8歲兒童已經能夠理解死亡的確切意義，但仍很難把死亡看作是一種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最終結局。大多數人從8～10歲開始意識到死亡的普遍存在，并知道自己總有一天也會死亡。可見，自殺這種人類意識也是后天習得的，只有發展到一定年齡階段才會形成，而且人類意義上的自殺在動物界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動物沒有心理發展的最高階段的產物——意識。動物不懂得生活的意義，動物的行為只有兩種：不是為了逃生就是為了生存，而逃生也是為了更好地生存。所以，恩格斯指出：“如果動物不斷地影響它周圍的環境，那么，這是無意地發生的，而且對于動物本身來說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征。”[5]因此，自殺是在自覺意識參與下的人類意志行動。
　　意志總是和行為緊密聯系著，通常稱之為意志行動。意志是自覺地確定目的，根據目的支配、調節行動，克服困難，實現預定目的的心理過程。“這一過程既不同于反映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也不同于反映客觀事物與主觀需要的關系的情感過程，它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心理見之于物質的行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心理活動的能動性的一面。”[6]意志是人類特有的心理現象，克服困難是意志行動的核心。
　　自殺這一意志行動過程是比較復雜的，一般來說，自殺心理過程與意志行動過程是一致的，可分為兩個階段：采取決定的階段和執行決定的階段。
　　自殺的開始階段是采取決定的階段，該階段決定自殺行動的方向和部署。首先解決動機斗爭的問題，然后是確定行動的目的和選擇達到目的的方式和計劃。
　　人的動機是在需要的基礎上產生的。自殺動機的產生往往是由于對當事者來說極為重要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所引起的。人想獲得某需要而正在行為中受到阻礙或中斷而產生的情緒體驗、心理學上稱為挫折。經長期的或嚴厲的挫折，當人的耐受力無法承受時，便會產生一種無助感，在一定的的誘因引發下，就有可能促使人逃避現實而選擇自殺作為解脫的方法。因此，也可以說自殺是個體在心理處在無助狀態中在特定誘因驅使下故意采取對生命自我毀滅的意志行為。
　　自殺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例如有的人覺得生活沒有意義，很無聊而自殺；有的人對自己做錯的事表示“謝罪”而自殺；也有的人作為報復的手段，以死來譴責對方；還有的人是為了對抗他們所反對的惡勢力；更有人把自殺作為喚起當權者或民眾覺醒的手段，如此等等，枚不勝舉。但不論何種自殺動機，一旦產生便會陷入矛盾斗爭之中。美國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多拉德(J·Dollard)和米勒(N·Miller)等人研究認為，人的動機斗爭有四種沖突，即接近——接近沖突，回避——回避沖突，接近——回避沖突，雙重接近——回避沖突。人類在自殺動機斗爭中這四種沖突都有可能經歷。例如，強烈的生存欲望與自殺的意念會導致接近——回避沖突；想解脫現實生活的痛苦與避免自殺行為可能產生的痛苦之間的猶疑徘徊會產生回避——回避沖突；當二擇一之后便產生接近——回避沖突；當權衡利弊，舉棋不定時便構成雙重接近——回避沖突。米勒等人的研究表明：“只要接近梯度高于回避梯度，個人就會接近目標；回避梯度高于接近梯度，個人就會回避目標。一般地說，當個體遠離目標時，接近梯度就會提高，產生強烈的接近趨向。當個人接近目標時，回避梯度就會提高，產生強烈的回避趨向。如果個體在兩個梯度的交叉點上就會出現猶豫不決或優柔寡斷的心理而難以抉擇。”[7]在矛盾沖突階段，自殺者會經常談論與自殺有關的問題，預言、暗示自殺，或以自殺來威脅別人，從而表現出直接或間接的自殺意圖。如果此階段能及時得到別人的關注或在他人的幫助下找到解決問題的其它途徑，自殺者很可能會減輕或打消自殺的企圖，這也是自殺行為可以預防和救助的心理基礎。
　　一旦自殺者堅定了自殺動機，便進入自殺方案的預謀準備工作，需要分析比較，周密思考，權衡利弊加以抉擇。作出決定后，便過渡到執行決定的階段。從作出決定到執行決定；過渡時間長短有所不同。理智型自殺要比情緒型（沖動型）自殺時間長。在自殺行為的具體實施過程中，特別是對于沖動型自殺的情況，自殺者有時會產生對自己行為極度后悔的心理。這可能是人在臨近死亡時，出于對死的恐懼和對生的渴望的一種心理表現。這種心理往往促使自殺者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進行自救或向他人求救，從而可能避免死亡。
　　（二）自殺的心理動因
　　曾有文章報道過號稱中國詩壇鬼才的八十年代初名噪一時的“朦朧詩人”顧城于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蘭的奧克蘭市威赫克島自家門口，用斧頭砍死了自己的妻子（上海散文作家）謝燁，然后在門前的樹上上吊自殺，時年37歲。經研究分析，心理專家認為顧城自殺的原因與其年少時患有癔癥（又稱歇斯底里，是神經癥中常見的一種）有關，后來在德國生活幾年中因不懂外語，無法與人溝通，有孤獨、失落感，患有“移民綜合癥”。這樣的人神經極為脆弱，稍有挫折，便易產生消極念頭，即以自殺等方式宣泄自己的情感。
　　許多偉人、名人當他們不堪忍受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重壓時，便容易選擇速死——自殺。尼采、梵高、馬雅可夫斯基、杰克·倫敦、海明威等，都是著名的例證。亞里斯多德說：“大凡優秀的人都免不了半瘋。”大多數走上自殺絕路的偉人們都患有各種各樣的精神疾病（神經病或精神病）并伴有諸如抑郁、自卑、焦慮、孤獨、恐懼等情緒障礙，而最關鍵和根本的，是存在自我意識的混亂與偏移。
　　有學者將自殺分為常態心理的自殺與變態心理的自殺。前者取決于客觀環境因素的誘因強度和主觀對心理沖突的耐受能力；后者與心理障礙密切相關。輕度的心理障礙有神經癥、人格障礙、性變態、酒精或藥物依賴、適應障礙等，嚴重的心理障礙即重性精神病、軀體疾病伴發的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癥、躁狂抑郁癥、偏執性精神病，嚴重的反應性精神病等。多數企圖自殺的人，多半處于神經癥或憂郁癥狀態，即有心理障礙。這些心理障礙表現在心理過程中主要體現在情感上的悲觀、孤獨和抑郁，意志薄弱和失控的以及認識上的固執與狹隘。有關自殺的原因和動機，“據統計學校問題占27.8%，兩性關系問題占16.2%，精神障礙占13.2%，家庭問題占10.9%。學校問題以男的居多，兩性關系則以女的居多，尤其在青年期，家庭問題、考試問題、兩性問題以及對人生的懷疑、厭世、孤獨等，都可能成為自殺的主要動機。”[8]
　　（三）自殺的心理干預
　　自殺行為是社會運行過程中個體適應不良的產物。它是一種比較復雜的社會心理現象，是人的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生態的和社會文化諸因素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無疑，不健康的個體心理會降低人的適應社會的能力，而不良的社會環境因素則會妨礙人們良好心理品質的形式。但不論怎樣，社會環境因素對于每個活生生的個體來說，都只能是促成自殺的外在的可能性誘因，而真正和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來自個人的心理因素，包括個人的人生觀、目標追求、價值崇尚、個人的生活選擇傾向、個人的社會適應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因而，除了加強自殺的社會干預，諸如應該盡量減少渲染自殺情緒、氣氛的大眾媒介的傳播，加強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破除封建迷信等等以外，更應重視和加強自殺的心理干預工作，提高預防自殺現象發生的水平。
　　(1)通過觀察法、談心法、調查訪問法等了解和鑒別自殺高危人群，達到防范目的。
　　(2)使用心理測量工具（測量儀器、心理量表等）對自殺高危人群或自殺未遂者進行心理測量。例如美國臨床心理學家A.Beck對384例自殺未遂者的期望量表心理測量發現他們的失望分數很高，因而Beck認為失望與自殺意圖的聯系比抑郁更為重要。
　　(3)開設危機干預電話等現代化通訊設備，及時解救處于危機而企圖自殺的人。例如國外許多大城市都建立了自殺預防中心，稱之為“生命線”。我國上海團市委于1992年6月中旬開辟了全國第一個24小時危機干預電話——“太陽熱線”以后，我國健康教育研究所開設“希望熱線”、中國青年報在北京設立“青春熱線”等。全國熱線電話相續設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疏導和緩解的作用，但熱線電話只適應于那些能主動打電話求救的人，有很大的局限性。
　　(4)開展心理咨詢活動，幫助心理疾病患者克服心理障礙，維護心理健康；幫助健康挖掘個體潛力，提高心理素質。我國的心理咨詢起步較晚，至今也只有幾年，缺乏經驗積累，為此很難適應時代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俗話說：“心病還需心藥治。”因此，開展更大范圍的更豐富更深入的心理健康教育仍迫在眉捷。
　　沒有直面死亡、直面人生的勇氣和信心，便沒有真正的人。這使我想起了奧斯特洛夫斯基（《人生就是奮斗》，第83～84頁）的那句話：“只有象我這樣發瘋地愛生活、愛斗爭、愛那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建設的人，只有我們這些看透了和認識了生活的全部意義的人，才不會隨便死去，哪怕只有一點機會就不能放棄生活。”于是乎，我們不難理解藏克家那句名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正如愛因斯坦所言：“人只有獻身于社會，才能找出那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
　　善待生命，就應該永懷真誠。它是生命中常青的不敗風景。
　　注釋：
　　[1]王登峰、張伯源主編：《大學生心理衛生與咨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51頁。
　　[2]畢治國：《死亡哲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頁。
　　[3]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536頁。
　　[4]邵道生主編：《當代社會的病態心理——分析與對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340頁。
　　[5]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7～158頁。
　　[6]葉一舵主編：《心理學教程》，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75頁。
　　[7]葉奕乾主編：《心理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78～179頁。
　　[8]［日］關 忠文編著，習川、黃奔譯：《青年心理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6頁。
　　
　　
　　
寧德師專學報：哲社版63-66B4心理學繆鋒19971997作者單位：寧德師專公共教研室 作者：寧德師專學報：哲社版63-66B4心理學繆鋒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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