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國最缺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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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的那一聲洋炮,石破天驚,打破了中國人天朝上國的自傲。之后一個世紀,中原大國的物產被掠奪,民眾被奴役,文化被唾棄,炎黃子孫的尊嚴和自信被撕破,凌辱,踐踏。一百多年來,從清王朝中的洋務派、戊戌變法,到同盟會、國民黨的有識之士,直至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人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奮斗始終未曾停歇。

一百多年了,前輩們努力的結果如何?首先,我們獲得了民族獨立。我們趕走了殖民者、侵略者,終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獲得了獨立自主的權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在軍事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我們離揚眉吐氣還很遠,因為我們還很落后,還很貧窮。之后,新中國在滿目蒼夷的基礎上,歷盡坎坷,曲折,犧牲,終于探索出了一條富國之路,用20年創造了震驚世界的經濟奇跡。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我們從父輩口中聽到了中國由亂而治的幾十年,我們親身經歷了中國由窮變富的過程,我們享受了父輩們夢寐以求的完整的教育和安定的生活。誠然,現今中國,各種社會問題仍層出不窮。但是,我們是否也應該想到,我們抱怨的已經不再是我們進不了洋人專用的花園,我們的孩子要被送到前線當炮灰,我們只有過年才能吃到肉……我們抱怨的問題,似乎與那些曾經侵略過我們的國家,越來越相似。連一貫雞蛋里挑骨頭,遇佛殺佛,遇僧殺僧的歷史學家李敖,也承認,我們生活在漢唐以來所未有的盛世里。

盛世歸盛世,我們正處在中國前進道路中的重要關頭,當今的諸多社會問題,不僅在宏觀層面上困擾了許多學者官員,而且現實地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壓力。貧富不均、就業不暢、教育貶值、房價過高、醫療不保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問題具有相當的嚴重性和根本性,一旦處理不好,就會嚴重影響中國社會下一步的發展。中國是繼續向富強的方向前進,趕英超美,實現民族的復興;還是像拉美一樣,淪為帝國主義的后院,廉價勞動力提供地、消費市場和全球垃圾場,就看今后這幾十年,就看我們這代人的表現。

我看我們自己——垮掉的一代?

美國總統杜魯門說過這樣一句話,要把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這句話在中國廣為流傳。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希望跨越這個階段而直接奔向共產主義是不現實的。無論共產主義這個理想多么美好光明,實現理想的手段和路徑都必須是現實可行的,并且要假以時日。毛澤東的急功近利,導致了新中國在建設方面的曲折。出生于60年代的第三代,正在中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作為第四代人,又將在中國復興的歷史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是中興的一代,還是垮掉的一代?

還記得我們少年時,那篇《夏令營的較量》嗎?1993年,教育研究學者孫云曉針對中日草原探險夏令營中,中國孩子與日本孩子截然不同的表現,寫出了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引發了全國針對獨生子女教育的大討論。中國的第一代獨生子女被稱為“垮掉的一代”。而當看到日本人甩下一句話:“我們的后代比你們強!”的時候,我相信每個有點血性的中國人都怒了。

現在,當年較量中的孩子們已經長大,完成了學業,步入了社會。那就是我們,出生于70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代人。我們的體質、學識和眼界遠勝過父輩,但是我們的意志卻如此的孱弱,我們的缺乏責任感、懦弱和依賴更是有目共睹。中國的責任就要落到我們的肩上,而不僅僅是權力的傳遞。我們將要扛起的幾十年,是對中國的復興大業至關重要的幾十年。而我們,行嗎?郎咸平教授說,要寄希望于中國現今的青年,他們是中國的脊梁。立刻有人回復他,說如果他看到中國大陸年輕人現在的精神狀態,立刻就會打消這個念頭,他們自己都沒有脊梁,怎么指望他們組成民族的脊梁?

更可怕的是,中國對獨生子女的教育,在十多年后,絲毫沒有改觀。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國、韓國、日本三國90名青少年組成的國際草原探險夏令營活動在內蒙古自治區科爾沁右翼中旗進行。正值當地遭受罕見的高溫天氣,整個行程十分艱苦。日本孩子個個身背巨大的行囊,當地隨行的人員看到日本孩子瘦小的身體卻背著與其不相稱的包裹,想要幫忙,卻立即遭到嚴辭拒絕,日本孩子覺得受到了侮辱。同行的中國孩子卻叫苦不迭,隊伍中手機鈴聲不斷,全部都是中國孩子在向家長訴苦……

一年來,國外的媒體在熱烈關注中國經濟的同時,也對中國的獨生子女作了相當的討論。其間的種種分析,不無道理,卻并不切中要害。我們的“垮掉”,難道僅僅是因為是“獨生”嗎?家長從小的溺愛與小皇帝教育當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為什么我們沒有從社會得到更正確的影響?聰明如我們,難道就不曾向家庭以外尋求精神給養?

我們最缺乏的是什么——中國主流精神的缺失。

當今社會里,我們找不到偶像。父輩們崇拜領袖,崇拜革命先驅,信仰或真誠至今,或被自己完全否定。而我們,幼時的偶像如雷鋒、賴寧,已經在當代拜金主義的大潮中模糊遠去,而我們生長的改革開放的時代,使我們對領袖和革命先驅也沒有了的虛偽的熱情。我們的偶像在哪里?早期的港臺明星,八十年代的幾位先鋒詩人,國際上的體育巨星,影視大腕,著名政治家,企業家……一一數來,又有幾個真正生于中國、長于中國,真正能扛得起中國青年一代狂熱的激情和夢想,有幾個能指明我們成長的方向?我們急切地需要崇拜什么,但是有什么值得我們去崇拜? 成功的政治家背后是盤根錯節的血緣關系網,成功的企業家背后是羞于啟齒的資本原始積累歷史,成功的娛樂明星背后是整個娛樂產業那吞噬金錢的貪婪的嘴。我們在成功人士面前迷茫了。成功到底是什么?

于是,當超級女聲到來時,中國沸騰了。需要偶像、需要崇拜、需要精神寄托的我們,以及比我們更年輕和更年長的中國人,統統被點燃了。正如一個朋友在朝我拉票時所說:“幫幫她吧,讓她實現自己的夢想。”我們在那幾個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年輕人通過自己努力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她們身上或多或少寄托了我們自己的影子。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時代周刊》所說,海選是真正民主選拔的過程,雖然大眾的評價標準并不完美,但這種民主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積極的可能性。

我沒有看超女,一直以為那只不過是小孩子們的玩玩鬧,而直到發現周圍許多比我年長的朋友也那么真誠地投入,并且感動的時候,才發現,整個社會對這種精神寄托的需求是多么強烈。

那幾個小女孩身上的積極、自信、勇敢和激情的確代表了中國更年輕的一代人的精神風貌。不得不佩服湖南衛視的策劃人對當今社會需求的深入體會。然而,她們單薄的身軀,又如何能夠承載中國人的精神寄托呢?這只是一個迪斯尼樂園式的烏托邦。而中國,需要面對的是更沉重、更嚴肅、更復雜的現實問題。

在中國傳承了數千年的儒家文化,在新文化運動中備受責難,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徹底打倒。毛澤東建立了一個現實意義上的新中國,使中國人擺脫外侮。在這方面,他的確功蓋千秋。(我們暫且不要假定假如是國民黨贏了內戰會怎樣)但是,他還想建立一個精神意義上的新中國,于是一意孤行地推動文化大革命。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建立精神國度遠比建立現實國度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費時得多。而他偉人做慣了,以為天下沒有辦不到的事,甚至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這項偉業,于是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導致文革的手段完全脫離實際,對除了毛以外的一切思想破而不立,最終演變成了民族的一場浩劫。文革清除了孔子在國人心中的位置,卻沒能成功地樹立新的偶像。毛澤東知道人民是需要領袖,需要崇拜,需要跟隨的,但他卻錯誤地以為他自己可以成為偶像。而中國社會主義開始階段的現實失敗,則粉碎了他精神領袖的寶座。鄧小平成功地帶領中國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但是他同樣沒能在國人心中樹立起新的精神寄托。

孔子走了,毛澤東也走了,我們的心里空了。我們追求一切,變得浮躁,急功近利,唯利是圖。每個人心里都是饑渴而焦灼,卻茫然不知所求。說得好聽,是信仰多元化,說得不好聽,是主流精神的缺失。美國社會是多元的,但是,撇開基督教來看,它在殖民地時期的清教徒理想,建國以后的獨立宣言以及相生相隨的美國夢,實際上發揮了社會主流精神的作用,至今。而我們呢?在傷痕累累漏洞百出的金融體系面前,在腐敗層出不窮的官僚體系面前,在制度無力執行不力的法律體系面前,馬克思主義根本無法担負精神寄托的責任,學者們呼喚社會誠信,呼喚道德倫理,說道德心是社會進步的根本。我們的政府呼喚和諧社會,我們的黨開始保鮮。然而我認為,歸根到底,是信仰問題。一代人、甚至幾代人都找不到精神寄托,找不到偶像,社會價值體系混亂,而且繼續混亂,毫無好轉的跡象。這樣下去,中國現存的社會問題只會愈演愈烈,任何針對某一方面的應急措施,法制也好,股改也好,醫改也好,都只能補救一時,卻無法從根本上改善。

那么,中國的主流文化從何而來?復古與西化之爭,自鴉片戰爭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完全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錯的,行不通的。西化嗎?全球化的趨勢毋庸置疑,西方文明的強大與先進,我們在炮火中領教了,也在和平中享受了。然而科技的戰車到底駛向何方?丹布朗在暢銷小說《天使與魔鬼》中再一次提出了這個擲地有聲,然而,至今無解的問題。復古嗎?古老的東方智慧帶給我們一整套完整的價值體系,能還給我們心靈的平靜,然而,那套東西是封閉的,無法應對今天的全球化大潮。在復旦學生的質問面前,成熟、睿智、博學如李敖者,尚且沒有答案。

而現今的年輕人,就只能憑借自己的頭腦和心靈去作出判斷,在多元而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摸索著前進。有人成為憤青,有人忿而別國,大多數人,則選擇了被這個社會同化。也許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具備同時歷史和現實的智慧,既高瞻遠矚,又用務實的方法來逐步解決我們社會面臨的問題。而這些人,夠嗎?與美國、日本的青年精英相比,他們足夠優秀嗎?我們大多數人,又到底何去何從呢?從這個意義上講,鴉片戰爭那一聲驚天動地的炮響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號稱偉大智慧的中華民族用了一個多世紀,還沒有解決。無論經濟如何富足,軍事如何強盛,科技如何發達,精神和文化的空虛都使我們無力去標榜一個盛世的存在。

寫到現在,疑惑依然。雖不敢如孔子那般“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是,我相信“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因此,以梁啟超寫于1900年的《少年中國說》的最后一部分為結尾。那年,他27歲。在時局艱辛如清末,他的脊梁實在是很挺拔。

“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作者:佚名


網載 2011-02-23 0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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