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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9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07)12-0078-07
　　社會學是一門出現于19世紀西歐，研究當時西方社會因現代化和工業化而出現的社會結構變化的科學①。和中國一樣，日本作為非西方的亞洲國家，其早期社會學是從引進19世紀歐洲社會學起步的。在東西方文化差異、以及當時落后于西方社會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社會學家為發展日本社會學，使其成為一門適合于本土社會分析的社會科學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成就。這一切都對中國社會學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本文著重對日本社會學的發展軌跡，及其在21世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作一個簡要的考察。
　　一、日本社會學的誕生與形成
　　日本社會學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明治維新時期。當時，為了建設一個能與西方世界并駕齊驅的現代化國家，日本提出了“富國強兵”、“脫亞入歐”等國策。在這些方針的指引下，思想界和學術界積極引進西方各種先進思想和理論。社會學作為當時西方最前沿的理論思想，同樣受到了日本知識界的竭力推崇，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思想幾乎同步被大量介紹了進來。如何看待西洋文化，如何通過吸收與借鑒先進的西方文化和理論，批判性地繼承與改造日本傳統文化，成了當時思想與學術界的首要任務。在這一大環境下，以西方社會學為基礎的日本社會學應運而生。
　　日本社會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大致可劃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日本社會學主要受歐洲社會學，尤其是德國社會學的影響，十分重視對社會學理論的研究。當時，齊美爾形式社會學在日本社會學界占據著主導地位。日本的形式社會學以著名理論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高田保馬為代表。高田在繼承齊美爾、藤尼斯等人學說的基礎上，努力使社會學成為一門和經濟學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獨立的社會科學。他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社會的本質是有情者的結合，希望的共存，無限接觸的意愿，可以說社會學就是研究有情者結合的科學”②。高田的社會學思想擺脫了思辨色彩濃烈的綜合社會學的束縛，使日本社會學成了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但與此同時，他又宣稱，脫離現實是社會學的本質所決定的，這樣可以維護社會學的純科學性。他的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實證研究的重要性，使社會學成了純理論性的科學。這一傾向此后盡管不斷受到批判，卻始終或隱或顯地影響著日本社會學③。
　　雖然戰前日本社會學以理論研究為主導，但以家庭社會學和農村社會學為中心的實證研究仍然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較為典型的有戶田貞三以美國社會學調查方法為依據撰寫而成，被稱作“日本最初的社會調查入門書”的《社會調查》（1933年）、鈴木容太郎的《農村調查法》（1932年）、《鄉土生活調查法》（1935年）、戶田貞三的《家庭結構》（1937年）、有賀喜左衛的《日本家族制度與佃耕制度》（1943年）以及奧井復太郎的《現代大都市論》（1940年），等等。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戰前日本社會學在理論和實證研究領域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受到天皇制集權主義的壓制，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日本社會學的發展是十分有限的。戰后，為重建日本社會學付出巨大努力的日本著名社會學家福武直，曾在其主編的《歷史與課題》一書中，對戰爭期間的日本社會學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寫道，“在加強戰時體制，大搞法西斯主義之時，社會學是不可能自由發足的。社會學批判所提出的問題，還沒有充分進行討論就被壓垮了。不僅這樣，而且還出現了一股追隨反動潮流的傾向”④。福武直的描述，并不僅僅局限于戰爭年代，它同樣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戰前日本社會學的整體狀況。此外，戰爭對日本經濟的破壞也給社會學的正常發展帶來了巨大困難。戰時物質的匱乏，明顯限制了日本社會學會的活動。日本社會學會期刊《社會學年報》辦到1943年時，由于資金的短缺被迫停刊。而《社會學研究年報》只出版了第1輯，就壽終正寢了，第二年也沒有召開年度大會。戰爭不僅破壞了科學事業，對社會學也不例外⑤。
　　總之，1945年以前的日本社會學，　由于長期受到日本天皇制意識形態的制約，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其發展十分有限。
　　二、戰后日本社會與日本社會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后，日本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戰后日本選擇了一條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道路。經過50多年的發展，日本從一個封建集權制國家轉變成民主國家，從一個經濟上貧窮落后的國家發展成為豐裕的現代化國家。戰后日本社會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時期，即第一時期的戰后復興期（1945～1960年）；第二時期的高速成長期（1960～1980年）和第三時期的后成長期（1980～1995年）⑥。以此為依據，我們同樣可以將戰后日本社會學分成三個階段，即1945～1960年的重建期、1960～1980年的發展期和1980～1995年的轉型期。
　　1.戰后復興期與日本社會學（1945～1960年）
　　1945～1960年，是戰后日本經濟復蘇和政治民主化的時期。戰后初期，　日本社會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由于美國的占領，日本無論在政治與經濟領域，還是在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都置于美國的絕對影響之下。當時美國的占領政策主要是要清除日本的集權主義天皇制、半封建的地主制和家庭制度的影響。在美國的直接指導下，日本實施了土地改革、解散財閥和勞動民主化三大改革。民主化改革使日本社會擺脫了戰后初期的混亂和貧困的狀態，并建立起戰后日本社會的基本框架⑦。在民主的政治體制下，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重新回到了國際社會。
　　這一時期，也是日本社會學的重建期。戰敗給日本社會學帶來了雙重結果：一方面，戰后日本社會學的重心開始由德國轉向了美國，美國社會學家的著作被大量介紹到日本；另一方面，戰前受到天皇集權制壓制的馬克思主義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在思想和學術領域里，馬克思主義成為當時最具“正統性”的學說。因此，如何才能有效地將美國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這兩種相互對立的學說有機地結合起來，成了推動當時日本社會學前進的最大動力。
　　戰后，社會學面臨的最大課題是如何實現日本社會的“民主化”⑧。眾多社會學家通過對二戰前社會學存在方式的總結和反思，提出了社會學的新方向，即實證化道路。他們認識到，要發展日本社會學，就必須改變以往單純強調哲學思辨的傳統，重視經驗性調查研究。福武直在《社會學的現狀與未來》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今后日本社會學的基本方向：“今后社會學的發展除了開展實證研究以外別無他路。”⑨但值得一提的是，福武并沒有否定理論的指導意義，而是認為“實證必須要以理論為指導”。顯然，福武重建日本社會學的兩大口號，即“民主化”與“實證化”，融合了馬克思主義與美國社會學。
　　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　日本社會學研究主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范式。這一時期的社會學研究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以揭示和批判日本社會的前現代性、封建性、落后性以及體現身份的主從關系為主旨的封建遺制理論、民主化理論和現代化理論；(2)美國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調查的積極介紹和引進；(3)諸學科的共同研究；(4)產業社會學、勞動社會學等新型研究領域的出現與細分。
　　同一時期，社會調查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具有代表性的經驗性研究有福武直的《日本農村的社會性格》（1949年），大河內一編的《戰后社會的實態分析》（1950年），川島武宜的《日本社會的家庭結構》（1950年），隅谷三喜男的《日本貨動史論》（1955年），尾高邦雄主編的《鑄物街》（1956年），等等。同一時期，日本社會學會主持的“社會階層與流動”調查（SSM調查）也正式啟動。此外，反映多學科共同研究成果的各種調查研究報告也相繼面世，其中較具影響力的有日本人文學會主編的《封建遺制》（1951年）、《社會性緊張研究》（1953年）、《近現代礦工業與區域社會的形成與發展》（1955年）、《近現代產業與區域社會》（1956年）、《佐久間水庫》（1958年）和《水庫建設的社會影響》（1959年），等等⑩。
　　2.高速發展期與日本社會學（1960～1980年）
　　1961年至1980年，日本社會學迎來了快速發展期。這一時期也是日本經濟出現高速增長的時期。1955年至1965年整整十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日本經濟發展的奇跡，也使日本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背景之下，時代氛圍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人們關注的焦點開始從“民主化”轉向了“工業化”。同一時期，日本政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的計劃。一方面，人們被要求加倍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日本社會掀起了頌揚消費“美德”的消費革命。高度成長使日本實現了工業化，日本社會逐步步入了“大眾社會”。工業化和現代化給日本社會學帶來了機遇與挑戰。這一時期日本社會學的課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即探索保持經濟高速成長的社會條件，以及闡明由高速成長所帶來的新的社會問題的實質。這一時期，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一躍成為日本社會學的主流研究范式(11)。
　　具體而言，這一時期，日本社會學的研究熱點集中在以下幾方面：(1)大眾社會理論；(2)以家族、村落和都市為中心的實證性研究；(3)闡明與日本經濟成長有關的日本社會的特征；(4)產業、勞動、犯罪、社會病理、大眾傳媒，政治、教育、社會調查等特殊領域的研究；(5)與歷史性展望、歷史意識和社會變動有關的理論研究，如現代化理論、產業社會理論、未來社會理論等等；(6)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研究，包括對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韋伯社會學、行為科學、社會心理與意識以及民眾史的研究等等。
　　另一方面，社會調查領域也取得了豐碩成果。日本社會學會在1965年和1975年，兩次開展了全國規模的SSM調查。而且頗具影響的安田三郎的《社會流動研究》（1971年）和富永健一編著的《日本的階層結構》（1979年）也在這一時期相繼出版。此外，同一時期還留下了許多重要的調查統計數據，較為典型的有中野卓的《商家同族集團研究》（1964年）、巖井弘融的《病理集團的結構》（1963年）、森崗清美的《家族周期論》（1973年）、勞動調查研究會編《戰后日本的勞動調查》（1970年），等等(12)。
　　3.后發展期與日本社會學（1980～1995年）
　　20世紀80年代，世界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社會的多元化、信息化和后工業化突飛猛進地發展。同一時期，日本也成長為成熟的現代社會和工業社會，并開始了向后現代社會和信息社會的過渡。這一時期，不論是經濟成長、國家財政和經濟生活等物質條件，還是環境及文化條件都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方面，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形成的積極效應，如財富積累效應開始顯現。經濟發展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巨大財富，日本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經濟高速增長期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從未體驗過饑餓和匱乏的滋味。對于他們而言，豐富的物質生活是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領域里，人們的生活方式變得更加多元化。但另一方面，成長的負面影響也逐漸顯露了出來，地球環境問題、大都市居住環境的惡化、交通擁堵現象，以及城市化帶來的傳統共同體的解體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日益淡薄，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對社會學提出了挑戰。
　　同一時期，日本社會學也步入了轉型期。戰后，實證主義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現在，社會學家們發現，雖然調查方法越來越完善，統計手法也越來越嚴密，但是，作為研究背景的理論建構和實證研究之間的關系卻變得愈加模糊了(13)。日本社會學開始了向后現代主義的范式轉換。信息科學和符號學的方法被相繼導入。這一時期，福柯和哈貝馬斯的后現代理論成了較為重要的社會學范式。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日本社會學也同國外社會學一樣，進入了多元化時代。曾經占據支配性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和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相繼失去了權威性。社會學研究進入了多元共存的時代。一方面，各種社會理論層出不窮，古典社會學的再利用、結構功能主義、權力理論、符號學、批判理論、交換理論、符號互動論、常人方法論、現象學社會學、結構主義等理論輪番登場。另一方面，社會學家們則把注意力轉向了對社會現象和問題的具體分析之上，展開了對諸如日本式經營、老齡化、信息化、中等階層意識、性別、政治參與、社會參與、勞動生活的變化、開發與環境、社會不平等與差別、網絡化、社會福利、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全球社會等現象和問題的研究。
　　盡管這一時期實證性經驗研究出現了明顯的退潮，但仍然留下了許多富有價值的成果，如布施鐵治編著的《地域產業變動與階級》（1982年），島崎禾念，安原茂編的《重化工業都市的結構分析》（1987年），直井優等編著的《現代日本的階層結構》（全四卷，1990年），富永健一的《日本的現代化與社會變動》（1990年）以及鳥越皓之等編著的《水與人的環境史》（1984年），等等。
　　三、21世紀日本社會學的挑戰與機遇
　　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會學進入了變革期。這一時期，社會學遇到了自成立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這一挑戰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社會學本身的合法性遭到了質疑。迄今為止，社會學始終是作為“現代化與工業化的科學”而存在的。在圣—西蒙和孔德倡導實證主義的年代，社會學曾經作為一門建設現代工業社會的政策性科學備受關注。而在奠定了社會學基礎的第二代社會學家，如韋伯看來，社會學是西歐近代合理化過程中出現的一門自我理解與認識的科學。事實上，在此后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社會學確實為現代化與工業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自20世紀后半葉起，發達國家開始步入后現代和后工業社會。現代的終結同時使社會學陷入了深刻的危機。學術領域內，經典社會學，即作為一種現代化與工業化科學的社會學出現了明顯退潮。受此影響，歐美等國的許多大學相繼關閉或縮小了社會學系的規模。這一切對日本社會學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日本社會學面臨的另一個挑戰來自于其自身社會結構的變化。如上所述，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與工業化，并躋身于發達國家的行列。20世紀80～90年代，日本逐漸步入成熟社會，即后現代與后工業社會。80年代末，隨著前蘇聯的崩潰，形成了以美國為主導的新的世界格局，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不僅如此，以制造業為立國之本的日本，也在以網絡化為特征的信息革命中喪失了主導權。“泡沫經濟”的破裂，更使得日本經濟出現了持續低迷，經歷了“喪失的十多年”。受此影響，日本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轉變。社會學家飯田哲也概括了世紀之交日本社會的主要特征：全球化、網絡化與信息化、環境問題、新的差別與人權問題、新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少子化和高齡化問題、新的“生命與健康”問題(14)等等。日本社會呈現出與工業化時代截然不同的景象，新的社會體系開始逐漸形成。面對這樣一種紛繁復雜的局面，社會學家們陷入了迷茫的狀態。因為，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學已經無法準確把握社會的新動向了，社會學到了不得不進行自身改革的關鍵性時刻。
　　不僅如此，由于長年的經濟不景氣，日本的大學教育也開始受到普遍質疑。加上少子化現象的日益深刻化，大學陷入了危機。為了擺脫困境，各大學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傳統的學科秩序被打破，包括社會學在內的許多學科被重新整合成各種綜合性交叉學科。例如，筆者曾經就讀的日本知名學府名古屋大學，就曾經在20世紀末建立了由信息科學、電子工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多門學科整合而成的信息文化學院，開設了偏理工科的復雜系統系、數理系、物質環境系，偏文科的環境法律經濟系、社會地域環境系和媒介社會系等各種新興學科，并在研究生院開設了信息系統學、計算機數理科學、媒介科學和社會信息學（社會學和傳播學的綜合）等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課程。21世紀初，名古屋大學研究生院又整合了理學、工學和社會科學等各學科的力量，成立了環境學研究所。其中的社會環境學專業是在社會學基礎之上，整合經濟學，法政治學、心理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組建而成的。可見，大學的社會學教學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那么，曾經為實現現代化與工業化發揮過巨大作用的社會學，如何才能順應時代的變化，進行自身變革，順利地渡過這一轉型時期呢？著名社會學家鹽原勉分析了社會學的特征，并提出了日本社會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即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成為一門為人類與社會服務的社會科學(15)。鹽原指出，長期以來，社會學被視為一門十分寬泛的學科。盡管社會學的寬泛性特征曾經招致各方面的批評，但實際上卻是社會學的長處。社會學的寬泛性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可以向其它學科提供解釋社會及其社會現象的基礎性理論；(2)能夠收集和整理調查的信息；(3)具有整合性和媒介性。
　　首先，社會學作為一門有關社會的基礎學說，可以為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提供各種闡釋社會與社會現象和問題的元理論。例如，韋伯曾經在《經濟與社會》第一章中，提出了從社會行為到國家的浩大的“社會學基本概念”。這些概念體現了他對社會的深刻理解，其理論不僅為社會學，同時也為經濟學、法學、哲學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提供有關社會的理論范式。總之，社會學可以和鄰近社會科學一同分享包括基礎理論在內的，有關社會的豐富的社會學知識。
　　其次，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調查科學，長期以來，致力于成為一門同時兼具理論性與經驗檢驗性的精確的認識科學。社會學收集各種有關社會現象的信息，對理論假設進行驗證。社會調查名副其實地成了培育社會理論的土壤。事實上，通過社會調查所收集到的各種數據，不僅可以用來檢驗社會學理論性假設的正確性，同時也能為其它學科服務。此外，各種政策的制定也離不開調查研究。人們在制定或修改政策時，有必要首先通過社會調查來論證政策的可行性。
　　社會學的整合性和媒介性是其寬泛性特征的第三種表現。長期以來，在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里，社會學以連字符的方式扮演了聯結與整合諸相關社會科學的角色。社會學家擅長以分工的方式研究具體的社會現象與問題。以對健康問題的研究為例，社會學家們通過醫療社會學、保健社會學、福利社會學、家族社會學、體育社會學及其宗教社會學等方式，聯合其他相關學科一起展開共同研究。社會學的這種以連字符方式吸收各學科營養的特長，經常被看作是對其他學科的侵害。事實上，涂爾干學派的確試圖通過提倡社會學主義，來構建“社會學帝國主義”。但21世紀社會學所體現出來的綜合性與媒介性，卻是志愿式和網絡型的、換言之，這是志愿方式的、網絡型意義上的綜合性和媒介性。
　　總之，社會學能夠向其他學科提供有關社會的基礎知識，收集各種調查信息，并促進各學科間的合作。21世紀，由各學科共同創造出來的“網絡型”知識，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講，社會學完全有能力成為構建此類網絡型知識的核心科學之一(16)。
　　21世紀，社會學必須充分發揮這些特長，進行自身變革，成為一門為人類和社會服務的社會科學。鹽原指出，正如貝爾在《風險社會》中所揭示的那樣，如何克服現代科學與技術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的負面影響，已經成為21世紀一個全球性課題。迄今為止，科學家們在封閉的小團體內，僅僅憑借個人對知識的好奇心進行科學研究，并得到了肯定。他們的研究成果此后被全權委托給其他毫無關聯的小團體，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了技術化和商品化，并最終被送到普通用戶手中。在這種缺乏協調性的體制下，科學家集團根本不用對人類和社會負任何的責任。尤其是日本，科學家共同體很不成熟。他們既無需對自己的研究成果負有說明的職責，也沒有這種自覺意識。但21世紀，科學技術對人類和社會的影響將越來越大，社會學家不能放任這種狀況繼續下去。
　　為了避免科學家們的“自由研究”成為孕育“風險社會”的溫床，社會學有責任也有義務作為為人類與社會服務的社會科學，從中立的立場出發，以建議的方式提供有關社會行為選擇的合理依據，具體可以通過“俯瞰型研究”來確立科學規范，促使日本科學家共同體盡早成熟，建立社會責任體制。“俯瞰型研究”指發現問題、設定課題、聯合諸相關學科共同開展對科研成果、應用與設計、作為最終成果送到用戶手中的一系列過程進行評價和論證。在此，“網絡型知識”將顯得尤為重要。21世紀，社會學如果不能創造這一類型的知識，就將無法應對日益復雜的局面，為人類與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17)。
　　縱觀日本社會學的歷史發展軌跡，展望21世紀，有一個動向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日本社會學正致力于自身的變革，希望充分發揮綜合性和媒介性特長，使社會學成為一門為人類與社會服務的科學。為人類與社會服務已然成為推動21世紀日本社會學發展的最大動力。
　　收稿日期：2007-05-29
　　注釋：
　　①［日］富永健一：《社會學原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
　　②③王康主編：《社會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17-218頁。
　　④⑤［日］福武直編：《世界各國社會學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頁。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編：《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現狀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⑦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編《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現狀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⑧厚東洋輔：「日本の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塩原勉、井上俊、厚東洋輔『社會學理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第4頁。
　　⑨福武直：「社會學の現代的課題——人間の解放と社會の合理化のために」（1948年），佐藤勉、細谷昇、村中知子『社會學思想』，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第13-17頁。
　　⑩有末賢はか：『社會學入門』，弘文堂，1996年，第256頁。
　　(11)厚東洋輔：「日本の社會學　社會學理論」，塩原勉、井上俊、厚東洋輔『社會學理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第6頁。
　　(12)有末賢はか：『社會學入門』，弘文堂，1996年，第257頁。
　　(13)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編：《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現狀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14)飯田哲也：「現代日本社會論の試み（下）：社會學にょゐ構成」，『立命館產業社會論集』第40卷第1號，2004年6月，第145-165頁。
　　(15)(16)塩原勉：「21世紀にぉける社會學の貢獻」，『社會學評論』，2002年第1巻，第3～4頁。
　　(17)塩原勉：「21世紀にぉける社會學の貢獻」，『社會學評論』，2002年第1巻，第6～7頁。

社會科學滬78～84C4社會學朱偉玨20082008
日本/社會學/社會學史
日本社會學誕生于19世紀明治維新時期，二戰以前主要受德國社會學的影響。戰后，日本社會學獲得了很大發展，其間共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即重建期（1945～1960年）、發展期（1960～1980年）和轉型期（1980～1995年）。馬克思主義、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和福柯、哈貝馬斯等后現代主義分別成為這三個不同時期主要的社會學理論范式。民主化和現代化建設貫穿于整個戰后的日本社會學。展望21世紀，日本社會學正致力于自身的變革，在繼續為民主化建設服務的同時，努力從為現代化和工業化服務的科學，轉變成為一門為人類與社會服務的科學。
作者：社會科學滬78～84C4社會學朱偉玨20082008
日本/社會學/社會學史

網載 2013-09-10 2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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