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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多年來，知識分子問題一直是個熱門話題。每隔10年就有一個焦點的變化：1980年代的焦點在于，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精英如何承担現代化的中堅作用;到了1990年代，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浪潮沖擊下被邊緣化，于是焦點聚集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知識分子的崗位在哪里;進入21世紀，知識分子與體制的關系日益密切，少數人甚至成為既得利益群體，媒體開始關注知識分子的腐敗問題。

當下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全民腐敗”，不僅僅是某些官僚和商人才腐敗。最令人痛心的是，連以往的道德表率知識分子也出現了腐敗。校長貪污、教授抄襲、中小學教師奸污女學生……此類負面新聞層出不窮。在傳統社會中，有兩種人受到社會的高度尊重：一個是教師，另一個是醫生。前者與人的靈魂有關，后者拯救人的生命。他們之所以受到尊重，不是因為他們有錢或有權勢，而是有道德清望。所謂讀書人，不但有知識，而且是社會的道德表率。特別是到亂世，普遍有一種期待，期望讀書人出來拯救社會、拯救人心。然而近十年來，民眾非常失望地發現，原來連社會最期待的讀書人在精神、道德上也垮了。這并不是說知識分子整體腐敗了，而是少數害群之馬玷污了整個群體形象，且未受到應有的懲罚，對此也缺乏制度和良心的約束。更要命的是，各種不正之風和學術不端，普遍流行于知識界，成為見怪不怪的常態，成為做得說不得的潛規則。知識界風氣的敗壞令社會驚呼：知識分子到底怎么了?知識界風氣的改善還有希望嗎?

戰亂不斷的民國是近代教育最輝煌的年代

要改善知識界的風氣，首先是制度的改革。腐敗現象的背后，有一個制度性糜爛的問題，根源在于制度改革嚴重滯后。

以大學為例。為了解決學術腐敗問題，各級部門和大學出臺了很多懲戒性措施，不能說沒有黨紀國法，然而這些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并不能有效遏制學術腐敗，腐敗反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國人過去講“人治”，講道德表率，期望有道德的精英出來担任領袖，從而移風易俗、改變社會;現在從“人治”走向“法制”，將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法的秩序”。但這個“法的秩序”并不是“法治”(of law)，而是“法制”(by law)。今天的中國，“法”不可謂不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立法，而且很多不是人大立的法，而是管理部門的行政法規。但法不能內化為公民的生活秩序和社會秩序，形同虛設。為什么?乃因這些法只是外在的懲治手段，既缺乏相應的法律文化，也沒有有效的落實機制。相反，在各種利益機制的驅使下，法是否執行，取決于利益博弈的結果。社會普遍地“法不責眾”，如果要“治”的話，或者是有法律之外的政治考量，或者是恰巧要抓一個典型，或者是人際關系沒有搞好。而大量的腐敗被各種相關利益群體庇護下來。最近媒體披露西安某名牌大學六位老教授聯名舉報一個長江學者申報國家和地方科技獎造假，告了兩年沒有定論。學校怕丟丑，一再庇護造假者，對舉報者說：“這些情況現在很普遍，不必大驚小怪!”由此可見，僅靠懲罚性的“刑”無法根治制度性腐敗，需要的是解決制度深層的一些問題。

什么是制度深層的問題?這幾年溫家寶總理非常關心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指導性意見。其中核心的一條是“教授治校”和“教育家辦學”。這個意見不是溫總理的獨創，而是中外教育的普遍規律和歷史傳統。西方的不說了，就中國教育傳統而言，中國古代的學術性教育機構不是科舉，而是民間的書院。宋明的書院不是官僚說了算，也沒有國家來管理它們，而是書院的掌門人像朱熹、王陽明這些大儒掌握大權。現在大家公認，近代教育最輝煌的年代是民國。從1911年到1949年，戰亂幾乎沒有中斷過，亂世之中，國家和私人對教育的投入、資助是很少的，與今天沒法比;但那個年代出了多少世界級科學家、多少學術大師?以西南聯大這個或許是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學為例，短短7年的歷史，就培養出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70多位兩院院士和眾多學術大師。而西南聯大所處的抗戰年代，其環境、條件之艱苦，一點不亞于今天要救濟的希望小學。在茅屋里面上課，在煤油燈下看書，每天有敵機的轟炸，竟然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其中一個重要的制度性原因是：它秉承了清華、北大、南開“教授治校”和“教育家辦學”的傳統。

所謂“教授治校”，意思是說大學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文化產業，它是原本意義上的大學，是培養博雅之士和社會精英的學術領地。因此大學的真正主人不是官僚，而是教授。2010年的全國“兩會”，針對《教育規劃綱要》草案中的大學“去行政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些重點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非常敏感，以為去行政化就是大學從此不再有行政級別，自己“副部”或“正廳”的級別就沒有了。他們非常著急，提出假如去行政化的話，大學以后出去沒法與外界打交道了。的確，中國雖已進入市場經濟，但企事業單位依然存在著等級森嚴的行政官僚管理制度。級別越高，權力越大，在體制內從事利益博弈的資本就越雄厚。不要說大學，連國企都分級別。金融危機以來，大家驚呼“國進民退”、“國企兇猛”，那些正部級、副部級的央企，拿著納稅人的錢，一擲億金。這背后所呈現的，與其說是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如說是行政級別所擁有的特權，包括政策特權和銀行貸款特權。大學也是如此，分985大學、211大學、普通大學……三六九等。即使在39所985大學內部，也有三個等級，即所謂2+7+30，也有副部級和正廳級之分。其實，“去行政化”的核心不是去掉大學的級別，而在于真正貫徹“教授治校”理念。

1927--1937：黃金十年

賀衛方提出，大學應該是“學者的共和國”。大學的主體是教授，而不是行政官僚。清華大學從留美預備學堂改為國立大學后，教授和學生曾“三趕校長”，直到梅貽琦先生担任校長后局面才穩定下來。清華當時的決策機構是由全體教授組成的教授會，還有一個常設機構——評議會，由教授中的精英組成，經常開會議決學校的重大事務。校長的權力較之今天既大又不大。所謂大，他可以獨立決定教授人選。陳寅恪先生游學歐美，卻不屑一張大學文憑，也沒有學術專著，之所以能被聘為清華國學院導師，乃是梁啟超先生一句話：“他的一篇文章就抵得過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長便從善如流，破格聘用了。在此之前，蔡元培聘什么文憑也沒有的梁漱溟担任北大教授，也是看中了梁研究印度哲學的一篇文章。所以后來流行一個趣談：梁漱溟考北大不取，索性去北大當教授了!校長雖然權力很大，卻不能濫用。假如胡作非為，濫用私人，教授會馬上可將校長罷免，驅趕出校。中國的大學教授最好的年代，是20世紀20和30年代，即1927-1937這黃金十年。他們不僅是精神貴族，也是物質貴族。整個社會，即使軍閥官僚，看到知識分子，都畢恭畢敬，優禮有加。教授們在學術和道德上也很自律，幾乎沒有什么丑聞。

大學的“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便是接上民國大學的好傳統，真正在制度上落實“教授治校”，讓學者在大學這個“共和國”里當家作主，實現自治。而大學校長，只是這個自治團體中應聘的大管家，是一個CEO。CEO背后有教授會監督，還有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董事會。1980年代初，鄧小平考慮以政治改革為突破口推進改革，我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作為教育部的試點，一度將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改為校務委員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全國率先成立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主任是黨委書記，但副主任和核心成員大部分是教授。雖然今天各大學都有了校務委員會，但基本上形同虛設，高教法規定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大學“去行政化”之后，黨的領導還存在，但應該通過校務委員會或學校董事會實施對校長的監督，而不是直接的指揮。

中國歷來真正成功的改革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在中央政策的默許下，先在基層試點，從地方開始，從邊緣突破，隨后取得成功，在全國推廣。摸著石頭過河，自下而上地改革，是改革開放30年基本的成功經驗，被認為是“北京共識”的一部分。而由中央發一個紅頭文件，一刀切的改革，通常很難成功，因為中國太大，國情太復雜，地區的差異、不同大學的差異非同一般。大學的制度性改革最重要的乃是教育部放權，允許若干所比較有傳統、風氣比較正的大學根據本校和本地的情況，實驗各種形式的去行政化改革。

最近，中國科大原校長朱清時在深圳創建南方科技大學，進行教授治校的改革。我對它的期待要超過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假如能夠容許更多的大學跟進，出現若干所大學改革的試驗，那么知識分子的制度環境，將會有一個質的改變。

改革悖論：民眾不放心知識精英

增加大學的自主性，實現教授治校，改革的阻力不僅來自行政管理部門，也來自民意。這幾年上海、北京幾所重點高校試行大學自主招生，取消統一的標準考試，由教授組成專家組通過面試自主招生。這一改革假如在全國普遍推廣，恐怕大部分考生和家長都不贊成、不放心。因為知識分子的專業信用和道德聲譽今天已經破產了。人們普遍担心他們會像商人和官員一樣在運用權力時上下其手，謀取私利。在中國，雖然社會上下，從學生、教師、家長，到校長、教育部官員，人人對高考這個最大的應試教育指揮棒不滿意，應試教育卻還在逐年強化——因為管理部門和社會輿論担心，假如取消了剛性的分數標準，而在錄取中添加人為因素，最后會使得拉關系成風，無權無勢的貧家子弟成為犧牲品。

今天的大學自主性改革，管理部門的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考量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來自底層的民意。管理部門之所以把權力越收越緊，其背后是有民意基礎的，可以說是官僚階層與民意聯合夾擊精英。今天的民意有一種強烈的反精英的民粹傾向，認為精英都腐敗了，唯一的指望是通過國家權力的強化來制約腐敗的知識精英。現在連部分考研也應試化，而且題目都是有標準答案的剛性的客觀題。這個統考殺傷力很大，不僅基礎教育，連大學教育都有應試化的趨勢，許多考生四年大學期間什么書都不看，只知道背教科書。之所以要統一命題考試，據說是某些大學的某些專業，借考研輔導為名泄漏考題，從中牟利，還有個別不良導師借機騙財騙色，使得輿論不滿、民怨沸騰。教育部以順從民意的名義，將這個權力收回。

不僅招生，連大學的學術研究如今也被納入行政化的統一管理。近十年來，各校以規范管理為名的改革，不是往“教授治校”的方向發展，而是大倒退，教授們連教學與科研的自主性都在各種改革之中慢慢流失。今天的大學教授不要說管理學校，連自己的學術都管不住，整天圍繞行政管理部門頒布的各種量化指標團團轉。學生不能樂學，老師不能樂教，學者不能在研究中得到快樂，最后統統異化為一種謀生手段。

國外有評論尖刻地諷刺說，世界上有兩種科學家，一種叫科學家，另一種叫中國科學家。科學家的旨趣在于求知或者將科研成果轉換為生產力，而中國科學家兩者都沒有興趣，他們僅僅是為發表而發表。有了這些SCI、CSCI雜志的量化成果，就可以順利地向國家要資源、換取職稱和各種功名。在片面追求“學術GDP”的行政指揮棒導引下，今天中國的SCI雜志論文發表總量已列世界第五位，但單篇引用率極低，還不及北歐幾個小國。我們以人海戰術制造了虛假的學術繁榮，但從單個成果看，不要說諾貝爾獎，連距離世界一流成果都何其遙遠。在這種以行政為中心的制度下，敗壞的不僅是學術，更是人心，是知識分子的學術興趣和專業良知。

斯文掃地：讀書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世俗社會的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愈來愈平庸化，大學變成了一個俗人呆的地方。雖然讀書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要面對很多世俗的問題，要解決蝸居的問題，也想生活得好一點，但讀書人又不是一般的人。錢是有價值的，當然重要，然而對知識分子而言，錢只有工具價值，而無內在價值。錢能夠讓自己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但知識分子的尊嚴不是體現為有錢，而是另外一些東西，是知識分子之所以為知識分子的一些東西——比如說知識，比如說公共責任。

今天不少在大學教書的知識分子，給學生的印象首先就是精神上支撐不起來，整一個俗人，斯文掃地，不是因為窮，乃是因為自己看不起自己。讀書人自豪的不是開什么車，住什么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氣質。雖然知識似乎已經貶值，但讀書人首先要自信，然后才會被別人看得起。學生如今在學校受到的非專業教育，好像只有兩種，一種是體制內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些大道理沒有人情味，也很少有人相信，只是敲門磚，考過即忘。還有一種是私下流行的小道理，許多教師在課堂上也經常這樣講，比如“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錢才是真的”、“學術沒有用，最要緊的是學會生存和競爭的本領”等。

這些世俗的人生箴言，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對年輕的學生影響很大。而在空泛的大道理和功利的小道理之間，真正缺少的是實實在在的公民教育、人生教育和道德教育。過去的校園是青春的伊甸園，如今的校園成為提前打拼的名利場，小學生過早失去了童真，大學生也沒有了浪漫的青春。鹿橋的小說《未央歌》在海峽對岸被稱為臺灣的“青春之歌”，影響了幾代臺灣大學生，寫的就是當年西南聯大的故事。這本書不要說今天的學生，連我讀了之后都覺得當年的西南聯大學生怎么如此純真，比瓊瑤還瓊瑤。為什么這本書在臺灣流傳了整整半個世紀?因為他們覺得校園就應該是這樣的。我發現，不是小說出了問題，而是我們自己出了問題。因為我們已失去了純真的知識分子生活。

過去我們常說大學領著社會走。大學是怎么樣的，社會就應該是怎么樣的，因為大學創造著社會的價值。但今天已經倒了過來，大學被社會拖著走，大學生的世界觀就是社會的世俗價值觀，不僅學生被社會提前洗腦，更重要的是老師已完全世俗化。知識分子與常人無異，混跡于市井之中。

中國是一個缺乏宗教的社會，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過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識分子便顯得格外重要。他們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社會的牧師，有拯救人的靈魂的職責。社會之所以對知識分子有特別的期待，之所以對知識分子的墮落痛心疾首，乃是與中國社會以人文代宗教的特點有關。雖然人文知識分子今天不再是社會的中心，社會精英也開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業精英、權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里，人文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的教授，依然承担著獨特的責任。

現代社會是知識為中心的社會，知識分子掌握著知識生產(學校)和流通(媒體)的核心樞紐。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念和人格類型基本是在大學奠定的，有什么樣的大學就有什么樣的未來。媒體影響的是社會的現實，而大學決定了國家的未來。今天大家談得最多的是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當然是毋庸爭辯的事實，但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崛起?是財富的崛起，還是文明的崛起?能否向世界展現具有精神內涵的中國文明?知識分子在文明崛起的過程之中將有什么樣的反思，有什么樣的担當?
每一個讀書人，或許都應該想一想。

燕南園愛思想 許紀霖 2015-08-23 08: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