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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　F131.3
    經濟史學是理論經濟學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功能在于通過對過去經濟現象的研究，從中發現規律性的東西，以使人們獲得某種啟示。就理論經濟學本身的發展而言，經濟史學能為經濟理論和假說提供歷史事實的證明和檢驗，使經濟學理論不斷豐富和發展。
    日本的經濟史學具有悠久的傳統，早在20世紀30年代，該學科的研究就已達到較高水平。傳統的日本經濟史學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歷史學所固有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被廣泛應用，即人們先搜集能夠反映某種經濟現象的史料，爾后對這些史料進行考辨，再梳理成文，這類經濟史著作敘述過多，而缺少經濟分析和數據處理；二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甚至成為不少學者從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理論框架。這些學者們認為，經濟理論的重要作用在于探求各種經濟現象間的聯系，并對這些現象加以解釋。他們學術研究的特征是，以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為前提，在對特定國家經濟發展的研究中，探求何時具備能反映各階段特征的經濟現象。為此，這些學者們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至今，日本經濟史研究碩果累累，如土屋喬雄的《日本資本主義史論集》（1939）、高橋龜吉的《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1968）、楫西光速等人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多卷本（1954～1969）、守屋典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1969）、有澤廣巳的《昭和經濟史》、大島清的《日本經濟危機史論》（1952～1955）和古島敏雄等人的《日本經濟史大系》（1965）等。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史學的研究領域，就其理論和方法而言出現了異彩紛呈的景象。應該說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仍有影響，與此同時，歐美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方法，尤其是新古典經濟理論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史研究中。由于一些學者注重經濟模型的應用和對歷史資料的統計分析，因此這種新的研究范式被人們稱為“計量史學”（cliometrics）或“新經濟史學”。70年代，道格拉斯·C.諾思的制度經濟史理論傳入日本，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的日文版對經濟史研究產生了影響。90年代初期，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艾夫納·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即將博弈論應用于經濟史的研究中，人們稱這種范式為“歷史的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HIA）。該理論方法傳入日本并被應用后，經濟史的研究領域被進一步拓展了。日本經濟史學界素有重視檔案資料收集整理的傳統，在此基礎上，一些掌握了經濟理論的學者按照新的國民收支賬戶，對近世（注：近世為日本特殊的歷史劃分階段，指江戶德川幕府時期至明治維新時期（1603～1868）；明治維新后稱近代。——編者）以來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如東洋經濟新報社的《明治大正國勢總覽》（1927）、《昭和國勢總覽》（1991）；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編纂的《長期經濟統計》（1965）；安藤良雄的《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1975）。這些基礎性工作為上述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的應用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總之，在理論與方法上不斷引進國外的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是戰后日本經濟史研究日漸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以下結合日本經濟史研究的若干事例，介紹某些理論與方法的應用。
    　　　　一、新經濟史學的研究成果——日本江戶時代的經濟是停滯的嗎？
    有關如何評價江戶時代日本經濟發展狀況的問題，一直是日本經濟史學界研究的熱點。長期以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許多學者在認識上有一種傾向，即在高度評價明治維新歷史作用的同時，把17世紀末期以后的江戶時代看成一個希望渺茫的時代。這些學者認為，當時“日本是處于停滯的封建國家的狀態”，農民身負的年貢苛重，“幾乎無剩余可言”（楫西光速，1956）。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相比，日本人口增長停滯、技術水平低、儲蓄傾向弱，已完全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直至明治維新才掙脫出來（理查德·納爾遜，1956）。總之，在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之間似乎橫裂著一條斷崖，二者是不相連接的。
    而日本新經濟史學家則推崇馬歇爾經濟理論的有機體原理和連續性原理，認為社會的進化如生物的有機體一樣，沒有突然的變異，是隨著時間的伸延而逐漸成長的，經濟的增長是合理性行為累積的結果。新經濟史學的學者們對江戶時代的人口、物價、貨幣和貿易等資料進行了收集和統計，所得出的結論是，江戶時代的經濟是增長的，不能簡單地將人口和土地增加速度的減緩作為所謂經濟停滯的原因。新經濟史學家們認為，17世紀末期以后的日本農業，在耕地的擴大逐漸受到制約的情況下，已開始由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的增長方式轉化。人口增長速度減緩的原因在于：自然災害的影響；近世的城市具有某種“人口抑制”的功能（速水融，1974；1975）；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生兒育女的機會成本的增加，家庭對子女的需求減少，出生率下降。總之，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的經濟具有連續性，二者不可割裂，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按照新經濟史學的方法，依據宏觀經濟變量的統計分析，人們得出了上述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結論，使經濟史這一傳統學科的研究出現了生氣，令人耳目一新。
    還應提及的是，日本經濟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以明治維新為界，歷來有著某種明確的分工，前者研究近世，后者研究近代，而且有關近世的研究往往又被歸入歷史學的范疇。人們知道，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無論是W.W.羅斯托還是西蒙·庫茲涅茨，他們都是主張將近世和近代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來把握的。日本的新經濟史學家貫徹了這一主張，也就是說，把江戶時代作為工業化的準備階段，明治時代作為工業化階段，當代作為工業化之后的經濟增長階段，這不僅實現了經濟理論和經濟史的統一，而且也打破了經濟史和經濟學研究相互割裂和封閉的狀態（厲以平，1997）。
    　　　　二、新古典微觀經濟分析——堂島米期貨市場的有效性
    新經濟史學家不僅以數量統計為基礎，對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進行考察，而且還應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分析的方法，對市場價格及其與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檢驗。眾所周知，江戶時代的經濟是以米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而大阪的堂島米市場是當時日本最大的米交易市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貨市場。對于堂島米交易市場問題，一些經濟史學者曾以傳統的方法做過卓有成效的研究（須須木，1940；宮本，1988）。而新經濟史學者則認為，僅對堂島米市場形成的過程和意義進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夠的，弄清楚該市場的價格形成是否具有現代金融理論意義上的那種有效性，才更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
    我們知道，所謂期貨市場是在將來的某一時點（交貨期）完成商品交割的市場，交貨期的價格是在交貨期之前的時間內形成的。相對于期貨而言，在交易當時便完成交易的商品為現貨。當同一商品同時存在期貨和現貨兩個市場之時，在這兩個市場所形成的價格有如下決定關系，即如果市場交易是在中性風險情況下的合理預期，則期貨價格將是在交貨期的不偏離現貨價格的推定值。日本學者依據該理論和當時堂島米市場現貨和期貨的價格數據，對當時米市場的功能和性質進行實證性檢驗。具體來說，以期貨交易開始時點的現貨價格為基準，取交貨期的現貨價格和期貨交易開始時點的期貨價格的對數，建立線性回歸的數學模型。在期貨交易中，由于遠期交貨？貨主需要承担較多的存儲費用，如倉儲費、保險費和利息等，所以在正常條件下，同一種商品價格與交貨期遠近成正比，交貨期越遠，價格越高，但其差價，一般以相應的存儲費用為限。依據該理論，日本學者還將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的差額（期貨溢價）對在庫米的數量等進行了回歸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當時的堂島米市場已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商品期貨市場的性質（伊藤，1993）。當時堂島米市場的期貨交易每年進行三次，分別在春、夏、秋季，有經濟史學者對各季節的期貨市場的有效性進行了考察，并認為至少春秋兩季的市場是有效的（脅田，1996）。以上事例表明，新古典微觀經濟分析理論和方法的應用，彌補了傳統經濟史學中描述性和定性分析方法欠缺精確性的不足，也豐富了經濟史的研究內容，增強了該學科的認知功能。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新視角——對德川社會制度框架的再認識
    新制度經濟學重視制度結構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正如諾斯所指出，經濟增長所必需的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等為什么在有的場合能實現，而有的時候則不能，關鍵在于制度因素。依據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在日本近現代經濟史研究中，學者們并未停留于對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為工業化目標直接做準備的那些經濟條件的分析上，而是去探尋那些在歐美經濟制度和技術引進之前就已經為日本工業化作出貢獻的制度因素。他們認為越是回溯到前近代社會，經濟的運營與某些非經濟因素，諸如政治、宗教和傳統習俗的關系就越密切。
    傳統的觀點認為“幕藩體制是日本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認為它是支撐日本近代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巖橋，1987）。其理由有以下幾點：一是在該體制下，日本實現了長達200余年的和平與穩定，而這種和平與穩定的緣由，除幕府擁有大片領地、礦山、鑄幣權和對諸大名的統率權、轉封權之外，還由于有一種任務（“役”）體系在起作用。這種任務（“役”）體系理論的主要內容是：無論是天皇、將軍和大名，還是家臣、町人和農民，都有自身的任務，社會的任務期待約束著行為者，行為者也力圖盡可能與他人的任務期待相一致，從而形成“任務統一體的復合”（富永健一，1980）。二是有利于市場發育的各種制度安排。例如，兵農分離和商工農分離有利于社會分工和市場規模的擴大，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減少了交易費用（巖橋，1987）。三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們認為江戶時代的經濟是處于增長狀態的，而增長的主要動因在于農業生產中激勵機制的存在。過去在莊園制下從事賦役勞動的農民，以向名主繳納一定量地租為代價，來換得在他們的土地上耕作的權利，從而形成了新的契約制度。農民是不會對那種不屬于自己的“剩余”勞動有積極性的（山村，1978）。但在新的契約制度下，農民不僅享有管理所耕土地的自由，更主要的是享有從增加的產品中分得一份的權利。
    日本新制度經濟學家還對德川時代的所謂鎖國體制進行了考察，認為鎖國并不排斥日本在文化和科技方面進步的可能性。因為在此之前傳入日本的漢學已經改變了日本人的文化觀，漢學也使知識界產生了對天文、地理和農學等的濃厚興趣。學者們經過考察發現，在所謂的鎖國時期，日本的對外貿易渠道非但未封閉，反而比以前拓寬了。當時除日本長崎外，對馬、琉球的貿易都相當活躍（田代，1988）。總之，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方法的應用，啟發人們用新的視角去研究經濟史。
    　　　　四、博弈理論的應用——日本經濟史研究領域的擴展
    如上所述，江戶時代的日本已具備了期貨市場這樣的發達的交易機制，而且學者們還證明了該市場是有效的。那么，是何種因素使這種發達的市場交易成為可能呢？按照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國家的市場規則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國家作為第三者具有監督契約執行的職能。當交易者發生不履行契約的情況時，第三者的職能則將強制其執行，否則，就不會產生參加市場交易的激勵。問題在于江戶時代的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形成階段，國家作為第三者的契約執行監督制度尚不健全。非但如此，當時江戶幕府還多次發布“相對濟令”，其內容為凡屬“金公事”，即事關附有利息的無担保的債權的訴訟，幕府的裁決機關概不受理。當類似案件發生時，正如“相對”兩字所表示的那樣，由當事者自行解決。江戶時代，幕府曾先后10次發布這種“相對濟令”，也就是說它自動放棄了監督契約執行的第三者的職能。
    那么，在監督機制不健全的江戶時代，是如何確保契約執行，市場經濟體制又是如何運作的？對于這一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是無法回答的，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是以發達市場的存在作為前提的；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是在以產權為核心的由國家界定并實施的制度范圍內，對于無國家或國家力所不及的領域的制度實施則無力給予解釋。
    日本學者采用歷史制度分析的方法，應用博弈理論，對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前提的市場制度的形成以及在缺乏監督條件下交易仍可進行的機理在理論上予以了闡明。在歷史的制度分析和與其有密切關系的比較制度分析的理論中，作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制度被定義為一種博弈均衡（青木、奧野，1996；青木，2001），是“自我實施的對行為的非技術決定的約束”（Greif，A.，1997）。自我實施制度的性質在于，與國家強制實施的制度不同，它是自發的且自我實施的，它是參與各方經過談判協商、討價還價，自愿達成一致的結果。自我實施制度產生的過程，就是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對局中，根據各自不同的目標，隨機選擇最優戰略，最后求得均衡的過程。依據這一理論方法，日本學者以江戶時代的“株仲間”為研究的切入點，揭開了這一謎底。所謂“株仲間”是江戶時代商人的同業行會組織，當時多數“株仲間”的約章中都有這樣的規定，即行會外的商人在交易中若對行會內的人有不正當行為，則禁止行會內的成員與該商人交易。
    株仲間規章所規定的懲罚行動，與格瑞夫所描述的中世紀地中海馬格里布商人所采取的多角懲罚戰略大致相同。多角懲罚戰略是一種反復博弈的角逐戰略，即只要彼方采取合作，此方也實施合作；當彼方集體成員都不合作時，此方以后則一直不合作；若彼方對此方中的某一成員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時，此方同伙中未被傷害的其他成員則全都不合作。與實施單獨懲罚相比，這種多角懲罚的實施，使交易雙方采取不正當行為的動機大為弱化。格瑞夫所要闡明的是，馬格里布商人的多角懲罚戰略是一種博弈均衡，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一種制度（Greif，1993）。這一理論同樣也適用于江戶時代的株仲間。
    那么，株仲間作為一種制度而成為江戶時代市場交易基礎的這一假說，如何能得到實證檢驗呢？有關此問題在研究上存在難點，也就是說在多角懲罚這一博弈均衡的條件下，為制止交易對手的不正當行為或在不正當行為進行之時，株仲間是如何采取行動的？日本天保改革年間（1841～1850），株仲間曾被幕府封禁。有學者通過對株仲間被封禁前后經濟績效的比較研究，對上述假說進行了檢驗（岡崎，1999、2001），認為在株仲間被封禁期間，實質貨幣余額增長率是呈衰減狀態的。還有學者通過對大量歷史資料的分析，認為在株仲間被封禁期間，商業交易是混亂的。這些事實都支持了這一假說，即多角懲罚戰略是在江戶時代支持市場交易的一種制度。中世紀地中海馬格里布商人和株仲間的事例說明，以博弈論為核心的歷史制度分析理論的應用，使人們對距今久遠的經濟史問題的理論分析成為可能。有學者認為博弈論的應用是經濟學界悄然進行的一場革命（神取，1994），而這場革命也正在波及經濟史學界。
    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的應用，使日本經濟史這一傳統學科充滿了生機。同時，也應看到尚有一些理論問題有待日本經濟學家去進行新的突破。如前所述，日本學術界素來重視檔案資料的整理，而在人口史、教育史、價格史和經濟增長及制度演進等方面可供利用的數據和資料相對豐富。日本的經濟學者們正是依據這些數據資料才開始應用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諾思曾認為，人口統計、技術和制度等方面的數據資料，可以幫助人們掌握某一時代的經濟特征，但重要的是應使人們了解所有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這一相互作用基本包括三方面內容，即人口統計、社會所擁有的知識存量和制度框架。人口統計描繪了人口的數量和質量；社會所擁有的知識存量決定了人類對自然的支配能力；而制度框架則決定了博弈規則。正是這三者間的相互作用使經濟產生績效。諾思認為這三者間的相互作用還有待探索，而有關社會知識存量增長及其與人口數量、制度框架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尚屬空白（諾思，1997；羅濤，2000）。諾思所指出的也許正是目前日本經濟史學家們所面臨的新的挑戰。
    　　　　五、啟示與思索
    由于地緣和文化相通等因素，中日兩國包括經濟史在內的經濟學界彼此聲息相通，具有長期交往的歷史。這不僅是因為兩國學者間友好的情誼使然，還因為在研究中兩國學者各自以對方國家為參照系進行比較研究的時間也不少。目前，日本經濟史學的研究日新月異，且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這不能不引發中國學者的思考。日本經濟史學研究所取得的進步是與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的應用密切相關的。我們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同時，應努力學習和借鑒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只有掌握和熟悉當今最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在一個平臺上與國際學術界對話。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學者應加強經濟史素養，而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更要注重研習經濟理論。只有這樣，才能改變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研究相互脫節的狀況，才能不斷創新，把我國的經濟史研究推向一個新國外社會科學京52～56F7經濟史車維20042004當前，在日本經濟史學研究領域，就其理論與方法而言出現了異彩紛呈的景象。應該說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仍有影響，與此同時，新古典學派的“計量經濟史學”、道格拉斯·C.諾思的“制度經濟史學”、艾夫納·格瑞夫的“歷史的制度分析”等當代歐美國家的新的理論與方法，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史研究中。經濟史學科的研究領域被拓展，其認知功能也進一步增強。經濟史學/計量經濟史學/制度經濟史學/日本本文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權力與收入分配》課題的一項中間成果。文章中的主要觀點曾在課題組的幾次討論中提出。作者感謝周振華、楊宇立、陳維、樊衛國、顧光青、陳家駿及課題組其他成員的有益指教，但文責自負。同良何其菁　國立華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郵編：36200The Formation of Family and Firm System during the Pre Modernization period in Europe
  WANG Xun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ype of family as a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were not apperent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handcraft industry experienced the stage of“from rural area to cities， and from cities to rural area”， and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with consumption and selling were completed.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concentrated organizations replaced the decentralized family organizations. The paper makes a thorough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of family and firm system during the pre modernization period in Europe.車維漢，男，1954年生，博士，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20043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52～56F7經濟史車維20042004當前，在日本經濟史學研究領域，就其理論與方法而言出現了異彩紛呈的景象。應該說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仍有影響，與此同時，新古典學派的“計量經濟史學”、道格拉斯·C.諾思的“制度經濟史學”、艾夫納·格瑞夫的“歷史的制度分析”等當代歐美國家的新的理論與方法，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史研究中。經濟史學科的研究領域被拓展，其認知功能也進一步增強。經濟史學/計量經濟史學/制度經濟史學/日本本文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權力與收入分配》課題的一項中間成果。文章中的主要觀點曾在課題組的幾次討論中提出。作者感謝周振華、楊宇立、陳維、樊衛國、顧光青、陳家駿及課題組其他成員的有益指教，但文責自負。同良

網載 2013-09-10 21: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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