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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1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7110(2002)02-0021-06
　　眾所周知，波普理論中最復雜的莫過于其真理論。他既反對證實原則，拒斥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具有不可知論色彩；又肯定客觀真理，承認人能通過猜測和反駁逐漸向真理逼近。然而，如果我們縱貫性地分析其整個思想和著述，便不難發現，在其復雜多變的關于真理的思想中，存在著一個貫穿始終的理論取向——反本質主義。“本質主義”一般是作為邏輯概念被經常討論的，波普所批判和反對的“本質主義”，則主要是指那種肯定事物的本質永遠不變，認為科學家能夠成功地最終確立理論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懷疑，一旦人們認識了本質就獲得了“終極真理”的觀點。（注：參見［英］波普：《猜想與反駁》.傅季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頁；《歷史主義的貧困》.何林、趙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頁；［英］波普：《無窮的探索》“注釋[7]”.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頁。）因此，應該肯定，波普的反本質主義首先不是本體論的，而是認識論的。
　　由于波普對馬克思的抨擊，使得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他的反本質主義一直是一個具有右翼傾向的政治學觀點。在此，為了澄清本文的思路和著眼點，我們將先就這個問題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作一最簡單的分析性說明。首先，關于學術立場問題。波普的確作為一個“失望的馬克思主義者”激烈地批判了馬克思，而且這種批判中有許多是不恰當、不正確的，據此定之為“右”并不為過。然而波普與胡克等人卻存在著一個很大的不同（注：參見［美］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金克、徐崇溫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在波普那里，重要的不是批判的對象，而是批判本身，因為他的學說“首先是一種如何改變事物的哲學”。（注：［英］布賴恩·馬吉：《波普爾》.南觀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99)也就是說，對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波普理論的核心目的和主要旨趣，而只是其整個理論體系發展中的一個必然的環節。由于波普把科學研究和社會生活首先都看作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由于問題的解決需要大膽地提出試驗性的解決方法，并且使這些解決方法接受批判和消錯，所以他需要這樣一種理論環境和社會形式，它們允許自由地提出不同的方案，允許對這些方案進行批判，允許通過批判而引起變化的可能性。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在當代世界最有影響并正在現實中實踐著的理論，其既定結論尤其是所導致的現實社會，必然有相當一部分是與波普要求不斷否定的理論不能相融的。
　　其次，關于學術分期問題。由于波普所處的整個理論背景及其個人強調經驗在探索和證明理論中的重要性的主張，人們習慣于把他視為一位現代主義者。然而，從反本質主義這條給整個傳統哲學以釜底抽薪式打擊的主線上講，我更傾向于將波普看作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先行者或過渡性人物。因為他蔑視一切權威主義，將追求不確定性、可能性、多樣性和解釋性等作為哲學研究的基本特征，并明確以反對“詞語的暴政”為自己反本質主義的座右銘。這與后現代主義否定包容一切、規范一切、限定一切的元語言，反對任何壓倒性模式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至少應該承認，波普所提出的問題與后現代主義有某些明顯的延續和重合。因此，波普是站在一個時代之后（或邊緣）來論述其理論的，其宗旨是倡導一種綜合性的、無主導性的哲學，這樣，他對馬克思及一切現代理論的批判也就不足為奇了。
　　再次，關于學術領域問題。從波普的學術生涯來看，1929年，他就取得了中學數學和物理學教師的資格，并在維也納中學任教，授課之余，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上，系統地建立起自己的科學哲學思想。許多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著名科學家，如英國生物學家梅多沃，法國分子生物學家莫諾，澳大利亞生理學家艾克爾斯，等等，都很推崇他的科學哲學，公認其為“當代最具獨創性、最深刻、最嚴謹以及最為多才多藝的思想家。”甚至有人把他的學說稱作為“愛因斯坦—波普科學哲學”。（注：［英］波普：《無窮的探索》譯者前言.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2)直到1933年《研究的邏輯》出版后，波普才開始考慮把他的哲學思想貫徹應用于社會、歷史和政治領域。因此，無論從其發生歷史過程還是從其產生的實際影響來講，我們都不能同意利奧塔等人認為波普“只能在某種特定的生活范疇內，……他所捍衛的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觀點，（注：［法］讓－弗朗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P195)相反，波普的反本質主義觀念首先是從自然科學中產生出來的，然后才擴展到社會科學領域中去的，關于前者的知識對于深刻地理解后者是必不可少的。
　　當然，作為一種文化思潮，波普反本質主義的歷史意義不僅在于它對傳統思維方式的反叛，更在于它為我們展現出的多維的文化圖景，以及它力圖張揚的一種全新的科學精神。筆者所要作的努力，就是對這種文化圖景和科學精神作一粗淺的挖掘和概括。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能力所限，本文無法涉及物理學、邏輯學等專業性較強的諸領域，而只能將注意力集中于波普的一般論點。
　　 一、強調錯覺或錯誤的可能性，實現科學觀的根本轉變
　　波普非常強調他的反本質主義思想是一個“方法問題”，其理論矛頭首先指向了仿佛人游離于其外甚至與之相抗爭的、追求確定和證實的本質主義的科學觀。（注：［英］波普：《無窮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5)他指出，由于本質主義者主張，真理是對一個形而上學的或無限的自然界實在的確定的認識，所以，一個思想是真實還是非真實，是由思想本身決定的，而和它的上下文或情境無關。也就是說，真理同時間和地點沒有什么關系。盡管本質主義者也許承認我們多數時間是受有限真理指導的，而這些真理是否有效，取決于不斷變化的情況，但他們假定至少有些真理是永遠不變的和普遍的。與此相反，波普“強調科學的人性方面。科學是可以有錯誤的。因為我們是人，而人是會犯錯誤的。“（注：［英］波普：《科學知識進化論》前言.紀樹立主持編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P1)問題不在于有沒有錯誤，而在于從錯誤中學習，細心查找現有理論的不足或錯誤，以便不斷排除錯誤，逼近真理。
　　在波普看來，純粹的、精確的觀察是不存在的，科學研究開始于問題，并以新的問題為階段性的成果。（可能下面的意見會有被人斥為唯心主義之嫌，但我們還是認為，“科學開始于問題”和“科學開始于觀察”這兩個爭論已久的觀點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前者把科學研究看作是能動的、創造性的，后者則把科學研究看作是自發的、消極性的。而最有意義的突破性研究是伴隨著問題而提出的。）既然沒有純粹中性的觀察證據可以完全確定地證實任何科學理論知識，既然根本就不可能有確鑿無誤的知識體系，那么，科學家為什么不放棄對理論的追求呢？這就在于，波普的反本質主義不僅承認可錯論，而且還包括這樣的觀點，即大多數科學所能達到的，是在特定的相互關系中確立的有相當可靠的可能性的論述。科學家允許觀察證據具有的“不確定性”，絕非“絕對的不確定性”，而是相對的不確定性。這也就同時意味著觀察證據具有“相對的確定性”。科學所要追求的恰恰就是這種“相對的不確定性”（也即“相對的確定性”）。于是，波普得出了一個“似乎荒謬的關于信息內容的定義：一個理論的信息內容是與這理論不相容的陳述的集合。”（注：［英］波普：《無窮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22)也就是說，“一個陳述由于它的邏輯特性與可能的單稱陳述沖突的可能越大，它所傳達的關于世界的肯定性信息量就越大。”（注：［英］波普：《科學發現的邏輯》.查汝強、邱仁宗譯.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P15)從而推翻邏輯實證主義者把科學看作是靜態的同質的知識實體——真命題的集合的觀點。
　　這樣，波普所主張的科學研究，就不僅僅是尋求真理和報道真理，還包括人的創造真理。既然人類迄今為止的任何知識，都是屬人的，因而也都是可錯的，可證偽的；對絕對真理的知識和任何探索，都是徒勞無益的。這是一個充滿勇氣的生機勃勃的論斷，它的徹底，它的無畏，已不能僅僅歸屬于波普，而更應歸屬于全人類。正是此般銳意的反叛和進取精神，以及它們激起的信念，推動了歷史車輪的隆隆前行。應該承認，這種信念現在正在為那些“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人提供最好的希望。
　　 二、弘揚最為可貴的理論精神——批判否定精神，為哲學的定位提供重要見解
　　眾所周知，傳統哲學是統攝一切的“科學之科學”，自康德之后，哲學則漸漸開始以自然科學為楷模。但盡管如此，從最初的樸素哲學觀念，直至進行具體邏輯、語言分析或探求“意向性”、“存在”等的現代思考，卻有著一以貫之的理論抱負：為人們的生活和人類所有文化樣式提供最終基礎和絕對原理。隨著科學觀的徹底轉換，波普的反本質主義對此提出了強烈質疑。他在每一部著作中都強調這樣的觀念：“我們獲得進步的主要手段是批判”，（注：［英］波普：《客觀知識》，舒煒光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P36)批判的態度才是科學的態度。如果不加批判地把什么“作為準則來接受的話，就會有走入迷途的危險。”（注：［英］波普：《無窮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20)那種為一切提供“終極解釋”的定位只能使哲學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與人類的其他文化樣式相隔離，最終封閉自身、被時代所拋棄。在此意義上，正是傳統哲學本身宣告了自己的終結。
　　“如果不對亞里士多德的運動理論產生懷疑，就不會有工業的出現。如果不對社團主義、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予以反駁，工業也同樣無法出現。無論現代性出現在什么時代，如果不伴隨信仰的破滅，并發現“無現實性”的現實(lack of reality)以及對各種現實的創造，那么就沒有任何現實可言。”（注：［法］讓－弗朗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P203)我們沒有必要忌諱“證偽”、“批判”這樣的詞，似乎這樣會背叛我們的信仰；我們也沒有必要一次次地給已有理論強加上種種附加條件以證明它永遠正確，似乎這樣才忠于我們的導師。波普的反本質主義向我們昭示，哲學并非是堆積真理的倉庫，更不是絕對真理的化身；哲學應該在對人們熟悉的、單一性的東西的批判中，持一種期待態度，即在對現存的“不信任”之中表現出追求。如果我們總是等到某種狀況和知識到了沒有任何充分的根據而不得不終結時，才以另一種方式加強我們的知識的話，那么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思考和研究了。正因為如此，某一時代的哲學有時或許只能為另一個時代的人們所理解。（波普本人就是在類似的冷遇中跋涉過來的。（注：［英］波普：《無窮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88、125)
　　可見，波普的反本質主義不是去關心如何保證哲學這種存在，而是關心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它以一種特殊的形式體現了哲學的批判精髓。乍看上去，哲學的地位似乎降低了，但如果換一種眼光，就可發現，這并沒有降低哲學的地位，而是把哲學從以前高高在上的封閉境地中解放出來，使哲學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和人類的其它文化樣式進行平等而廣泛的對話，成為內在于人們的現實生活與文化樣式中一種具體而真實的力量。從而使哲學更接近自己的真實位置，并獲得了比先前更加廣闊的存在和發展空間。
　　 三、肯定認識的過程性和開放性，為科學的進步開辟更為廣闊的空間
　　“相信本質（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容易給思想設置障礙，容易給提出新的和富于成果的問題設置障礙。”（注：［英］波普：《猜想與反駁》.傅季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P151)從而導致肯定認識的終結，阻礙科學的進步。基于這樣的思想認識，波普的反本質主義非常強調將認識活動看作一個不斷發展的開放進程，“把科學的歷史看作發現理論、擯棄錯了的理論并以更好的理論取而代之的歷史”；（注：［英］波普：《科學知識進化論》.紀樹立主持編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P202-203)他用知識增長的四階段圖式描繪了一幅科學知識不斷批判、不斷證偽、不斷變革的動態圖景。
　　在這個圖景中，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色，那就是波普突出強調了科學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的質的特點。此前，人們一直習慣于將科學發展看作是漸進的累積過程，把科學發展歸結為在擴大現行理論適用范圍的過程中的真理顆粒的不斷增加。這種穩定增長的知識觀念，無疑包含著科學的繼承性的重要思想，但是總體看來，卻把豐富的科學史明顯貧乏化了。在波普那里，科學研究永遠是一個無限發展的過程，“思想史就是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爭史。”（注：《列寧全集》第20卷）(P255)他的反本質主義從不對科學抱有太多的懷舊情結，也不把目的視為終點，在他的無窮系列中決沒有只要求第二組事件的特權。他將自己的自傳命名為《無窮的探索》，正表明了其以理想責問現實、一生無盡探索真理的決心和信念。與縮手縮腳地尋求確定“終極解釋”的思維方式相比，這種態度更貼近現代人的生存要求，尤其在瞬息萬變的信息社會，如果沒有這種動態的思維方式和不懈追求的精神，科學的強大生命力和人類的智慧進程都是難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波普的反本質主義還為我們提供基礎，使我們能以寬容的心態進行由可能性引導的成功科學研究。開放產生寬容，寬容產生明智。因為波普知道任何觀點都只能在歷史視域之內，所以他從不打算提供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也不去追究具有超歷史性的阿基米德點，甚至認為不可能在精確的論證和命題之間達成一致。他為科學研究確立的任務是要盡可能地猜測和檢驗在無窮變化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見解，并明智地運用這種猜測和檢驗，因此，最最要緊的是促進新觀念的出現，并且能夠在不可靠的觀念中揀出比較可靠的觀念來，而非建立和保存某種特殊形式的知識。這一認識在知識爆炸的今天尤為重要，它使科學得以自然地、寬容地看待事物、標準和爭端，使其自身從一元走向多元，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獨斷走向寬容，從單調走向雜色。一言以蔽之，波普把開放的因子注入科學的機體，使之洋溢著蓬勃的生氣。
　　 四、反對思維方式的封閉性和獨斷性，為人的自我的重新發現奠定基礎
　　或許也是由于受到愛因斯坦的影響，作為對科學、政治領域進行哲學思考的學者，波普是極少幾個深刻關注自我的人之一。如前所述，他堅決反對當反復運用過的方法不再奏效時才去詢問“為什么”的實用主義態度，其反本質主義要求人們的是，作為“自為的”存在去把握“自為的”知識。這使得波普哲學具有了與其他科學哲學最富特色的不同——它強調認識的目標也不是占有絕對真現，而是去確證“為我而存在”的“相對真理”，生活的意義不在于求助于真善圓融的一元性價值，而是根據自己生存境遇去選擇和創造屬于每個人的相對價值——它代表著一種以自我批判否定的方法引導人們從各種束縛中擺脫出來的“解放旨趣”，通過自我批判否定，使人永遠保持自我創造與自我超越的空間。它要求解除覆蓋在人身上的層層“遮蔽”，恢復人所具有的相對的、多元的、矛盾的面目，以重新理解人與世界、人與人的關系。
　　在波普那里，不存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純粹反思，自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不斷地受到挑戰和解決疑難，“不管你去哪里，你只能從你所在的地方出發。……一切實在的變化只能是現有環境中的變化。（注：［英］布賴恩·馬吉：《波普爾》.南觀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25)所以自我也只能在我的現實活動中才能被發現。于是，波普在不同的道路上得出了與存在主義相類似的觀念：當我們談論自我的時候，我們所關注的不是自我的本質，而是自我的處境和生存；自我不是一個被給予的現實，而是一個在尋求自己的現實。所不同的是，存在主義者們總還設定了一個本質性的，而且是通過某種道路或在生存的最后可以達到的東西。而波普則從不把任何終極限制加在自我身上，每一個自我都在不斷地面對新的處境，每一個新的處境對自我都意味著新的疑難。因此，為了找到自我，不能向后看，而應向前看，讓超越的追求永遠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一個新的未來。
　　因此，波普所崇尚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并不完全就只是破壞，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一種建立，它是自我借以負起責任的基礎，是提出和解決問題的前提。當自我企圖逃避責任時，當自我絕望時，都根本就不會有什么懷疑、批判和否定了。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波普強調人類的主觀精神世界，特別是人所創造的文化知識世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他晚年創立的“三個世界”理論就是要在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結合上為人類理性的力量、科學的力量作出新的論證——從而為庫恩和費耶阿本德在科學領域引入和強調非理性做了理論上的準備。同時，不應被忽視的是，波普為我們凸現的，不是用來發現自我的能力之強大，而是那種不懈尋求的精神之可貴。甚至常常是弱小的自我不顧目前成就的脆弱性，而為要求改造的需要去進行大膽的斗爭。
　　 五、拒斥任何意義的權威，深蘊著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
　　權威(authority)是一個十分古老的拉丁詞，至少到20世紀初期，它都從來不是一個貶義詞，相反，它一直具有好的、值得欣賞的意味。（注：參見［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P209、234)然而，現代的“權威”概念卻越來越多地具有了權力、強制、絕對和終極的意義。在科學領域就表現為知識權威至上，即堅持知識的確定性和不容置疑性。于是，原本對科學的描述性說明被規范性說明所代替，使科學知識喪失自由的本性，成為與活生生的人相敵對的東西。同羅素一樣，波普非常強調“真理超越權威”的至關重要性，（注：［英］波普：《猜想與反駁》.傅季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P42)在他的反本質主義觀念中不存在任何權威，“真理”是通過自由產生的一些理論之間的競爭而逐步取得的，社會也只能在不斷嘗試和克服錯誤中前進。誠然，極少有學者盲目地接受習慣的、現成的東西，或把什么視作“理所當然”而加以運用。但是卻有太多的人，在“嚴格而精確”的檢驗后，把既定的知識尊奉為金科玉律。他們不懂得面對給人們帶來實惠的知識的巨大威望，指出存在著知識沒有處理好甚至不能處理的某些事情的意義。相反，波普提出了一種完全自由的認識論形式：不停地對理論提出問題和假設，盡可能豐富且相異的觀點代表著自由和理性的最好價值。這不僅在科學領域，而且直接在各個領域弘揚了一種自由精神。明確標示自己是遵循波普反本質主義思維進行研究的政治學家巴利（注：［英］諾爾曼·P·巴利：《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竺乾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0)就指出，“自由和秩序最終是互相和諧的，與由反復無常的政治行動者武斷的干預所帶來的不確定和恐懼相比，自由的個體之間的交換則產生了和平和可預見性。……一個關鍵點在于，沒有哪一個政治權威可以擁有比歸于個人的權力大得多的權力。”（注：［英］諾爾曼·P·巴利：《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竺乾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12)
　　因此，科學知識的可接受性不是憑借絕對主義的根源來決定的。這將意味著波普贊成一種民主的研究態度和生活方式，在他那里，民主代表著人們目前有關知識和社會最充分的發展所需要的最好的見解。同時，這種贊成還具有這樣的性質，即不致把民主提高到一個絕對的地位——甚至在與民主相對立的暴力問題上，波普也與宣揚民主使“暴力必然可以避免”的科恩等人不同（注：［美］科恩：《論民主》.聶崇信、朱秀賢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P229)，他的“民主悖論”明確表明：雖然民主鼓勵和平解決爭端，雖然民主減少了極端性決定的可能性從而減少了內部暴力的可能性，但是卻不能將民主視為不受限制的絕對物，用暴力反對靠暴力維持的事物仍然是合理的。波普認為，避免民主成為絕對主義的顯著的特征，在于它的固有的原理：每當人類的見識有所增長，人類的標準也隨之改變。隨著文化知識的發展，這種變化就可能會出現，民主原則本身就可能被更好的東西所代替。更廣義地來講，民主原則與自由原則一樣，可以應用于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當人類建造一條通向更美好生活的道路時，自由與民主原則需要并能夠不斷地擴大人們的共同利益和目標，盡管他們之間永遠存在著差異。
　　 六、否定認識的終極解釋，徹底摧毀神學思想的基石
　　本質主義以追求絕對確定性為最高的理論抱負。在世界觀上，表現為尋求世界最高的統一性原理；在認識論上，表現為占有終極解釋的信念；在生存價值論上，表現為對一元性價值原則的沉迷。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每一個領域都象《圣經》一樣隱含著一個不容置疑的理論前提，即都內在地設定了一種終極性的東西——盡管不是科學之外的上帝，而是科學之內的真理——由于真理與人的創造無關，所以人只能試圖去發現真理，并在順從真理的情況下生活。這樣，人和真理的關系就成了謀事在人，成事在真理。顯然，這種不懂重視“相繼近似”這一重要概念的觀念，越深刻精致就越容易為神學提供有力的論證。因為正如羅素指出的：“神學家慣于嘲笑科學的變更。他們說：‘看看我們！我們在西尼亞會議上所主張的現在依然主張；而科學家兩三年前才主張的現在已過時且被遺忘。’”（注：［英］波普：《科學知識進化論》.紀樹立主持編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P87-88)
　　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的反本質主義無疑堪稱徹底的戰斗的無神論，并肩負起了“科學領域無神論啟蒙”的使命。它從不在任何一個領域設定和尋求絕對的東西，不認為科學現在所相信的便是永遠正確的；而只將其看作是通往真理之路的一個階段。在其《自述》中談論本質主義時，波普專門指出：正是本質主義常用武斷的、不得要領的和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論證定義，才“使我終身厭惡關于上帝的推論（我仍然認為神學是由于缺乏信念所致。）”（注：［英］波普：《無窮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3)甚至他還曾以近于頑皮的口吻借用神學的術語來論說自己“開放宇宙”的鮮明立場：“如果上帝想一開始就把一切事物塞進世界中，上帝就創造了一個沒有變化，沒有有機體和進化、以及沒有人和人的變化的經驗的世界。但是上帝似乎考慮到一個產生連上帝自己都意料不到的事件的活宇宙比一個死宇宙有趣得多。”（注：［英］波普：《無窮的探索》，邱仁宗、段娟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36)
　　雖然，波普在其形而上學實在論中也聲稱外部世界的存在，但波普的“存在”，泛指一切不可由經驗言說的東西，并且強調沒有價值去認真地對待它，也就是說，波普從不企圖將科學神化。因此，波普的“存在”不具有通常的神秘主義的含義。這種對終極存在的懷疑，對科學知識的不信任，“也許是痛苦的，也許是無益的，但它至少是誠實的，是追求真理的產物。它也許不會持久，但重新接受業已拋棄的愚昧時代的信仰絕不是真正的出路。”（注：［英］羅素：《我的信仰》.靳建國譯·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P114)
東方論壇青島21～26B2科學技術哲學姜延軍20022002反本質主義是波普的一個重要理論取向，這一獨創而新穎的思想成果，對證實原則和本質主義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批判意義，成為人類思想史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時代路標。同時，通過對反本質主義思想的闡發，波普更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充滿生機、深蘊新科學精神的多維文化圖景。本文力圖從六個方面對其所內含的新科學精神及給予我們的啟示作一概括和分析。波普/反本質主義/批判/創新姜延軍 南京政治學院哲學系，南京210003 作者：東方論壇青島21～26B2科學技術哲學姜延軍20022002反本質主義是波普的一個重要理論取向，這一獨創而新穎的思想成果，對證實原則和本質主義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批判意義，成為人類思想史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時代路標。同時，通過對反本質主義思想的闡發，波普更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充滿生機、深蘊新科學精神的多維文化圖景。本文力圖從六個方面對其所內含的新科學精神及給予我們的啟示作一概括和分析。波普/反本質主義/批判/創新

網載 2013-09-10 21: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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