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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啟君 華中理工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副教授 武漢市４３００７４）
　　提要：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服務業發展不足，存在著服務門類不齊全、行業發展失衡等問題，與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相比，管理、技術、人才等方面差距很大。在這種自我發展欠缺、競爭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擴大對外開放，無疑有相當大的風險性和艱巨性。如何才能使我國服務業在擴大開放中變壓力為動力、變挑戰為機遇，把擴大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負效應減少到最低程度并努力使自己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便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將圍繞這一中心，依據有關的經濟理論，結合我國服務業的實際情況，從宏觀發展的角度提出幾條我國服務業在對外開放中應當采取的對策。
　　關鍵詞：服務業 對外開放 統籌規劃 市場化 優先發展 經濟法律法規
　　中國圖書資料分類法分類號：Ｆ７１９
　　 一、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應堅持“統籌規劃”的原則
　　所謂“統籌規劃”，就是要充分發揮政府宏觀控制和調節職能，根據具體情況，制定出一套合理的、有利于促進服務業全面進步、協調發展的方案和步驟。
　　眾所周知，我國目前正致力于推行市場運行機制。市場運行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并非截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在當今市場化程度很高的發達國家，國家干預依然不可或缺，何況我國的市場尚未發育完全。對于我國服務業的擴大對外開放，我們要特別強調國家干預，這是因為：（１）這將有利于我國建立一個有序競爭、健康發展的服務經濟體系。服務業內部組成龐雜，對于其它基礎產業有著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其中的某些行業與整體經濟運行息息相關，如果不加控制、沒有規劃地任其發展，后果不堪設想。那些原來發展不足的服務行業，則可能因為需要投入資金多、回報率低而無人問津，另一些投資少、見效快的行業又會發展過度，從而加劇服務業內部結構失衡。此外，一些發展水平低的行業，開放后面對的外來競爭對手往往已成熟老練，如果政府不予以應有的保護，便沒有公平競爭可言，勢必會被沖垮。因此，沒有國家的統籌安排、統一部署，一下子完全敞開大門，必然造成服務業發展的混亂。事實上，世界各國，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于開放服務市場都極為審慎，由政府出面達成協議、互相對等地開放。（２）這將有利于發揮自己的優勢、防止資源浪費。我國目前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地方主義傾向，尤其在吸引外資方面，許多地區往往不顧實際效果、不管是否有必需的資源優勢，一味競相攀比；或者在自己迫切需要發展某些行業而又無力投資時，便會借開放之名，拱手把某些行業讓給外國企業經營，甚至還許以種種優惠條件。這種缺乏全局觀念，只求本地發展的做法，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而且客觀上也擾亂了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我國在這方面已有不少前車之鑒，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車工業和引進錄像機生產線。與之相比，服務業中的許多行業并不存在規模經濟的問題，因此在對外開放時更容易出現上述情形。為避免資源浪費，促進全國經濟協調發展，我們有必要堅持由國家統一部署服務業的開放和發展計劃。（３）這將有利于我國在對外開放的協議談判中保持整體上的步調一致。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原名“關稅及貿易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各國，曾就服務貿易專門草簽了一個獨立的文件——《服務貿易總協定》。之所以草簽這一份文件，正是考慮到多數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競爭能力弱，某些敏感性領域（如銀行、航空運輸、電訊等）涉及國家主權及安全等因素。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理應珍視自己的權利，通過談判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各地自行其是，勢必等于放棄自己應有的權利和利益，主動把好處送給別人而失去要求對等開放服務市場、互利互惠的機會。因此，我國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在開放領域、開放地區、開放時間等方面，一定要有一個統觀全局的安排和規劃。只有這樣，我國服務業才有可能在擴大對外開放中不斷發展。
　　 二、深化服務行業的體制改革，改革運行模式，迅速提高各行業的市場化程度
　　要使我國服務業在對外開放中經受住外來競爭的考驗，最好的辦法就是先自強起來；而要使我國服務業在短時期內迅速成長壯大，縮小與先進國家服務業之間的差距，增強競爭能力，我認為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要讓服務領域內各行業早日實現市場化。只有依靠市場化，才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克服現行體制對服務業發展形成的重重障礙，讓那些現在還相對薄弱的服務行業得到鞏固，發展不足的行業興旺起來，最終達到強化、豐富自己的目的，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迎接外來挑戰打下堅實的基礎。
　　那么，如何才能加速服務業市場化形成的進程呢？我認為，應立即著手下列幾項工作：
　　第一，按現代企業模式改造或重組我國的服務企業，在服務行業內部全面推行現代企業制度。市場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是作為獨立的組織者、生產者的行為主體——現代企業。現代企業具有５個基本特征：（１）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所有出資者的全部法人財產權；（２）企業有依法自主經營權和自負盈虧、照章納稅、對所有投資者承担增值、保值的責任；（３）企業出資者具有有限權利和有限責任；（４）企業完全按市場的要求組織生產；（５）企業內有科學的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體制。用現代企業標準衡量我國服務企業，不僅可以看到差距，更重要的，也為我們找到許多服務企業經營不善、效率低下的根源提供了線索。我國服務業中多數行業依然是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所謂國有企業就是企業的所有權為全民所有，政府代表全體公民行使這一權力，并且集行為主體、責任主體和利益主體于一身，這樣，在“委托——代理人”關系中，委托人——全體公民實際上形同虛設，代理人——政府也不受全民監督。加上政府的目標多元化，其行為并不僅僅如一般經營者把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它還要兼顧充分就業、社會安定等許多非直接的經濟目標，于是，企業經營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的現象便難以避免。要改變這種局面，我認為應當從市場體制的基礎——企業著手，在服務行業全面推行股份制企業模式。這不僅可以解決目前國有企業所有權、產權、經營權相互糾纏不清的問題，而且從根本上解決了體制與經營不相適應的矛盾，因為大多數服務行業具有分散化經營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它們在其它行業更強調決策的分散化，更珍視獨立的經營自主權。因此，要加速服務業市場化的形成，必須先按照現代企業模式改造現有服務企業。
　　第二，增加服務企業數量，打破壟斷，促進競爭。壟斷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這對任何資源稀缺的經濟而言都是不能容忍的，與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體制也是格格不入的。我國服務企業為數眾多，許多行業有分散經營的特點，照理說容易形成競爭市場。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許多服務行業長期由國家直接經營，形成了相當嚴重的行業壟斷的局面。有些行業在改革開放以后雖已引入一些非國營企業和外國企業，但國有企業不論在數量還是在規模上均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加上某些“傾斜政策”，公平競爭的市場格局難以形成。為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應在規范經濟效益許可的前提下，大量增加行業內經營者、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的數目，并根據“行業內競爭廠商的規模應大致相等”這一合乎經濟規律的產業結構標準，改組那些占據壓倒性市場份額的企業，清除不合理的進入行業市場的人為障礙，為行業內的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基本條件。
　　第三，理順服務價格體系，建立市場價格機制。要使服務業真正走向市場，就必須保證服務價格隨市場供求關系自由波動。由市場決定的價格，是聯系社會各部門經濟活動的紐帶，傳遞真實經濟信息的信號，調節經濟利益的杠桿。就服務業而言，合理的服務價格可以影響服務業的宏觀比例和微觀結構，使之隨著市場需求變化得到及時調整，從而糾正服務業內部的發展失衡；合理的服務價格可以產生消費導向作用，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價格，還可以通過競爭機制刺激服務企業改善經營管理，迫使其采用新技術、新設備，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四，加強法制建設，這是保證我國服務業順利發展、提高自我競爭能力的必要條件。法制建設包含兩個內容：立法和普法。關于立法，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幾年中，我國的法制建設發展很快，許多經濟法，如《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標法》、《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相繼問世，對促進經濟發展、穩定經濟秩序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一個健全、完善的法律體系還沒有建成，某些方面的法律法規，如有關政府經濟行業、社會保障體系、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關系的規范和法律，還存在空白，因此，我國經濟立法的任務還很繁重。
　　如果說立法工作任務艱巨，那么，我們面前有一個更為緊迫的任務，這就是普及法律知識。只有努力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嚴格執法，才能有效地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在我國，執法不嚴、有法不依的現象屢見不鮮，在地方保護盛行的地區違法行為甚至公然受到庇護，假冒偽劣商品橫行，“三角債”困擾著眾多企業，盜用他人商標、侵犯知識產權事件時有發生。所有這一切，擾亂了市場秩序，破壞了市場規則，并已經給我國經濟造成重大損失。因此，我們必須加強法制建設，為我國經濟健康發展掃清道路，同時也為我國服務業早日實現市場化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優先發展和開放信息、咨詢、郵電通訊、科技和教育等服務行業
　　優先發展信息、咨詢和郵電通訊業，是因為這些部門對于整個國民經濟具有“乘數效應”，對加速經濟增長具有推動和促進作用。“乘數原理”最初由英國經濟學家卡恩（Richard F.Kahn）提出，后經凱恩斯在其“國民收入決定論”中加以發揮。簡化的乘數公式為：△Ｙ＝△Ｉ×（１－ｂ［ｎ］）／（１－ｂ），其含義為：每增加一筆投資（△Ｉ）所引起的國民收入的增量（△Ｙ）將會是這筆投資（△Ｉ）的（１－ｂ［ｎ］）／（１－ｂ）倍，這是因為公式中的邊際消費傾向（ｂ）通常小于１，因此乘數（Ｋ＝（１－ｂ［ｎ］）／（１－ｂ））為大于１的正數。同樣，如果我們把某一條信息看作上式中的新增投資（△Ｉ），它可以被多次使用，且每使用一次都會帶來一定量的利益；使用次數越多，它帶來的利益總量也越大。上述三個行業都與信息的提供和傳遞有關，因此其發展有利于擴大信息的“乘數效應”。
　　為使這三個行業迅速發展，也應當優先對外開放，藉此引進外國先進的服務技術設備和管理技術。因為大型服務跨國公司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時，其技術優勢主要是無形的現代服務手段和管理經營方法，這些軟技術很難進行嚴格分離，因此，子、母公司的技術水平基本相當，我們通過引進，正好可以充實和提高自己。
　　至于科技教育需要優先發展和開放，則是由于它們具有較大的“聯系效應”。根據發展經濟學家赫爾希曼（A·Hirschman）“引致投資最大化”原理的定義，科技和教育應屬于“社會分攤資本”（ＳＣ）部門，它們符合ＳＣ部門的三個基本特征：為許多經濟活動提供服務；由公共機構或受公共機構控制的私人機構向全國提供；不能進口。我們這里提出優先發展和開放科技和教育，既不是要走“超能力發展”的道路，也不是說這二者能夠“刺激引致投資”，而是因為科技水平的提高能增強國民資源的利用率，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教育的作用則在于提高勞動者素質、增強一國人力資源的存量。這兩者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促進其它行業發展都極為重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具有較大的“聯系效應”。
　　 四、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應當由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開始，逐步向中西部延展，這是由我國目前存在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所決定的
　　由于人口、自然資源分布和國家長期實行的國民經濟地域分工政策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基礎設施、社會經濟基礎、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平均勞動生產率、勞動者的基本素質等方面占有明顯優勢，特別是近年來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大量吸收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各級地方政府思想解放，能夠較快地接受現代商品經濟的新觀念，勇于探索，積極進取，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東部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這一地區的服務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加上已經引入了一批外國服務企業，在對這些企業的政策管理和與之競爭方面都積累了一些經驗。這些有利因素，決定了東部沿海地區比中西部地區更具備優先對外開放的基礎條件。
　　從服務需求的角度看，東部沿海地區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對服務業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服務業對外開放，正好可以滿足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充實其發展相對滯后的服務業，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一方面，基礎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依靠更強的服務業的支撐，例如，信息、咨詢部門的服務就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經營，對于企業的具體生產和投資決策都至關重要。由于信息不靈導致決策失誤而終于走入困境的企業在我國并不少見。另一方面，經濟愈發達，人們對服務的需求越加旺盛。經濟發展規律告訴我們，當社會生產水平較低的時候，人們的需求大多集中在對農產品的需要上。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需求將逐步擴大到以工業品的提高生產質量的服務為主的需求上去，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早已超過５０％，而其中生產服務所占份額正逐年上升。因此，不論是對于生產服務的需求還是對于生活服務的需求，由于經濟發達程度的差異，東部沿海地區都甚于中西部，正因為這一點，東部沿海地區更有理由優先開放和引進外國服務企業。
　　上述討論旨在說明，從社會經濟的基本條件和對服務業的需求這兩個方面看，我們都應當優先選擇東部沿海地區開放服務業。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東部沿海地區率先開放和發展以后，服務業的水平提高了，同時也積累了與外來企業競爭的經驗，這些對于進一步開放和發展中西部的服務業又會反過來產生促進和推動作用。法國發展經濟學家佩魯（Francois Perroux）曾在１９５５年提出著名的“發展極”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在經濟增長中，由于某些主導部門或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或行業在一些地區或大城市的聚集，形成一種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自身增長迅速并能對鄰近地區產生強大輻射作用的“發展極”，通過“發展極”地區的優先增長，可以帶動相鄰地區共同發展。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我國服務業的開放和發展模式選擇，雖然說，我們這里討論的是整個服務業而非“某個企業或行業”，我們這里所說的“發展極”也不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小塊“地區”而是一個經濟帶，但是道理完全一樣，只是存在著程度和范圍上的差異。東部服務業借助開放優先發展起來之后，必然會對中西部的服務業產生“吸引”和“擴散”作用，從而加速其發展。
　　 五、加強對有關國際公約、協定的研究，熟悉和了解外國經濟法律法規，對于我們服務業對外開放和進入國際市場都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熟悉國際公約和慣例，了解別國經濟法規，對于我們制定管理外國在華服務業的法律法規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我國改革開放僅有十幾年時間，在管理外資企業方面還缺乏經驗，還沒有形成一套科學的、規范的管理體系，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待于建立和完善。通過學習和借鑒，我們就可以依照國際慣例，逐步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有利于吸引外國企業來華投資的管理法規，從而為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提供保障。
　　其次，學習和了解國際慣例和別國法規，有利于我國服務業走向世界。開放服務業是為了促進其發展，在滿足國內需要的同時爭取進入國際市場。我國服務業中的某些行業已經邁進國際市場，但限于發展水平，為數有限，所占份額也較低。今后，隨著擴大對外開放，國內服務業將逐漸強健起來，將會有更多的服務行業和企業進入國際服務市場，如果對有關國際慣例和進入國的有關法規缺乏了解，則很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經濟糾紛或者本來可以避免的經濟損失。我國在這方面已有過一些教訓。例如，我國在加拿大申請雜交稻培育技術專利時，由于不了解有關條例，８０多項獨創性科研成果最終只有兩項次要技術獲得專利申請認可，依據是，通常一項發明在申請專利時需具備三個條件：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其中的“新穎性”是指在申請之日前未公開過的技術，而我國雜交稻培育技術中的絕大多數研究成果早已經由宣傳或發表學術論文等途徑泄露出去，因而未被接受。
　　此外，熟悉國際慣例和別國法規，便于我們利用它們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例如，我國作為《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締約國之一，可以利用該協定中的某些條款，在對外開放國內服務市場的同時，通過談判要求別國也向我們開放其服務市場，為我國的服務出口創造條件。再比如，世界各國、各地區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法規不盡相同：《歐共體專利公約》提供的是一個一元性專利體系，一件歐共體專利在所有成員國內具有同等效力；泰國的專利法不保護食品、飲料、農具、醫藥品的發明；印度、印尼、菲律賓等國和臺灣地區的法律規定，在許可證期滿后，被許可人可隨意處理許可合同項目下的技術秘密而無須向技術許可方支付費用；……了解這些差別和特點，對于我國服務業走入國際市場無疑是有裨益的。
　　最后，學習和了解有關國際慣例和別國法規，有利于我國服務業向更高的標準努力，以提高自我競爭力。例如，《巴塞爾協議》對于我國商業銀行的管理和發展的方向就具有指導意義，其中的一些規定標準，如：關于資本結構、資本的比率、各類資產的風險權數等，對于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深層次改革、加強資產負債管理等，均具有借鑒作用。同時，通過對照這些國際標準，可以看到自己的差距，找到努力的方向，變約束為動力，使自己日益發展壯大起來。
　　參考書目：
　　（１）譚崇臺主編：《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２）陶永寬等：《服務經濟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３）李江帆：《第三產業經濟學》，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４）張思平：陳圖深：《深圳第三產業》，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５）孔令葦：《談關貿總協定對我國銀行行業的影響及對策》，《經濟學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６）Perroux.F.:Note Sur la Notion de Pola de Croissance;EconomicApplique,1995.
　　 責任編輯 吳長開＊
　　
　　
　　
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重慶16-20F51商業經濟、物資經濟劉啟君19971997 作者：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重慶16-20F51商業經濟、物資經濟劉啟君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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