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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
　　主持人：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疑問，產生于“五四”時期。此前，包括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也不曾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盡管他們已經感覺到中國在這方面落后于西方。1915年中國最早的一份科學刊物《科學》創刊了，創辦人任鴻雋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1922年哲學家馮友蘭又在《國際倫理學雜志》上用英文發表了《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在他的影響下，外國人戴孝騫等開始研究這一問題。1944年吳藻溪將德籍猶太歷史學家魏特夫的《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自然科學？》譯成中文后，再度引起國人的討論。此年氣象學家竺可楨發表了《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產生自然科學？》，文章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自然科學。其后，英國學者李約瑟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他發現，中國古代科學不是不發達，而是很發達，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許多領域，遠比西方領先。此后，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今天，我們是否從這個問題開始？
　　席澤宗：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科學的傳統與未來》，其中即談了這個問題。說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是一種錯覺。在文章中，我認為，中國古代是有科學的，不僅有科學方法，也有科學成就，還有科學精神。上述任鴻雋、馮友蘭、竺可楨說中國古代沒有自然科學，實際上是指沒有近代意義上的科學實驗方法，而不是說沒有科學成就。況且，如果嚴格按近代意義上的科學實驗方法來衡量，不僅中國古代無科學，西方古代也沒有科學，就連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達·芬奇也很難算做科學家。
　　這里我想換個角度來談。薩頓是世界公認的科學史創始人，他原來學的是哲學，后來學了化學、數學，最后研究科學史，他還學習了14門外語，包括阿拉伯語和中文。過去我們以李約瑟作為研究標準時，就有人說李約瑟對中國有偏愛。可是薩頓在厚達4000頁的專著《科學史導論》中，從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紀，也就相當于中國的明朝初年，在書中他列舉了大量科學家的名字，而中國的科學家就有249人。這些人中，研究天文學的最多，醫學和數學次之，而真正搞技術的只有5人。按這個數字來推論，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中國古代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
　　李伯聰：我想從方法論角度來談這個問題。英國哲學家波普爾說過，只有能證偽的論斷才是科學的。因此，要想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你就必須先把中國古代有科學的所有觀點一一駁倒，全部推翻。那么，做到這一點后，就能說中國古代無科學了嗎？不行。為什么？因為很可能那些認為中國古代有科學的研究者學問都不夠、功底也不深，換句話說就是太笨了，對歷史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中的有些材料他們鑒別不出來。然而，即使做到了這第二點，就能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了嗎？我覺得還不行。因為我們能看到的中國古代的文獻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大量古代文獻資料已經遺失了，說不定多少年后又能從考古中發現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的材料呢。因此，說“無”難。反之，說“有”很容易，只要你能證明一個中國古代有科學的事例，就可以說中國古代是有科學的。否則，如果你只是用一兩個事例即得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結論，顯然是違背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和科學邏輯的。
　　可以說，從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爭論產生直到今天為止，沒有任何一家說中國古代無科學的論點是經過上述三步嚴格論證的，因而說中國古代無科學的論斷就不攻自破了。
　　董光璧：關于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問題，我同意席先生的看法，李先生也談得非常精彩。
　　實際上，應該說從李約瑟博士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出版以后，對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問題已基本解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科學，邏輯推理、數學描述和實驗檢驗相結合的自然科學，是經由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而于17世紀在歐洲形成的。此前，沒有這種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古代中國沒有，古代希臘也沒有。因為直到15世紀末，東方人和西方人大體上一樣，都各自企圖解決同樣性質的問題，而又都未能達到很好領悟和自覺掌握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
　　科學史的研究已經表明，科學的形成是一個很復雜的多文明融合過程。在我們今天的認識水平上，科學已被理解為一種歷史的進程，每一古老文明中都有某種科學成分成長的歷史，并且只有通過眾多個性的、小寫的、復數的科學，我們才能較好地理解共性的、大寫的、單數的科學。既然古代希臘有科學成立，那么也應有古代中國科學、古代阿拉伯科學等諸多古代科學。因而，對于中國古代有無科學問題，我覺得李約瑟的研究已經向世人說得很清楚，當然他認為中國古代科學不是理論性的科學，而是經驗性的準科學或前科學。我覺得，我們應該做而且也是可以做的則是，如何彌補李約瑟研究的不足。如李約瑟就沒能發現中國古代科學不同于現代科學的理論特征。在我看來，中國古代不僅有科學，而且似乎也可以說有理論科學，不過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論的而是模型論的。
　　　　　　中國何以沒有發生科學革命
　　主持人：聽了先生們的發言，的確有耳目一新之感。然而，我又不禁要問，既然中國古代與古代希臘一樣也都有科學，那么，為什么在近代的西方發生了科學革命，產生了近代科學，而中國卻沒有？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李約瑟難題”。毫無疑問，“李約瑟難題”已經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之一，人們對它的研究興趣有增無減。接下來，先生們是否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席澤宗：
　　我覺得“李約瑟難題”的提法不妥。李約瑟提出的問題是：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誕生，而誕生在歐洲？應該說，這個問題最早并不是李約瑟提出來的，而是我國的任鴻雋在1915年發表于《科學》創刊號上的《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首先提出來的。當然，由于李約瑟的關注而使該問題的影響得到擴大則是事實。李約瑟是40年代才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因而，準確來講，“李約瑟難題”應該命名為“任鴻雋難題”。另外，我認為，對該難題可以研究，但它絕不是中國科學界的最大難題，更沒有必要把求解這個難題作為中國科學界的所謂一項跨世紀的重大任務來做。
　　對于科學革命在歐洲發生，有人認為是由于他們有古希臘文化，我不以為然。歐洲人吸收古希臘文化是從12世紀開始的，它首先被經院哲學家們所接受，以至于馬丁·路德在進行宗教改革時，竟埋怨在教會的學校里盡講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不講《圣經》。恰恰相反，近代自然科學是在反對古希臘科學的激烈斗爭中誕生的。與世界近代史的開端是1453年不一樣，近代科學史是從1543年開始的，因為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維薩留斯的《人體結構》兩部偉大的著作。而這兩部著作恰恰是向以希臘托勒密和蓋倫為代表的古希臘天文學和醫學傳統宣戰的。后來，伽利略為了證實和宣傳哥白尼學說、推翻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寫了兩部不朽的名著：《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和《關于兩門新學科〈力學和彈力學〉的對話》。所以，我認為，近代科學產生在歐洲關得到迅速發展是由當時當地的條件決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前的希臘去找原因。如果古希臘的文化真是那么絕對優越的話，那么，我不禁要問，為什么當時它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都不能保護？又為什么西方的中世紀那么落后，比我們同一時期還要落后？
　　同樣，自16世紀以后，中國科學開始落后了，我們也不必把板子打在孔子、孟子身上，而應該從當時當地去找原因。我認為，在宋朝時，中國即已出現了近代科學的萌芽，但不久的蒙元高度專治，使得這一萌芽未能發展起來。到了晚明時期，又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這一時期里產生了李明珍、宋應星、徐光啟、徐霞客4位世界知名、公認的大科學家。但清兵的入關又使它夭折了。按理說，清康熙皇帝在位的60年是中國產生近代科學的最好時期，但康熙皇帝未能抓住這一良機。與其同一時期的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法國的路易十四相比，我覺得康熙至多只是一個科學愛好者。彼得大帝親自去西方學習科學文化，路易十四建立了科學院，等等。而康熙不僅沒有派人出去學習，反而對一些比較有頭腦的知識分子采取了不信任的態度。因而，我覺得對康熙應該重新評價。
　　李申：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科學革命，我覺得席先生在總結其阻力時講得非常全面和深刻。實際上，科學的發展不僅有阻力問題，也有動力問題。在西方，科學發展也同樣遇到許多阻力，可西方科學就是沖破了重重阻力而迅猛發展起來的，我覺得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而又是突如其來的動力，那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可見，中國一直沒有出現諸如此類的強大動力。不僅如此，同一時期的中國竟在“回歸六經”中整整耽誤了200多年。
　　席先生把康熙大帝定位為科學愛好者，我覺得非常貼切而富有啟發。從一定意義上講，康熙皇帝是清兵入關后的第一個皇帝。因而，在康熙皇帝上臺前后，有兩撥人值得注意，一是明末遺民，一是清朝新貴。明末遺民在總結明朝何以滅亡時，對宋明以來的學術思想進行的深刻反思，甚至可以說比我們今天反思中國科學技術為什么落后還要沉痛。他們反思的結果是，認為王守仁的學說進而還有朱熹的學說使士大夫們空談心性，導致了國家的滅亡。而空談心性是違背孔子六經的教導的。所以，他們的代表人物，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都不約而同地把回歸六經作為自己的學術目標。他們的治學方向代表了明末遺民的方向。而清朝統治者作為一個文化落后的民族，要統治文化先進而人口又眾多的漢民族，就必須通曉漢文化。他們要通曉漢文化，又必須從基礎開始，這就是清代經書的訓詁考據特別發達的根本原因。把訓詁考據特別發達的原因歸之于“文字獄”，是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清朝初年傳統的科學技術也有一定的發展，如天文學和地理學的發展都非常迅速，但是由于其發展科學的目的，是為了很好地理解經書，因為經書的文字涉及廣泛的內容，其中有大量的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知識等，當然從經學的立場來看，不理解經書中的科學知識，的確不能準確解讀經書，因而他們就給自己的科學工作劃定了一個界限：從為理解經書開始到理解經書為止，這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圓圈，乾嘉學者以及他們的先驅所從事的科學工作，就是在這樣一個圓圈中運動，這樣的運動能把中國的科學帶向何處，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為可惜的是，中國古代的學問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認為六經中已經包括了一切真理，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科學工作中。也正是在這一荒唐的信念指導下，面對西方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我們的祖先往往習慣于從中國古代文化中為其尋找根源。如清初科學界的代表人物被稱為“算學第一”的天文數學家梅文鼎，當時就提出了著名的“西學中源說”。據此，當時的人們認為，傳入中國的以歐氏幾何學為核心的西方數學、天文學等，都源于中國上古的勾股術，因而不足為奇；至于地圓說，更認為在我們的經書中早有記載。總之，西方那套科學沒有什么了不起，它們的祖宗都在中國。也正是受“西學中源說”的影響，一方面，人們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到了挖掘和研究中國的傳統天文學、數學成就中去，另一方面，即使他們也努力在研究西方的新的科學技術，但由于其目的不是吸收其新的內容，以豐富和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而是研究如何把西方的科學技術納入到我們傳統科學技術的框架中去。因而，雖然明朝末年以后在科學研究中也頻頻出現一些新的因素，但常常遭到批評和指責。而正當我們的先輩們把“回歸六經”作為自己奮斗目標的時候，西方的科學技術邁開了前所未有的步伐。直到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我們的大門，我們才恍然大悟，發現自己的科學技術已大大落后了。
　　　　　　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意義
　　主持人：歷史告訴我們，我們曾經有過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也有過令人不堪回首的近代落伍。今天，面對日新月異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我們既不必為曾經有過的輝煌而沾沾自喜，更不應為那幾百年的落伍而憂心忡忡。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做和必須做的，就是馬上徹底檢討一下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哪些東西適應新時代，又有哪些東西是經不起科學時代考驗而應廢棄的。一句話，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未來社會是否有意義？意義何在？
　　席澤宗：這個問題提得好。根據我的研究，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不僅有輝煌的過去，也理應有輝煌的未來。第一，近代科學發展400年，建立了龐大的分析型學科體系，在很多方面較精確地研究了自然界。但是，它也有不足之處，為此發展綜合、非線性、復雜性、開放系統的研究，已成為當代改變觀念、推動科學發展的時代強音，而這類研究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第二，與西方傳統文化中主張無限發展人口和無限掠奪自然的思想相反，中國古代強調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無疑會對當代的環境科學、區域開發和技術發展有明顯的積極意義。第三，由于我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因而，對許多自然現象特別是天文現象、氣候現象、地震現象等等的觀察時間之長、記錄之詳，堪稱世界之最。顯然，這些自然史料在人類不斷探索未知世界的現代科學研究中會有廣泛的應用。比如，東方天文記錄的現代應用，已成為一個很受世人關注的課題。第四，把傳統科學作為目的基因轉入現代科學中，使現代科學得以有新的發展。在這方面中國的數學家吳文俊院士已經取得不少成功。現代數學一直有兩種對立的傾向——構造性數學和非構造性數學。構造性數學傾向即算法化，非構造性數學傾向即公理化。由于計算機運用于信息加工必須使數學規律算法化，而中國數學傳統正是以算法為中心發展的，并且是以把幾何問題化為代數問題求解為其特征的。吳文俊院士正是將中國傳統數學方法用于定理的機器證明而獲得成功。吳文俊工作的一個突出的應用是，由開普勒行星運動三定律自動推導出牛頓萬有引力。這表明中國傳統數學范式的新生。
　　因而，我非常贊同楊振寧先生的話：“到了21世紀中葉，中國極有可能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科技強國。”
　　董光璧：有種種跡象表明，在從經濟社會向智力社會轉變中，科學可能不再完全沿著17世紀確定下來的路線前進，如何建構后現代科學已成為一些學者的中心話題。那么，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具有后現代性呢？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在后現代科學時代可能會有其生命力。
　　首先，道家人道主義的自然觀對后現代科學會有啟蒙作用。老子和莊子思想的偉大性和超越時代性就在于，它不僅意識到當時的文化困境，而且深刻地頓悟到文化對人的異化，以及這種異化必然導致人類與自然界的疏離，并提出了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應該相互融通的觀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兩千多年前道家發現的問題，愈來愈清楚地展現在人類面前。20世紀即是一個連續不斷地更替的動蕩不安的世紀，即是一例。它已把個人、社會和環境三個層面的不安全性全部展現在人類面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危機正是作為“人類生存方式”的文化對人的嚴重異化的表現。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諧的奧秘、尋找社會的公正與和平、追求心靈的自由和道德完滿三個層面上，會對我們這個時代有新啟蒙思想的作用。換句話說，道家思想對彌合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分裂、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隔閡，乃至使人與自然重歸于好會有積極的作用。
　　其次，儒家倫理價值的科學化對科學的人性化會有作用。當代科技文明發展的困境要求科學必須人性化。早在1920年，科學史家薩頓就發出“科學必須人性化”的呼吁。而人類與其母親大自然搏斗五千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未來科學技術必須要以倫理道德為最高目標。而人類今日的這種體悟，正體現著被遺忘的東方古代賢哲們的睿智。以倫理道德為最高目標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雖然歷史上儒家倫理價值往往被政治化，但根據社會中軸轉換原理，我們認為，既然在權勢社會儒家倫理價值可以被政治化，那么在未來智力社會儒家倫理價值的科學化也是必然的。即是說，儒家科技思想的四大特征，即理性與價值合一的生態自然觀、自然與人文統體的學問觀、歸納與演繹結合的治學方法論、求理與致用并重的學術目的論，對后現代科學精神的產生會有重大意義。
　　第三個方面，我同意前面席先生在第四點中所做的闡述，只不過我的叫法與席先生不同，我稱之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科學成分的現代性對未來科學的作用。顯然，這種作用是巨大的，必然會推動科技的發展。
　　
　　
　　
中國文化報3京④G0文化研究19981998 作者：中國文化報3京④G0文化研究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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