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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今的經濟學界有一種影響相當廣泛的觀點認為，所有的人文和社會科學中達到最高發展水平的就是經濟學科。如果說物理學常常被稱之為自然科學的“皇后”的話，那末，經濟學則被認為是關于社會和人的科學的“皇后”了。這一觀點并非無根無據和無的放矢。顯然不會有人否認如下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經濟理論就其分析體系的周密性和嚴謹性及其經驗檢驗的能力而言已遠遠超過了它所有的鄰近學科。經驗檢驗的能力是經濟學家特別引以自豪的，因為正是有了具體事實的依據，才使理論論證具有客觀性即共同遵守的特性。
　　比如說，很難想象，藝術理論家根據經驗數據就魯本斯和達里（注：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佛蘭德斯畫家。作品情調高昂、 動勢激烈，形象充滿美感，畫風豪放遒勁，造型優美生動，色彩層次細膩，對歐洲繪畫的發展有重大影響。達里（Salvador Dali）， 西班牙畫家，超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譯者注。）兩人誰更富有創造性（并且甲的天才超過乙多少倍）突然進行論戰。這種問題的提法本身就荒誕無稽。
　　經濟科學中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不妨提請注意如下一點：在50 —60年代期間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何等尖銳。二者的對抗是如此不可調和，以致看來不可能有任何接近了。然而，在深入細致的經驗研究過程中兩大流派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觀點并承認了他們之中的相似之處遠遠多于不同之點。
　　70年代初，M ·弗里德曼為闡述自己的理論而利用了希克思—漢森模式（IS—LM分析）并宣稱他與凱恩斯學派的爭議基本上已告結束，剩下的只不過是涉及到經濟對貨幣供求不相符合的適應速度的分歧而已，但這些分歧具有經驗性并且是完全可以化解的。相應地，凱恩斯學派對弗里德曼的理論也開始持容忍的態度。例如，長期以來一直是貨幣主義的主要反對派之一的P ·薩繆爾森在自己《經濟學》一書的第十版（1976年）中寫道：“希克思—漢森模式可能不僅只綜合了財政和貨幣政策、確定國民收入的理論和貨幣理論，……它也有助于綜合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貨幣主義反革命現在可以說只是關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的爭議了。
　　這種事例使大家對經濟科學的發展前景感到樂觀。盡管學術界存在著眾多分歧、對許許多多問題還有大量對立的觀點以及就各種論據還經常驟然發生爭議，但經濟學中的客觀真理畢竟有望獲得。或遲或早，經濟學將成為“像物理學一樣的一種客觀的科學”。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的最根本的條件是完善可保證理論的可靠性的經驗檢驗的工具和技術。
　　這種樂觀主義有多大程度的根據和它是否會變成狂妄的自以為是呢？本文就想為尋求這一問題答案作一嘗試。我們先來考察多數經濟學家是如何看待經驗檢驗機制的：老實說，對經濟學家來說，這就意味著“理論經受住了（或未經受住）事實的考驗”。之后再來分析經濟科學在實踐檢驗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而正如我們所希望的，這將有助于回答所提出的問題。
　　　　　　可駁倒性原則：理論
　　經濟科學并不是一下子就承認經驗檢驗的必要性的。長期以來，經濟科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先驗論。　　先驗論的基礎是所謂理解主義（Verstehen）。它在奧地利邊際主義者中聲望頗高， 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H·西尼耳、D·克恩斯、L·羅賓斯、F·奈特等等——的觀點也影響極深。
　　對理解主義的實質可作如下的表述。各種科學都是通過從有限數量的最基本原理中演繹推導出理論的方法來得出自己的最終結果。然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確立這類原則的過程卻是各有不同、大相徑庭的。物理學家或化學家必須為制造觀察外部世界用的工具完成大量的工作、研究和制定實驗的方法、進行無數次的試驗研究并對研究的成果加以歸納總結，有在此之后才開始創立基本的原理，而以后從這些原理中再推導出結論。經濟學家由于是與人打交道的，所以就不受如此繁重的程序之苦了。可以有效地取代這種程序的方法是：一些人稱之為“心理學法”，另一些人稱之為內省法或者說是“內部觀察法”，還有一些人稱之為單純基于清醒思考的目擊。
　　F·維塞爾寫道：“我們觀察自然現象只能從外部， 而觀察我們自己卻只能從內部……這種心理學法是從事觀察最有利的方法。它表明，某些過程在我們意識中可以被感覺到是必然的過程。自然科學家會擁有很大的優勢，如果有機界和無機界給他們提供關于自己規定的明確信息的話，那末我們為什么要拒絕這種幫助呢？”并且，根據F ·海耶克的觀點，心理學法的優勢不僅僅在于耗費的勞動量小，而且在于它們巨大的認識力：它能夠“在復雜的現象中找到規律性，而直接觀察是無法確定這種規律性的”。正是借助于這種方法，創立了邊際主義第一個最基本的規律戈森定律（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維塞爾認為：“在我們內部，隨著必然性的感覺發生了構成戈森定律內容的過程。不作任何歸納，我們從我們內在的經驗中便得出了我們了解的規律，我們應當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這條規律都是有效的。”
　　由理解主義可以直接得出如下結論：任何經驗檢驗方法都毫無意義并且推倒或者那怕是改變理論都是不可能的（只要理論中沒有發現邏輯錯誤）。的確，如果基本原理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結論的正確性又很自然地得到了由這些原理所歸納推導出的邏輯的保證，那又有什么辦法呢？
　　態度最鮮明和最堅定的先驗論的追隨者L ·邁塞斯斷言：“如果在理論與經驗之間發現有矛盾，我們始終都應當作如下的設想：理論設定的條件未得到滿足，或者在我們的觀察中忽略了某種錯誤。”就是說，“任何試驗永遠不能迫使我們推倒或改變先驗的定理。”
　　十分清楚，這種攻擊性防御觀點——如果事實與理論相抵觸，那就是越是事實就越糟糕——能夠保護任何一種教條不被駁倒，但它卻使經濟科學完全失去了實踐的作用。然而，早在20—30年代期間就產生了對另一種方法論的迫切需要了：第一，邏輯實證論及其對理論的經驗檢驗的肯定要求開始在西方哲學中占有明顯的主導地位；第二，蘇聯經濟的發展表明了計劃化畢竟是可能的，因而處理統計資料的大量工作是整個經濟科學所必需的；第三，凱恩斯主義開始了在整個美國和歐洲的勝利大進軍（雖然凱恩斯本人注重理論觀點，他的思想受數量分析的影響并本該接受經驗檢驗，如果凱恩斯派果真下決心參與制定國家政策的話）；最后，出現了計量經濟學，它研制出了一整套相應的工具。
　　一句話，先驗論完全不是大蕭條之后涌現出來的胸懷大志的新一代經濟學家所需要的方法論。而這一代經濟家熱切希望經濟科學成為像物理學一樣成熟的科學、在社會科學舞臺上大顯身手并建立起不間斷發揮作用的國家調節機制。無怪乎先驗論的方法論不能使這些經濟學家感到滿意。P·薩繆爾森表達了多數經濟學家的看法，他寫道：“T·杰弗遜曾經說過，如果看到了奴隸時還想到天上有上帝存在，那就會為自己的國家感到可怕。同樣，對于像K·門格爾、L·羅賓斯、F ·奈特的學生們L ·邁塞斯這樣一些大經濟學家的關于演繹和先驗推論的能力的過分宣揚，我也替經濟科學的聲譽担心吊膽”。
　　好像第一個系統地批判了先驗論的現代經濟學家是T·哈奇森。 哈奇森對先驗論的批評的實質在于：先驗論阻礙經濟理論轉化為當之無愧的科學，使經濟理論充塞了沒有經驗內容的偽科學教條。依照哈奇森的觀點，真正可以得到貨真價實的科學地位的經濟規律是屈指可數的，其中包括有諸如帕累托定律、格里舍姆定律、收益遞減規律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等這樣一些經驗概括。
　　哈奇森不相信在借助內省法取得的基本公設的基礎上建立嚴謹的科學體系的可能性。在很多情況下，內省法可以有所作用，但經濟學家若想取得具有普遍意義的成果，他就不應只依賴這種方法。內省法就其定義而言帶有主觀性并且幾乎不可能用某種通用的方法使其“客觀化”。此外，對于個人來說，內省法是極端不可靠的。哈奇森寫道：“一個醫生即使給自己治病，也不會簡單地依據對自己溫度的自我感覺而采取重大的舉動，他會利用溫度計并相信對溫度的這一‘外部的’觀測。”
　　就是說，經驗科學需要不同于先驗論的另一種方法論。哈奇森建議采用K·波佩爾的可駁倒論作為這種方法淪。
　　K ·波佩爾首先以解決科學知識與非科學知識（形而上學）的分界線問題而聞名。在波佩爾之前，被認為是經驗主義傳統的主要捍衛者的實證論哲學家們是根據證明即可證明性原則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設想，如果理論由具體的資料所證明（或者理論起初通過對具體資料的概括而形成），那末，這一理論可以接受并享有科學規律的地位；反之，理論就會被駁倒。而如果使理論與事實相吻合不是可能的，那末，理論就被認為是沒有科學意義的并屬于形而上學之列。因此，可證明性是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分界線，而證明方法可在科學自身的范圍內使科學規律與錯誤的原理區分開來。
　　1934年， K·波佩爾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的德文版問世了。書中令人信服地表明，實證論者沒有適當的邏輯方法在方法論中實現經驗主義的原則，證明法也無力解決它所面臨的問題。
　　經驗主義的邏輯基礎一向就是歸納法。原來認為，只有歸納邏輯才能夠證明從個別證實到概括性的原理——科學規律的過渡的正確性，然而，D·休謨早就注意到歸納法沒有合理的依據。
　　的確，為什么我們應當認為明天的事件進程將是和今天和昨天的一樣呢？例如，如果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反比例關系一百年來都是如此（菲利普斯曲線）的話，那末，就完全不應由此而得出結論說，這種關系有朝一日不會遭到破壞。在70年代滯脹時期就發生了這種情況。就是說，對歸納法的信念充其量無非是基于習慣或先天的本能，其實是荒謬的教條。
　　實證論者不止一次地試圖捍衛經驗主義不受休謨的抨擊。曾經提出了假言演繹科學方法模式（R·卡爾納普、H·賴興巴赫等人）。模式中將理論原理視為假設，關于形成理論原理的方法問題自然地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是論證理論原理的問題了。假設的經驗論據被認為與從假設中推導出的結果數量成正比，而數量與經驗事實相一致。
　　然而，波佩爾清楚地知道，休謨提出的問題原則上是無法解決的，其中包括用假言演繹模式也無濟于事。在這一模式中對假設的論證方法其實質也一定是歸納推理的。為了確信假設的正確性，必須有假設結果證明的無窮集。設證明為n，則完全可能，假設與實際的接觸為n＋1 次。
　　波佩爾因此而得出了將科學知識與證明知識視為等同是不合理的結論。相反，原則上的和不可避免的誤差（錯誤難免論）是科學知識的特點。
　　然而，依照波佩爾的觀點，雖然科學不能最終證明任何東西，但它卻可以經常駁倒假理論。波佩爾的以可駁倒性原則命名的科學與非科學分界線的標準就是以此為基礎的。初看起來，這一標準是自相矛盾的——知識的科學性標志是它原則上的可駁倒性，但實際上它卻包含著樸素而合理的思想：如果說以前的方法論將與理論相矛盾的事實視之為理論受損的證明的話，那末，對于波佩爾來說，這些事實說明了與經驗接觸的唯一可能的方法并成為認識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這種認識的發展被理解為：“不斷革命”——一些可駁倒的理論不斷地被另一些可駁倒理論所取代。
　　哈奇森同意波佩爾的論證。哈奇森認為，經濟學與邏輯學和純粹數學不同，它是像所有其他科學一樣的一種事實科學，因而應當采用相應的方法。就是說，該是結束先驗論的支配地位并把根據可駁倒性原則對理論的每一點進行認真檢驗作為常規的時候了。否則，經濟學就永遠不會加入發達的內容豐富的經驗科學的“大家庭”。哈奇森在其《經濟理論的重要意義和基本原理》一書中指出：“除了邏輯學家、數學家和很多經濟學家之外，實際上所有其余的科學家都認為歸納結論是科學規律，因為歸納結論具有可駁倒性特點，然而卻沒有在實踐中從經驗上被駁倒。”
　　學術界對哈奇森的方法論觀點的看法大不相同、各執一詞。一方面，戰后的新一代經濟學家們完全清楚了先驗論的老化已是無可救藥的了（尤其是邁塞斯的論點，而邁塞斯這個人從來都沒有因為自己說法的尖刻冒犯了同行而感到難為情）并滿腔熱情地接受了經驗檢驗這一思想本身。弗里德曼在其《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文中寫道：“只有實際資料才能夠證明‘次序分析體系’范疇有無重要的經驗類似物，也就是說，這些范疇對分析某一類具體問題是否有用。”否則，經濟理論就會蛻變為簡單的同義反復體系并成為偽裝的數學了。
　　另一方面，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哈奇森在與先驗證的論戰中太趨極端、矯枉過正了。由F·馬赫盧普帶頭， 甚至給哈奇森扣上了“極端經驗論者”的帽子。這也并非無根無據。要知道哈奇森要求對理論的每一點都要進行個別的檢驗：理論的基本原則、補充條件、中間結論和最終結論。這種觀點很像歷史學派的觀點，使經濟科學成了對直觀現象的消極描述而失去其理論性。有鑒于此，弗里德曼在其《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文中指出：“這一影響廣泛的觀點是一大錯誤并產生了很大的危害作用。此外，這種觀點根本不能提供淘汰沒有根據的假設的較為簡便的方法。這種觀點只會制造混亂、無助于理解經驗資料對經濟理論的重要性，使旨在發展實證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的努力受到誤導并有礙于就實證經濟學中所采用的假設達成一致觀點。”
　　初看起來，這種說法令人不可思議：既然只有事實才決定理論的命運，那末為什么連理論的基本原理都可不進行檢驗呢？然而，弗里德曼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自己的觀點。第一，對前提的直接檢驗不總是有可能進行的。例如，物理學中就采用如下的假設：依照這一假設，真空中向地球降落的物體加速度是常數g，約等于9.8米／秒[2]。但是， 自然界中不存在理想的真空，所以借助于檢驗假設前提的現實性來確定假設是否可靠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文中指出：“之所以采用‘公式’，是因為它‘有作用’，而不是因為我們處在接近于真空的狀態，——不管這意味著什么。”第二，這也是主要的一點，弗里德曼接著指出：理論與普通的闡述的區別之處在于：理論是“以少來說明多”，也就是說，理論是從大量復雜的詳細的情況中抽出一般的有決定性意義的成分，所以原始的前提根本不會經常是現實的，“理論愈是重要的，則理論的前提就愈是不現實的（從上述的意義來說）。”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對理論的經驗檢驗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將理論的結論（預言）與事實加以比較。弗里德曼在其《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文中寫道：“假設可被推倒，如果假設的預見與實際資料相矛盾的話（經常是這樣的情況，或者比借助于可取的假設所作出的預見更多地發生這種情況），假設會被采用，如假設的預見與現實不相矛盾的話；我們對假設的信任會增強，如果實際資料多次不能駁倒假設的話。”之后，弗里德曼考慮到錯誤難免論原則，雖然沒有引證波佩爾的觀點，還是在其《實證經濟學短論》中補充了一點：“事實永遠不能‘證明’假設，事實所能夠做到的只是當我們（不完全恰當地）說假設已被實際經驗所證實時不會揭示我們通常所指的假設的錯誤而已。”
　　與哈奇森的觀點相比，弗里德曼較為溫和的，可駁倒論觀點在經過了相當熱烈的爭議之后已完全被學術界所認可，之后作為公認的標準的方法觀點發展成發行量很大的深受歡迎的教科書。（M ·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的簡單教訓》一文中寫道：“看來，弗里德曼和馬赫盧普已使自己的多數同行相信經濟理論前提的直接檢驗并不是必要的，可能產生誤導；關于經濟理論的最終論斷應根據經濟理論對現象的預見能力來作出，而理論的形成就是為了解釋這些現象的。）
　　　　　　可駁倒性：實踐
　　弗里德曼的方法論構想鑒于對認識經濟現象中的經驗與思維關系問題的慎重解決而富有吸引力。與“過激的經驗主義”不同，這種方法論構想允許從不管多么“不現實的前提”開始進行研究，由此而給大膽的理性探索留下廣大空間并保留經濟科學的理論性。但是，與先驗論相對立，這種方法論構想要求必須對結論進行嚴格的經驗檢驗來結束研究工作，不允許經濟學家脫離現實。從純理論的角度上來看，這一方法論的優點是人盡皆知的。但從70年代起學術界對這一方法論的實際效用的懷疑開始增多了。
　　首先，這與經濟科學所遭到的危機息息相關。原來，經濟學家們的建議在60年代期間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可在以后的十年中就未能保護住資本主義免受通貨膨脹和失業的影響，這一點從大蕭條時期開始的1974—1975年的最深刻的危機之后就更為清楚了。經濟科學的威信不論在整個社會的人們心目中還是在經濟學家自己的心目中都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一落千丈。
　　M·布勞格在《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書中寫道：“如果說60 年代是社會對經濟科學尊重和經濟學家的職業上的欣快心理都達到了頂點的年代的話，那末70年代則成了到處都是一片議論經濟學的‘危機’和‘革命’，有時變成了經濟學界主要代表人物的自我批評的真正狂潮的年代。”很自然，“自然批評的狂潮”也波及到了方法論領域：既然理論無力對實踐起促進作用，那就是說，理論所籍以建立起來的原理出了問題。
　　對已確立的方法論理論之所以不大相信，還有另一個非同小可的理由。這就是在科學哲學中發生了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非常深刻的變革。
　　K·波佩爾《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的英譯本于1959年問世了， 很多職業哲學家都迫不及待地聚集在他的學說的旗幟之下。然而，波佩爾學說還沒有來得及真正地站穩腳跟，它就陷入來自四面八方的猛烈抨擊的炮火之中了。例如，I·洛考托什、T·庫思、P ·費依拉本德以及其他一些實證論哲學家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證實說，甚至在數學化的自然科學領域中的科學理論都在與理論相對立的事實面前展示了自己比設想的大得多的穩定性。通常，科學家一旦遇到否定性的結果，都不急于拋棄自己的理論。科學家通過重新形成某些原理和運用補充的假設，往往還利用雄辯和直接宣傳，力圖保護往自己研究計劃的主要內容（用洛孝托計的話說是“堅固的核心”），使其不被推倒。科學家們往往能夠達到這一目的。所以，純粹形式的可駁倒論不是完全恰當地反映了科學發展的實際進程的。
　　在這一點上，弗里德曼自身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明證。當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的爭論正處在熱火朝天、方興未艾之際，是否必須相信貨幣與國民收入動態間的關系果真像貨幣主義理論所斷言的那樣牢固的問題產生了。大量的統計研究成果表明，對這種關系的研究并不充分。弗里德曼沒有忽略新的研究資料，但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理論。他在解釋國民收入和貨幣量動態不相吻合的原因時說，這是因為在貨幣量的變化和國民收入以后的波動之間存在著很長的和不可預測的時滯。結果，貨幣主義關于貨幣供給是經濟穩定的根源的中心論點得到了“拯救”而未被駁倒。
　　這種進行研討的方法使一些批評家有理由既挖苦又諷刺地指出，要想從弗里德曼的話里找到破綻簡直比“用釘子把果凍釘在墻上”還難。然而，這里的問題與其說是弗里德曼的特別善于隨機變應，毋寧說是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給研究經濟理論中利用可駁倒性原則造成很大困難，另一方面是波佩爾的理論作為理論的不完備性（這一理論表現在包括經濟學的所有的科學之中）。那末，這些問題的實質何在呢？
　　　　學說的不完備性問題。
　　正如A ·帕寧在其《辯證唯物主義和后實證主義（對現代一些資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批判性分析）》一書中指出的，哲學家們有很多對波佩爾認識論的純職業的要求：經驗主義的絕對化，理論與經驗的只是負担關的假定，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線問題的不能令人滿意的解決，等等。但是，通常用來反對可駁倒性學說主要的和對于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論據在于：可駁倒性學說不僅不能證實理論的正確性，而且實際上也不能令人信服地和明確地證實理論的虛假性。
　　I· 洛考托升引用科學史中具體的例證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一點，而還早一些，法國的物理學家P·杜恩和美國哲學家W·奎因也闡述過與此類似的見解。與可駁倒論所確認的相對立（至少與可駁倒論的最初的或“幼稚的”說法，也就是把可駁倒論當作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的說法相對立），杜恩—奎因的論點宣稱：鑒于科學知識的體系性，對理論的單個的原理的經驗檢驗是不可能的。所以，檢驗的負結果可以有助于確認經驗與整個理論之間的沖突，但卻不能確定錯誤具體地在何處，理論的哪一組成部分與事實相矛盾。一個機敏的科學家只要有強烈的希望往往足以能夠通過改變理論的組成部分就使任何一個理論觀點得到拯救而不被駁倒。因而，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理論的命運的“最終實驗”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為什么理論作為整體在與其相矛盾的事實面前具有穩定性。理論借助于自我修正很容易避免被駁倒。
　　因此，正如A ·帕寧在其《辯證唯物主義與后實證主義（對現代一些資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批判性分析）》一書中指出的，當時實際可觀測的天王星軌道并未在牛頓的天體力學范圍之內。根據可駁倒性理論，牛頓體系本應當被否定。但是，理論上計算出的天王星軌道不單純是源于牛頓的理論，而且還源于對太陽系未知星球的不存在的假定。當這一假定被拋棄之后，一切都變得正常了，牛頓體系中的經驗反常也消失了。I ·洛考格什用來證實杜恩—奎因觀點的這一事件說明理論不將對可禁止的經驗情況承担全部責任。科學家懂得這一點，因此而不忙于在理論與事實一發生沖突時就拋棄理論。
　　在這一方面，經濟學家也不屬例外。如同物理學家和化學家一樣，經濟學家也總是以改變其他相同的條件的方法給自己的理論“打防疫針”，以免被推倒。
　　在這一點上，對赫克歇爾—俄林模式檢驗的嘗試可以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事例了。依照赫—俄模式，促成對外貿易的原因是國家的生產要素的豐饒程度的差異。資本雄厚的國家出口資本密集型商品和進口勞動密集型商品，而勞動力雄厚的國家則相反，輸出的是勞動密集型商品，輸入的是資本密集型商品。50年代期間，W ·列昂惕夫以美國的經驗檢驗了這一模式的結論。檢驗的結果是否定的。列昂惕夫的計算結果表明，與所期望的相反，資本最雄厚的美國這個國家是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而進口資本密集型商品。看來，在這種情況下，一切都一清二楚了：赫—俄模式應當被忘掉并以另外的模式取而代之。但列昂惕夫沒有這樣做，反而提出了一個維護這一模式的方法。列昂惕夫注意到，美國勞動力的利用效率大約為美國貿易伙伴的三倍。所以，美國的勞動力的豐饒程度高于資本。把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就可維護赫—俄模式了，盡管對這一模式的經驗檢驗的結果是否定的。
　　因此，可駁倒性原則只不過是夸夸其談、華而不實的理論，不能運用于實踐中。有鑒于此，H ·凱圖濟安在其《經濟學的思想體系與方法》一書中十分清楚地指出：“可能，我們是正確的，如果認為列昂惕夫的檢驗并不是對赫—俄模式的反駁的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會成為實證論經濟理論的追隨者。已形成的情況被稱之為‘列昂惕夫之謎’。這一說法是十分準確的，因為一系列觀點宣傳所不遵循的某些方法論事實上是不可思議的，而一系列觀點無情地要求可供選擇的理論（不論是舊的還是新的理論）遵循正統思想所宣揚的方法論標準，但自己又不在實踐中運用這種方法論標準，則更加是不可思議的。”
　　　　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問題
　　認為波佩爾的追隨者們對自己理論的不完備性全然不知的看法是錯誤的。然而，這些追隨者們認為，只能如此，別無他法。與學者們有意和無意的抵制相反，可駁倒性原性雖然存在著缺陷但也必須最大限度地予以利用。M ·布勞格在其可以稱為研究這一問題的真正百科全書的名著《經濟理論的方法論》（1980）中最后寫道：“不管怎樣，我們可以和甚至應當給每一項研究計劃提出的主要問題就是波佩爾的問題：什么樣的事件在其一旦發生時迫使我們放棄這項計劃？無力回答這一問題的研究計劃不符合科學知識的最高標準。”
　　如同實證論者一樣，波佩爾派是從數學化的自然科學領域，首先是從物理學中取得“科學知識的最高標準”的。因此，依照波佩爾的觀點，達爾文的理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或者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不屬于科學，因為這些理論按其邏輯和方法論特性都不應列入物理數學科學模式的范圍之內。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如下問題是恰當的：可否將經濟理論“削足適履”勉強塞進波佩爾的科學性概念的標準中去呢？因而，可否在經濟理論中那怕在有限的范圍內使用可駁倒性原則呢？
　　現在，屬于各種不同流派的相當多的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持否定態度并引用大量各種各樣的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些論據歸納起來有如下三點。
　　第一，利用可駁倒性原則的前提是得到準確預測，而在經濟理論中，這種預測或者具有近似性，或者根本不可能。
　　經濟科學中可駁倒論的創始者T ·哈奇森自己極其委婉地表述了這一看法。哈奇森在他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公設》（1938）一書問世后差不多又過了四十年發表了《經濟理論中的知識和無知》（1997）一書。他在這本書中承認，與自己最初的觀點相對立，雖然依據波佩爾的觀點是規律而不是趨向才能成功預見的基礎，但在經濟理論中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認真地說只能有趨向。哈奇森在他的第一部書中認為帕累托定律是真正的規律（經濟科學中不多的規律之一），而現在，甚至帕累托定律也應明確地解釋為趨向了。
　　“新奧地利學派”（首先是F ·哈耶克）更加直言不諱地提出了問題，后凱恩斯主義者（如P· 戴維森）在若干方面也同意“新奧地利學派”的看法。F·奈特當時就界定了風險與不確定性之間的區別。 風險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估計到的，而對不確定性則不易于作任何合理的推測。依照海耶克的觀點，由于信息的分散性、瞬變性和經常的不明顯性，不確定性乃是經濟生活的最基本的特征。不管經濟學家的專業水平多高，也不管他們掌握的技術多么完備，但經濟中傳播的信息總量總是要比人們能夠從中獲取的要多些。所以，借助于經濟理論作出預見的嘗試是希望不大的。獲得信息的唯一可靠的方法過去是現在一直是諸如現實的市場競爭這樣一種“科學發現的方法”（F ·海耶克《競爭是發現的方法》，1989年）。
　　制度主義學派的觀點使“新奧地利學派”的論證得到了鞏固。制度主義學派斷言，甚至在信息完備的條件下（雖然這種假定的不現實性是顯而易見的），經濟中的預見性也仍然是令人可疑的，因為個人的行為是無理性的。例如，D ·法斯費爾德在其《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一文中指出：對預見可能性的信念是基于對人的行為的理性的確認。然而，歷史所證明的卻完全相反。“20世紀并不是社會領域中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一次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作為政治手段的白色恐怖以及大規模地消滅猶太人，——所有這些事件都是很難用人的理性行為的字眼來解釋的。”十分清楚，如果人們的行為是非理性的和無法解釋的，那末，其行為的經濟后果也是絕對不可預見的。
　　第二，即使預見總算是作出了，那以適當的方式來檢驗這一預見也是極端麻煩的。不管怎么說，經濟理論中的經驗檢驗要比物理學中的經驗檢驗的效果低得多。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經濟學家（如借助于解消假說）所進行的一般統計檢驗對于發現理論中的反常是一種作用太小的手段。另一個問題在于：經濟資料是以統計的方式選擇和分類的，可能不完全與理論變量相一致。所以，如果檢驗的結果是否定的，理論家就有可能將過錯轉嫁給統計學家，宣稱是統計學家所選擇的不是應有的資料或者資料的整理方式不當。
　　但是，進行檢驗的主要障礙是經濟理論中不可能提出可監控的試驗。只能在有限數量的前提的基礎上進行預測，但現實生活中前提是多得難以計數。物理學家在實驗室條件下可以人為地確定和取消一些因素，而然后又檢驗另一些因素。而經濟學家只能利用其他相同條件的原則。大家知道，這一原則可提供很多可能以防止被駁倒。所有的這種理論結構都呈“要是A就是B”的狀態。當結果證明是，“B”不是出自于“A”時，經濟學家總會借故說，由于這種或那種情況，“A ”條件未得到滿足，如某種未考慮的因素“C”改變了“A”條件。
　　結果是，如果理論一而再地作出不正確的預測的話，那末，物理學家通常就會把責任歸咎于理論，而經濟學家則會歸咎于原始前提的改變、統計資料的不適當和檢驗方法本身，由此而使理論得到拯救、不被抵倒。
　　上述這一切的一個鮮明的例證便是諸如經濟長波這種現象的命運。經濟學家們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現象。從事研究這一現象的有W ·杰文斯、M·圖甘—巴拉諾夫斯基、K·維克塞爾、J·熊彼特， 當然還有以其名字命名的H·康德拉季耶夫。然而，正如A·波列塔耶夫和И·薩韋利耶娃在其《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長波》一文中指出的，依照許多經濟學家的看法，“這里，明確的解決方案并未找到，與高和低的增長速度的發展趨勢或周期的劃分有關的所有計算都有主觀主義的特征。此外，由于方法的不同，用同一些實際資料既可以表示長波存在，又可以表示長波不存在。結果，對于想見到長波的人來說，長波是存在的，而反對派卻根本觀察不到長波。”
　　最后第三，在經濟理論中，利用可駁倒性原則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經濟理論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
　　依照G·米爾達的觀點， 對宣稱“經濟科學可以像物理學一樣客觀”的說法不必要認真地對待：學者如同生活在社會中的所有人一樣，也有宗教的（無神論的）信仰、道理原則和政治傾向：例如閑暇時是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同情工人運動或大企業，宣傳種族主義或民族間和解，但是，一走進自己的工作室，就變成了“純學者”（參見G ·米爾達《當今的“第三世界”的問題》）。
　　所以，R·海爾布羅內繼承了這一思想。 他在《經濟學是一門不涉及價值的科學》一文中寫道：任何一個經濟學家“從事研究時都是有意或無意地希望證實他所研究的社會制度是有用還是無用的。”就是說，經濟學家與自然科學家相比，更想隱瞞令人不快的事實。無怪乎D ·魯賓遜得出結論說，經濟理論比諸如物理學這樣的事實科學更相似神學。他在《問題何在？》一書中寫道：“如同在神學中一樣，經濟理論中的論據多半是為了論證學說，而不是檢驗假設。”
　　結果是，由于經濟理論中作出準確預見的可疑性、對這種預見的經驗檢驗的無效性和意識形態的動機，實際上不再有可能在實踐中利用可駁倒性原則了，雖然這一原則被宣布作為正式的方法論理論。結果是，盡管弗里德曼的方法論信條與邁塞斯的構想之間有著顯著的差別，前者認為只有實際資料才能解決理論的命運，而后者是直言不諱地宣稱，“任何經驗都不能迫使我們推倒或改變先驗的定理”，但是，二者實際上是很難區別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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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當我們回過頭來考察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時，不能不肯定地說，經濟學家們當時過高估計了一般科學中和特別是經濟科學中經驗主義的認識能力。波佩爾學說作為一種學說的不完備性和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在建立獲得可靠知識的準確模式或者那怕是不間斷運作的淘汰偽理論的機制的道路上設置了很難逾越的障礙。可駁倒論的方法論本身實際上就是經濟思想已被駁倒的真實的歷史。
　　然而，把這一結論說成是一種不幸也是不對的：所謂可駁倒性原則沒有作用，所以，理論與事實的聯系完全不存在，因而經濟科學已經消亡了。多數波佩爾的批評家，甚至最嚴厲的批評家都未斷言可駁倒論是絕對無益的。這里所指的是另一方面：可駁倒論已經不再被經濟學家理解為普遍性的和唯一可能的若不采取就有被開除出學術界的危險的一種方法了。經濟學家對這一方法論本身的局限性的認識是一種可喜的而非令人不快的現象，最近15—20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集中精力探求新的方法論。后凱恩斯主義者、沿襲凡勃倫傳統的制度主義者、新馬克思主義學派、新奧地利學派和其他非正統學派的代表人物都已經作出了自己的排除可駁倒論的選擇。正如所應當預期的那樣，每一種選擇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但這已經是另一個應當慎重議論的課題了。
　　　　　　　　　　　　　　 譯自《經濟問題》，1998年第4期
　　
　　
　　
國外財經長沙1～10F11理論經濟學Π·奧特馬霍夫19991999莫皆Π·奧特馬霍夫，俄 作者：國外財經長沙1～10F11理論經濟學Π·奧特馬霍夫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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