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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運動呈現為階段的連續性，而每一階段歷史都有自身的起點。賓德詮釋“起點”的涵義說：“在歷史過程中，有一個中心點，自此以后，事物才有歧異發生。此點可稱之為起點，它可以是一個單一事件或一大堆事件。透過歷史，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候經過此點。 ”〔1〕
　　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啟動也有自己的“中心點”， 其時間坐標是1860年。通過這一時間坐標與一系列歷史事件，一個立意進行變革的政治集團，一個推行變革的領導機構，一個動員變革的綱領口號崛起于中國政治舞臺上，構成早期現代化啟動的基本環節。
　　　　　　一、現代化領導力量的形成
　　在中國和其他后發現代化國家，現代化從觀念傳播到現實的行動，其基本前提是“具有現代取向的權力精英取得領導地位”（富田健一語）。究其緣由，乃在于后發展國家現代化的發生是在缺乏產生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下，為著民族利益和命運而被迫進行的選擇。于是，邏輯的也是現實的情況就是：首先，在大多數人還不能用世界眼光看待自己歷史處境的情況下，它只可能是那些對民族命運承担責任的上層社會的自覺；其次，在整個社會遠未自覺的情況下，它只能是由社會上層強迫整個民族接受的現代化拯救；再次，在傳統力量空前強大的情況下，它必須依賴現代化權力精英以有力的人為干預的方式強行輸入與扶持；最后，在現代性因素缺乏積累，民間社會力量微弱分散的情況下，它只能是由具有現代取向的政治領導來承担啟動者和主要推進者的角色。
　　“政治現代化中的領導通常可能來自兩個源頭，第一個源頭就在在任的傳統領導本身。”〔2〕然而，如果沒有外來的觸動， 傳統社會自身是無法產生現代化精英的。后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啟動因而含結著嚴峻的歷史矛盾和深沉的歷史悲哀。
　　在中國早期現代化啟動的過程中，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具有特殊意義。當戰勝者在帝國首都的古老城墻上架上“夷炮”，“懸起彼國五色旗幟”時，中國官僚士大夫的震動是空前的：“庚申之變，目擊時艱，凡屬臣民，無不毗裂。”〔3〕創巨痛深之際， 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成員開始發生觀念與政治行為的現代性轉型。
　　在晚清帝國中央，首先從傳統統治集團中分化出來的是奕＠①集團。
　　奕＠①集團形成的契機是“庚申之變”后由奕＠①主持的“督辦和局”的活動。咸豐帝留奕＠①在北京經營“夷務”的本意是想用奕＠①來搪塞英法侵略者，達到“暫緩一步”的目的，同時使奕＠①象其岳父桂良那樣，陷入與外人協商而被譴責的難堪境地。殊不知這一安排恰恰為長期處于無足輕重地位的奕＠①提供了一個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難得機會。正是通過“督辦和局”，奕＠①不僅與西方國家建立了友善關系，而且將留守北京的文武官員集合于周圍，形成以他為領袖的政治集團。在這一集團中，有受到肅順集團排斥打擊的周祖培、翁心存等滯留北京的部院大臣，更有與其政見一致的文華大學士桂良，吏部右侍郎文祥，滿漢大員沈兆霖、寶＠②等人。他們和奕＠①一樣，在與西方人的周旋交際中，傳統的觀念和視野發生改變。署理戶部尚書沈兆霖戰前積極主戰，《北京條約》簽訂后，言論為之一變，認為西人“以萬余眾入城而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于牟利，并無他圖，已可深信”〔4〕。 李慈銘也說：西人“長驅入都”，“中國潰喪，不復能師”。“使意在土地，則燕薊既在掌中，當早有變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請期，惟和是議”〔5〕， 可見別無他意。奕＠①最得力的助手文祥思想走得更遠。《清史稿·文祥傳》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話：“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決然行之。”比照中國國情，文祥指出：“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勢有難行”是對現實的感慨，“義可采取”則蘊含著變革的意向。
　　奕＠①集團主要成員的政治傾向使這一集團的崛起從一開始就別具時代意味。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宮廷政治不止一次出現利益集團的對立和抗爭，但所有這些對立和斗爭都不具備新的時代內容，一個利益集團崩解了，另一個利益集團起而代之，王朝政治依然如舊，即使改革勢力與守舊勢力之爭也不過體現了傳統社會的復興或振興，而復興并不能打破舊有的循環。奕＠①集團的崛起，突破了以往利益集團此消彼長的循環格局，顯示了由傳統統治者向現代化推進者轉化的傾向，由這樣一批人主持中央大政，自上而下推行現代性變革，成為中國早期現代化啟動的關鍵所在。
　　歷史還惠賜了這樣一個機會，這就是發生于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辛酉政變”。
　　“辛酉政變”的全過程充斥著宮廷陰謀與統治者權力再分配的欲望，但是，它的文化本質是新興政治集團對頑固守舊力量的勝利。政變成功后，奕＠①榮膺議政王大臣并掌管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內務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門的實權。他乘機對軍機處大改組，將原有人員除文祥外全部罷黜，代之以奕＠①集團成員，從而全面控制了中樞權力。雖然在體制上清廷的最高權力握于太后之手，但此時的慈禧“不便明攬大權”，尚處于“事事小心，以得政治學術之經驗”的階段〔6〕。 奕＠①實際上總攬外廷內朝軍政大權，大凡軍國要政，“凡事由（恭）親王作主”。何剛德的《客座偶談》記載說：“兩宮初政，春秋甚富，驟遇盤錯，何能過問？所承之旨，即軍機之旨，所出之諭，即軍機之諭，此亦事實不可掩者也。”一語道破了當時名曰：“垂簾”，實權歸于議政王奕＠①的歷史事實。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啟動，以現代化推進者主持中央大計為先決條件，奕＠①集團的興起與“辛酉政變”的發生，便是這一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
　　與奕＠①集團通過親王輔政實現對中樞權力的基本控制同時，在地方，具有現代取向的權力精英通過地方分權系統實現了力量的擴張。
　　地方分權系統的形成是晚清政治的一大變局，其發端不能不追溯于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六日（1860年）清江南大營的第二次潰敗。
　　江南大營潰敗之前，清王朝為了對付捻軍、太平軍以及進逼京畿的英法聯軍，傾其軍事力量所有，再無可調之兵。在“津沽防守吃重”、捻軍進逼河南的軍事形勢下，太平軍“圍韓救趙”，解除了天京之圍，造成江南大營的第二次兵潰。接著，太平軍以疾風掃落葉之勢，進軍蘇、浙，在不足五十天內連克十余州縣。
　　江南大營的破滅，使清廷失去了可依恃的綠營重兵，而滿族親貴所統率的其它嫡系部隊或被牽制于京畿、淮河戰場，或因受到重創而喪失戰斗力，無法抽調到江浙戰場上制止太平軍的攻勢。在“四顧無人”的情況下，咸豐帝不得不接受肅順的推薦，令曾國藩率領湘軍兵勇徑赴蘇州，以保全東南大局，由此短暫地挽救了帝國的命運，也造就了日益壯大的地方分權勢力。
　　以曾、左、李為領袖的湘淮勢力，是晚清政壇上崛起的新興政治力量，他們精銳干練，不尚空談。和整日閑居書齋或居京悠閑做官的士大夫相比較，他們更為直接地感受到西方軍事力量的先進性與軍事威脅的緊迫性。如作為湘軍最高統帥的曾國藩，在與太平軍作戰的過程中，領教過“西洋之落地開花炮”的“驚心動魄”，也購買過同樣的東西來對付太平軍。在親自體驗西洋船炮威力的過程中，曾國藩的內心油然而生怵惕之情。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念夷人縱橫中原，無以御之，為之憂悸”〔7〕。他的遑遽怵惕之情并非關乎個人生死， 而是于地主階級的憂時之中交融著中國人面對西方優勢的民族危機感。
　　和曾國藩相比較，李鴻章的危機意識更為強烈。李氏本人曾到英法軍艦上參觀過，洋人軍隊“火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精明，隊伍之雄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呈交清廷的《復奏海防事宜疏》中，完整地闡述了他對時局變遷的見解：“今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里，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ｇòｕ＠③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迅，瞬息千里，軍械機器之精，巧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8 〕以“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與“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的著名命題來概括并突出西方軍事威脅的空前嚴峻性，李鴻章可謂中國士大夫中的第一人。在鴉片戰爭后彌漫不散的天朝舊夢中，他的議論展示了中國人觀看外部世界的另一番眼光。
　　曾、李等人危機意識以及變局思想的形成，既出自他們的感性體驗，更得力于幕府內外文化精英的有力推動。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清王朝舉國用兵，一時將帥各開幕府招攬人才。“曾國藩之好才愛士，為當時最”，其“聲望道德及所成就之功業”〔9 〕對當時士大夫亦具有極大吸引力。“士之有志者”紛紛投入曾幕之下。容閎《西學東漸記》記敘曾幕中的盛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于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于全國之人才精華，匯集于此。”李鴻章自創辦淮軍和就任江蘇巡撫后，亦效法曾國藩開設幕府，延攬人才。滬上負有時名的人物多被羅致入幕。
　　云集于曾、李等人大幕中的人才固然不乏傳統型士大夫，但更為活躍的是具有現代取向的文化精英，馮桂芬、趙烈文、徐壽、華蘅芳、李善蘭、容閎、薛福成、郭嵩燾等便是這一群體的中堅力量。
　　具有現代取向的思想精英與科技精英入曾、李大幕，標志著原來處于自發分散狀態的現代化推進力量以幕府為中介實現了一次大聚合。薛福成曾將曾幕喻為“眾流之匯”，“播種之區”，無意中道出了中國早期現代化啟動過程中的一道重要蹤跡。而這種“眾流之匯”又形成一股能量推動曾、李等人的思想發生演變。李鼎芳在《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中說：“曾氏之精神思想文章影響于諸人者尤巨，而曾文正之所以為曾文正，又未嘗非諸人之影響也。”這在幕府人物的日記以及同時人的文集中有豐富的記載。“未仕時已名重大江南北”的馮桂芬因咸豐十年太平軍攻陷蘇州而流寓滬上，上海租界的生活與通商口岸的繁榮推動他從有別于傳統士紳的文化角度來觀察思考時代的變化及由此帶來的新問題。他所著的《校ｂīｎ＠④廬抗議》深刻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階級對西方思想的吸取，而這部書最早便在幕府中為洋務大吏所認識并賞識。《郭嵩燾日記》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提到， 馮桂芬在著成《校ｂīｎ＠④廬抗議》之后，呈請曾國藩作序，曾國藩閱后擊節贊賞， 認為“足以通難結之結，釋古今之紛”。他欣然告訴馮桂芬：“自大著珍藏敝齋，傳抄日廣，京師暨長沙均有友人寫去副本。”〔10〕洋務運動雖然舉措眾多，其要旨大致不出馮桂芬作論。溯其影響之源，當在曾、李大幕中洋務大吏與思想精英的相互交流。
　　曾幕中的重要幕客趙烈文亦曾避居上海。滬上開放的文化氛圍使他對時代趨向有特殊的敏感。當他在王韜處看到洪仁ｇāｎ＠⑤所著《資政新編》時便稱贊：“其中之言，頗有見識”，“其長處頗能變通之，亦未可抹殺。”〔11〕顯示了富于理性的文化觀念。咸豐十一年，趙烈文離滬赴曾幕，其所攜見面禮竟為“夷書”兩種。在向曾國藩報告“夷書”時，趙烈文指出，太平軍和捻軍目前氣焰雖廣，但真正可慮者卻是西夷：“西夷政修國治，民力富強，上思盡理，下思盡能，人人奮勉，好勝而恥不如”。中國卻“好尚虛文，習用茍禮，雖治世而不能免”，“故三代之下，中外之勢，常居不敵”。他的警告因帶有沿海新文化的氣息而引起曾、李等人的注意。曾國藩與李鴻章器重趙烈文并推許他“留心時事”殆非偶然。
　　“本理學而談洋務”的薛福成是曾國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同治四年（1865年）夏，曾國藩北上征剿捻軍，行前在無錫張榜招攬賢才。薛福成應招前往，于寶應舟中上萬言書，建議改革科舉，裁減綠營，并在軍事技術方面向西方學習。他進而分析西方的長技說：西人之長一是“火器猛利”，二是“輪船飛馳”。因此，首先要籌款設廠，“多購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為教習”，“精習制造槍炮之法”。這樣，就能做到“奪其所長，而乘其短”〔12〕。“國藩一見，大加獎譽”。薛福成因而得入曾幕，“軍謀機要，多所贊畫”〔13〕。以后，薛福成又入李鴻章幕，“于時局多所斡旋”。
　　初入江忠源幕后入曾國藩幕的郭嵩燾是曾國藩少年時的至交，亦是曾國藩與左宗棠出山的策動人，其對于時局的敏銳思考和透徹的見解對曾國藩思想的飛躍有重要影響。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八（1860年12月14日），曾國藩在《復奏借俄兵助剿發逆并代運南漕折》中提出一重要論斷：“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14〕郭嵩燾不無得意地說：“此奏于夷情、國勢，籌劃甚詳，立言九為得體”，“然固未嘗非吾書之有以發其神聰矣”〔15〕。
　　時局劇變的強烈刺激與幕府中文化精英的推動決定了曾、左、李等地方大員必然走向以擺脫危機為宗旨的改革。李鴻章明確指出：“外患之來，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病，不問何癥，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16〕在這樣一種心理機制的作用下，他們呼吁并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技藝，從而順理成章地發生了由傳統統治集團成員向現代化權力精英的轉化。
　　在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咸同之間的親王輔政與督撫專權往往作為分別的歷史事件被加以研究。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研究視野中，它們卻以內在的關聯性構成現代化領導力量崛起的歷史基本環節。誠然，曾、左、李等人所代表的地方分權勢力與中央集權體制存在著不可化解的尖銳矛盾，但在主動回應西方挑戰與變革成法上，他們又與位居中央的奕＠①不謀而合，思想進路一致。咸豐十一年七月，奕＠①奏請購買法國槍炮，清廷飭曾國藩與通商大臣辦理，曾國藩于回奏中積極支持“恭親王奕＠①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認為此舉“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17〕。“辛酉政變”發生后，曾國藩在日記中記敘說：“京師自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18〕。這種上下呼應與彼此推引，恰恰構成中國早期現代化啟動的重要契機。
　　　　　　二、“新政”的總樞之地
　　現代化領導力量的形成為早期現代化的啟動提供了基本前提，實施現代化精英對現代化現實運動的領導，則必須依賴傳統統治系統以外的權力機構。被稱為新政“總樞之地”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于此時成立，可謂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當然，總理衙門從“撫夷”的外交機構發展為后來的新政“總樞之地”，并非一蹴而就。最初倡言設立總理衙門的奕＠①為了減少報批的阻力，努力以低調去表達總理衙門的地位：“該夷視之，以為總理公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則視同四夷館等衙門之例（列），是以議定司員官役及考查經費等事，一切規模，因陋就簡，較之各衙門舊制各外裁減，暗寓不得比于舊有各衙門，以存軒輊中外之意。”〔19〕盡管如此，咸豐帝在批準奕＠①的奏請時，仍加了“通商”兩字，既限制權限不得逾越通商范圍，又大大降低總理衙門的地位。奕＠①據理力爭，強調“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設有大員駐扎專理”，總理衙門“在京不便遙制”。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國“雖唯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據此，奕＠①堅請“節去‘通商’二字，嗣后各處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該夷有所借口”〔20〕。咸豐帝終被說服，＠⑥批“依議”，奕＠①如愿以償。
　　總理衙門設立之初，并沒有打算作為常設機構，“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21〕。然而，中國進入世界已是不可逆的大勢，對外關系已成為制約清政府各項政務和國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由此，總理衙門的職能非但未由繁趨簡，而且越來越復雜；非但未能減輕其分量，而且越來越重要。
　　總理衙門成立前后，主要處理與英、法、俄、美四國相涉的外交事務，其后擴及到來華各國。各種外交事務如華工出國、華僑保護、教案處理、出國考察、遣使駐外、外使覲見等，都成為總理衙門的日常公務。
　　總理衙門成立之初，主要負責京師外交事務，各省的中外交涉事件由本省地方官按照條約辦理并咨告總理衙門。咸豐十年四月汕頭反入城事件發生后，咸豐帝責成總理衙門對于外使呈訴的外交事件加以干預，“札飭各該督撫道照施行”，以示總理衙門“事權較重，遇事可以代為辦理”，而不必事事請旨。自此，總理衙門担負起主管全國一切外交事務的職責。
　　除外交之外，總理衙門不僅主持通商約章的簽訂，而且將對外貿易的稅務事項納入職權范圍。為了便于與戶部協調，總理衙門特新增兩名戶部侍郎為總署大臣。
　　清王朝的外交方針是“以和好為權宜，戰寧為事實”。外交與軍事是互為表里的兩個方面，軍事因而成為總理衙門最早涉足并始終參與其事的重要領域。還在總理衙門設立之前，奕＠①等人就奉旨議復“借師助剿”事宜，并插手八旗禁軍及東三省清軍的訓練。總理衙門成立之后，各地的新式練軍，總理衙門或主持其事，或參與籌劃，并由此涉及到購買外國武器、兵船，聘雇外國軍事教練等問題。與練兵密切相關的軍事工業以及海防的各種事務，也都成為總理衙門的重要職責。
　　隨著清王朝從“求強”轉向“求富”，各類民用工業的興建，特別是礦業、鐵路、電線、輪運等，總理衙門也都參與決策或籌辦。近代新式教育事業，如設同文館，派留學生，開辦各種專業技術學校，以及奏設京師大學堂等，均為總理衙門主辦、兼辦或支持。
　　以上所有事務，在當時中國人的眼中均屬所謂“洋務”，總攬一切洋務的總理衙門因此被人稱為“洋務衙門”。
　　與籌辦一切洋務同時，總理衙門還參與管理與洋務相關而又有所區別的另外一些要政，且其權日增，部分地取代了清政府各個中央行政部門的職權。光緒年間的刑部官吏沈瑞琳感慨地說：
　　夫銓敘之政，吏部主之，今則出洋大臣期滿，專由該衙門請旨，海關道記名，專保該衙門章京，而吏部僅可注冊而已。
　　出納之令，戶部掌之，今則指撥海關稅項、存儲出洋公費，悉由衙門主持，而戶部僅可銷核而已。
　　互市以來，各國公使聯翩駐京，租界約章之議，燕勞賚賜之繁，皆該衙門任之，而禮部主客之儀如虛設。
　　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購戰艦軍械，創設電報郵政，皆該衙門專之，而兵部武庫、車駕之制可裁并矣。
　　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國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詞訟之曲直，悉憑律師以為斷，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護，畸輕畸重，皆向該衙門理論，而刑部初未與聞也。
　　制造本隸于工部，自各國船堅械利，耀武海濱，勢不得不修船政、鐵政，以資防御，迄今開辦鐵路……礦物總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顧也。沈瑞琳因此結論說：“總理衙門之事，固不獨繁于六部，而實兼綜乎六部”〔22〕。
　　總理衙門的產生及其職權的擴展蘊藏著必然的歷史趨勢。光緒年間的慶親王奕ｇｕāｎｇ＠⑦指出總理衙門與歷史變局的關系說：“時艱之亟，實以洋務為大端；樞密之繁，當以洋務為要政。朝廷重洋務，則必重視總理各國事務之衙門。……臣等可以罷斥，而（總理）衙門之權必不可輕。”〔23〕而從歷史大變局中獲得發展前提與歷史重要性的總理衙門已具有與清代軍機處、內閣大不相同的文化本質；它不僅以設置于總理衙門內的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海防股莞連同文館、總稅務司等機構于中國傳統官制外另成一系統，而且通過籌劃、主持、兼辦、支持等方式在中國發展早期現代化的多項事業。沈瑞琳說：“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于該衙門為總匯之地。”〔24〕言簡意賅地道出了總理衙門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領導機構的地位與特質。盡管這一“新政”的總樞之地還具有濃重的封建主義色彩，但它的孕育而生是中國早期現代化啟動的信號，更昭示著中國傳統政治制度開始發生亙古未有的變局。
　　　　　　三、“自強之心”與“自強之言”
　　與現代化推進者的崛起與總理衙門的成立同時，“自強”一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于時人的奏折、官書、文集和日記中。一位名叫周家楣的官僚士大夫說：“庚申之釁，創巨痛深，……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之言。”〔25〕由此可見當時社會熱點所在以及“自強”觀念高度彌散的直接動因。“庚申之釁”后四十多年，清政府立意“變法”，仍強調“自強”的意義說：“國勢至此，斷非茍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唯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26〕由此可知，“自強”觀念并非僅僅屬于洋務時期而是屬于整整一個時代。
　　　　1.自強思潮
　　作為中華文化元典精神〔27〕的基本范疇之一，“自強”的概念古已有之。《易·乾卦·彖傳》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名言。《禮記》中有“知困，然后能自強”之說。《宋史·董槐》載曰：“帝問邊事，（董槐）對曰：外有敵國，其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乾隆帝“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中的東漢“款塞”史事：“能自強者不敢窺，不能自強者，雖謹守亦將伺其隙。〔28〕如上諸說，顯示了“自強”努力向上，自力圖強的基本內涵。
　　19世紀60年代興起于朝野上下的“自強”觀念，無疑仍以國家的自力圖強為基本涵義，但這一時期的時局變化，又使人們所說的“自強”具有以往未曾有過的時代內涵。
　　據有關資料判斷，“自強”口號的最初提出者是奕＠①。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奕＠①會同桂良、 文祥提出《通籌洋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奏折指出，在遭受英法聯軍重創之后，中國亟應“自圖振興”。“自強”的口號此時初具雛形。十二月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亦即清廷批準總理衙門成立后4天，奕＠①等在《奏請八旗禁軍訓練槍炮片》中對前折加以補充：“竊臣等酌議大局章程六條，其要任于審敵防邊，以弭后患，然治其標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強。”〔29〕就時間性而言，奕＠①的“自強”口號的提出，在《北京和約》簽訂之后僅僅兩個多月，其間因果聯系不難判定。就文化心理而言，“自強”意識的萌發，與士大夫們痛心疾首的“庚申之變”有著密切的關聯。
　　對奕＠①和其他官僚士大夫來說，英法聯軍入侵北京與《北京條約》的簽訂仿佛一場噩夢。“通川（州）烽火逼，倉皇幸熱河。密云唯豆麥，宮禁滿兵戈”〔30〕。這辛酸的詩句包含了太多的難堪、太沉重的恥辱、太深的傷痛。奕＠①與文祥雖然簽訂了《北京條約》，但這一恥辱性的結局絕非出自他們個人的意愿，而是由戰爭本身決定的。奕＠①于《統籌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中所說的“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憤恨”〔31〕則更能體現他與文祥等人作為地主階級當權派的本來情感。不同于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都門仍復恬喜，大有雨過忘雷之意”，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的統治集團確乎被深深震動，有關“庚申之變”的奏折、文章，一時間在京城內外交相飛遞，“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奮自強之議”。親身經歷這一過程的曾紀澤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著《中國先睡后醒論》指出：“自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燒毀圓明園后，中國業已醒來”。而這一時期中國由睡轉醒的重要標志，正在于“自強”觀念的提出。
　　縱觀19世紀60年代朝野上下關于“自強”的議論，其基本意旨可以概括為如下四個層面：
　　第一，創深痛巨的“庚申之變”，充分暴露了中國的落后與虛弱，從落后轉化為先進，從虛弱轉化為強大，“自強”是必不可少的機樞〔32〕。
　　第二，《北京條約》的簽訂，是清政府于“無可如何之時”所辦的“不得已之事”。要改變這種“受制于人”的格局，必須“尋求自強之術”〔33〕。
　　第三，《北京條約》簽訂后的“中外和好”的局面，“非信約所能堅，非羈縻所可結，尤非姑息遷就所能了”。而列強是否再次侵略，“總視中國之自強為定準”。因此，“自強”是抵御外侮的唯一有效手段〔34〕。
　　第四，在競爭激烈、復雜多變的國際大環境中，自強是中國提高自身國際地位的重要途徑〔35〕。
　　總而言之，19世紀60年代的“自強”吶喊，尋求的是中國在外國侵略面前的自主和自我圖強。雖然在19世紀的歷史前提下，中國的振興同時意味著清王朝強化階級統治，但這畢竟不是廟堂中人提出“自強”口號的最初動因和主流方向。
　　19世紀60年代“自強”思潮的興起，對于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啟動具有二重意義：“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而言”提供了一個現代化變革的社會心理氛圍；現代化推進者以“自強”作為“治國之道”與“探源之策”，則確立起防御現代化的思想綱領。兩者的耦合并與總理衙門的成立、現代化領導力量的崛起相呼應，顯示了面對“泰西”的逼迫和挑戰，中國人終于從本能的反應到主動自覺的回應。至此，“中國真正在客觀環境和主觀意識上都轉入近代”〔36〕。一再延誤的中國現代化終于在內外因相激的交會點上開始啟動。
　　　　　　　（本文作者：周積明　湖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責任編輯：王琳＊
　　注釋：
　　〔1〕賓德：《政治發展的危機》， 轉引自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臺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34頁。
　　〔2〕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90頁。
　　〔3〕鄭觀應：《易言》（20篇）“自序”。
　　〔4〕沈兆霖：《吁請回鑾疏》，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1輯第1分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1972年出版，第743頁。
　　〔5〕《趙縵堂日記補》，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第128頁。
　　〔6〕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紀》第37頁。
　　〔7〕《曾國藩全集》“日記一”（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669頁。
　　〔8〕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
　　〔9〕李鼎芬：《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書社1985年9月版，第4頁。
　　〔10〕《致馮敬宇》，《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四”，第15144 頁。
　　〔11〕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8頁。
　　〔12〕薛福成：《庸庵文外編》，光緒癸巳版，卷三。
　　〔13〕夏寅宦：《薛福成傳》，《碑傳集》，卷十三。
　　〔14 〕《曾國藩全集》“奏稿二”（十一月初八日）， 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269頁。
　　〔15〕《郭嵩燾日記》（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403頁。
　　〔16〕李鴻章：《籌辦海防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二四。
　　〔17〕曾國藩：《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曾國藩全集》“奏稿三”，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603頁。
　　〔18〕《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19〕《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七二，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715頁。
　　〔20〕同上書，第2710頁。
　　〔21〕同上書，卷七一，第2676頁。
　　〔22〕《戊戌變法檔案·添裁機構及官制吏治》，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79頁。
　　〔23〕奕ｋｕāｎｇ＠⑦：《樞臣不兼總署之流弊折》，見吳相湘：《晚清宮庭實紀》，正中書局版，第127頁。
　　〔24〕見注釋〔1〕。
　　〔2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九八。
　　〔26〕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第1327～1328頁。
　　〔27〕馮天瑜教授所著《中華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釋“元典精神”為“中國文化原創性內核”。
　　〔28〕《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光緒甲辰石印本，卷二二，第54頁。
　　〔29〕《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七二，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700頁。
　　〔30〕《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 第529頁。
　　〔31〕《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七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675頁。
　　〔32〕翰林院編修趙樹吉在一份吁求“自強”的奏折中指出，英法聯軍的入侵，是上天以“彼族驕悖”“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中國若能因此“日夜祗懼，奮發有為”，國運將“因災而致富，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非彼族之利也”。（王爾敏：《清朝兵工業的興起》，臺北，IMH,Acadenic Sinica，1963年版，第39～40頁）。 馮桂芬在《校ｂīｎ＠④廬抗議》中也呼吁：“然可恥而有為也，如恥之，莫如自強。”
　　〔33〕奕＠①等于咸豐十一年六月上奏說：“上年曾奏請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國船炮，并請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制于人。 ”（轉引自蔣廷黻：《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351頁。
　　〔34〕文祥于北京和議后指出：“比者撫局雖成，而國威未振，宜亟圖振興，使彼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清代四千名人傳·文祥》，第389頁，李鴻章于同治初年致函李桓說：“昨見洋酋， 亦頗恭順，恐有萬變，圖在后與之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李鴻章：《復李黼堂方伯》，《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一， 第9頁）馮桂芬也在《校ｂīｎ＠④廬抗議》中說：“前議自強之道，誠不可須臾緩矣。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強而無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自強而有事，則我有以待之，矧一強而可弭之使無事也。自強而無事，則我不為禍始，即中外生靈之禍。”
　　〔35〕李鴻章于1864年春致函總理衙門：“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于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ｂìｎｇ＠⑧效于彼，分西人之利藪。 ”（轉引自蔣廷黻：《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351頁。
　　〔36〕吳相湘等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第1輯第2冊，《中西文化交流》，正中書局印行，第3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讠加斤
　　＠②原字為均下加金
　　＠③原字為扌加篝下半部
　　＠④原字為分加阝
　　＠⑤原字為王加干
　　＠⑥原字為召加朱
　　＠⑦原字為匡加力
　　＠⑧原字為亻加并
　　
　　
　　
天津社會科學81-87K3中國近代史周積明19961996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81-87K3中國近代史周積明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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