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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們不能不認真對待法國大革命的理由有三。其一，從近處說，我們中國人的現代抉擇，既直接淵源于這場革命，又從俄國革命那里繼承了經過過濾的法國革命理念。現代中國人的社會政治悲喜錄，總夾雜著法國旋律。其二，放開一點講，社會主義實踐史中凸顯的觀念，就其法國革命的底色而言，也要求我們對道德理想國的理論建構與實現可能，作嚴肅的論評。其三，歷史的大視野所顯現的“現代性”困局，更需要我們對促生“現代性”的法國大革命，加以檢討。
　　　　　　1、從互斥的兩種評價說起
　　法國大革命發生至今，從來沒有獲得過一個公眾認同的評價，贊成與反對，積極與消極，突兀并立。
　　雖然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場理論與政治行動相疊合的社會進程，但是，從分析的角度說，這場革命有其各具獨立性的觀念發生史與行動演變史。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場革命的具體發生，因其人物、事件等偶然性因素，使得革命行動的產生，具有更多意義的偶然性，因而，對其評價，也就有較大的主觀性，甚至隨意性。譬如，人們可以設想，如果法國大革命沒有羅伯斯比爾、丹東或圣鞠斯特，那會是什么樣子？或者，今人也可以想像，如果沒有羅伯斯比爾的鐵血恐怖政策，尤其是他與丹東在政策上的分歧，法國大革命似乎會溫和很多？相對而言，一場革命的觀念導因與精神積累，就來得久遠、深厚得多。法國大革命與啟蒙哲學的血脈相通，與盧梭游離啟蒙精神的理想構思的直接接榫，更易促使那些深深革命源流的人們去反思，而這，正構成一部法國大革命自有承傳的觀念史。
　　以法國人的觀念自陳為軸心，法國革命的觀念史，大致有英國脈絡和德俄譜系。就法國人的革命精神累積而言，內部即呈分歧之象，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等人的英國傾向，使得他們的社會改革取向，與盧梭的道德理想主義，漸行漸遠，終于蘊生出兩種社會模式。而由盧梭引導精神走向的法國大革命，甫一付諸政治行動，尤其是引致大規模的政治恐怖時，英國人的反應，便本能式地反對。還在革命剛剛發生不久，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德·柏克即撰寫了《法國大革命反思》，就基本上敲定了英國人評價法國大革命的音準。尊重既有制度成就的社會改良，便與打破現成格局的激進革命，分水而流。直至本世紀七十年代，所謂修正派史學，在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上，也大致取這一立場，這種論評，既對法國大革命的觀念作了消極反應；又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發生，作了負面的回應，以致這場革命的必要性或理由都難存在了。英美關于極權主義民主的言述，甚至就直接根植于法國大革命的言述之中。而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則是法國人自己表現出的“英國式”評價的代表。
　　但是，德、俄的反應迥然不同。德國古典哲學家將法國大革命視為“壯麗的日出”。他們的權利哲學、自由理論，與法國大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博愛，緊緊地勾聯在一起，而淵源于德國古典哲學的馬克思主義，盡管將德國古典哲學頭腳倒置，但是，對法國大革命的禮贊，則是一脈相承。而其政治理想的表達，更在其中尋找到了原型。移植馬克思主義到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及其領袖列寧，更是認定“雅各賓派的榜樣”“現在還沒有過時”。以至于論者直接將“布爾什維克派”與“雅各賓派”直接類比。
　　德、俄的主流是贊成革命的，英國的取向則是反對革命的。這兩種互斥的評價，首先當然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政治理念，尤其是針對這場革命的直接民主嘗試、多數暴政選擇，延宕至今，這種互斥評價，更滲透入哲學理念的反思之中。“現代性”批判的興起，使法國大革命的啟蒙預設、理性構想、革命陳述，均面臨解構命運。而同時，基于歷史具體事件的辨析，“以法國革命理解法國革命”的同情性吁求，也日占上風。
　　一直是相互排斥、但又一直是并立而行的評價，促使我們反省法國大革命的深層意蘊。
　　　　　　2、革命的連環結
　　解讀法國大革命的分歧，源于法國大革命這一“文本”的高度復雜性。這場革命，連環式地套著數個“現代死結”：哲學上的理性訴求與浪漫意緒難以并立地突張著，理想觀上的道德理念與政治抉擇夸張地對峙著，而政治上的大眾民主與代議制度矛盾地并行著，文化上的發展需求與復古愿望交疊生導著，生活上的禁欲主義與奢糜享樂矚目地并存著。
　　這是“現代性”問題集中地、第一次體現于一場社會政治革命過程之中，這正是在刻畫出“現代”輪廓的四次革命中，法國革命更形重要的原因。英國革命，以其漸進而就的“自然性”并未給“現代”帶來重大的震蕩。美國革命則以其獨立問題的優先性、與歐洲遠隔重洋的地理原因、“建國”的妥協性、是“運用”革命理念而非“原創”革命等因素，也不如精神先行的法國大革命的社會震撼力。俄國革命則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主義”變種。
　　革命觀念，或者說革命意識形態的內在沖突，勢必投射到為實現這一意識形態的政治——社會目標而展開的革命行動之中。法國革命的觀念沖突，第一次完整地凸顯了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主張：柏克由此闡發了保守主義的政治——文化理念；伏爾泰，孟德斯鳩表達了自由主義式民主的觀念；盧梭提出了激進的大眾民主主張，而盧梭的繼承者更有整體革命的理論。可以說，法國大革命將“現代”革命的復雜面相呈現了出來。
　　首先，“現代”革命不同于傳統革命的感性訴求（“不平則鳴”，“揭竿而起”），它在精神意向上已經非常明確。一方面，哲學理性主義提供給革命整體籌劃的思路，使得“革命”變為全盤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系統工程。另一方面哲學浪漫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敏感，對原始人性的美好追憶，又促使人們向往純樸自然，抵抗布爾喬亞情調。法國啟蒙哲學的主流貢獻了前者，而從啟蒙哲學分流而出的盧梭主張后者。但是，兩個方面似乎兩柄利刃，雕刻著法國大革命的精神塑像。而直接充任革命領袖的羅伯斯庇爾則可以說是以后者為目的，以前者為手段。
　　其次，不同于傳統革命，“現代”革命的道德主張雖然仍舊是革命的主調，但是，政治抉擇的重要性，已經擺到了重要的位置，傳統革命僅以其道德理想（如“均貧富”），就可以獲得人們的尊敬或認同，而“現代”革命則還必須以其政治安排，來為革命注入影響其成敗、制約其歷史定位的穩定的制度力量。革命已經不再是單純道德沖動的產物。
　　再次，區別于傳統革命疏于制度建構，以“輪流坐莊”就可以持續激發革命動力的狀況，“現代”革命既要激發大眾參與，但同時又要以某種程序安排來安頓各種政治力量。“公意”重視的是前者，但其區別于“眾意”的指向，已經有將思考重心移向后者的跡象，而法國大革命在建構穩定制度上的努力與革命恐怖的并存，證明了“現代革命”的穩定制度建構（代議制、程序化民主），是一件難度遠大于“起而革命”的事情。
　　第四，與傳統革命相異，“現代”革命的文化取向是一種發展的取向。而且，這種發展具有目標明確、籌劃周密、可以理性計算的特點。它不像傳統革命那樣，在文化期待上，要么流于朦朧展望的“烏托邦”，要么失于一心復古的機械重復祈求。但是，發展仍然是一種預期，“預期”不如“既有”的心理可靠性強。盧梭景仰純樸，又疑懼伴隨發展而來的繁榮，同時他又呼喚“革命”，這顯影了“現代”革命的文化矛盾。
　　最后，“現代”革命凸顯的理想與現實，幻想與際遇的矛盾，明顯強于傳統革命。傳統革命的目標是樸素的，就是為了過好日子。僅僅這樣的樸素目標，就可以作為社會動員的方式。因此，介入革命的大眾可以容忍、甚至羨慕領袖的奢華生活，但是，“現代”革命要求領袖人物必須是理想主義的，因而生活上必須是禁欲主義的。這就決定了個人與公共矛盾的張力必是凸出出來。丹東作為革命的犧牲，證明了這一點。
　　法國大革命的眾多連環結，使我們不能簡單否定或片面肯定它。
　　　　　　3、革命：正當性與成敗基準
　　就一次社會大革命本身而言，它的發生，就說明了自有它發生的正當性依據。但是，評斷革命的正當性，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發生學問題。其革命理念的累積與影響的連續、革命的成果，都要求我們建立一個判斷其成敗的基本標準。從而，在革命的類型學意義上，對其進行評價。這是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前者是事件審視，是近距離看革命，是同情地看革命；后者是結果追究，是遠距離看革命，是批評地看革命。因而，前者講繼承，后者為超越。前者重辯護，后者取批判。
　　歷史地看，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史，應當說有兩條必須同等重視的線索。
　　其一，是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史線索，這條線索上，自然有法國當時的經濟利益沖突、階級之間的緊張之類的“前史”。但是，更主要的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獄，1792—1794年的革命恐怖，尤其是判處路易十六和丹東死刑的事件。革命恐怖的擴大化，自然是革命領袖的過失。但是，以攻占巴士底獄和處死路易十六而言，現代西方學界，尤其是法國學界認為是完全必要的：巴黎民眾本是到巴士底獄外請愿，但守衛士兵卻開槍相對！人民的生命權受到威脅，哪里還能期望改良。而路易十六本是法國民眾、甚至學者們改革的寄托對象。但是，握有權力的國王卻逃出巴黎，與革命對立，“自作孽不可活”。在革命的臨界點上，控制局面的主動權一向推在權勢者手里，但權勢者總是不愿意讓度些微既得利益，與人民妥協，他們總是對歷史作出遲鈍的反應，直到成為革命對象。
　　其二，是法國大革命的觀念史線索。從現代化的源流上看，法國依然是一個后起的“現代”國家。英國這樣的“原生”現代國家，是法國可以參照的榜樣。因此，像伏爾泰等法國啟蒙思想家，大力引薦英國的現代哲學觀念和政治理念。但是，后發現代國家因此而有觀念上的壓抑感，同時，由于“原生”榜樣的典型性，使得后發國家的同樣改革，面臨自覺抉擇與社會自發進程之間的緊張。因此，社會動員又變得重要起來。但是，源自英國歷史自然進程的權利哲學和代議制度，以及更深層的經驗理性，與法國的需求，又有脫節之感。這樣，伏爾泰等人的倡議，就不如盧梭的主張有力：訴諸別人，不如反求諸己。主動的、全面的革命，就成為最有號召力的觀念。“自由、平等、博愛”的哲學理念，就比“生命、財產、自由”的政治要求，更有感染力，洛克的經驗理性進路，自然也就比不上笛卡爾的在“白板”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吸引力。
　　但是，辯證地看，在發生上具有正當性的革命，卻保證不了它在延續性上或類型意義上的合理性。換言之，革命本身的正當性，不是革命達致目標、獲得成功的守護神。從這個角度講，為革命辯護，就不如為革命“更化”緊要。
　　革命“更化”的問題，就是一個“馬上得之，安能馬上治之”的問題。適度的革命暴力，是革命的有限過程的必須。但是，在摧毀了漠視人民權利、自置于革命對象位置的權勢者之后，如何建構起足以捍衛人民權利的穩定制度，就成為“革命的首要問題”。倘仍舊死陷在“革命”的洞穴假象之中，以“不斷革命”來滿足一種心理上、道德上的激情需求，那么，革命勢必走到自己的反面：一方面，革命的正當性理由喪失殆盡；另一方面，另一場斷送革命的歷史活動因此展開。法國大革命在“雅各賓派”手里的續演，其歷史結局就是明證。
　　法國大革命的目標是實現“自由、平等、博愛”。這是判斷法國大革命成敗的軸心問題。這比“現代性”反思中對法國大革命的理性信念、啟蒙內蘊的追索，更為重要。這是一個“政治現代性”問題。但是，革命領袖沒有能夠引導法國人民在革命中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理想，主要是因為沒有明確革命的限度。關鍵癥結，是沒有找出達到政治理想的政治制度。一言以蔽之，失之于未能“更化”。
　　“自由、平等、博愛”源自人的天性。法國大革命賦予其現代性品格。但是，在“現代”條件下，即在大型社會、復雜結構的當代世界，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則必須完成法國大革命未竟的四重轉換，才有可能。
　　其一，從“人民主權”向公民權利的轉換。革命中的“人民”，是指與革命對立的少數“敵人”之外的大多數人。革命后如果仍然以籠統因而勢必抽象的人民作為政治軸心，那就不清楚保護誰、打擊誰，也就不清楚人民如何可以直接當家做主人。只有將人民定位為公民，人民的自由訴求才可能有法治化保障。蛻去“人民”的神圣色彩，廣大公民才能成為權利主體。
　　其二，從自由意志向政治自由的過渡。自由意志是觀念形態的。一個在社會上受奴役的人，在意志上可能是自由的。一個假個人意志自由的人，可以以自由為名奴役別人，如法國革命名人羅蘭夫人所講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但政治自由是制度形態的，它以“免于……”為陳述方式，以限制權力為基本取向，以規范政治生活為大致目標，以個人的權利與尊嚴為捍衛對象。這是一種真實的觀念與行動自由。
　　其三，從平等訴求向制度軌制的滑動。平等可以是絕對的，即不論任何條件差異，人人均感覺受到平等對待。平等也可以是相對的，即在機會公平的情況下，達到“維齊非齊”的平等。法國大革命傾向于前者，而由制度保障的相對平等側重于后者。
　　其四，從博愛渴望向社會寬容的遷移。“博愛”的理想狀態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但是，這種理想落實為現實，只能達到“合理利己即是利他”的狀態。理解他人的價值取向，尊重他人的生活選擇，容忍法律限度內他人的心靈積習，成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社群與社群之間和諧生活、免于敵視的條件。
　　　　　　4、在革命的臨界點上
　　革命的正當性深植于其發生史，革命的成功，則端賴于制度化的努力。這都是在革命的既存事實上的分析。但是，從革命的臨界點上看，問題又不同。
　　“革命的臨界點”，即革命已經具有了發生的一切觀念與行動條件，但即將發生卻又尚未發生之際。就法國大革命而言，在1780年代，倘若國王路易十六統治集團識大體，明趨勢，而愿意坐下來與人民妥協，權力與權利的衡平機制，不是不可能建立的，那么，1789年的革命也就消逝在臨界點上了。因此，革命的臨界點是對一個危機時刻的形容：權力體系和既有軌制到了危險邊緣。權勢者改弦更張，則化解危機；權勢者作繭自縛，則可能喪權失命，爆發基于“人的權利”的革命行動。可以說，革命是危機的產物，但是，危機又并不必然導致革命。關鍵在于，權勢者能否以尊重人民權利為導向，化解革命危機，走向理性政治、制度化的軌道。
　　一方面，人民革命的正當性，也就是權利的正當性，這是不證自明的。另一方面，率領革命的導師與領袖，也當明確革命發生之后“更化”的重要性，不能以新的不妥協累積不斷革命，導致“革命災變”，發生革命發動者被革命的“革命悖謬”。
　　
　　
　　
南方周末廣州LK5世界史任劍濤19991999 作者：南方周末廣州LK5世界史任劍濤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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