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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４３９年北涼且（或作沮）渠牧犍亡于北魏后，且渠無諱率殘部曾一度退據敦煌，最后于公元４４２年逾流沙經鄯善西遷高昌［（１）］。《魏書·沮渠傳》謂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同書《高昌傳》（《魏書》此卷原缺，用《北史》補）記載：“和平元年（４６０年）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北涼殘余勢力在高昌建立政權，首尾１９年。
　　　　一、問題的提出
　　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普魯士探險隊首次到中國新疆探察，在高昌故城內掘取了《涼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末署“［維大］涼承平三年歲次大梁”［（２）］。“歲次大梁”系采用星歲紀年法，當酉年［（３）］。此后吐魯番地區又陸續出土了該紀年的有關資料：
　　“歲在己丑。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北涼己丑歲涼王且渠安周供養經》）［（４）］
　　“大涼承平十三年歲在乙未四月廿四日，冠軍將軍、涼都高昌太守、都郎中大且渠封戴府君之墓表也。”（《北涼承平十三年（公元４５５年）高昌太守且渠封戴墓表》，同墓還出土有《北涼承平十三年追贈且渠封戴敦煌太守墓表》）［（５）］
　　“大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承平十五年歲在丁酉。”（《北涼承平十五年（公元４５７年）涼王且渠安周供養經》）［（６）］
　　“大涼承平十六年歲在戊戌十二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大且渠武宣王夫人彭。”（《北涼承平十六年（公元４５８年）武宣王且渠蒙遜夫人彭氏隨葬衣物疏》）［（７）］
　　“涼王大且渠安周所”（《“十住論”卷七涼王大且渠安周題記》）［（８）］
　　“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廿紙。”（《“華嚴經”卷廿八涼王且渠安周題記》）［（９）］
　　地下出土資料表明這樣幾點：第一，且渠氏自身留下的文字資料都是“且渠”，只是后代有些文獻中寫作“沮渠”；第二，北涼流亡政權國號仍然是“涼”。國王稱涼王，國號前有時加“大”字，如同姓氏且渠前加“大”字一樣，只是且渠氏自譽的修飾語；第三，“承平”是且渠安周長期使用的年號。
　　上引四條年號、干支紀年完整的資料相互吻合，逆推承平元年為癸未歲，當太平真君四年（公元４４３年）。按照我國古代繼位改元的一般慣例，出土資料揭示出“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很可能不是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而是發生在太平真君四年的歷史事實。
　　且渠無諱病卒年代在文獻資料中僅見于《魏書·沮渠傳》一條記載。清光緒年間黟山學者湯球輯《十六國春秋輯補》一書，開篇補撰“年表”一卷，相沿定無諱卒、安周代立于太平真君五年。王樹＠①也信之未疑，他在《新疆訪古錄》中面對出土資料確切顯示承平元年當太平真君四年的事實，拘泥于《魏書·沮渠傳》的記載，最早提出了“承平”是且渠無諱所建立的年號、安周繼位后奉行不改的說法，在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之間如此這般進行了折衷協調。近年所出李崇智《中國歷代年號考》因襲之，一般歷史紀年表多采此說；日本學者也一直沿用這一說法，如池田溫先生在《高昌三碑略考》中仍定安周代無諱于太平真君五年［（１０）］。
　　史書文獻經后人編修傳抄，《魏書》紀年失誤之處不乏其例，不用我多說。出土資料是當時的記錄文字、原始檔案，與文獻記載有出入時特別值得注意。從無諱、安周各自在歷史上的活動和業績看，不可能有且渠安周沿用無諱年號長達１７年不改的可能性。“且渠安周，茂虔第七弟，封屋蘭縣侯，為樂郡太守”［（１１）］，在北涼殘余勢力舉國西遷的過程中起著僅次于其兄無諱的重要作用；代無諱為王后于承平八年（公元４５０年）滅車師前國統一吐魯番盆地，奠定了此后近二百年高昌王國的基礎。據《涼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承平三年（公元４４５年）安周在高昌城內大興土木，建造寺院，歷時五年始成；緊接著又在丁谷寺（今吐峪溝千佛洞）開鑿洞窟，繪畫塑像［（１２）］；且渠氏＠②佛，固然不能視作雄才大略，但且渠安周敢于有所作為由此也可見一斑。北涼諸王都有自己的年號，并且多次改元。安周繼位改元，于北涼內政順理成章，非臣屬他人紀年牽涉更復雜的關系。如果說無諱在到達高昌短短的時間內即改元承平，那么建樹遠遠超過無諱的且渠安周決不可能沿用其年號一直不改。
　　　　二、闞爽與且渠無諱及“建平”年號的關系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所見建平紀年明確的文書，最早的在五年七月廿一日，最晚的為六年閏月。《建平六年正月下田地縣召催諸軍到府文書》［（１３）］、《建平六年閏月張世容隨葬衣物疏》［（１４）］等，表明建平確系高昌地區曾實際行用的紀年。最早斷定其為且渠無諱紀年的是《藝林月刊》五十三期署名退翁的文章，該文指出“建平當在永和之后，承平之前。”朱雷師１９８２年著文推定且渠牧犍于承和（或作永和）五年（公元４３７年）十一月改元建平元年［（１５）］后為無諱沿用，引申如下。《建平五年七月廿一日祠吏馬受屬》利用《北涼玄始十一年（公元４２２年）馬受條呈》的背面書寫，表明建平晚于玄始紀年，兩件之馬受很可能是一個人，時間相距不會太遠；又《建平某年按貲配生馬簿》是利用《兵曹下八幢符為屯兵值夜守水事》的背面書寫的，《守水事》文末僚佐押銜中的“典軍主簿嘉”、“五官＠③”，以及文書中的“兵曹掾張預”、“史左法疆”等，都原職見于北涼義和年間的《兵曹條知治幢墼文書》、《兵曹行罚部聵五人文書》中，可證建平也晚于義和紀年。高昌地區繼義和三年（公元４３３年）后奉行緣禾三年（公元４３４年），所見緣禾紀年最晚的為“緣禾十年三月”，建平五年七月必在緣禾十年（公元４４１年）三月之后。且渠安周承平元年至十八年（公元４４３－４６０年）中間，不可能插入另外的年號，建平六年閏月應在承平元年建元之前。就是說，高昌地區在緣禾十年三月至承平元年建元之間（約公元４４１－４３３年）曾奉行過建平五年、六年。我國歷法自從“十九年七閏法”［（１６）］確立之后，各家歷法置閏都是以此為基礎，多在同一年置閏，少量于前后兩年置閏的月份也相距甚近，如某家歷法閏十二月，另一家歷法閏次年正月之類。北涼玄始元年（公元４１２年）趙＠④造《玄始歷》，世人稱善。北魏原用《景初歷》，“世祖平涼，得趙＠④《玄涼歷》，以代《景初》”［（１７）］，則北魏當時用的也是《玄始歷》。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涼承平元年（４４３）前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劉宋（元嘉十九年）都是閏五月，文書中的“建平六年閏月”應該也是閏五月，當公元４４２年無疑。這一點吳震同志已經指出過［（１８）］，我在這里只是略加引申。
　　北涼勢力于緣禾四年（公元４３５年）十月撤出高昌后，至太平真君三年（公元４４２年）九月且渠無諱復據高昌，其間七年高昌的實際統治者是自為太守的闞爽［（１９）］。高昌地區曾奉行建平五年（公元４４１年）、六年（公元４４２年），已證據確鑿。那么，闞爽是怎樣與且渠無諱及建平紀年發生關系的呢？
　　緣禾四年十月闞爽自為太守后，意圖保境安民，沿用緣禾紀年不改，以示無割據稱王之心。緣禾紀年至少行用到十年（公元４４１年）三月初［（２０）］，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已使用建平五年（公元４４１年）紀年，闞爽改奉建平年號的具體時間當在此期間。
　　北魏太延五年（公元４３９年）九月攻陷涼都姑臧，且渠牧犍降；無諱棄酒泉西奔敦煌。六年（六月改元太平真君元年）三月，且渠無諱反攻，下酒泉，繼攻張掖不克；八月請降于魏。太平真君二年（公元４４１年）正月，魏拜且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四月魏又遣奚眷攻酒泉；五月敦煌太守且渠唐兒叛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討伐唐兒殺之，遂留敦煌；七月奚眷圍酒泉；十一月酒泉陷，無諱在敦煌懼不自立，謀度流沙，遣安周率五千人西擊鄯善。太平真君三年（公元４４２年）四月，無諱率眾棄敦煌進占鄯善［（２１）］。
　　且渠牧犍覆滅后，無諱有意扮演北涼正統繼承人的角色，為號召北涼臣民，沿用牧犍建平紀年不改，受魏封王號也未建元。太平真君二年（公元４４１年）三月初，高昌尚行用緣禾紀年；五月且渠無諱平定唐兒叛亂，留駐敦煌；七月二十一日，高昌已改奉建平五年。闞爽改奉建平年號，應該是且渠無諱討平敦煌殺唐兒的直接后果。無諱可能遣使闞爽（或乘余威傳檄高昌），要求重定北涼與高昌的君臣名份。闞爽守一郡之地，周旋于各種政治勢力圖存于夾縫之中，一直奉行原北涼統治高昌時期的緣禾年號未改。無諱使者的到來，使闞爽無法態度暖昧，必須明確表態。如果反涼，很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唐兒（高昌城后來的陷落便是證明）；再則，酒泉當時尚未陷落，無諱占有河西大片地區，矛盾沒有激化到明顯威脅闞爽自身利益和存亡的地步。顯然，闞爽選擇了一條較為圓滑的道路，即承認高昌仍然是北涼一郡，具體表示之一就是改緣禾十年為建平五年。無諱使者到達高昌的時間可能在六月，經過往返聯絡，高昌改奉建平五年的具體時間可能從七月一日開始，當然這還只是推測，但最快也不會早于六月。
　　關于闞爽奉行建平紀年的歷史背景，日本學者關尾史郎、白須凈真先后有專文進行討論［（２２）］，本文再略陳管見。闞爽懾于無諱討平敦煌的余威，改奉建平年號，承認了無諱北涼正統繼承人的地位。太平真君二年（公元４４１年）十一月北魏攻陷酒泉，形勢急轉直下。《高僧傳·釋法進傳》記載：“景環（即無諱）為胡冠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克不？’進曰‘必捷！但猶災餓耳。’回軍即定。后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繼立。”且渠無諱遣安周率兵西擊鄯善在十一月，集思廣議作出這一戰略大轉移決策的時間不會晚于此時。當時敦煌通高昌可供選擇的道路有三條：大海道、伊吾路、經鄯善轉焉耆赴高昌。其中伊吾路最為坦途，但盤據伊吾的西涼殘部唐和、李寶為宿敵并已通使北魏，走此路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敵的絕境。大海道盡沙磧乏水草，是著名的畏途，萬余戶數萬人拖家帶口走這條道無疑死路一條。羅布泊一帶當時尚為綠洲，且渠無諱對局勢及鄯善國的兵力自應作了充分的分析，事實證明選擇這條路線決策正確，取得了成功。對闞爽表面歸順內存二心的態度且渠無諱是清楚的，“轉略高昌”是既定方針，舉國西遷不是投奔任何人，平敦煌、取鄯善、屠高昌一路訴諸武力，很明顯舍棄大海道這條近路不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路途險惡，與闞爽的態度沒有必然的聯系。
　　形勢對闞爽政權是嚴峻的。且渠無諱“亡土喪師”，奪據鄯善，欲轉略高昌，直接威脅到闞爽的切身利益，矛盾激化起來。闞爽原來就不想放棄獨據一隅的既得利益，隨著形勢的變化，當唐契為柔然所逼西攻高昌時，闞爽遣使無諱求援，“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２３）］，坐收漁人之利。太平真君三年（公元４４２年）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經焉耆赴之。無諱兵至高昌，唐契已與柔然戰死。闞爽終至圖窮匕首見，閉城門拒無諱。九月高昌陷落，闞爽逃奔柔然，統治高昌七年的闞爽政權瓦解。闞爽與無諱的矛盾不可避免，是事物一步步發展的必然結果。《魏書·沮渠傳》記太平真君三年春，闞爽“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我以為此處所記“遣使詐降有誤，與前述史實有出入，屬史籍記載混亂之一例。闞爽于太平真君二年夏已歸順尚在敦煌的且渠無諱，必有使者往來保持聯系，此時遣使求援于無諱在表面上是合乎情理的。
　　高昌地區在緣禾十年（公元４４１年）六月之后（很可能從七月一日）改奉建平五年，六年九月無諱攻陷高昌后可能仍用建平紀年。建平六年（公元４４２年）閏月（五月）至承平元年（公元４４３年）建元之間缺少紀年文書，還需要今后地下出土資料的證明。緣禾、建平紀年在高昌地區前后相繼使用，至今沒有見到兩種年號互見的現象。
　　　　三、且渠無諱實卒于太平真君四年“承平”年號為且渠安周所建
　　現在，我們來分析《魏書·沮渠傳》關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的記載，這與史實也有出入。
　　宋元嘉二十一年（公元４４４年）九月，以安周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四域戊己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２４）］。宋授安周王號，必在無諱卒安周遣使至宋報訊并請繼位之后。《魏書·車伊洛傳》記：“時無諱卒，其弟天周（安周之誤）奪無諱子乾壽兵，規領部曲。伊洛前后遣使招諭，乾壽等率戶五百余家來奔，伊洛送之京師。”可見無諱卒后安周并非當然的繼承人，圍繞著王位繼承問題發生了爭奪直至內亂。乾壽被奪兵權后尚能率五百余戶奔伊洛，說明勢力不小。且安周遣使至宋請繼位當在地位得到確立至少奪得乾壽兵權之后，這就需要一段時間。再看高昌至建康的道路，當時河西走廊被魏占領，使者只能“通過焉耆到鄯善，由此沿今若羌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吐谷渾的白蘭地區，再東行至察汗烏蘇河的都蘭城（即隋后的吐谷渾都城），經由柴達木盆地，更東南行，以達吐谷渾東境龍涸（今松潘）而入益州”［（２５）］，東下建康。走這條路，迂回艱難，需時漫長，汜使宋可證。
　　宋元嘉十九年（公元４４２年），以且渠無諱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通鑒考異》謂：“宋《本紀》封爵在六月、《傳》在九月，今從傳。”唐長孺先生認為：“六月乃宋廷發詔授予無諱官爵之時，《傳》在九月則是汜＠⑤奉詔抵達高昌之日，本來并不矛盾”。“查本年四月無諱始放棄敦煌，西赴鄯善，六月仍在鄯善。宋廷發詔授官在六月，則汜＠⑤到達建康應在六月前，奉使出發當然更早。我認為汜＠⑤出使尚在本年四月無諱放棄敦煌前。”［（２６）］魏太平真君二年（公元４４１年）四月遣奚眷攻酒泉，無諱再次反魏；五月無諱殺唐兒，留駐敦煌。元嘉十九年冊封無諱的詔書謂：“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莊，以為矜憚。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接鄰國，內輯民庶，系心闕庭，踐修貢職。”［（２７）］明確表現出無諱遣使是在敦煌，如果在酒泉或鄯善，均與“保據方隅，外接鄰國”不甚相合。北涼為了牽制北魏，一向與劉宋使節往來，無諱遭北魏攻擊更需托靠劉宋。派遣使者當在酒泉失守“欲轉略高昌”之前，決無尚有希望保守河西一隅時不結好劉宋而決計西度流沙時卻急于聯絡的道理，具體時間在太平真君二年（公元４４１年）五月平定唐兒之后到十一月遣安周西擊鄯善之前。我們已經知道，無諱殺唐兒后于六月或稍早遣使高昌重定君臣名份，遣使劉宋很可能是同一背景下同工異曲的決策。如此無諱遣使至受宋封號，歷時一年；退一步即使以安周西擊鄯善的十一月為限，歷時也在半年以上。汜攜劉宋封其主為王的詔書自然快馬加鞭，加之北涼形勢的變化更是歸心似箭，想必日夜兼程。六月發建康九月達高昌，歷時三個月，已為神速。且渠安周自高昌遣使劉宋，較無諱使者由敦煌出發南下吐谷渾境，所需時間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且渠無諱卒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夏，為爭奪王位發生了內亂，安周確立自己的地位后遣使劉宋求封號，又經過宋廷朝議、公文往來等一套授受官爵程式，九月受宋官爵，這在時間上無論如何是來不及的。出土資料揭示，安周使用的承平年號建于太平真君四年（４４３年），就是說《魏書·沮渠傳》所記“無諱病死，安周代立”的年代，太平真君“五年夏”應為四年之誤。這樣，疑團頓失，史籍記載的混亂得以澄清。前引《高僧傳·釋法進傳》，關于無諱卒安周立的敘述沒有確切年代，但如前所述無諱問計于法進在太平真君二年（公元４４１年）十一月，次年（公元４４２年）無諱奪鄯善、取高昌，所記“后三年景環（無諱）卒，弟安周續立”應指太平真君四年（公元４４３年），與出土資料完全相符，記載不誤。
　　且渠安周奪無諱子乾壽兵權，強取王位，其對無諱的忠誠程度已打了折扣；承平三年（公元４４５年）所立的《涼王且渠安周功德碑》只字未提無諱事跡；這些現象都說明安周繼承無諱衣缽遠沒有到長達１７年連其年號都不改的地步。承平年號為且渠安周所建無疑，由此也可得到佐證。
　　　　四、小結
　　綜上所述，且渠牧犍于承和五年（公元４３７年）十一月改元建平元年，三年（公元４３９年）九月降于北魏。且渠無諱為號召北涼臣民奉行建平紀年不改，建平五年（公元４４１年）五月平定敦煌唐兒叛亂后于六月（或稍早）一方面遣使劉宋結好，一方面遣使高昌要求重定君臣名份。闞爽懾于無諱殺唐兒的余威（當時北涼擁有酒泉等河西大片地區，尚未直接威脅到闞爽政權的切身利益），承認了無諱北涼正統繼承人的地位，很可能是從七月一日（最早不過六月）起改奉建平五年。十一月酒泉陷落后形勢發生了變化，且渠無諱亡土喪師“欲轉略高昌”，直接威脅到闞爽政權的生存。闞爽初欲使無諱與唐契相擊，收漁人之利；后閉城門拒無諱；結果高昌陷落，闞爽奔柔然。且渠無諱據高昌特別是受劉宋封號后是否新建年號，在缺乏考古資料的情況下認其仍奉建平紀年。建平七年（公元４４３年）夏無諱卒，安周經過奪乾壽兵權的內亂確立了自己王位繼承人的地位，改元承平元年（公元４４３年），遣使劉宋；承平二年（公元４４４年）九月受宋封號；承平十八年（公元４６０年）為柔然（蠕蠕）所并。我們根據考古資料勾畫出這段史實的大概輪廓，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地下資料出土，予以補充、驗證。文中不當之處，敬請師友指正。
　　注釋：
　　（１）事見《宋書·且渠傳》、《魏書·沮渠傳》、《十六國春秋》。
　　（２）（４）（６）王樹＠①：《新疆訪古錄》。
　　（３）劉坦：《中國古代之星歲紀年》，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
　　（７）原件藏吐魯番地區文管所。
　　（８）（９）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
　　（１０）池田溫：《高昌三碑略考》，謝重光譯，載《敦煌學輯刊》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１１）《十六國春秋》。
　　（１２）柳洪亮：《高昌石窟概述》。
　　（１３）參見唐長孺《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載《文物》１９７８年６期。原件藏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
　　（１４）《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
　　（１５）朱雷：《出土石刻及文書中北涼沮渠氏不見于史籍的年號》，載《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
　　（１６）參見陳遵妫《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
　　（１７）《魏書·律歷志》。
　　（１８）吳震：《吐魯番文書中的若干年號及相關問題》，載《文物》１９８３年１期。
　　（１９）柳洪亮：《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緣禾紀年及有關史實》，載《敦煌學刊》第１９８４年１期。
　　（２０）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的文書》，載《文物》１９８３年１期。
　　（２１）可參見唐長孺《高昌郡紀年》，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３期。
　　（２２）關尾史郎《建平始末－－“吐魯番出土文書”＠⑥記（四）》，載《新＠⑦史學》１９８６年第１９號、１９９０年第２５號。白須凈真《高昌闞爽政權與緣禾、建平紀年文書》，柳洪亮譯，載《新疆文物》１９８７年４期。
　　（２３）《魏書·沮渠傳》。
　　（２４）《宋書·文帝本紀》、《且渠傳》。
　　（２５）（２６）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所收載《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中華書局。
　　（２７）《宋書·且渠傳》。
　　　　　　　　　　　　　　（作者單位：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中心）
　　　　　　　　　　　　　　　　　　　責任編輯：劉國防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木加丹
　　＠②原字人加亡下加女
　　＠③原字氵加夸
　　＠④原字匪加敵右
　　＠⑤原字人加隹下加凹
　　＠⑥原字答加劉右
　　＠⑦原字氵加臼下加勿
　　
　　
　　
西域研究烏魯木齊044-050K21中國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柳洪亮19951995 作者：西域研究烏魯木齊044-050K21中國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柳洪亮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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