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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現代作家隊伍中，沈從文先生以“湘西文學”之代表著稱。沈從文20～40年代的文學創作，以其獨有的藝術魅力和眾多篇什，為其構建了不朽的豐碑。然而，多年來人們卻極其缺乏對沈氏作品的關注，當然更說不上對其作出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文學批評了。從客觀上講，這固然是由于作家早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前夜，已基本停止了文學活動，故其創作一般不為廣大讀者所了解；而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重政治”、“貼標簽”的錯誤傾向作怪，故像沈從文這樣一個沒有明確的政治歸屬的文學家，只是模糊地相信善必勝、惡必敗，“時間尚可決定一切”的實證主義信條的作家，自然不能引起注意了。近幾年來，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舊框框的破除，開始有人注意到沈從文其人及其作品。有對其進行一般性評論的（如北大的凌宇），有聯系精神分析思潮對其作出評價的（如復旦的吳立昌著《精神分析與中西文學》）。這當然都是很可喜的。但敝人以為，從根本上說，沈從文20年文學活動（主要是小說創作）是具體而生動地體現了一種重經驗重證據的實證主義精神以及由此派生的創作態度與方法的；敝人還想指出，這種實證主義雖為資產階級唯心論，但在舊中國那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卻能起到反封建、反軍閥，驚醒和感召人們的歷史性作用。也正是因此，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具有崇高的時代意義和不朽的藝術價值，它同樣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份瑰寶。正是沈從文自己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文學活動的本質。他說：“我是受‘五四’運動的余波的影響，來到北京追求‘知識’實證‘個人理想’的。”〔1 〕這句話可說是對他前半生文學活動的集中概括。
　　筆者愿從這一角度發前人所未發，將自己不成熟的一孔之見展示于下，以期就正于專家和沈從文作品的讀者。
　　　　　　一
　　實證主義是與馬克思主義幾乎同時產生于西方的資產階級哲學。它所鼓吹的“實證”，拉丁文叫Positvrus，有確實、確證之意， 就是說一切均從“確實”出發，或叫“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表面上看，這似乎同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事實為上是一樣的，但其實二者卻有天淵之別。因為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事實”，并不依賴于人的主觀經驗而關鍵在于它是否“客觀存在”，有些假象盡管也存在著（如個別地主曾對農民施以恩惠，而且農民也親身體會到了，但它違背地主階級剝削壓迫農民的階級本性），但不能叫事實；同樣，未來的無限壯麗的共產主義社會盡管目前誰也沒見到過，但它卻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且從廣泛的社會生活中可以分析體會到，所以，你不能說那就不是事實。而實證主義所講究的“實證”，卻表現了它鮮明的主觀經驗主義色彩，一切依主觀上是否經驗到為依歸；但是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里不同階級的不同個人往往對同一事物看法不同甚至截然對立，所以這種實證主義是經不起考驗的。
　　但實證主義又確有某些可取之處，即它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沒有傳播到的地方（或是某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假馬克思主義的流行之處），正由于它提倡“確實”、尊重“經驗”，就有某些尊重事實、尊重真理的成分，起過歷史進步作用。比如在沈從文先生早年從軍轉戰過的湘西地區，就幾無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充滿的是軍閥混戰，所以沈先生的描繪和揭露，在某種意義上大有引發真理之功效。
　　同時，沈從文自幼接觸的是封建制度的教育，是如何光輝祖業榮耀門庭，以后直至從軍6年，一直受這種觀念薰染， 根本未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之后，由于在中國文壇上真假馬克思主義斗得真假難辨、難分勝負，所以沈先生雖然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并且與許多馬克思主義文學家如胡也頻、丁玲等交好，但始終未服膺馬克思主義，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沈先生長期作為黨的同路人，實際上參加了我黨廣泛的統一戰線并且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奮筆疾書、奔走呼號，這是難能可貴的。在改革開放的80年代，沈從文曾代表中國作家赴美訪問交流。他曾無限感慨地說：“我為了學習‘為人民服務’，牢牢記著這幾個字的實證意義”〔2 〕。說明他雖然一輩子沒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解放后又經歷了一連串復雜錯綜的歷史事變，但始終對毛澤東同志教導的“為人民服務”牢記于心，這表明了一個偉大作家的高尚情懷，我們就更沒理由輕視、貶低他了。
　　沈先生說過，凡對他的作品“用什么‘觀點’作為批評基礎的都沒有說服力，因為都碰不到問題”〔3 〕。 這并不是說他的創作就沒有指導思想，而是說談論他的創作必須從創作本身出發，重經驗重證據，方能觸及問題；而夸夸其談大講微言大義的，乃是不著邊際。沈氏堅決反對那種華而不實的文風和望文生義的批評。
　　那么，如何理解沈先生“來到北京追求‘知識’實證‘個人理想’”這句話呢？
　　沈從文系1992年9 月毅然脫離半土匪半軍隊的湘西地方武裝只身來到北京的，當時他年僅20歲，然而已在舊軍隊中飄泊了6年。 他所在的隊伍雖然調動頻繁，但大體上未離開過湘西地區。而他則以一個普通士兵的身分耳聞目睹了當地的“軍政”局面。老百姓特別是深山苗民辛苦勞作，仍忍饑挨餓，苦不堪言；僅在他身邊那幾年中被殺的和與此有關的死亡人數“已超過一萬人”，當地最司空見慣的現象就是“殺人”。可是，統治階級為何隨便“殺人”？他們殺人能否解決當地的民族問題？有無更好的改造社會的途徑？這些問題一直縈繞于作者腦際而無由回答。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際，他從一個印刷廠的工頭那里聽到了“五四”運動這個偉大事變的爆發，看到了《改造》、《創造周報》、《新潮》等進步刊物，因而，使之茅塞頓開，下決心走出湘西那狹隘的天地，去“讀世界這本大書”。“讀世界這本大書”原曾是法國17世紀理性主義大師勒奈·笛卡爾的至理名言，就是決意“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徹底改造人生與社會，今沈先生重復笛卡爾此言，也充分顯示作者民胞物與，以天下為己任的坦蕩胸懷：
　　我想我得進一個學校，去學些我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聽寫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悶悶沉沉的躺在床上，在水邊，在山頭，在大廚房同馬房，我癡呆想了整四天，誰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的想了四天。到后見到一個結論了，那么打量著：“好壞我總有一天得死去，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在一些危險中使盡最后一點氣力，咽下最后一口氣，比較在這兒病死或無意中為流彈打死，似乎應當有意思些。”到后，我便這樣決定了：“盡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得更合理一些呢還是更糟糕一點？若好，一切有辦法，一切今天不能解決明天可望解決，那我贏了；若不好，向一個陌生地方跑去，我終于有一時節肚子癟癟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陰溝邊，那我輸了。”
　　我準備去北京讀書，讀書不成便作一個警察，作警察也不行，那我就認了輸，不再作別的打算了。〔4〕
　　了解社會，了解人生，讓自己的生命更有意義，這就是沈從文只身來到北京的因緣。顯然，這是他個人一生中重大的轉折。誠如孔德所言：“真正的實證精神用對現象的不變的規律的研究來代替所謂原因（不管是近因還是第一因）；一句話，用研究怎樣來代替為何。”〔5 〕實證主義大師孔德這句話“不問為何單問怎樣”正為沈從文所服膺。沈從文明確表示要改變環境、改變自己的命運，但為什么要這樣做，他覺得這沒有必要回答，因為這所有的人生問題，都如同打賭一樣可以這樣發生，也可以那樣發生的，沒有什么決定論原則。未來的一切，要靠未來來證實。
　　凌宇指出：“同‘五四’以后出現的許多新文學作家一樣，沈從文是從‘五四’時期確立的民主主義和個性主義這一出發點起步的。一方面，對一切成例與觀念的懷疑，使他對新舊軍閥和國民黨獨裁政權不滿，有抗爭；一方面，一切要‘從實生活里取證’的信條衍生出一種凝固的拒他性。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他沒有發生如同魯迅、郭沫若等人的向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轉變，但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方面，卻又始終是人民大眾的盟友。這種民主主義的基本傾向及這種傾向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影響到沈從文小說創作傾向上的基本面貌。”〔6 〕所謂一切要“從實生活里取證”也就是沈從文篤信的實證主義，這是他自小從切身經歷中逐漸形成的并堅持終生的、貫注于文學創作中的中態度與方法，這不僅是他的“局限性”，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他的“優越性”、“獨特性”。因為在中國革命這個極為復雜的歷史背景下，這種實證主義的處世哲學賦予他以反封建精神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
　　　　　　二
　　沈從文是如何在文學創作中貫徹“從實生活里取證”的原則呢？沈先生自己已在《自傳》中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原來，他出生于川、黔、湘三省交界處一個叫“鎮＠①”的地方。那是200年來清王朝與歷代統治者鎮壓苗族人民的根據地， 后改名鳳凰縣，又是湘西13縣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作家自幼蒙受了“將軍后代”的榮耀，也準備日后當“將軍”的。可是其父無能，家道中落，讀書不成，逃學成性，最后竟在13歲上“從軍”了事。這破落地主家庭的出身和早年豐富的生活閱歷，鑄成作家特有的性格，即凡事不盲從，獨立判斷，認定一個目標后，決不輕易改變。他自己說：“我的身體是因從小營養不良顯得脆弱，性格方面永遠保持到一點堅實軍人的風味，不管什么困難總去作，不大關心成敗得失。”〔7 〕這種不計成敗只管去做的氣質與實證主義恰恰一拍即合。
　　在舊軍隊中他見過廣大農民尤其是苗民備受壓迫、顛連無告，甚至輕易為各種“王法”奪去生命的情景。他見過國民黨濫發鈔票，“每當兌現時必有二、三小孩同婦人被踐踏死去”；他見過“我們卻殺了那地方人將近一千”；更有甚者“民三左右黃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殺了約二千人，民六黔軍司令王曉珊在那里又殺了三千左右”。沈從文寫道：“我在那地方約一年零四個月，大致眼看殺過七百人。一些人在甚么情況下被拷打，在甚么情況下被把頭砍下，我可以說全懂透了。”這些耳聞目睹的經驗實例，便形成他心中的腹稿原型，一遇機會，便自然活現在筆端。
　　沈從文用以表達其內心喜怒愛憎的基本方法，就是實證主義者孔德宣揚的“自然科學方法”，這就是觀察、實驗、比較和歷史的方法。孔德說過，“觀察的合理方法的必要性是與現象的復雜性成正比的。”〔8〕而實驗方法在孔德看來更為重要，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 既然對人的身體可作病理分析，那么同樣道理，對社會這個大身體同樣可以作病理分析，“在這個意義上，實驗之于社會學便是可能的了”〔9〕。還有比較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都是孔德所推崇的。沈從文所以要將湘西的社會生活反映出來，正是為了使人們從中體會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然后作出個人的決斷。這正像孔德那樣，把社會學規律像已有的各門自然科學那樣，通過觀察、實驗、比較和歷史的方法揭示出來，達到教育人的目的。可以說，這些主張是包含著十分積極的社會意義的（雖然并不十分科學）。沈從文指出：
　　他們真知道農村是什么，他們必也愿意從這本書上同時還知道點世界一小角隅的農村和軍人。我們寫到的世界，即或在他們全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然而他們的寬容，他們向一本書去求取安慰與知識的熱忱，卻一定使他們能夠把這本書很從容讀下去的。我并不即此為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些作品里，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沖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個什么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征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
　　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于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很寂寞地從事于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10〕
　　如果說沈從文的創作是給“有理性的中國人”以歷史的同現實的教育，使其增長為民族為國家而奮斗的“一種勇氣同信心”的話，那么，他的創作素材，正如孔德所謂，可看作一種觀察和實驗。沈從文創作的感人之處就在于他求真求實不尚虛浮，也就是他那“鄉下人味”，“鎮＠①人味”，那種對湘西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真摯情感。沈從文作品的最大特色正在于它處處顯示湘西地方色彩，有泥土氣味，有山邊水邊的人性味，且內容各異，形式不一，異彩紛呈，爭奇斗妍，讀后使人頓覺身臨其境，進而為故事中的人物遭遇而悲，而喜，而哀，而樂。如當地盛行的專門針對婦女的刑罚“行巫”、“放蠱”、“沉潭”、“落洞”之類，便使人聞之驚駭、毛骨悚然。一個年青女子因婚姻、戀愛上與家族不合，便被指為“大逆不道”進而遭受酷刑。開罪之日，她便被野蠻地剝光衣服，捆綁了雙手，被一群男人簇擁著，被拋入急流深潭或從山洞口推下，活活斃命（《巧秀和冬生》中巧秀媽的遭遇）。那些封建傳統的衛道士們，村長、族祖之類，則似乎“稟承大禮”儼然一副道德衛士面孔，或官報私仇，或濫施淫威。更可悲者，是那些被虐殺的女人，竟對此不動聲色、麻木不仁，似乎真是“罪有應得”。就在巧秀媽被“沉潭”之后，主謀者“族祖”和一干人等都有何表示呢？“一陣子水泡向上翻，接著是水平天靜。船隨水勢溜著，漸漸離開了原來位置，船上的年青人眼都還直直地一聲不響望著水面。因為死亡帶走了她個人的恥辱和恩怨，卻似乎留給了每人一份看不見的禮物。……即因這種恐怖，過四年后那族祖便在祠堂里發狂自殺了。只因為最后那句囑咐，巧秀被送到三十里遠的高峴滿家院，活下來了。”〔11〕這就是沈從文告誡世人的善惡果報觀，“事久必報”，“時間尚可決定一切”的實證主義社會學。
　　在《邊城》、《紳士的太太》、《柏子》與《八駿圖》這些情節迥異的篇章里，作者以一個“鄉下人”的質樸情懷將封建道德同樸實民風兩相對比，寄托了個人的道德理想。這里青年男女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邊城》中翠翠同儺送的愛），貴族子弟的男盜女娼、口是心非（《紳士的太太》），知識分子的虛偽矯飾（《八駿圖》中幾位教授對愛的議論）等，都描寫得活靈活現。作者試圖用在下層人民中保留的健康、純樸、充滿活力的道德原素來救治虛偽、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癥。然而他也看到了歷史演變的無情規律，他所眷戀的鄉村社會樸素的人情美，總是不斷地遭受現代“文明”的沖刷和吞蝕。盡管他執著地篤信“時間能改變一切”，可是這種改變卻不是變得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不如人意了。所以實證主義的“抓住規律”原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個別現象方面，而根本抓不住封建禮教面臨資本主義的挑戰和攻擊只能是步步倒退這個歷史的真正規律的。事實上，就在沈從文為封建禮教的墮落衰微而悲歌之時，在廣大的人民革命根據地內，則在黨的領導下，一種健康、活潑、進步的民風蔚然形成，這當然是作者所不可能想象的。
　　長篇故事《長河》是作者力圖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再現湘西社會演變的力作。在《題記》中，作者指出：“‘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而“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唯實唯利的人生觀”。沈從文以不變的人性和抽象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中國20～40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然不可能抓住社會的本質，而惟有人生多舛、古怪莫測的哀怨了。他不滿足于現實主義的描繪，他要用愛的浪漫主義形式，達到道德上人與人關系的合理化追求。他說：“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12〕然而這種空洞抽象的“人類之愛”是沒有真正生命力的，也就是說作者的道德觀缺乏現實根據，因此，只能永遠停留在“時間尚可決定一切”的實證主義幻想上，建筑空中樓閣。
　　　　　　三
　　沈從文先生素被稱為“文體作家”。在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創作方面，他可以說是有高深造詣的，特別是在人物、語言、愛情、山水、民俗這5個方面，可謂匠心獨運，中國作家中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同樣，沈從文小說也具有三個明顯的不可饒恕的缺點：第一，所有故事均缺乏用歷史的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灌注統一，當然這里說的不是光喊幾個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刻畫人和事。第二，對任何一個故事的結果無一例外是宣揚“善惡果報”，而不能深刻揭示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必然規律；所以讀了以后令人感慨又使人失望。第三，縱觀其20余年的創作，除了對舊社會的鞭笞譴責外，沒有向人們指出正確的斗爭方向和方法，少數作品涉及到一些民主革命早期的人物，甚至有歪曲貶低的語言（如對賀龍元帥等）。統觀沈從文整個文學創作的成敗得失，我認為關鍵就在于他的實證主義政治觀、社會觀以及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影響。沈先生自己也是承認這個結論的：“社會變化既異常劇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卻極其窄狹少變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這個工作越來越落后于社會現實要求，似乎當真變成了一個自辦補習學校中永遠不畢業的留級生。”〔13〕
　　具體言之，沈從文的實證主義又是怎樣造成其創作的得與失呢？
　　在人物刻畫上，他按照創作的要求與個人的愛憎采用白描、細寫、層層遞進的不同手法，使故事中人物顯得主次分明，性格突出。同是沅水流域的大姑娘，同是湘西農家女，同樣年未及笄，但三三、夭夭、阿黑、肖肖的氣質、稟性，一舉手、一投足又各有不同，因為作者抓住了人物的個性，因而他所刻畫的人物是各有其特點的，這十分切合“人如其面，各有不同”的個性主義經驗原則。
　　沈先生的文學語言更是經過千錘百煉的。作者寫老水手同河旁姘婦的關系，有的纏綿悱惻，有的火辣火爆，但處處扣人心弦，因為他選擇了人物的富有個性化的言語。
　　愛情這個文藝的所謂永恒的主題，在沈從文創作中更賦予了高尚純潔的意義——正如實證主義之所謂“愛可以創造奇跡”。《龍朱》描寫了郎家苗族族長的兒子龍朱與黃牛寨寨主的女兒的戀愛，這種戀愛帶有濃厚的民族特色，愛情發展的導火索是山上對歌，通過對歌抒發彼此的愛慕。作者在這里著力刻畫了一個長著如簧之舌的矮奴，正是他的聰明機智才使英武大膽的龍朱會見了心上人，然后雙方終于定下婚約。
　　至于沈從文作品的山水描寫和古老民俗的講述，也別有一番情趣。但無論如何，作者總是緊密圍繞“事久必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個倫理理想的。特別是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總愛在悲劇結尾，加上一點點不明朗的樂觀氣氛，使人覺得雖身處逆境而不絕望，善惡自有其報。
　　正如沈從文自己所說，他對寫作技法的研究，篇幅的斟酌，材料的取舍乃至字句的應用，都是一場實驗。他這實驗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教好書，但以實質論之，則是不斷提高創作效果，讓文藝發揮打擊敵人、謳歌人民、鞭打罪惡、弘揚正義的歷史作用。實證主義所講的實驗方法，確有其合理之處。沈從文以前后20余載，多達200多篇短篇小說，10 多部中篇小說，還有一些論文、雜記等巨大勞作，來從事文學上除舊布新的實驗，應該說是卓有成效的。
　　注釋：
　　〔1〕〔3〕〔10〕〔12〕《沈從文選集》第5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2、281、226、231頁。
　　〔2〕〔13〕《沈從文小說選》第1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頁。
　　〔4〕〔7〕〔14〕《沈從文選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8～129、45、133～134頁。
　　〔5〕孔德：《實證主義概論》英譯本，第50頁。
　　〔6〕〔11〕《沈從文小說選》第2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93～494、306～307頁。
　　〔8〕〔9〕孔德：《實證哲學》英譯本下卷，第97、100頁。
　　　　　 （作者：馬小彥，1945年生，河南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責任編校　張如法〕＊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符去付加旱
　　
　　
　　
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24-27,2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馬小彥19961996 作者：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24-27,2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馬小彥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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