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文化一般有三種定義。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義，根據這個定義，就某些絕對或普遍價值而言，文化是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如果這個定義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或作品中被認為構成一種永恒的秩序、或與普遍的人類狀況有永久關聯的價值的發現和描寫。其次是“文獻式”文化定義，根據這個定義，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體，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詳細地記錄了人類思想和經驗。從這種定義出發，文化分析是批評活動、借助這種批評活動、思想和體驗的性質、語言的細節，以及它們活動的形式和慣例，都得以描寫和評價。這種批評涉及范圍很廣，從非常類似于“理想的”分析過程，經過著重強調被研究的特定作品的過程（以闡明和評價這部作品為主要目的），同時對傳統發生興趣，并發現“世界上構思和寫得最好的作品”，直到一種歷史批評，在分析特定的作品之后，歷史批評試圖將它們與它們從中出現的特定傳統和社會聯系起來。最后，是文化的“社會”定義，根據這個定義，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藝術和習得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從這樣一種定義出發，文化分析就是闡明一種特殊生活方式、一種特殊文化隱含或外顯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分析將包括總是被提及的歷史批評，在歷史批評中，分析知性和想像的作品與特定的傳統和社會聯系起來。但是這種批評也包括對生活方式中諸因素的分析，而文化其他定義的追隨者認為這些因素根本不是“文化”：生產組織、家庭結構、表現或制約社會關系的制度的結構、社會成員借以交流的獨特形式。此外，這類分析涉及的范圍包括“理想的”重點，即發現某些絕對的或普遍的、或至少是高級或低級的意義和價值，以闡明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為主要目的的“文獻式的”重點，它研究特殊意義和價值、目的不在于對它們進行比較以確立一種標準，而是通過研究它們的變化方式，去發現從總體上更好地理解社會和文化一般發展的某些一般“規律”或“趨向”。
　　在我看來，上述每一種定義都有價值。因為，不僅在藝術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為方式中，尋求意義和價值，尋求創造性人類活動記載，總是非常必要的。與此同時，在我們對過去許多社會和我們自己的社會的發展階段的認識中，我們對保持重要交流能力的主要知性和想像作品的依賴程度，使從這些角度對文化進行描述，即便不夠全面，至少也是合理的。的確可以這樣認為，既然我們可以比較寬泛地描述“社會”，我們就能夠將“文化”恰當地限制在這種比較有限的指涉中。然而，“理想的”文化定義的一些因素，在我看來也很有價值，它們鼓勵保留寬泛的指涉。現在記錄的許多比較研究結束之后，我發現很難將人類完善的過程與“絕對”價值的發現等同起來，就像平常所界定的那樣。我接受了這種批評，這些“絕對”價值通常是一個特殊傳統或社會的價值的延展。然而，如果我們不將這個過程稱作人類的完善——人類的完善意味著我們努力的目標是一種已知的理想，而稱之為人類的進化，以表示作為物種的人類的一般發展過程——我們就能夠認出其他定義可能排斥的事實領域。因為，在我看來，特定個體在特定社會中發現的、社會傳統所保存的特定種類的作品體現出的意義和價值，確實被證明是普遍的，即，當被人們所掌握時，它們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都完全有助于發展人的能力，以便豐富生活、管理社會和控制環境。我們深刻地意識到以特殊技巧的形式出現在醫學、生產和傳播中的這些因素，但是，顯而易見，這些因素不僅僅依賴比較純粹的知性學科——這些學科只有創造性地掌握經驗才能產生）——而且，這些學科本身，連同某些基本倫理前提和某些主要藝術形式，被證明同樣能夠被匯集成一種一般的傳統，而這種一般的傳統，通過許多變化和沖突，似乎代表了一條共同的發展路線。
　　我認為，在文化作為一個術語而使用的過程中，意義和指涉的變化，不但必須被看做阻礙任何簡捷和單一定義的一種不利條件，而且必須被看做一種真正的復雜性，與經驗中的真實因素相一致。三種主要定義中的每一種都有一種重要的指涉，如果情況確乎如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們之間的關系。在我看來，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論必須包括這些定義所指向的三個事實領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種特殊的文化定義，都不是完備的。因此，“理想的”定義試圖將它描述的過程從它詳細的體現和特定的社會塑造中抽象出來——把人的理想發展看做脫離、甚至對立于他的“動物本性”或物質需要的滿足——在我看來，這種定義無法接受。此外，只從書寫和繪制的記載中看到價值、將這個領域同人的其他社會生活截然分開的“文獻式的”定義，同樣不可取。另外，“社會”定義將一般過程或藝術和學術總體當作純粹的副產品，是對社會真正利益的消極反映，在我看來同樣是錯誤的。然而，無論在實踐上有多大困難，我們必須將這個過程視為一個整體，即便不顯著，至少通過終極指涉將我們的特殊研究與實際和復雜組織聯系起來。
　　我們可以從分析方法中拾取一個例子對此進行說明。如果我們分析某一件特殊藝術作品，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我們可從理想的角度進行分析——從中發現了某些絕對的價值，或者從文獻式的角度進行分析——以某種藝術手段傳達某些價值。無論從哪一種分析中都會得到許多東西，第一種分析指向尊崇死者的絕對價值；第二種分析通過合唱隊與雙重哀歌這種獨特的戲劇形式以及詩歌具有的特殊的激情，表達了人與人之間某種基本的緊張狀況。然而，很明顯，無論哪一種分析都是不全面的。作為一種絕對的價值，對死者的尊敬，在劇中僅限于獨特的親屬關系系統及其傳統的義務職責——安提戈涅愿意為一位兄長而不是為丈夫做這一切。同樣，戲劇形式、詩歌的韻律背后不僅有一種藝術傳統，許多人的作品，它們不僅僅受到體驗需要的塑造，也受到使戲劇傳統得以發展的獨特的社會形式的塑造。我們能夠接受從我們最初的分析當中引申出來的內容，但我們不能繼續接受這樣一種看法，那由于是引申出來的內容，所以尊崇的價值或者戲劇的形式及特殊的詩歌，只有在我們賦予它們的語境下才有意義。通過這類內容濃縮的例子來認識尊崇，已超出它的語境，進入到人類意識的普遍發展之中了。戲劇形式超出了它的語境，在許多不同的社會中成為主要的一般戲劇傳統中的一種因素，戲劇本身作為一種特定交往形式超越了塑造它的社會與宗教，并可能被重新創造，以便直接向想像不到的觀眾述說。這樣，盡管我們不能抽象出理想的價值或特定的文獻，也不能把這些都歸結在某一特定文化自身的術語之內進行解釋。如果我們在任何一種實際的分析當中研究真正的關系，我們便認識到，我們是在一個特殊的例子當中研究一個一般的組織，而在這個組織之中我們又無法從中抽象出或分離出一種因素。認為價值或藝術作品在不參照它們得以表現的特定的社會情況下是可以充分進行研究的這種看法當然是錯誤的，但是，認為社會的解釋是決定性的，或者說價值與藝術品不過是副產品的看法也同樣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意識到了藝術作品或價值是如何受到它們從中得以表現的整個背景的深刻影響，我們就習慣于用一種標準形式去詢問和這些關系有關的問題：“這種藝術與這個社會有什么關系？”但是，在這個問題中“社會”是一個貌似有理的整體。如果藝術是社會的一部分，那么在藝術之外，就沒有一個堅實完整的我們以問題的形式承認其優先權的整體了。藝術作為一種活動，同生產、貿易、政治、養家ｈú＠①口一樣，就在那里存在著。為了充分地研究它們之間的各種關系，我們必須積極地去研究它們，把所有的活動當作人類能力特定的同時代的形式來看待。如果我們從這些活動中抽出任何一種，我們就能看到，有許多其他的活動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按照整個組織的性質，從這種活動當中反映出來。似乎同樣可能的是，我們能夠區分出為某些特定目的服務的任何特殊活動，這一事實表明，沒有這種活動，當時當地的人類組織的整體就不可能實現。因此，藝術顯然與其它活動相關的同時，可以認為它在以那個組織的措辭表達那個組織內的某些因素，而且那些因素也只能以這種方式表達。這就不是把藝術與社會聯系起來的問題，而是在不承認我們選擇抽象出來的任何一種活動具有優先性的情況下，研究各種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問題。正如我們經常遇到的那樣，如果我們發現了某一特殊的活動開始徹底改變整個組織的時候，我們還不能說其他的所有活動一定與這個活動有關；我們只能在變化著的組織內部去研究各種特殊的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受到影響的方式。因為這些特殊的活動要為變化著的、有時是相互矛盾的目標服務，我們必須去尋求的那種變化則很少是一種簡單的變化：持續、調整、無意識的吸收，積極抵制、替代性的努力等因素通常都要出現在特殊的活動與整個組織當中。
　　從文獻角度分析文化極為重要，因為它能產生它從中得以表現的整個組織的特殊根據。我們不能說我們了解社會的一個特殊形式或時期，也不能說我們將看到它的藝術和理論如何同它聯系在一起，因為在了解這一切之前，我們的確不能宣稱自己認識了社會。這是一個方法問題，這里提到它是因為，許多歷史實際上都是在這樣的一個假定基礎上書寫的，即社會的基礎，它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分類構成了核心事實，而藝術和理論可以從中得以引證作為邊緣性說明或“對照”。在文學、藝術、科學、哲學等學科的歷史中，這個過程被利落地顛倒過來了，當這些學科被描述成按它們自身的規律發展的事物時，一種被稱為“背景”的東西（在普遍的歷史上居于核心的東西）也被概述出來了。顯而易見，在概念講解時選擇某些活動加以強調是必要的，在暫時的分類中去追尋發展的獨特線索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文化史是從這類獨特的工作中慢慢地積累而形成的，只有當積極的關系被重新建立起來，所有的活動都受到平等對待時，編寫文化史才是可能的。文化史肯定大于這些特定的歷史的總和，因為這些特定歷史之間的關系、整個組織的特定形式才是它所特別關注的。我則愿意把文化理論定義為是對整體生活方式中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發現作為這些關系復合體的組織的本質。在這個語境之下分析特定的作品或體制，就是去分析它們的組織的基本種類，分析作品或制度作為總體組織各個部分而加以體現的關系。這類分析中的一個關鍵詞是模式：任何有用的文化分析始自于發現一個獨特種類的模式，總體的文化分析所關注的正是這些模式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些模式有時揭示出迄今分別加以考慮的活動中出乎意料的同一性和對應，有時又揭示出出乎意料的非連續性。
　　只有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和地點，我們才能夠期望本質地認識一般組織。我們能夠了解有關其他地點和時代的大量生活，但是，在我看來，某些因素總是無可挽回的。甚至那些能夠彌補的，也是通過抽象得以彌補，而這至關重要。我們將每一種因素當作一種積淀來認識，但是，在這個時代的活生生的經驗中，每一個因素都在稀釋，都是一個復雜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研究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最難以掌握的事情就是，這種感覺到的對特殊地點和特殊時代生活性質的感知：把特殊活動結合成一種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感知。我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一個特殊生活組織的概貌；我們甚至能夠復原弗洛姆所說的“社會特征”或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文化模式”。社會特征——態度和行為的一種評價系統——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被傳授的；它既是一種理想又是一種方式。“文化模式”是對利益和活動的一種選擇和構形，而且是對它們的一種特殊評價，產生了一個獨特的組織，一種“生活方式”。而當我們將它們復原的時候，即使這些通常也是抽象的。可是，我們很有可能獲得對一種更為常見的因素的感知，這種因素既不是特征也不是模式，而是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借以存活的實際經驗。這可能非常重要，我想事實是，我們深刻地意識到一個時期的藝術中的這類聯系。很可能發生的事情是，當我們拿這些去衡量這個時期的外在特征，允許單獨變化的時候，仍然存在我們不能輕易定位的某種重要的共同因素。我認為，如果考慮到對我們自身共有的一種生活方式的類似分析，我們就能最深刻理解這一點。因為我們在此發現了對生活的一種感知，幾乎不需要表現的一種特殊的體驗群體，通過它，外部的分析家所描述的我們的生活方式的特征都以某種方式傳遞下去，給予它們一種特殊和獨特的外表。當我們注意到從不以“同一種語言”交談的各代人之間的對比的時候，或當我們讀到社群之外的人對我們的生活的描述時，或當我們在學習我們的方式、但未在這種方式中長大的人身上觀察到言語或行為風格的細小差異，我們通常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幾乎任何形式描寫都過于粗糙，無法表現對一種特殊和與生俱來的方式的非常獨特的感知。在我們所熟知的生活方式中，如果情況果真如此的話，那么，當我們處于來訪者、學習者和另一代人的位置上，情況肯定如此，事實上，當我們研究過去任何時期的時候，我們都處在這個位置上。盡管它很可能被轉向瑣碎的敘述，然而具有這種特點的事實既不是瑣碎的也不是邊緣的；它令人感覺到非常關鍵。
　　我建議用以描述它的術語是情感結構，它同結構所暗示的一樣嚴密和明確，然而，它在我們的活動最微妙和最不明確的部分中運作。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情感結構是一個時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產生的特殊的現存結果。正是在這方面，一個時期的藝術，包括論證中的獨特研究方法和基調，非常重要。如果這個特點在某處得以表現的話，那么就是在這里；它的表現通常是不自覺的，但卻通過以下事實表現出來，在我們僅有的活過載體的被記錄的傳播例子中，實際的現存感覺，使交往成為可能的強烈的共同性，被自然地加以利用。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比起社會特征，情感結構為社群中許多個體以同樣的方式占有。但我認為它是所有實際社群中一種非常深刻和非常廣泛的支配，因為確切地說，它正是傳播所依賴的。一代人訓練自己的后繼者，在社會特征或一般文化模式方面獲取尚好的成功，但是，新的一代人將有其自己的情感結構，他們的感覺結構好像并非“來自于”什么地方。極為獨特的是，因為在這里，變化的組織產生于有機體中：新的一代人將會以其自身的方式對他們繼承的獨特世界做出反應，吸收許多可追溯的連續性，再生產可被單獨描述的組織的許多內容，可是卻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覺他們的全部生活，將他們的創造性反應塑造成一種新的感覺結構。
　　一旦這種結構的載體死去，文獻式的文化是我們接觸這種重要因素最便捷的途徑，從詩歌到建筑和服裝時尚，正是這種關系賦予從文獻角度界定文化以意義。這決不意味著文獻是自主的。只是說，正如以前所認為的那樣，我們必須根據整個組織來尋求一種活動的意義，整個組織決不是它的各部分的總和。我們一直尋求整個組織在那里表現的真實生活。最為明顯的是，文獻式的文化的意義在于，當活著的見證人沉默的時候，它直接向我們表現那種生活。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反思一種情感結構的性質，看到即使密切接觸它的活著的人們，在掌握包括當代藝術在內的大量材料的同時，也未能完全理解它，這時，我們認為，我們所做的不過利用各種渠道形成一種方法，一種粗略估計而已。
　　我們需要就文化最一般的定義區分文化的三個層次。在一個特定時期經歷過的文化，只有生活在那個時代和地點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各種被記錄的文化，從藝術到最普通的事實：一個時期的文化；也存在把經歷過的文化和時期文化相聯系的因素，選擇性傳統的文化。
　　當一個時期的文化不能再存活下去，但以更狹隘的方式殘存在記錄中時，直到我們感到我們對它的文化產物，它的文化特點，它的活動和價值的一般模式及其情感結構，有一番清晰的言之成理的了解之后，我們才能細致地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化。然而這一時期文化的殘存物不是受這個時期本身所支配的，而是受逐漸構成一個傳統的新時期所支配。甚至一個時期的大多數專家也只知道它的記錄的一部分。例如，人們可以很自信地說，沒有人真正了解19世紀的小說；沒有人讀過或能讀完從裝訂成冊到廉價連載的如此大范圍之內的全部小說。真正的專家可能讀過幾百本，一般的專家讀過的稍微少一些，受過教育的讀者的閱讀量則遞減：盡管他們對這一主題都會有明確的認識。當然，19世紀的讀者也同樣不會讀完所有的小說；這個社會的每一個個人讀過的不過是選集。但是生活在這一時期的每一個人都有我認為后世任何一個個人無法全部追尋的東西：對這些小說寫作時代的生活的感覺，而現在我們只能通過選擇出來的作品來接近這種感覺。在理論上，一個時期被記錄下來；在實踐上，這個記錄融入了一個有選擇的傳統之中；兩者都不同于以前經歷過的文化。
　　試圖理解一種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種程度上，選擇始于這一時期自身內部；從全部活動中選擇出某些事物加以評價和強調。這種選擇一般會反映這一時期的整體組織，盡管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評價和強調以后將被證實。這一點我們從過去的時期那里看得足夠清楚，但是，我們決不真正相信我們自身情況是這樣。我們能夠以過去10年的小說為例。沒有人真正讀完20世紀50年代的所有小說；閱讀速度最快的讀者，即使每天閱讀20小時，也無法做到這一點。可是，顯而易見，在印刷品和教育當中，不僅這一時期的小說的某些一般特點已有定論，而且人們已經制定出一個達成共識的合理的簡短的書目，包括看起來是最佳和最重要著作的書目。如果我們使這份書目大約包括30種著作（實際上這已經是非常嚴格的選擇了），我們可以假定，50年后，研究20世紀50年代小說的專家將了解這30種，而一般讀者或許將了解其中的五六種。然而，我們完全可以肯定，50年代過后，另一輪選擇過程將重新開始。在減少這些著作數量的同時，新一輪的過程在某些情況下也將大大地改變表達過的評價。的確如此，當50年過后，很有可能做到比較合理的永久評價，盡管這些評價會繼續波動。我們將以一種缺乏說服力的倚老賣老的方式說，“我真不理解為什么這些年輕人不再讀某某作品了，”不光如此，而且會更為肯定地說“不，不是那么回事；這只是你的看法”。因為任何一個時期都至少包括三代人，我們總是看到這種例子，一種復雜因素是，甚至在我們的最重要的時期，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會保持原來的看法不變：有許多調整我們不應該反對，有許多省略、扭曲和重新闡釋我們應當加以接受或沒有注意到，因為我們是產生這一切的變化的組成部分。但是，當活生生的見證人已經故去，進一步變化將會發生。經歷的文化不僅僅被縮減為入選的文獻；而且它將以其簡化形式部分地被用作對人類發展一般路線的貢獻（雖是相當小的貢獻）；部分地被用于歷史的重建，此外，作為已經結束了與我們的關系的、所以部分被用作命名和定位過去一個特定階段的方式。這樣一來，在一個層面上，選擇的傳統產生了一種一般的人類文化；在另一個層面上，產生了特定社會的歷史記錄；第三個層面上，也是最難以接受和評價的層面，產生了對曾經屬于活生生的文化的許多領域的棄絕。
　　在特定的社會內部，選擇受到包括階級利益在內的多種特殊利益的制約。正如實際社會狀況在極大程度上支配當時選擇一樣，社會的發展、歷史變化的進程，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個選擇傳統。一個社會的傳統文化總是傾向于與它同時代的利益和價值系統保持一致，因為它絕對不是作品的總和，而只是一種持續的選擇和闡釋。在理論上以及在實踐的有限范圍內，這些在形式上關系到保持傳統生命力的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學術制度）是致力于總體傳統的，而非致力于根據當時的利益而作出的某種選擇。這種立場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們在某一選擇性傳統的波動中經常可以看到，明顯被當成廢紙而棄之不顧的文學作品常常被翻案和被重新發現。顯而易見，只有當學術機構保存著過去文化的大部分內容，即便沒有活力，但至少可資利用時，這種可能性才能存在。選擇性傳統遵循一個社會的成長道路，這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因為這種成長是復雜的并且是持續進行的，所以往昔文學作品在將來的重要性是不可預料的。有一種自然的壓力迫使學術機構遵循社會發展的道路，但是一個明智的社會，在保證獲得這種重要性的同時，將鼓勵學術機構為保存一般的作品留有充分的資源，并且抵制那種任何特定時期都可能滿有信心地提出的批評，即認為這種活動的大部分內容是沒有意義的、無用的。許多學術機構，在很大程度上自身保持永恒不變并且抵制變化，這對一個社會的發展常常是一種障礙。如果我們正確理解了選擇性傳統的過程，并經過一段足夠長的時期之后對它進行審視，以便真正意識到歷史的變化和動蕩，那么這種永恒性所具有的相應價值就將人們所稱道。
　　在一個整體社會中，在它的全部活動之中，文化傳統可被看做對先人的持續選擇和重新選擇。特殊的發展路線將被勾畫出來，往往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然后，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某一新階段的突然出現，這些路線將被取消或削弱，從而勾畫出新的路線。在當代文化分析當中，選擇性傳統的現存狀態至關重要，因為情況往往是，這個傳統的某種變化——確立有關過去的新路線，突破或重新勾畫現存路線——是一種激進的當代變化。我們往往低估文化傳統，不僅把它作為一種選擇時這樣做，而且把它作為一種闡釋的程度時也這樣做。我們通過自身的經驗來看待大多數往昔的著作，甚至沒有努力從它們起源的角度來看待它們。分析所能做到的并不是要扭轉這種局勢，使一部作品歸復到它所在的時期，而是通過顯示歷史的替代選擇，使闡釋變得有意識；將闡釋與它所依賴的特定當代價值聯系起來；通過探討作品的真實模式，使我們面對我們正在做出的選擇的真實性質。我們將發現，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使作品存活是因為它真正對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我們將發現，在其他情況下，我們正出于自身的目的以一種特殊方式使用作品，認識到這一點，比無條件地信奉“偉大的評價者，時間”這種神秘主義要好。為了利用時間這個抽象物，我們自身主動選擇的責任就是壓制我們的經驗的核心部分。所有的文化作品，要么能夠與它從中被表現的整個組織聯系起來，要么與它從中被利用的當代組織聯系起來，聯系得越是主動，我們越是清楚地看出它的真正價值。這樣一來，“文獻式的”分析從作品中走出來而成為“社會”分析，無論是在一種經歷過的文化中，過去的一段時期，還是在自身是一個社會組織的選擇性傳統中。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上，并不是將這個過程當作人類的完善（走向決定價值的運動），而是將它當作許多個體和群體為之做出貢獻的人的一般進化的一部分來接受，發現永久的貢獻將導致同類的一般分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分析的每一種因素都將是能動的：在許多不同層次上，每一個因素都將體現一些真實關系。在描述這些關系的過程中，真正的文化過程將顯現出來。 □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食加胡
《外國文學》京61～66J1文藝理論雷蒙·威廉斯20012001趙國新 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北京 100871 作者：《外國文學》京61～66J1文藝理論雷蒙·威廉斯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44:4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