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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在精神疾病中是最神秘的，有人將其作為一種特異的社會文化現象來研究。專家們首先將自殺看成是一種病態，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說自殺是社會病態；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說自殺是道德病態，德國的著名精神病學家弗羅伊德說自殺是精神疾患。
　　在我們的生活中，軍人吞槍，文人懸梁，工人跳樓，農民喝毒藥等等五花八門的自殺現象時有發生。就讓我們把視線暫且鎖定在大學校園，來看看在這里的神秘文化吧。
　　1999年3月，高校開學僅僅一個星期，北京市3所著名大學各有1例學生自殺身亡。
　　江南某大學一位醫學院的學生因同性戀而自殺。
　　新千年伊始，從北京一所大學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同住一室的兩名很有才華的博士研究生，在同一清晨先后隕命——其中一個把對方推下樓去斃命，自己徘徊良久之后，也當眾一躍而下，一命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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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說自殺是浪費生命，但生命價值高的人卻偏要實施這種浪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殺身成仁：歷史文化的積淀
　　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其獨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價值觀念、話語體系、民風民俗和沿襲流傳下來的思想、道德、風俗、藝術，對“利他型”，“動亂型”（殉國型）自殺賦予了崇高的道德評價。在中國歷史上，最高尚的政治道德原則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孔子追求“仁”的自殺行為，不食周粟絕食死于首陽山的伯夷、叔齊被其譽為“賢人”。墨子贊揚“以身殉道”之士。孟子則取向“生亦我欲也，義亦我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義也”。中國傳統宗教佛教、道教對自殺持寬容態度，而不象西方基督教那樣將自殺視為違背上帝意志的大逆之舉。中國傳統文化觀不僅不反對自殺，甚至鼓勵提倡獻身性的“利他型”、“殉國型”自殺，寬容和同情一些不得已的自殺行為。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長風悲歌式的末路英雄以自殺了卻生命而名垂青史。直至現代，那些為國為民、為信仰而自殺獻身的悲壯故事仍能讓人們熱血沸騰。為民族解放、國家安全或拯救他人生命而主動選擇犧牲的“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壯士”、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勇堵機槍口的黃繼光、飛身撲向炸藥包的王杰……仍是崇高的英雄楷模，他們舍身為國、舍己為人的壯舉令國人景仰。如果多讀一些中國古典小說，不難發現，在中國歷史上，最動人的神話是講述自殺的，如娥皇；最凄美的愛情故事也是講述自殺殉情的，如梁祝、孔雀東南飛；最高尚的友誼是刎頸之交。可以說，歷史文化積淀的這種寬容與同情為自殺提供了豐厚的情感土壤。
　　心理疾患：自殺行為的溫床
　　專家認為，從疾病發展史來看，人類已經從“傳染病時代”、“軀體疾病時代”步入“精神疾病時代”。精神疾患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而且是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社會經濟變化迅速，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壓力增加等等，導致精神疾患的產生。自80年代以來，中國重癥精神障礙患病率呈明顯上升趨勢。目前全國各種精神病人約1600萬人，大、中學生中心理衛生問題患病率也有增高的趨勢。
　　有專家研究認為，精神病患者的自殺率高于一般人口的10-90倍，自殺者中精神障礙的比重約為74%以上。就連監護嚴密的精神病院，患者自殺率也很高。青年（尤其是大學生）都是心理疾患的高危人群。上海市精神研究所所長顧牛范教授指出，在1300萬人口的上海市已有逾75萬的各類精神、心理障礙癥患者。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社會競爭機制的引入，青年原有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行為方式、人際關系等領域中沖突和壓力加大，心理受挫的機率增高，心理障礙者將日益增多，自殺的隱患增大，其中大學生發病率尤其高。
　　國家教委1988年對全國12.6萬大學生進行抽樣調查表明，我國大學生心理疾患率為20.33%，這不僅嚴重影響學生學業，也是導致自殺的主要原因。據北京16所高校統計，在1985-1987年間因精神疾病而休學、退學者293人，分別占總休學、退學的37.9%和64.4%。清華大學因精神疾病休學、死亡人數，分別占總休學、死亡人數的51.03%，中國人民大學1978級—1988級本科生中21人死亡，其中7人患精神分裂癥，其中5人為自殺。南京市34所中學4698名中學生中，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占15.7%，其中有嚴重問題的占0.9%。杭州市聯合課題組對城鄉不同類型2961名大中學生調查，有16.79%的學生存在較嚴重的心理衛生問題，其中初中生占13.76%，高中生占18.79%，大學生為25.39%。北京某高校對98級新生的心理調查表明，8.77%的人經常失眠，5.33%的人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什么興趣，20.73%的人覺得心理衛生方面沒有問題，26.19%的人有心理問題。
　　在南京召開的大陸、香港、臺灣三地21世紀高校心理健康學術研討會上，有報告提供資料說，在中國，80年代中期，23.25%的大學生有心理障礙，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來已達到30%，有心理障礙的人數正以10%的速度遞增。一份來自清華大學大學生心理咨詢中心的報告說，1985-1988年來，一年級新生中有心理問題的人比率呈逐年上升趨勢，1995年為2.57%，1998年則上升到4.73%。50年代，我國精神疾病的發病率是0.27%,90年代則為1.347%。據1993年調查，我國自殺死亡率為22.2/10萬人。有關單位曾對南京市4所高校的一萬多名學生自1985年以來10年間精神衛生進行調查，統計顯示，約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生有心理衛生問題，有11.72%患有精神疾病。另外，對南京市608名同學調查時發現，曾有過心理危機的占75%，不少人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他們中20%是通過自身的調適解決的，有80%是靠學校、家庭、朋友、求醫解決的。
　　近年來，我國一些電臺“心理熱線”節目主持人相繼自殺，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震動。幾年前上海電臺主持人騰佳自殺；1994年5月北京電臺“人生熱線”主持人溫達自殺；1997年湖南經廣電臺“夜渡心河”主持人尚能自殺，以及廣州市“培愛”自殺防治中心的創辦人和負責人陳青云自殺身亡則引起全國性的關注。根據預測，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各類精神衛生問題將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總負担預測中，精神衛生問題排行第一。
　　在農耕社會里，人們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中，生活雖然相對艱苦，但少有社會性的突發事件的干擾和刺激，心態也就較平和。但在現代社會里，人們的生活時時存在著危機。一方面，勞動力的重新組合，人口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原有社會支持網絡的削弱，導致了各種心理應激因素急劇增加。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生活環境的變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導致我們心理病因的多樣化和復雜化。給我們的精神生活帶來了強烈的刺激。人們在過著好日子的同時，也担著無數的心。
　　動機沖突：選擇行為的障礙
　　自殺是對生命發展的一種選擇。選擇既是作為個體的青年人格形成和發展的真正靈魂，也是作為社會群體的青年的真正靈魂。人的選擇能力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產生著重要的變化。理性的選擇能力是與青年發生的其它一切因素密切地相互關聯著的，包括實現自身的同一性，以積極介入的態度對待社會的要求和規范，進而形成自己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取向，乃至價值體系。
　　選擇是同動機過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內部存在著一系列社會性質和個人性質的因素：
　　(1)、實用性的因素：實用性的因素是指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的需要和要求轉化為主觀的概念，表現為主體對個人需要、愿望、利益等的實現和滿足程度。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般來說，人們需要的滿足，愿望的實現，利益的獲得都建立在一定的成本之上，找不到定位的人生肯定是一種悲劇。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人們的生活態度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西方人越來越重視中國的人生哲學，而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則越來越“過程”化了。為了一個終極目標的成功而艱辛奮斗的人少了，崇高在盡情發揮創造的同時及時行樂的人多了。由于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了中國的超穩定性社會結構，所以國家一直不鼓勵個人人生定位的多重性。“我是一塊磚，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是過去對個人人生定位的主要引導方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個人人生定位越來越趨向多樣化，但在科學、正確的人生觀確立上存在偏差。社會道德對人的基本評判標準是富有與貧窮，而不是致富的方法，這種價值觀的偏差滋長了個體人生定位的艱難性和人生角色定位的模糊性。假定性的自我與現實性的自我的矛盾沖突，往往導致人們極易選擇自殺。以青年女性為例；農村青年女性自殺死亡率幾乎是城市的5倍。城市青年女性（15-34歲）自殺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的12%，占意外死亡總數的39.1%；農村青年女性自殺死亡則占全部死亡的28.3%，占意外死亡總數的63.4%。自殺死亡率的城鄉差別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中國城鄉青年女性的社會角色、經濟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社會環境、文化教育水平、勞動條件、生活水平、營養狀況及醫療衛生條件的城鄉差別是顯而易見的。鄉村自殺死亡較高的一個原因可歸結于農村醫療救護條件的落后與缺乏，使得一些可以救治的自殺者由“未遂”變成“即遂”。
　　農村青年女性自殺第一位原因是實用性因素。經濟發展的滯后、落后傳統的思維方式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的不協調之間的矛盾，致使農村青年女性無法找準自己的人生定位。在各種矛盾沖突和物質精神壓力下選擇了自殺。如家庭問題中的夫妻不和，甚至常常遭受丈夫的侵犯，中國農村式的婆媳矛盾，成為農村女性自殺的一大動因；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家庭規模變小，人情變得相對淡漠，個人和家庭陷于相對孤立的狀態，很容易使女性陷入孑然無助的境地；再者由于農村生活節奏的加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1億以上的流動人口長期遠距離流動，“民工潮”給中國農村的家庭婚姻關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農村中支撐家庭的中青年婦女承担了生育、撫養、生產、奉養的重任，她們在各方面受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傳統觀念的因素，女性對婚變的承受力較弱，外出務工、經商的青年農民的移情別戀使居家的農婦受到極大的沖擊。中國傳統理想人格忽視個性的張揚，以依附、屈從為特征的女性人格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積淀濡染，仍影響著今天的女性（尤其是農村女性）。追求自我用情的專一，傳統人格的道德模式與女性個性弱點的結合，為其情感追求指明了一往無前的悲劇前景——殉情自殺。殉情自殺在我國仍有相當大的比例。婚外戀、未婚先孕的增多也增大了因遺棄造成女性自殺的可能性。拐賣婦女（四川省1981～1989年被拐賣24078人）、買賣婚姻及換親典妻的禁而不絕，使得許多不堪忍受又一籌莫展的婦女，憤然自殺。就城鎮而言，社會轉型帶來了劇烈變化，使得不少青少年無所適從。競爭的激烈、貧富差別拉大，人們心理壓力也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已全面展開，而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同步配套，造成“下崗”女職工成為高危人群。城市女青年尤其是獨生子女往往從小受到父母嬌慣，社會化過程不完善，自主能力、應付挫折的能力較差，遇到逆境就萬念俱灰、容易輕生。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對物質與精神的需求的轉化過程是一個艱難的、長期的過程，如何尋找一種相對意義上的平衡，找準個人人生定位，才能處理好個人與整個社會環境的關系。
　　(2)、規范性的因素：規范性的因素是指社會和群體制定的原則、規范和法規，被個體主觀所接受后轉化為義務的概念。90年代以來，經濟的巨大發展，物質的極大豐富在一方面促進了經濟社會的進步，而另一方面卻也導致了道德的進一步淪喪，人潛在的各種欲望愈發表面化并趨于“合法化”，人們對終極關懷、普遍價值的關切已為切近的利益所替代，在這樣一幅現代生活圖景面前，傳統的理想主義者感到了手足無措，他們無法應對生活運行機制的陌生轉變，對現實又無法獲得合理性的說明，普遍意義的喪失加劇了他們的精神危機，他們成了走投無路的羔羊。他們不得不懷疑自己曾孜孜以求并希望在世界上確立起來的價值和意義，對確信的東西失去了信心。這種幻滅感和自棄行為表現了他們的危機心態，這種危機心態又引導他們選擇了對生命的浪費。
　　(3)、價值學因素：價值學因素是指存在的并被社會所承認的各種價值被主觀所接受和推崇，并轉化為善的概念。人們對人生價值的自我判定與社會對自己角色期盼的分離，往往會造成人們過早的成就焦慮，進而導致自殺。南京大學在1995年3月自殺的一名同學，本來在班上品學兼優，是全校8個三好學生標兵之一，由于心理壓力過大，從南京雞鳴寺7層處墜地身亡。而促成她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在那年春節回老家南昌，在家庭團聚中，當律師的舅舅說：“你有出息，將來可以當一個國際大律師。”當外語教授的舅舅說：“你將來一定很有前途”。爸爸媽媽說：“南昌可能文化氛圍差一點，南京是個好地方，今后你就在那里發展吧！”眾人的贊許，特別是“你就在那里發展的高期望值，”造成了她心理負担過重，而導致自殺。
　　(4)、展望性因素：展望性因素是指得到社會肯定的理想被主觀所熱烈追求，并轉化為希望、計劃、理想的概念。自殺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199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發生了一起研究生自殺事件：27歲的化學博士研究生詹森·艾爾特姆在校園里服毒身亡。這是在一年之內該校發生的第3起研究生自殺悲劇。發人深省的是，他的導師是1990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學術界享有崇高威望的精神病醫生莫頓。斯爾維曼曾就研究生壓力過重進行了大規模調查，結果證實，美國每1萬名研究生中，自殺率高達7.5人，而老牌大學的比例還要高出1-2倍，原因是來自學校和個人的展望性心理壓力過大。何兆雄先生在其《自殺病學》中認為，“社會地位高的專業人員，有許多行業的自殺率較普通人口高；國外調查，自殺與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富裕程度相關。英國名牌大學的大學生，自殺率比普通人口高，但省立大學則否。”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使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名牌大學里患有精神衛生疾病的學生比普通大學的學生多。進一步使我們理解了為什么在瑞士、德國、日本這些經濟發達國家的自殺率很高，為什么非洲大陸則是自殺率十分低的地區。
　　(5)、模仿性因素：模仿性因素是指具有同一化性質的行為，主觀根據他們不同的可信度和社會流行程度而加以接受，并將它們轉化為模式的概念。偶像的認同是意識形態教化和價值觀流行的必然結果，它以時尚的形式傳達出一定時期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取向。特別是在亞文化層，偶像具有意想象不到的巨大魅力，它構建出一個個威力無比的神話，以神奇的速度流傳。模仿自殺現象是否影響自殺率雖有所爭議，但模仿能導致自殺、在自殺心理方面具有傳染性是得到公認的。青少年時期是人生中模仿能力最強的時期。人們對許多青少年自殺案的分析發現在自殺意向、自殺方式等方面帶有濃重的模仿痕跡。許多自殺的青少年，都是因為其身邊有親屬或同學曾經自殺過，而沒有親聞這類自殺范例的青少年往往都閱讀過有關書刊，對自殺意向產生過幻想。杜爾凱姆認為，榜樣的感染力足以引起自殺。德國作家歌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主人公因失戀而自殺。該書1774年出版后，青少年模仿自殺的很多。許多年輕人糊里糊涂地學少年維特吞槍飲命，稱之為“維特效應”。1986年4月8日，日本20歲的著名歌星岡田有希子突然跳樓自殺，消息傳開的頭10天內，就有20多人學著岡田有希子跳了樓。兩個月內共有114名青年男女先后模仿跳樓自殺，出現了日本學者稱之為岡田有希子癥候群。在中國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帶幫會性質的青少年團伙在“江湖義氣”的驅使下，一旦有成員產生自殺意念，其他成員易在從眾心理驅使下言聽計從，盲目從眾而自殺。少女集體自殺事件在中國時有發生。1983年清明節，一個11戶人家的僻遠山村，8個少女捆綁在一起投水自殺，原因是“不想天天上山砍柴”；江西撫州地區，1983-1988年共發生青年婦女集體自殺事件多起，死亡38人，原因均為厭惡貧困，想重新“轉世投胎”。福建惠安縣盛行青年婦女集體投海自殺，最嚴重的惠安縣三區，曾平均每日一人自殺。中國由于牢固的家庭人倫觀念，家庭矛盾造成多個家庭成員自殺的現象較為常見，尤其是多發于女性人群，以婆媳、母女、姐妹居多。
　　這些因素無論對于社會行動的方向來說，還是對于主體所選擇的生存方式而言，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不但決定主體實現某一目的時的介入程度，而且往往決定結果本身；不僅表現出社會與個人兩者關系的吻合，而且揭示社會與個人兩者之間的不協調，乃至對抗的矛盾性。因此，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主體往往不可能具備屬于自己動機系統的單一化答案，而是面臨著多樣化的手段選擇和某種“動機沖突”，從而影響了他超越當前困惑的狀況和采取最佳行動的自覺性；影響了他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和對自立能力、自我發展和人生理想的確認度，進而出現否認自己在選擇坐標、角色坐標中的位置。
　　就業壓力：高學歷消費的誤區
　　近年來，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出現了“高學歷消費”，本科就業難，大專就業更難的現象。在人才市場上常常出現“本科生勉談，大專生免談”的尷尬局面。由于前幾年，某些熱門專業的盲目開設和大規模的招生，造成相對過剩。加之大多數企業進行結構調整，一些下崗職工有待安排，無疑給大學生的就業增加了困難。因此，對期望值過高的大學生來講，苦讀4年，找不到一個理想的職業，無疑是他們最大的苦惱。同時在職業意識和職業選擇上大學生又存在錯誤的職業偏執取向。他們認定一個死理：“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寧到天（天津）、南（南京）、海（上海）、北（北京），不到新（新疆）西（西藏）蘭（蘭州）”。致使大批人才向東流，而急需人才的地方卻望眼欲穿。加之在就業過程中，制度的不完善，人為因素干擾過多，一個公章不如一個老鄉，辛辛苦苦4年，不如1個面子等現象的存在，給本來就對社會、人生存在困惑的學生造成更大的心理壓力和障礙。
　　虛妄人生：宗教迷信的影響
　　在中國，“世俗的宗教”幾千年一直大行其道，營造著香火旺盛的殿堂。近年來隨著世紀末的臨近，各種流派的邪教異常活躍，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相信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認為人類將面臨滅頂之災。宗教崇拜神靈，而邪教卻崇拜教主。許多邪教流派都將現實生活視為虛妄，把生命看得輕如鴻毛，向往來世的生活。邪教、封建迷信的盛行也是自殺潛在的動因。邪教的一大特征是教主崇拜，唯教主是從，為教主而生而死。美國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群斯、“大衛教”教主考雷什、日本邪教“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中國邪教“法輪功”等，都把自己吹噓成神或神的化身。在教主的欺騙、蠱惑下，教徒們對他們頂禮膜拜，甘受驅使，一切按照教主的說教去思想、去行動、直到去送死。
　　更有甚者，一些極端的邪教，將自殺作為投身來世的唯一手段。某些邪教驅使信眾違反人類生存本能走向自我毀滅，其影響和后果都極為嚴重，往往是信徒集體自殺，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上百人。其中有的個體雖不愿自殺，但迫于教主威懾和集團意識也不得已而為之。如四川安縣61名群眾在“一步登天道”教主黃官權率領下，相信“世界末日”到來的妄語謬言，集體投水自殺，試圖搭乘看不見的“金船”去“登天成仙”，結果41人死亡。死者多為青年，其中年齡最小者僅3歲，他們的終極目的是想轉世投胎以求得來世幸福。近年來，邪教傳播的又一新特點是通過互聯網傳教，邪教與高科技信息傳播手段相結合就更具有危害性。一些青年迷罔于網絡邪教而導致自殺。
　　應試教育：教育制度的缺陷
　　學校是青少年個體社會化的第一站。當今學校存在許多弊端或缺陷。應試教育忽略了學生的全面發展，不少學校將升學率的高低作為衡量教學質量的唯一標準，給師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造成了學生的成就焦慮。一旦升學考試落榜，則萬念懼灰，感到對不起家人和老師，也愧對多年的寒窗苦讀，內疚、自卑心理導致絕望，進而產生自殺念頭。我國每年升學考試揭榜的8、9月，青少年自殺事件都有所增加。在中國農村，相當一部分農村青少年認定只有考學才能跳出“農門”，才能有所出息，一旦高考落榜，就可能會“想不開”。文憑成了相當一部分青年的精神枷鎖。《少年兒童研究》1995年1期公布一項調查，少年兒童因“學習壓力過重”導致自殺的占被調查總數45.5%，高居自殺原因的首位。學校教師和家長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時，往往采取一些過激辦法。課堂、家庭和補習班窒息了孩子的活躍天性，一些青少年患上了“學習恐懼癥”、“考試恐懼癥”。尤其近年來隨著獨生子女的增多，青少年“孤獨癥”患者越來越多，孤獨已成為獨生子女心理健康的隱形殺手。獨生子女孤獨的原因一是由于沉重的學習壓力，學生除了努力學習之外別無所求，在學校、家庭皆然，群體活動淡化；二是由于無兄弟姐妹，父母又多為雙職工，即使有時間也是讓孩子青燈長卷，傳統家庭多元化的交流消失了；三是居住條件的改變，由平房的開放性轉向單元樓房的封閉性，人際交往明顯減少。孤獨使得孩子離群索居，自我封閉，缺乏必要的傾訴與排遣，求助能力低下，容易造成扭曲人格。
　　在一個人的成才過程中，道德修養和心理健康是同等重要的，一個人智力再發達，知識再淵博，如果不具備為人的基本道德，不懂得與周圍的人相處合作，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才。同時，如果在心理上不能承受種種失敗、挫折和他人奚落的人，也就與事業的成功無緣，與人生的幸福無緣。
《青年探索》廣州39～43D421青少年導刊張志祥20012001張志祥 張掖師專 作者：《青年探索》廣州39～43D421青少年導刊張志祥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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