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翼驤先生及其中國史學史研究

簡體傳統

    中圖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695(2003)04-0117-04
    　　　　一、楊翼驤先生的學術歷程
    楊翼驤先生是20世紀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創者與奠基者之一，成就卓著。楊先生，字　子昂，名翼驤，1918年8月15日出生于山東省金鄉縣，1936年19歲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　史學系。當時北大名師薈萃，楊先生對趙萬里先生講授的中國史料目錄學和姚從吾先生　開設的歷史研究法等課程，很有興趣。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南遷。當時，剛　剛上完一年級的楊先生正在家鄉度假，接到學校通知后，趕往學校復學，到達南寧時路　費花光，只好在附近的崇善縣當抄寫員為生。而正是在這兵荒馬亂之際，楊先生將滿腔　的報國之情投入到治學之中，抓住時間，讀了大量的書籍，如“前四史”、《資治通鑒　》、《史通》、《文史通義》等，尤其是讀了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　》之后，對中國史學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立下了研究史學史的志愿。
    1939年，在師友的幫助下他到達昆明，進入西南聯大，師從姚從吾先生，開始系統學　習史學史。姚從吾先生是著名的蒙元史專家，精通歷史研究法，1940年在西南聯大首次　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楊先生選修了這門課，學習之余開始了史學史研究，撰寫了《晉　代之史學》一文，受到姚從吾先生的鼓勵。因為史學史是一門冷僻的學問，當時對它感　興趣者不多。盡管獨學無友，時常陷入苦悶之中，但楊先生決心既定，矢志不渝。
    1942年，楊先生在鄭天挺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獲得了西南聯大和北大的文　學學士學位。次年開始留校，在西南聯大歷史系工作。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后，隨北京　大學回到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學史學系。在這段時間里，他教授中國通史和中國史學史　，并發表了《司馬遷記事求真的方法與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國時代的史學》　等有關中國史學史的文章，從此在中國史學界嶄露頭角。
    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楊先生隨鄭天挺、雷海宗等先生一起調入南開大學歷史系　工作，主要講授“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和“歷史文選”、“中國史學史”等課程。在南　開大學期間，是楊先生著述豐富的時期，相繼發表了多篇論文和數部著作。他參與了史　學界的一些討論，發表了《為什么項羽是農民起義領袖》、《關于漢代奴隸的幾個問題　》、《曹操打烏桓是反侵略嗎》等論文，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見解。而1956年出版的《　秦漢史綱要》一書，亦是解放后最早的秦漢史教材之一，被高校普遍采用，也被國內外　有關學術論著多所引用。
    楊先生治學領域的重點是中國史學史。他是南開大學史學史學科的開創者，于1978年　開始招收史學史碩士研究生，1986年開始招收史學史博士研究生，共培養了10余名博士　、碩士研究生。此外，他還于1982年參加了全國古籍整理會議，籌建了南開大學古籍整　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古籍所所長。
    楊先生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秦漢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3月初版)、《戰國　秦漢史通俗講話》(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8年5月版)、《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3冊　(南開大學出版社，第一冊1987年3月出版，第二冊1994年10月出版，第三冊1999年2月　出版)、《學忍堂文集》(中華書局，2002年1月版)；主編的著作有《中國歷史大辭典·　史學史卷》(與吳澤共同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2月版)、《清代史部序跋選》(　與孫香蘭共同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4月版)；審定的著作有《中國史學史研究　述要》(喬治忠、姜勝利編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1月版)；參與撰寫的著作有《　五千年來的中朝友好關系》(開明書店，1951年10月版)、《中國古代史》(北京人民出　版社，1979年7月版)；另外，還有論文數十篇。上述種種，確立了他在中國史學界，尤　其是中國史學史界崇高的地位。
    　　　　二、楊翼驤先生的史學史研究
    1、中國史學史史料的整理與編纂
    楊先生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生前不僅發表了許多史學史方面的文章，　而且把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史學史資料的整理與工具書的編撰工作之中。他與吳澤共同　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成為中國史學史研究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工具　書，而皇皇3冊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則是楊先生史學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書前　“例言”首先說明此書的目的，“本書系將先秦至清朝末年之史學事跡(每年內按日月　順序)編列，以為學習和研究中國史學史之參考。”至于此書的特點，則可謂“取材上　注重事件源起，并力圖理清發展脈絡；具備勾畫史學發展全景的學術宗旨”[1]。現在　已出版的3冊中，按年編錄了從先秦到明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中主要的史家事跡、史　書概要等，采用綱目體辦法，每條首先簡明扼要地點明史學事跡，之后引錄有關的原始　資料和最早記載，附加按語，有考訂、有評論，全面記載了史學發展中的史學家、史學　活動和史學著作。此書體例嚴整、內容豐富、考訂精審，顯示出作者精深的功力和系統　高超的史識。因此一經出版，便受到了史學界的普遍好評，咸贊其為傳世之作，并贏得　海內外學者“學術大師”的贊譽。
    20世紀初，傅斯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口號：“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　雖然這句話有片面性，但它指明了史料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離開了史料，史學將　是無源之水，而史學的每一個進步都伴隨著史料的開拓，這是史學固有的通則。史學史　研究的進步也將有賴于史料的進一步發掘，楊先生作為開創者的工作當會被后來者繼承　和發揚(注：事實上，這一工作已經被仿效。寧波大學的錢茂偉即仿楊先生之《中國史　學史資料編年》，編成了《明代史學編年考》(北京：文聯出版社，2000年)。)。若有　好學深思之士對此書善加利用，則可能對中國史學史很多方面得出全新的見解，對中國　史學史的發展脈絡有更深入細致的了解。這可以說是這部著作的潛在價值。
    2、在史學史研究上的創見
    在5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楊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很　多創見。
    其一，較早對中國史學的起源做出探索。1961年12月6日，楊先生在《天津日報·學術　專刊》上發表了《我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一文，較早提出了“史學的起源　”這一問題，并進行了論證。他認為：“探究我國史學的起源，應當從文字出現的時候　談起。因為有了文字才能有歷史記載，有了歷史記載才能編纂成為史書，在記錄史實和　編纂史書的過程中才產生了史學”[2](P151)。對這個問題，后來的學者們相繼有進一　步的研究，尤其是王樹民對口傳歷史的重視超越了以文字的產生作為前提的局限[3][P4　；P211-219]，為我們帶來了更寬廣的視野。但是學問之道，譬如積薪，楊先生的探路　之功，不可埋沒。
    其二，表彰裴松之在史學史上的貢獻。裴松之是南宋的一位重要史家，他所作的《三　國志注》在當時很受推崇，但是后來的史家大多數對其評價不高，如劉知幾認為裴氏是　“好事之子”、“才微力短”(《史通·補注》)，章學誠認為他“依光于陳壽”、“非　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文史通義·言公中》)。楊先生認為這些看法都是不允當的　，僅從形式上著眼，而沒有從內容上探討。為此，他寫了《裴松之與范曄》和《裴松之　與＜三國志注＞》兩篇文章，表彰裴松之在史學史上的成就：一是開創了注史新法，二是　提出了審查史料的意見，三是發展了歷史考證學，四是開展了史學批評。并認為他是“　中國史學批評史上第一個有成就的史學家”，使我們對裴氏的史學成就有了更深入貼切　的了解。
    其三，全面評價劉知幾在史學史上的貢獻。劉知幾是中國史學史上少數具有劃時代意　義的人物之一。他所著的《史通》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專著，歷來受到重　視。近代以來，研究劉氏學說的學者更是人數眾多，如呂思勉、錢穆、侯外廬、翦伯贊　、白壽彝、張舜徽等等都有專文和著作論及，而在自覺地從史學史角度全面論述劉知幾　貢獻的專篇文章中，似以白壽彝先生和楊先生的文章最為簡要和全面。楊先生在《劉知　幾與＜史通＞》一文中對劉知己的生平及著作、《史通》的內容、《史通》撰述上的特點　和劉知幾對于史學的貢獻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精到的評說，此外還對歷來聚訟紛紜的問題　提出了獨到之見。首先，歷來《史通》的研究者多認為此書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最明　顯的是此書關于紀傳體史書中表的看法，《表歷》篇與《雜說下》似乎完全抵牾。而楊　先生則認為兩篇中所討論的對象和宗旨不同，兩處并不是一個論題，因而不能說是自相　矛盾，并同時提出“主張明確”是《史通》在撰述上的四個特點之一。其次，歷來有人　認為劉知己推崇斷代史，所以尊崇班固排抑司馬遷，楊先生在通覽全書之后指出，《史　通》一書本著客觀的精神，兼指得失，劉知幾尊班而并不抑司馬。再次，對于劉知幾提　出的“史學、史才、史識”的概念做出了恰當的闡釋，并且認為“雖然清朝人章學誠曾　為之補充了一個‘史德’，但‘史德’實際上是包括在劉氏所說的史識之內的。”[2](　P232)雖然對此學術界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楊先生的觀點仍不失為一家之言。另外，　也是最重要的，楊先生在文中對劉知幾“直書”“實錄”思想的強調，使我們看到了貫　穿全書的一條紅線，對劉知幾的著述思想有了更深入的把握。
    其四，提出并闡釋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思想體系。很多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者有一個　共同的感覺，即中國的史書浩如煙海、源遠流長，但史學理論上卻零散破碎、蒼白單調　，兩千多年來也就《史通》《文史通義》差可為之增色。楊先生晚年與喬治忠先生合作　的《論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思想體系》卻從紛亂零散的只言片語中清理出中國史學理論　的線索，不但指出中國史學理論具有“豐富的思想往往濃縮在簡要的概念、范疇或類若　格言的語句之中”的特點，而且指出：“在中國古代，成部帙的史學理論專著雖然較少　，但各種典籍文獻則包含著豐富的史學理論方面的論述，在總體上的發展是十分全面的　。古代史家和學者對于史學宗旨、史學地位、史學方法、史家標準、治史態度、修史制　度、史籍優劣、史學流變等問題，都有明確的論斷、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探討，構成　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2](P388)。這幾個方面的內容基本上涵括了中國古代的史學　思想。當然，中國史學思想的體系絕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涵蓋無遺的，如果說中國史學　史研究的突破方向是不斷擺脫史籍解題的痕跡，把握史學運動的規律，《論中國古代史　學理論的思想體系》一文的思路是可以提供一些借鑒的。
    其五，注重史學史研究內容的拓展。史學史是近代以來才建立起來的一個學科，到現　在還不能說構成了完全的學科體系。所以老一輩的史學史專家們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對　史學史的任務、內容、意義等重大問題進行探討，梁啟超、金毓黻、何炳松、尹達、白　壽彝、楊翼驤等貢獻良多。楊先生解放前就投身于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解放后更成為中　國史學史學科的建設者、推動者和開拓者。首先，拓展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范圍。《中　國史學史資料編年》雖然是一部資料性質的著作，但觀其收羅的范圍，多有從來史學史　著作所未有者，可見其關注的方面之廣闊；其次，總結了古代官方史學，他在《中國史　學史緒論》中論述“中國史學史的內容”時重點提出“史官制度”的研究。同時，與葉　振華先生合著的《唐末以前官修史書要錄》一文，也可視為對唐末以前官方史學的總結　之作；再次，倡導關注無著作史家，他在《說中國近代的史學》一文中，提出那些不大　寫著述，而在教學上誨人不倦，通過口傳身教，啟發和幫助他人的史學家，對史學的發　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史學史研究應當予以特別的關注。現在的史學史研究者已經不再局　限于傳統的研究范圍，能夠充分認識到史學機構、學術刊物等在史學發展中的作用，這　都預示著史學史的研究范圍將進一步開拓。
    其六，在近代史學史研究上的獨到見解。楊先生的的研究重點在古代，但對近代史學　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見。在《學忍堂文集》中首次發表的《說中國近代的史學》一文中，　他對近代資產階級新史學的建立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一種　史學體系的建立，應當是既有系統的理論，又有符合這種理論的標志性歷史著述。”[2　](P444)依據這樣的原則，他認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正式建立是在1901-1906年間，因為　從1906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到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3冊的出　版，新史學的基本要素才具備了。同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則從1919年《我的馬克　思主義觀》，到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經歷了11年的時間。另外，　他注意到了近代一些一直被忽略的史家，例如，寫出《西洋史》的陳衡哲。楊先生認為　她是“近現代第一位女歷史學家，也是第一位在世界史方面有成就的歷史學家。”[2](　P438)
    3、客觀的學風和平實的文風
    楊先生文風平實質樸，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文章樸實無華，既無故作高深之語，亦無　掉書袋之習，卻又條理清晰、分析透徹、善于概括。楊先生從小喜歡文學，即使在從事　史學研究以后，仍然不廢文學的大量閱讀，文章卻寫得質樸無華，不事雕琢，其中必有　深意存焉。據我推測，這大概傳承自劉知幾。楊先生對劉知幾有精深研究，很認同劉知　幾文史分途的主張。他在《劉知幾與＜史通＞》一文中這樣介紹，“在文與史的關系方面　，劉氏強調文與史的區別，主張絕不能容許文學的辭藻損害了歷史記載的真實。”[2](　P230)對此他充分肯定，認為六朝雕飾辭藻、追求華麗的駢體文作風，妨礙了史學的發　展，劉知幾在史學上的工作相當于韓愈在文學上“起八代之衰”的工作。因此，我們可　以說楊先生平實客觀、不事雕琢的文風是對劉知幾思想的自覺繼承。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平實文風的后面蘊含著一個史學研究者對公正態度和客觀精神的追求。他在《班固的　史才》一文中對鄭樵在《通志·總序》中謾罵班固是這樣評價的：“這一篇話，可說是　盡詆毀之能事。在鄭樵自己覺得是大泄積忿，非常得意了。然而客觀的看來，實在是意　氣用事，厚誣古人。劉知幾雖然贊成班固斷代為書的法式，但對于司馬遷的長處仍加表　彰；章學誠也是主張通史的，但并不任情的譏斥班固。因為對于體例方面的批評，各人　的見解雖有不同，而其‘潛精積思二十年’，撰成一部巨大的史書，在史學上的功績是　不可抹煞的。更不能因其著作的體例不合己意，就連他的為人與學力也一概罵為一文不　值了。所以鄭樵這篇議論，確乎失掉了史學批評家的公正態度與客觀精神，是不能令人　贊同的”[2](P8-9)。對史家公正態度和客觀精神的追求，必然使楊先生在評介前人時　力求客觀公正，不作高深之語、驚人之論，平情而述，實事求是了。
    　　　　三、結語
    綜上所述，楊翼驤先生在中國古代史、中國史學史研究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尤　以中國史學史研究成就卓著。史學史是晚近才出現的新學問，20世紀20年代才由梁啟超　開始提出“史學史”研究的設想，之后魏應麒、王玉璋、金毓黻等人做出了草創性貢獻　，楊先生在他們的感召下，較早投入并一直以中國史學史研究為主要方向，與尹達、白　壽彝、吳澤等人共同成為新時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探索者、建設者和推動者。在中國史　學史的研究中，他注重史料整理和工具書的編撰，取得了令人稱道的成果；所發表的一　系列文章，提出了不少創見；在漫長的教學中，培養了一批史學史的研究人才；扎實客　觀的治史精神和平實的文章風格中，體現了高超的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楊先生的　史學成就，值得我們好好總結，認真學習。
    收稿日期：200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京117～120K1歷史學張笑20042004楊翼驤先生是當代著名史學家，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貢獻卓著。他在中國史學史史　料的整理與編纂上做出了開創性成績，并在研究中形成了特有的治史精神和平實文風。　PP楊翼驤/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此文原為作者2003年9月12日在當代北京史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上的講話，發表前作者做了刪改。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LIU R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As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time of writing and the authenticityof Biography of King Mu,people have disputed a lot on its historicalmaterial valu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is paper pays muchattention to the arguments of Gu Shi and Gu Jiegang.lt concludes that it is　 above suspicion that the book is the document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is　 of great value.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天津　300071
    張笑川(1970-)，男，黑龍江齊齊哈爾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蘇州科技學　院歷史與社會學系教師作者：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京117～120K1歷史學張笑20042004楊翼驤先生是當代著名史學家，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貢獻卓著。他在中國史學史史　料的整理與編纂上做出了開創性成績，并在研究中形成了特有的治史精神和平實文風。　PP楊翼驤/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此文原為作者2003年9月12日在當代北京史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上的講話，發表前作者做了刪改。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網載 2013-09-10 21: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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