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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近代中國在西力東侵和西學東漸的雙重壓力下，社會歷史發生劇烈的變動。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內部因封建統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相繼出現，一些有識之士逐漸把研究的眼光從沉迷于乾嘉漢學的故紙堆轉向有關國計民生的社會現實問題，促成了嘉道年間經世致用思潮的興起，為沉寂已久的中國思想界帶來了一絲生機。但正如龔自珍所說的，對于江河日下的封建“衰世”，他們“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注：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3頁。）鴉片戰爭前涌動著的經世思潮雖開了有清一代的新風氣， 但“只販古時丹”的“救世”藥方畢竟還屬于舊時代的范疇。
　　鴉片戰爭爆發后，以林則徐、魏源、姚瑩、徐繼畬、梁廷＠①等人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睜眼看世界，開始注意和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的新鮮東西，為傳統的經世思潮增添了以往所未有的嶄新內容。他們以“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關注于“夷務”這一新的現實課題，并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導下，把研討眼光從內含“經世致用”精神的邊疆史地研究迅速擴大到外顯“西學為用”色彩的世界史地研究；對“夷情”的重視也從單純搜集軍事情報性質逐步轉向對西方國家情況的全面介紹。這一時期，《海國圖志》、《瀛寰志略》、《海國四說》、《康ｙóｕ＠②紀行》、《中西紀聞》等著作的出現，很能反映思想知識界的這種變化趨勢，從而為六七十年代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的勃興，架構了由此及彼的思想橋梁。
　　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的勃興，有諸多的社會歷史動因。在政治上，緣于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的刺激，以奕ｘīｎ＠③、文祥等為首的清廷中央當權派和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有感于與外國侵略者打交道和鎮壓太平天國的親身經歷，體會到“洋槍”、“洋炮”的威力和敵強我弱的嚴峻局勢，以務實致用的精神，力主“師夷智以造炮制船”（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上海中華書局1924年出版。）， 期望“達到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致見絀于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注：《洋務運動》（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0頁。）， 逐步形成一股“人人皆知洋務”的社會思潮。
　　在經濟上，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中國原有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嚴重影響和挑戰，開始產生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和愿望。洋務企業從軍用向民用的擴展，管理方式從官辦、“官督商辦”到官商合辦、商辦的發展變化，反映了近代中國經濟逐步轉型的軌跡。因此，就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封建中國的影響而言，近代海關的設立，雖然在本質上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維護、發展在華經濟的工具和爭奪在華權益的產物，但又因海關本身所具有的近代化成分而給古老的中國帶進了資本主義的新因素，樹立了一塊可供效仿和借鑒的近代化樣板。
　　例如，近代海關在組織過程中，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先進的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把原來各自為陣、互不統屬的全國各口海關行政集中到總理衙門及其對它負責的總稅務司手中，厲行行政統一制度，使各關行政組織、人事管理、財務制度、征稅章程，都在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之下，明顯地提高了海關的工作效率，海關稅收迅速增長，據有關學者統計，從1861年海關稅收僅4961907銀兩到1871年就增至11216146 銀兩，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多（注：參閱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 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 關稅的增加雖然是半殖民地貿易發展的結果，但無疑也反映了近代海關工作效率的提高。
　　再如，由于關政的統一，也統一了全國各關的征稅工作和財務管理，把歷來被不法官吏視為利藪、營私舞弊現象嚴重，侵蝕偷漏關稅驚人的舊海關改造成制度較完善，辦事有章程，管理亦嚴密的新海關，基本革除了舊海關官員任意征稅，以稅款中飽私囊的弊端，這對于促進國內經濟的交流和中外貿易的發展也是有利的。因為，不論是從經濟學角度還是政治學角度上看，商品經濟的活躍，必然要促進封建自然經濟的分化和瓦解，進而破壞封建專制統治政治的基礎，這其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近代海關的一些其他新制，如海關職員采行西方的薪俸制度，有能力的關員待遇優厚，升遷有期，使之能安心工作。同時執行嚴格的懲戒制度，有效地防止舊海關稅吏擅取于民，“飽私囊而漏公項”的舞弊行為。近代海關建立起嚴密的稽核制度、頒布完整的辦事章程以及堅持對外貿易資料的統計與刊行制度等等，都有其合理和可借鑒之處。
　　赫德曾指出：近代海關的設立“對于中國官吏更好地了解外國人，祛除對外國人的很多懷疑和反感，裨益不少”；“在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中，……（中國官吏）不久就會轉變為對外國人的尊重，即使不是歡迎的話。”（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統計科出版：《中國近代海關歷史文件匯編》第6卷，第192、127頁。（以下簡稱《匯編》））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也認為：“在這個制度（指海關行政制度）創建之中，對于中國進步和改革方面所做的比一切條約對它所做的更多。”（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統計科出版：《中國近代海關歷史文件匯編》第6卷，第192、127頁。（以下簡稱《匯編》））情況也的確如此，近代海關的出現， 雖然是半殖民地的畸型產物，但作為清廷總理衙門屬下的一個行政機關，它的設立及其所引進的西方海關的先進制度，對封建中國的官僚行政機構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特別是當海關工作效率提高，關稅持續大幅度增加，并逐漸成為清政府一項最穩定和最可靠的財政來源時，其成效不僅獲得了清朝統治者的稱道和信任，而且還因海關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伸從各個方面影響和改變了清朝統治者的舊有觀念，“出人意外地成為中國一種巨大的精神政治影響的源泉”（注：1856年1月25日美國公使伯駕致國務卿第3 號函及其兩個附件，轉引自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第12頁。）。 正是這種精神政治影響刺激了識時務的洋務官僚對“借法自強”的追求，推動了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的發生、發展和高漲。
　　　　　　二
　　就思想觀念而言，近代海關對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影響最直接的是總稅務司赫德于1865年向總理衙門呈遞的《局外旁觀論》，它至少在下述三個方面值得我們重視。
　　第一，《局外旁觀論》的時局觀與清朝當政者的“變局”論產生共鳴，促進了洋務運動的發生和洋務思潮的高漲。
　　鴉片戰爭失敗后，許多有識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談到中國所面臨的“變局”問題。黃鈞宰曾憂心忡忡地議論說：“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贐，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注：黃鈞宰：《金壺七墨》，《鴉片戰爭》（2），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623—624頁。）徐繼畬也指出：“南洋諸島國葦航閩粵， 五印度近連西藏，漢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貢時通。今則胥變為歐羅巴諸國埔頭，此古今一大變局！”（注：徐繼畬：《瀛寰志略》。）但把“變局”論作為一種時局觀來喚起國人的憂患意識，推進“變法”改革進程，則主要還在于洋務人士的呼吁和倡導。
　　曾國藩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對“外國論強弱，不論是非”的“古今變局”（注：黎庶昌編：《曾國藩年譜》，第243頁。），有著深刻的體認，并首發“師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倡議。李鴻章為此更是大聲疾呼：“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沉胥耶！”（注：《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故強調要“及早變法”，以力言“變法”為己任。可以說，這種“變局”論所引起的憂患意識正是洋務人士識時局，知變計，力倡“借法自強”的思想前提，而赫德的《局外旁觀論》所闡述的時局觀也明確指出當今中國變弱和世界大勢發生變化，中國不能再閉關鎖國，不與世界交往的兩個基本事實。這對于懷有同感的清朝統治者來說，很容易引起思想上的共鳴。因此，盡管清廷當局基于傳統“夷夏大防”的心態，認為赫德所呈“究系局外議論”，但也承認他“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有“不無談言微中”之處（注：赫德：《局外旁觀論》，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文海出版社印行（臺灣影印本），第3764—3771頁。）。再加上此后不久，英國駐華公使館參贊威妥瑪又呈遞一份與赫德《局外旁觀論》內容“大致相同而措詞更加激切”的《新議略論》，遂引起清廷當局的高度重視，密諭各省督撫大臣“務當共體時艱，勿泥成見”（注：赫德：《局外旁觀論》，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文海出版社印行（臺灣影印本），第3764—3771頁。），展開詳慎的討論。眾所周知，正是這次討論的結果，使原來僅限于少數地方督撫舉辦的洋務活動，迅速形成較為廣泛的以“借法自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
　　第二，《局外旁觀論》所提出的應對之策，投合了清朝統治者急于尋求挽救之方的需求，堅定其“借法自強”的決心。
　　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從“內情”和“外情”兩個方面直言不諱地抨擊了清朝內政不修、武備廢馳以及官員藐視洋人，不遵條約，“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等種種弊端和腐敗情況，然后以一個“局外”旁觀者清的姿態分別就內政、外交提出他的救治之方。
　　應該說，《局外旁觀論》的行文的確是嚴酷的，但赫德對清政府內政外交的腐敗狀況和各種弊端的抨擊畢竟是客觀的事實。在他之前，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包括曾國藩等人都對此作過不同程度的揭露。赫德所提出的各項應對之策，如“皇帝允許召見各國任京大臣”、“派委大臣駐扎外國”、“凡有外國可效之善法”，均“應學應辦”，而且“愈早辦則愈好”等建議（注：見《局外旁觀論》，《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70頁。），在萬國交通、國際關系日益密切復雜的近代，也不乏有合理之處。作為海關外籍總稅務司，他雖以“局外旁觀者”的口吻，卻實以局內人的身份不避嫌疑向清廷當局坦然相告，這對清朝統治者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故總理衙門上奏稱：赫德“所陳內治外交各種利弊”，“不無談言微中”，主張應“設法自強，使中國日后有備無患。”（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頁。）清廷上諭也認為，赫德所論“于中外情形深有關系”，“外國之生事與否，總視中國之能否自強為定準”。諭令地方督撫大吏要“實力講求，隨時整頓”，并對赫德“所論外交各情”，“所陳輪車電機等事”，均應“條分縷晰，悉心妥議。”（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頁；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頁；卷42，第4021頁。）一貫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政府對赫德的建議采取高度重視的認真態度，應該說是不多見的。
　　威妥瑪在給英國政府外交部的一封機密信件中談到：“該文（指《局外旁觀論》）用最為不留情的言辭對尚待補救的弊端進行了斥責。他的這些議論已被很好地接受，沒有比這更為有力地證明赫德先生所受的敬重，……總理衙門的所有大臣已經以一種十分不安的心情對此作了研究，并且這已成為他們與赫德先生及其協助他準備此文的中國學者之間談論的主要話題。”（注：引自邱克著：《局內旁觀者——赫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頁。）由于《局外旁觀論》所提應對之策切中時弊，又投合了清廷急于尋求挽救之方的需求，從而堅定其“力圖自強”和“借法自強”的決心，成為當時朝野上下議論的主要話題，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自此開始形成社會大氣候。
　　第三，《局外旁觀論》所激起的情緒化反應，從反面催發了“借法自強”洋務思潮的高漲。
　　在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形勢的嚴重困擾下，赫德的《局外旁觀論》為清朝統治者設計了一個力圖擺脫困境的挽救方案。但在傳統“夷夏之防”的氛圍籠罩下，赫德的“洋人”身份，加上直言不諱的言辭，對于急思挽救之方的清統治者來說，不啻為既是“福音”，又是“挑戰”。正如威妥瑪所担心的：“改革”的措施“談論得太多，以致無法很快成為現實。”因為“洋人”的建議，在“目前我們交往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通常擺出亟為需要的架勢，以至于人們存在畏懼，惟恐接受這些建議會被解釋為對外國侵略和貧婪的極不適當的讓步。”（注：引自邱克著：《局內旁觀者——赫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頁。）
　　清廷要求對《局外旁觀論》進行討論的上諭寄發后，各疆臣督撫先后上疏表達意見，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一種兩難抉擇的矛盾心態，即既對“洋人”的“輕侮”表示憤怒的情緒化反應，又不得不承認其所論有合理之處。例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認為“洋人”常“危詞恫喝”，“所言類多要求”，但“其所論不無可采”，并舉例稱：“至于借法自強一說，現如海關之延用稅務司，京外之練習洋槍隊，上海之習制機器局，深資利用，已有明效，但使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實力講求，誠不難進而益上。”（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頁；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頁；卷42，第4021頁。）實際上贊同采納“借法自強”的建議。
　　湖廣總督官文比較守舊，他認為赫德等人所論為“傲慢之談”、“恐嚇之詞”，但他也承認“其論中國政事之得失，雖辭多謬妄，而深切事機之處亦復不少”，主張“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固不可稍涉大意，致非族從而生心，亦不必處處疑其挾詐懷私，以致防不勝防。”（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頁；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頁；卷42，第4021頁。）表現出一種謹慎而有限度的對“借法自強”說的默認。
　　江西巡撫劉坤一在討論中一方面同意“鑄錢、造船、軍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承認赫德“所指弊端，固未足為定論，不妨姑即其說，以圖補救之方”，另一方面又不同意舉辦輪車、電機等近代工業。但鑒于“急求所以自強”的迫切愿望，他贊賞購造西方輪船槍炮的做法，并以李鴻章購造輪船，“頗有成效”為例，婉轉地表達了對“借法自強”的認同（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頁；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頁；卷42，第4021頁。）。
　　對“洋人”的“輕侮”言辭最為痛恨的是閩浙總督左宗棠。他在奏折中指斥赫德等人“悖慢之辭，殊堪發指”，認為“我之待赫德不為不優，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唯利是視，于我何有！”（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頁；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頁；卷42，第4021頁。）表現出相當濃厚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意識觀念，但彌足稱道的是，左宗棠畢竟是一位“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的經世派官員（注：魏源：《海國圖志》原敘。），盡管他對“洋人”的“險語恫喝”，表示極大的憤怒，他又能以對西方“船堅炮利”的親身體驗，力主“擬習造輪船與習駕駛”，迅速改變鴉片戰爭以來“縱橫海上，彼有輪船，我尚無之，形無與格，勢無與禁”的落后狀況，建議清政府“借新法自強之論，既發之威妥瑪、赫德，則我設局開廠，彼雖未與其議，當亦無詞撓止。”（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2，第4020—4026頁；卷27，第25—26頁。）不久，由左宗棠創辦的馬尾船政局就此發端。
　　總之，各省督撫疆臣對《局外旁觀論》的情緒化反應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大體都認為“洋人”“用意極詭險，而詞意隱約”，深感必須“通盤籌劃，先事圖維”，“設法自強，使中國日后有備無患。”經過這次討論，《局外旁觀論》中所提的內政外交各事，不久即為洋務派官僚所接受，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社會風氣也從“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于官場言及之，必以為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的非正常現象，轉變為“幾于人人皆知洋務”、“喜談洋務”的活躍狀況，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從這點意義上說，《局外旁觀論》對洋務思潮發生發展的誘導和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三
　　近代海關所取得的成效和《局外旁觀論》所引起的討論，在相當程度上催發了“借法自強”的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隨著海關及其代表人物赫德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伸，它們在竭力改變清朝統治者傳統意識觀念的同時，也豐富和推展了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的內容。
　　首先，海關在打破清廷傳統的“華夷”觀念，開拓近代洋務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前，封建統治者歷來以“內中國外夷狄”的眼光看待周邊和外部世界，長期沉溺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鴉片戰爭爆發后，手忙腳亂的道光帝無法對國際關系的新格局作出清醒的評估，只好以“上不可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注：《清宣宗實錄》，道光二十年七月癸丑。），作為對英和戰決策的指導原則。然而，一心要把所有古老的國家都卷進世界經濟漩渦的資本主義列強是不允許清統治者恪守“天朝上國”的“國體”、維持傳統“華夷”統治觀念的。在“蠻夷”的船堅炮利面前，清政府只得簽訂城下之盟，吞下一個極不愿吞的苦果。經此失敗之后，“華夷”觀念雖在一些有識之士的頭腦中有所松動，但清廷當局并未清醒，“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注：《鴉片戰爭》（5），第529頁。）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咸豐帝仍襲道光帝故伎，跳不出固守虛矯“國體”，維持“華夷”觀念的認知框架，戰爭仍以失敗告終，西方列強就此攫取了更大的侵華利益。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朝統治集團中有人意識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國際關系格局已經出現，“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誠未見效也”；“蓋不變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注：《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9，第28頁。）清廷當局開始有了“變”的內在需求。與此同時，西方列強從自身利益出發，也力圖打破清政府的“成法”，施加“變”的外在影響。例如，清政府在歷次對外交涉中，看到西方各國“往往辯論事件，援引中國典制律例相難”，因此，也想“借彼國事例，以破其說。無如外國條例，俱系洋文，苦不能識。”（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2，第4020—4026頁；卷27，第25—26頁。）在這種情況下，赫德認為這是引進西方國際法，打破“華夷”觀念，促使中國遵從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一個極好機會，遂親自翻譯美國法學家惠頓的《國際法要義》中的有關部分，作為清政府處理對外關系的參考。后來，他又全力支持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全書，并建議由總理衙門奏準出資刊印，取名《萬國公法》，成為近代中國第一部以專書出版的西方國際法著作的中譯本。《萬國公法》出版后，由赫德通過海關分發給南北洋大臣及各通商口岸負責官員，作為對外交涉的參考。總理衙門就出版《萬國公法》一書所上的奏折中雖聲稱：“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但卻認為該書“俱論會盟、戰法諸事，其于啟釁之間，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主張“遇有事件，亦可參酌援引。”（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頁；卷55，第12頁；卷55，第12頁。）值得一提的是，恭親王奕ｘīｎ＠③本人還運用《萬國公法》成功地促使普魯士公使同意釋放被扣押在大沽口中國領海上的丹麥商船，被認為是初顯國際法效力的一個例證（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頁；卷55，第12頁；卷55，第12頁。）。應該說，西方國際法的引入（注：有關西方國際法的引入，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就曾請人翻譯過華特爾《國際法》一書中的某些章節，后來收進魏源的《海國圖志》，但當時國際法知識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使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統治者開始了解一些近代國際關系的知識，這對打破傳統的“華夷”觀念顯然有啟蒙作用。薛福成曾說：“西方風氣，最重條約。至于事關軍國，尤當以《萬國公法》一事為憑。……似宜將《萬國公法》、通商條約等書，多為刊印。……一臨事變，可以觸類旁通，援引不窮矣。”（注：薛福成：《庸庵文編》卷1， 上海醉六堂刊印本（光緒二十三年），第26頁。）同時，李鴻章、郭嵩燾、張之洞、鄭觀應、陳虬等人都對國際法發表過類似意見，成為洋務思潮中“借法自強”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次，促成清政府遣使設館等近代外交舉措的實施，海關與赫德的積極支持和從中推動也是重要因素。當時斌椿出游歐洲、蒲安臣使團出使和英國倫敦公使館的設立等近代外交活動，都是在赫德的誘導、啟發以及海關經費的支持下相繼進行的。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評價斌椿出游歐洲之舉的意義時說：“這是中國政府對外交往以來第一次決定派遣一位中國官吏出訪歐洲。這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步驟，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其中絕沒有來自外國使臣的壓力，它確實是在赫德先生的建議下，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應歸之于赫德所施加的非常有益的影響，對中國傳統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創新。這一點已經奏效。”（注：轉引自邱克著：《局內旁觀者——赫德》，第58、77—78頁。）一語道出了赫德對清政府遣使出訪的影響和作用。
　　清政府遣使設館等外交活動的推行，使中國開始有意識地參與近代國際社會，逐步改變封建中國不勤遠略的傳統外交思想，這不能不說是突破“華夷”觀念的一大進步。對此，李鴻章也明確把遣使設館列入洋務自強的內容，他認為，遣派使臣出國，可以了解西方實際情況，“若能探窺其曲折要領，從而學之，歸而求之，我增一長，彼失一恃，足為自強根基。”（注：《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頁；卷55，第12頁；卷55，第12頁。）
　　此外，近代海關在扶持同文館辦學，推動洋務新式教育思想產生，以及參與新式海軍創建、促進近代海防觀轉變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赫德看來，“要在中國這一疆域遼闊、歷史悠久的國土上進行風俗習慣和機構上重大改革的進步，是需要時間和耐心的”，因此，興辦新式教育，借以“改變未來中國人思想與感情的內涵和傾向，促使中國真正進入國際生活的領域”（注：轉引自邱克著：《局內旁觀者——赫德》，第58、77—78頁。），就顯得相當重要。在赫德的積極參與和支持下，京師同文館的常年經費由海關船鈔收入的三成給予提供；同文館外籍教習及總教習的延聘去留，需“與總稅務司赫（德）議及，伊可代為招聘。”（注：《洋務運動》（2），第22頁。）更重要的是，同文館的課程由原來單純的外語教學，逐步改為“由洋文而及諸學”，增加了數、理、化、天文、航海、世界歷史、地理、萬國公法（國際法）、富國策（經濟學）等課程，成為“介紹近代思想進入中國教育制度的先驅。”（注：參見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頁。）
　　海關在參與清政府新式海軍的創建，促進近代海防觀的轉變方面也有類似情況。70年代初，由于沙俄占伊犁和日本侵臺灣事件相繼發生，清朝統治集團內部正發生一場所謂“海防”與“塞防”的爭論，赫德多次向清政府建議購買外國船艦、籌建新式海軍，甚至設立如同海關總稅務司建置的“總海防司”，由他兼任該職，全權負責海軍的籌建。后因有人“以赫德攬權為慮”（注：《洋務運動》（2），第439頁。），反對“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注：薛福成：《庸庵文外編》卷2，第31頁。），造成“鈞署及南北洋必為所牽制”的“太阿倒持之患”（注：《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第10、19頁。），設立總海防司之議才得以作罷。但赫德對創建海軍的積極奔走，必然對清統治者有所觸動。清廷上諭說：“海防關系緊要，既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亟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注：《洋務運動》（1），第153頁。）李鴻章在討論海防問題時提醒人們注意：“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釁，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注：《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第10、19頁。）主張把邊防的重點從西北內陸邊地轉移到東南萬里海疆，表現出一種引人注目的由封建國土防御觀念向近代海洋防御觀念轉變的思想傾向。由此可見，洋務時期新式洋軍的創建及近代海防觀的轉變，與赫德的建議和參與也是有密切關系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就思想觀念而言，在近代社會歷史條件下，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的發生、發展，內有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晚清理學經世思想作變化的根據，外有西方列強又打又拉的侵略行徑作變化的條件（注：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請參閱拙著：《從林則徐到毛澤東——中國人的百年救國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32頁。），而在這一過程中，近代海關與總稅務司赫德其人的誘導和推動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它在清政府面臨“千古奇變”，急圖挽救衰世之際，既為清統治者提供可資效仿和借鑒的近代化樣板，又積極倡議、支持并努力參與各種洋務活動，潛移默化地改變和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觀念，因此，盡管近代海關的設立是西方列強掠奪中國海關管理權的結果，是半殖民地的畸形產物，英籍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本人在引導中國面向世界時也總是有意無意地向英國利益傾斜，但也毋庸諱言，近代海關和赫德的努力對中國早期近代化，包括對思想意識觀念近代化所起的促進作用。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左木加右丹
　　　　＠②原字為左車加右酋
　　　　＠③原字為欣的繁寫
　　
　　
　　
學術月刊滬68～74K3中國近代史黃順力19981998中國近代海關所處的特殊地位及其所經辦的業務和活動，牽涉到近代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不能忽略近代海關的存在與影響。本文試從近代社會思潮發展演變的角度，就近代海關對洋務思潮發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問題，進行探討論述，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作者：黃順力，廈門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副教授；責任編輯：謝寶耿 作者：學術月刊滬68～74K3中國近代史黃順力19981998中國近代海關所處的特殊地位及其所經辦的業務和活動，牽涉到近代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不能忽略近代海關的存在與影響。本文試從近代社會思潮發展演變的角度，就近代海關對洋務思潮發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問題，進行探討論述，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網載 2013-09-10 2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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