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清的官·京官與外官》

簡體傳統

    官的種類，有京官與外官之分，區區京師方寸之地，設置許多官署，任了不知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在輦轂之下，伴隨著皇帝建立了中央政府，發號施令治理偌大的國家和人民。在京里的官叫“京官”，在各省以及出使外國的稱為“外官”。若以與外官對稱，則京官似乎應稱為“內官”才是。不過這千萬使不得，因為“內官”另有其官，這種“內官”與一般人很不同，即供皇帝一家奔走役使的太監是也。“太監”是正式的名稱，其別稱也很多，什么“宦官”、“寺人”、“閹人”、“公公”等等，又可以稱為“內臣”。不過替皇帝私人辦事的還有一所衙門，叫做“內務府”，那里的官員倒不是太監，而也有堂官和司員，和六部衙門無異。它的堂官不叫尚書、侍郎而叫“內務府大臣”。因為是皇帝的私人賬房，對之特別親近。領內務府大臣的，有時也可由親王充當，是最容易發財致富的京官，幾乎全由旗人來當．這種美缺漢人無由問津。

  京官與外官有許多很大的不同．大致是京官清貴而外官鄙俗，京官窮瘠而外官富肥，京官品級高外官低，京官多受禮遇，外官則卑躬屈節，京官升遷速化而外官則舉步維艱。總之，同樣是官，京官是金馬玉堂、木天清華，外官則被稱為風塵俗吏、手版腳靴等等。看了上述的異點，可知外官遠不及京官。但仍有些京官謀求外放，以“一麾出守”為幸事。其故安在，蓋即一個“錢”字而己！

中國土地遼闊，州縣多以千計，臨民之官，以知縣為最多，但知縣的品級則特低，只是一個七品卑秩，而知縣的頂頭上司的知府則為四品，兩者相差有四五級之多，這四五級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職，為知縣所不屑升遷的，而要想徑升為知府的正印官，真是比登天還難，除非是“大計”得了“卓異”（外官的治行定期考核，叫做“大計”, “大計”中最優等的稱為“卓異”），或因軍功得到“明保”，否則，做了幾十年的知縣也難望“四品黃堂”，所以不愛錢的潔身自好之士倒渴望去當京官，可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這在明代和清初倒還有一條捷徑，叫做“行取”——凡是知縣當得聲名極好的，朝廷會把他“行取”至京充當京官，這種京官地位也不很高，只是六部的主事和御史，這是仕途上的極榮耀的事，祖餞送別的詩文中，一定會用上“班生此行，榮于登仙矣”那種字眼的。可惜清代中葉以后，這條捷徑也被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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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官也有外放做“粗官”的，最大原因是耐不了一個“窮”字，以六部司員中的郎中和員外郎為甚。京官的考核叫做“京察”，凡是京察優等的可望外簡，同樣品級的京官外放可以高一些，郎中、員外郎在京官是四五品，簡外便是道員和知府。據民間傳說做一任知府，便可得“十萬雪花銀”，這是當京官一輩子也無法得到的。

另一種京官外放是由于考試出了紕漏。清代于院、鄉、會三種正規科舉考試之外，即使在翰林院、詹事府做了文學侍從之臣，還時常要應各種不同名稱的考試，如“朝考”、“大考”、“試差”之類，考得好的，便可簡放試差，或“開坊”授職。考在劣等的便會黜出翰詹衙門，外放到各省去做“粗官”，抗風塵而走俗狀了。

袁子才是個才子，沒有結婚便中了進士，在翰林院庶吉士教習，按他的文才留在翰苑應是不成問題，可是他偏偏自恃才高，對“清書”不肯好好地學習。“清書”又稱“國書”，是滿洲文字，雖后來學習這種簡陋文字成了具文，但也忽視不得。袁枚在考試時便出了紕漏，把好端端的一位少年太史公丟了，外放到江蘇去當兩任知縣的俗吏，這是隨園老人平生最引為傷心的憾事。

像袁枚同樣情況的知名學者是趙翼。他本是進呈給名義上主考官皇帝十卷的首卷，狀元唾手可得。不巧，乾隆皇帝居然真的閱卷了。皇帝并不看文章只看籍貫，趙云崧是江蘇鎮江人，而第三卷應為探花的王杰則是陜西人。皇帝認為江蘇的狀元已經夠多了，而陜西則百余年來尚未有過，便把兩卷對掉，云崧老人便屈居第三名了。且禍不單行，按常例一甲三名是不會不在翰林院當京官的．他不知出了什么紕漏，竟外放為道員，而王杰卻做到大學士。

乾隆朝的江左三大家有兩家都是由京官而為外官，不能青云直上地做大官，而且很早便退休林泉著書自娛；若非如此，則兩人在學術上恐沒有那么高的成就。

還有一個清季狀元當外官的故事。那是福建閩侯人王可莊，學問很淵博，是光緒年間知名的學人，中了狀元任翰林院修撰，不知怎的，竟致一麾出守，到江蘇做了蘇州和鎮江兩任知府。一個金馬玉堂指日可以官躋宰輔人物，竟然成了風塵俗吏。當然王仁堪當知府也會如蘇東坡、白居易那樣是一位風流太守，但以做官而論，畢竟太委屈他，只能以知府終其身，不再有青云之望了。

以官的品級而言，同樣的品級，京官便比外官為高。例如京官的侍郎和外官的布政使同為二品，侍郎外放，決不是布政使而是巡撫；六部的司員外放卻可得道員和知府。從前的人喜歡算命排八字，同一年月日時誕生的人，做起官來，一個是京官，另一個是外官，竟然品級和官位完全相同。清代名人有此故事的很多，事涉荒誕，不必多贅。其主要觀點是在說明外官不及京官之清貴，而“祿足以補之”。

  京官與外官的最大區別是在于禮遇方面。在京城當官，因為同在皇帝輦轂之下，不論官級大小，除了皇帝一人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以六部而論，任尚書、侍郎堂官的，其下屬司員郎中、員外郎、主事見他們時，只是一揖為禮，而一二品大員的堂官則必須起立致意，不能坐受其揖。清季曾國荃攻克金陵后封了伯爵，有一時期內調為兵部尚書。他以諸生從戎，一直在兵間驕倨慣了，不知道做京官的禮節。有一位司員手持文書來回公事，一揖之后，曾老九竟然不曾起立。那位司員倒是天生傲骨，竟把文書卻回，還教訓堂官一頓，說他不明禮數。曾國荃受了氣，自知干不了這一行，不到一月便上章乞外，仍去做他巡撫總督的外官。

  外官做到封疆大吏，那是天高皇帝遠，由他威福自恣。中級官吏自知府以下，逢轅期因公參見，要呈上手版履歷，行跪拜大禮，口稱“大人”，自稱“卑職”。即使督撫謙和些的，予以座位，也只敢斜著身子，沾上半個屁股，三言兩語不中聽，便被上座手舉茶盞，從者一聲“送客”，這是下逐客令，再有什么話也不能再說。久任外官的左宗棠，更是不把屬下放在眼里，手下的營官盡管都是提督、總兵，翎頂輝煌，卻只好在帳前侍立，沒有坐的份兒。

  外官督撫對屬吏倨傲如此，對京里出來的京官，卻無論官微秩卑，所待禮數便完全不同。外省最高的如藩、臬（niè）兩司，到督撫衙門趨公，也只好從偏門進出。至于京官則必須鳴炮三響，大開正門親出恭迎，待以殊禮。若京官是學政和主考，那更要待以欽差之禮，因為他們是皇帝親派的，見面先要跪下“恭請圣安”。京官則巍然不動，口銜天憲說了一聲“朕安”。于此有一件時常碰到的尷尬之事：學政往往品級很高，倒還罷了，放主考的一般只有七品的翰林院編修和檢討，卻可對督撫分庭抗禮，禮數周到，及至差事完竣，回京復職，不巧從京官外放，又偏偏放到不久前放試差的省份，放的官再大也不過知府，而那相待優渥的督撫卻仍在任。于是只好做此官行此禮，耳聽不見炮聲，門也只好從偏門疾趨，見了大帥，還不是手版腳靴，跪叩如儀。這是官場的笑譚，并非無中生有的捏造。

  外官之苦，還不在禮儀。知縣能做到江南蘇杭一帶，自然大有補償，可怕的是命運不佳，弄到西南邊睡省份，那真是前世作孽今生不修。原來外官向吏部“投供”，多花些捐納，可弄個“指省”的“花樣”，便可指定一個省份，例如蘇、浙等省，自然都是肥沃的縣份；否則便要“掣簽”，掣的時候，真是戰戰兢兢，萬一掣到了廣西、貴州等瘴蠻之區，恐怕連命也會送掉。清初名臣于成龍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是敘他到廣西羅城縣去做知縣的情況，幾乎九死一生，憑著他的毅力，居然給他逃過難關，而且后來當了封疆大吏，這是絕無僅有的事。近人有一部筆記，記述有人到黔、桂一個僻縣去當縣令，知府勸他不要去到任，他偏要去。走了幾十天才到達，見到縣廨竟是三間茅舍，最奇的是縣中并無一個衙役，只在墻壁上畫幾個衙役的人像，作為點綴，而且縣署中擺滿了木主，都是歷來到任的縣令客死于此不能歸櫬的。當外官的苦楚和不幸，竟有如此者，雖不免鋪張渲染過甚，但大致也還是實況。

至于京師，當然不會有那樣苦況的遭遇，而且禮遇優握，升遷速化，可怕的只是一個窮字。雖說朝廷也給他們俸祿，實則所謂俸祿是象征性的，連填飽一家的肚子也不夠，從年初一到除夕，靠的是舉債度日。京城里有的是放官吏債的商人，上至銀兩，下至柴米油鹽，都可借賒，若三節不歸清，便上門索取；還有像舉“麻衣債”的，不惜利息有多么高．言明有了美差才連本帶利歸還。做皇帝的自己窮奢極欲，全不顧當官的死活，所給的俸祿簡直菲薄得可憐，即使以親王之尊，賞食了雙俸，還是活不下去，這個故事得在專節上詳細再說，于此不贅。

  京官當然也不會餓死，他們也有生活來源，主要的是靠外官的孝敬，便是說還是“取之于民”。在各類京官之中，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最清貴而又最精窮的翰林院、詹事府的所謂文學侍從之臣，常常跟著皇帝可以得到一些賞賜，可那些賞賜也不過幾十兩到一二百兩銀子，只是榮耀而并不實惠。文名大的可以給人家寫寫墓志銘、神道碑得到些潤筆，也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機遇。所以除了舉官吏債之外，渴望的便是放試差，便是翰林院的編修和檢討碰到三年一舉的鄉試，天下廿多個省份便要放四十多個正副主考。這一下便如魚得水，頓時活躍起來，債可以還清，傭仆車馬衣服都煥然一新，真是皇恩浩蕩，調劑調劑他們清苦精窮的生活。

放試差的美惡倒不一定論省份的肥瘠，而要論它的路途遠近，路遠的省份最為美差，第一便是貴州，江南雖為大省，則瞠乎其后。原來二十幾個省份的主考、副主考并不是一起放的，鄉試在八月，貴州的主考在正月便放了，而近在咫尺的順天主考卻要到八月初才放。貴州鄉試的兩位主考來往的途程便要一年多，一路上都是以欽差的體制“馳驛”的，所謂“乘傳”。所過之處，地方大小官員都要接送如儀，當主考的都是文人學士，事先預備好了所書對聯、扇面，不值錢的秀才人情，收回來的程儀可是白花花的朱提。這還不算主考及其隨從每晚所宿驛站的一切被褥餐具，按功令均可席卷而去。但事實也拿不動那么許多，只是臨行時結價帶走了銀兩。職以此故，貴州雖貧瘠，卻遠比近在京師的順天、河南優美得多多。據說，放了一次主考，最最清廉自矢決不出賣“關節”的太史公，也可得三四千兩銀子，則下半生求田問舍、長子孫的費用也有了著落，永遠不必看討債鬼的臉孔了。

另一種是御史，御史的好處是可以專折奏事，即使是風聞也可以上達“天聽”。外官在外省胡作非為，御史只要一聽到風聲，便可白簡從事，所以當封疆大吏的外官．第一先要把本省籍的御史“喂飽”，以免他們無事生非，惹出麻煩。這喂的飼料倒是公開不避人耳目的，一年兩次，在冬天叫做“炭敬” ，夏天則曰“冰敬”，喂飽了當然不會再狺狺（yín）作吠聲了。

“炭”、“冰”兩敬是當京官經常收入的例行公事，至于特殊的孝敬，那便不堪聞問了。兩“敬”大概所有京官都有一些，視其職位之輕重而分厚薄而已。所以都老爺也不會太窮。要是真的窮得揭不開鍋子，則還有一個辦法，即是橫一橫心，去上折參劾一位位高望重的大臣，一旦所劾得逞，自然名利雙收，即使得了譴責，大不了是“回原衙門行走”。原來御史是各衙門官員從考試而得的，回原職也算不了什么，倒可以“直聲震天下”, 自會有人送來好處。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當御史窮得給債主逼死，只好上折參劾李鴻章，這一下大出風頭，成為當時“清流四諫”之領袖，不但官位迭升，后來李鴻章還把女兒給他作妻子。這是有名的故事，曾孟樸把它寫入小說《孽海花》的。

窮京官還有一項名正言順的收入，叫做“印結”。清代做官的、捐納的、納粟入監的，都要保證他們出身的清白無疵和并非冒籍，這雖是例行公事，卻要同鄉的京官予以具結，蓋印保證，這筆“印結”一年積下來倒也是一個數目，到年終同鄉京官瓜分，以解他們倒懸之厄。

19世紀以前，人的要錢本領究竟還不及后來的大，官吏的貪污小心翼翼，所以“暮夜投金”, 非常隱秘，唯恐人知。有清一代，只有乾隆的寵臣和珅的聚斂，據說超過法國路易王朝，駭人聽聞，其他別無所聞。當京中大官的，如大學士位高望重，軍機大臣主持樞務，除了外官的冰、炭兩敬外，印結費是不屑分肥的了。但還有一項特別收入為中級京官所沒有的，叫做“門包”——凡是外官到京覲見或述職，到中堂和軍機大臣私邸去謁見的，必須向司閽遞送“門包”，當“門政大爺”的仆人，恃此收入，優于其他傭仆，因為他有權可以給來客決定見與不見。到了清末，此風愈演愈烈，原來不過是幾兩銀子的小意思，劇增到一二百兩。同治年開始，恭親王奕以議政王當國，是軍機處的領班大臣，雖賞食親王雙俸，卻仍難維持他府邸的龐大開支，于是異想天開，和“門政大爺”商量，瓜分這筆“門包”，京師傳為笑談，但可見當京官的確是清苦，雖當國的親王亦所難免。這種情況，奕倒可以入史冊的“廉吏傳”。不過到了慶親王奕劻時代，貪風愈熾，區區門包，自然不屑一顧了。

自從雍正年間開始，先是外官，京官繼之，都于正式俸祿之外，添加了官吏的養廉，而且外官的養廉銀數字，遠高于京官，才把兩者的實惠與清貴扯平。那是清代政治的一件大事，須列專章來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