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信文章勝甲兵”——讀《吳宓日記續編》

簡體傳統

在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寫日記的習慣，并留下了較為完整的日記，這樣的人屈指可數，其中，胡適、吳宓、竺可楨的日記無疑是史料價值最高的幾種。吳宓的日記前些年已出版了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讀書界早有定評。這次出版的《吳宓日記續編》，時間跨度從1949年到1974年，不僅是他后半生跌宕經歷的真實記錄，也是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完整個案。考慮到胡適1949年離開了大陸，竺可楨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高位，吳宓以一個普通大學教授的身份寫下的日記，就擁了獨特而且更為珍貴的價值。在他同時代受過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識分子中，能始終堅守傳統文化精神，并保持獨立人格的人本來就很稀有，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標榜的陳寅恪可以算一個，可惜不寫日記，其私人記錄只有零星的書信和舊體詩。也正因為如此，《吳宓日記續編》幾乎就成了“絕唱”。

1949年開始的新時代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強烈個性的吳宓雖然沒有預想到將會面臨什么，但他還是選擇了留下。對他和陳寅恪、梁漱溟這些人而言，離開這塊土地是不可思議的。他當時的心態如何，是否有過彷徨、猶豫、掙扎，因為他在“驚心動魄、天翻地覆”之際寫的日記被毀，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清晰地知道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對“保存、發揚中國文化”的感情始終如一，盡管他哈佛留學歸來，而且長期從事外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

吳宓生前對自己日記的價值有著自覺而清醒的認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寫自傳的念頭時說，自傳可以和詩集及歷年日記相輔而行，“雖記私人生活事實，亦即此時代中國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雖以自己為線索，其書之內容實有可傳之價值，而人之讀之者，必亦覺其親切有味也。”1954年12月中旬，他曾連日重讀自己舊日的日記，在12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終日讀宓日記直至深夜，如真如夢，亦喜亦悲。憬然回思，今者人間何世，此生人[宓猶存活]之日記，乃不異數千年前之古史矣。[以中國之文化、禮俗、社會，已全消亡也。]”“文革”早期，當他得知托同事陳新尼保存的兩冊日記（1949年和1950年），因陳怕惹禍而擅自焚毀的消息時，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日記中表示“至為可惜”、“悔之晚矣”！幾年前，我在寫作《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時，也曾為缺了吳宓那一年的日記而痛惜不已，以他的獨特的個性、眼光和人生體驗，他的視角一定與眾不同。因為是不準備公開的私人日記，所以他更能無所忌諱，比如1954年12月24日下午政治學習時，68歲的化學系老教授馮志東，“引推背圖，意在稱頌毛主席為真命天子”，他在日記中直言其“語多不合時宜”。比如“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1月2日，單位組織學習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要求他們談學習體會，“發言者甚少。眾多談說近日生活雜事。”這樣的細節可以使歷史具有真正飽滿的血肉感。

吳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記，部頭浩繁，記錄謹嚴，跨度有二十幾年，其間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變故，幾乎都在他筆下有忠實可信的呈現。與胡適日記不同的是，吳宓日記更重視記錄種種內心的感受、生活的細節——

1952年5月5日晚上，當他得知，“思想改造運動”即將啟幕，學生將督促教師的改造，“深為警懼”，連電影都沒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進駐他所在的西南師范學院，專辦教師思想改造的事。因為聽說北京對梁漱溟、張東蓀、趙紫宸等人“嚴行評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心殊憂懼，恐將不免一死，戀愛結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輪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為主題的運動波及重慶，他在日記中說這不過是文學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風運動，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檢討而已。他感嘆自己生不逢時，不能像1949年前以前逝世的師友那樣，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雖然，他暗自慶幸解放后絕口不談《紅樓夢》，所以運動降臨，并未將他拉出受審。但作為一個對《紅樓夢》素有研究且有獨到見解的學者，他很難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見報紙上了解到這一運動甚囂塵上，知道自己“在勢不可逃，又須巧為詞說，自責自滌，以此心極不樂”。到12月12日終于在一個座談會上做了發言，主要內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檢討。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寫發言稿，談他對批評胡適、《紅樓夢》兩運動的體會。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駁回，要他重寫。當天他回到宿所，“大傷悲，自視如囚之陪受死刑。”1月20日，第二次寫的稿子通不過，統戰部的楊同志“多所指責”，要他另寫，“不許述及胡適，亦不許自高自大”。他雖感“苦甚”，但還是當夜就在燈下寫出了提綱。次日凌晨4點即起，點燈再寫批判稿《我自己〈紅樓夢〉研究的錯誤》。

“此次鳴放與整風，結果惟加強黨團統治與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懼，中國讀書人之大多數失望與離心，而宓等亦更憂危謹慎與消極敷衍而已。”這是他在1957年6月24日的日記中寫下的心聲。此后他多次表達相似的意思，7月12日、22日，他感嘆，“凡鳴放中略抒感憤不平者，悉為罪人矣。”“嗚呼，經此一擊，全國之士，稍有才氣與節慨者，或瘋或死，一網打盡矣！” 7月13日，他曾寫下一首舊體詩《鳴放及反擊右派運動》，多少世事的感慨，盡在“飛蛾戀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覺夢香”等詩句中。

那段日子，他自己沒有墜入天羅地網當中，但他內心的隱痛徘徊不去，日記中不時有“大痛悔”、“終日郁苦不樂”，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憂生而有樂死之心”等詞句。他也想過退休，做研究、讀書寫作，以度余年，當然最終也沒能做到。他也許不會想到，十來年后，厄運還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殘、眼睛幾乎瞎了……在病殘老邁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堅持拒絕批孔子，為歷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殺了，我也不批”的壯語。完全可以與梁漱溟那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南北輝映，異曲同工，只是他們的命運大不一樣了。

研究20世紀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吳宓日記提供的就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實，還有他作為獨特的個體生命留下的心靈軌跡。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陳寅恪去世兩年以后，當他得到遲到的消息時，在日記中回顧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相交的經歷，想起1961年的廣州一別，竟成永訣。他為老友的死，也為自身的身世，“異恒悲痛！”接連幾天，他挺著殘軀寫出《陳寅恪先生家譜》。他們是真正的相知，內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樣學貫中西，守護著同樣的文化價值觀。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沒有比陳寅恪之死讓他更為傷心的事了。經歷動亂、浩劫，吳宓日記也有殘缺（1974年的日記也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幾年沒有日記），有些日記是當年被刻意“滅跡”的，因為他的日記記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過程，和他內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殘、昏厥數日的批斗，當他醒來時，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寫日記。他留下的日記，也因此可以看作是大時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讀《吳宓日記續編》，我想起了一個朋友特別喜歡的那句詩：“終信文章勝甲兵”，這也出自吳宓的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