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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本文全文原載于2015年第1期《法學評論》，以下為摘選，標題為共識君所加。

雖然中國不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但腐敗問題已經從個體性腐敗發展為制度性腐敗和社會性腐敗。

所謂社會性腐敗，即主要由于文化習俗和行為環境等社會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敗。它與制度性腐敗往往有常態聯系，但它已不僅存在于政府官員的群體，而是蔓延到社會的各行各業之中，譬如工商企業、社會團體、文藝體育、教育衛生等領域。

當代中國造成腐敗泛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個體原因，也有制度原因，還有社會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會中產生腐敗的原因。

腐敗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生成的，因此社會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都會影響到腐敗的產生和蔓延。在中國的社會習俗中，生成腐敗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大約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人就開始流行“辦事找關系”了。

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潮中，一些有關系的家庭把子女通過“后門”送去參軍或返回城市。后來，那些沒有關系的家庭也開始找關系讓下鄉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較好的工作。后來，這種做法不斷蔓延，以至于人們幾乎在辦任何事情的時候都要依靠關系或者去尋找關系。

上學要找關系，看病也要找關系；去商店購物要有關系，去飯館吃飯也要有關系；找工作要靠關系，做生意也要靠關系；開車違章了要去交管部門疏通關系，遇到糾紛了要到法院去建立關系。在官場上，關系更是至關重要的，成事靠人脈，晉升靠關系，于是，選邊站隊，拉幫結派，就成為官場上司空見慣的怪現狀。

在重視關系的社會中，規則往往是被人輕視的，因為在關系面前，規則的作用可有可無——需要時即有，不需要時即無。特別是在規則不明確或不公開的情況下，有關系和沒關系的待遇就會大相徑庭。

即使是完全正當的需求，沒關系的人也會飽受刁難。即使是不太正當的請求，有關系的人也會一路暢通。于是，人們就千方百計去尋找關系，建立關系。而且這關系的用途也不斷升級，從搶購雞鴨魚肉等緊俏商品到爭拿黃金地塊等開發項目，從中獲益的金額也從幾十元攀升至數億元。

與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規則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更為弱化。那些敢于無視規則的人被視為有魄力，那些善于規避規則的人被視為有能力。當規則在關系面前大舉潰敗之時，腐敗就必然在社會中暗流涌動。

請客送禮與“找關系”和“走后門”往往是緊密相連的。中國人本來就有逢年過節給親友送禮和請親友聚餐的習俗，后來這請客送禮的對象就演化為有權有勢或有用之人。

20世紀70—80年代，由于經濟公有制和生產力低下，許多社會資源都處于短缺狀態，于是那些能夠掌握或支配這些資源的人就成為有用之人。且不說政府官員和單位領導，一些職業也成為許多人希望結交的對象。

當時的社會中就流傳著關于好職業的說法：第一是聽診器(醫生)，第二是方向盤(司機)，第三是商店的售貨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這三種人的關照，于是在逢年過節時就要送禮上門。

那時候，中國人整體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禮品就是煙酒、糖果、糕點。后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禮的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昂貴，請客的方式也越來越排場，越來越多彩。

于是，一些手握大權的官員就成為請客送禮的首選，以至于在一些重要節日前出現送禮排隊和宴請連場的狀況。其實，請客送禮往往是行賄受賄的開端。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決策者在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都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從工商企業的“公私合營”到農業生產的“人民公社”，試圖在短期內全面顛覆私有財產制。

與此同時，在共產主義理想的指引下，“大公無私”等道德號召流行一時。然而，這樣的理想和號召是超越現實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會在人們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維習慣。

公家的東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別人的東西是盜竊，偷拿公家的東西就不算盜竊。這種心態在中國人中相當普遍。

事實上，許多公有制的企事業單位都允許員工享用共有財物，大到汽車房屋，小到紙筆信封。在這種公私不分的思維習慣下，人們在違反規定占用或消費公共資產的時候就會心安理得，甚至在盜用公共財物的時候也沒有犯罪感。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國家越來越富裕，公家的財物越來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為也越來越上檔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見慣，公車私用和公產私占也屢見不鮮。

一時間，有人在請親友吃飯之后就把能夠“報銷”作為炫耀的資本；有人在為小集體利益而侵吞國家資產之時還歡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來在公私之間沒有明晰的界線，所以一些掌握實權的官員就在不知不覺或半知半覺中滑入腐敗的深淵。

長期的封建等級社會已經把特權觀念深深地鐫刻在中國人的心上。

“人民論壇”2012年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50%的調查對象明知特權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絕使用特權。也許，中國人都不愿意別人享有特權，但是卻希望自己享有特權。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北京人經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國家領導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況，也經常看到一些特權車違章行駛的情況。此時，許多市民都會表示厭惡甚至憤慨，但是內心卻希望自己也能享受類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設法地追尋這種特權，譬如冒用軍警車牌、非法安裝警燈警報器和警用喇叭、違規辦理各種通行證等。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官員特權的多少與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之間存在一定聯系。官員特權多的地方往往腐敗問題比較嚴重，而官員平民化的國度則腐敗問題較為輕微。

其實，腐敗既是特權追求的產物，也是追求特權的產物。且不說那些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權，就是一般人送禮行賄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權，或者說“特殊的優待”。由此可見，喜愛特權的社會習俗也是生成腐敗的一個原因。

過去三十年，中國處于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轉型時期，一方面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和貧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觀念的復蘇和道德信仰的崩潰。

社會沒有建成穩態的法治行為環境，人們也沒有養成良好的法治行為習慣，再加上各種規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權力的官員在各種誘惑下就容易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腐敗犯罪就處于多發狀態。具體說，社會轉型期中生成腐敗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的經驗表明，一個政黨或政治集團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一個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燒熱血的青年為之奮斗乃至獻身。但是在成為執政黨之后，這種崇高的理想就逐漸在權力的侵淫和現實的反襯下變成虛幻的口號。

無可否認，當下中國人面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就是信仰缺失。曾經占統治地位的共產主義信仰已經黯然失色，而復蘇或外來的宗教信仰也難成大道。雖然在我們的身邊能夠看到許多自稱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人，但其中純潔的信仰者恐怕為數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過度商業化就是例證。

于是有人感嘆，就連寺廟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錢看”了，中國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錢，社會中就會有很多的坑蒙拐騙。如果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只信仰金錢，國家中就會有很多的貪污受賄。因此就腐敗犯罪而言，各路官員的信仰缺失確為原因之一。

作為社會行為的準則，道德的功能在于約束人們的行為，倡導文明的行為模式。中國曾經享有“禮儀之邦”的美名，但現在卻呈現“禮崩樂壞”的態勢。在當下中國，社會道德的整體下滑是個不爭的事實。

誠然，過去流行的“大公無私、舍己為人”的說法確實有些虛高，但是曾被國人所不齒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主張卻已經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揚，甚至出現“笑貧不笑娼”的大眾心態，就都表明了道德觀念的低落。

另外，文藝作品的“低俗化”和社會生活的“泛娛樂化”，也反映了社會道德的迷失。誠然，中國還有助人為樂的好人，也有真心為民的官員，但屬于鳳毛麟角。在整體道德下滑的社會環境中，官員群體的自我約束能力就會下降，出現那些“窩貪”和“串貪”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會中應該受到約束，否則就會損害他人的利益和群體的利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的繁榮昌盛，但是也促進了國人私欲的膨脹。

一方面，商品市場的發達給人們的消費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選擇，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豐富和擴張。另一方面，“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激發了國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但是也急劇地拉大了中國的貧富差距。

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人們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們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驅動下，就去尋找不當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徑，包括運用手中掌控的權力去“尋租”。從這個意義上講，貪官就是膨脹的私欲所催生出來的怪胎。

在社會轉型期間，主客觀的因素導致許多人的社會行為失范。就貪官而言，這種行為失范多始于性行為的縱亂。古人講，萬惡淫為首。此話并非兒戲，實乃經驗之談。

在過去三十年，中國社會急劇地從性封閉走向性開放，一些官員也隨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為約束，從“講黃段子”到“包養情婦”再到“開房嫖娼”，于是就出現了重慶區委書記的“做愛視頻”和上海法官的“集體嫖娼”等轟動一時的丑聞。

性行為規范在人類的道德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個突破了性道德底線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線，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敗犯罪。用老百姓的話說，當官的連那種事情都干得出來，還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

當下中國許多貪官的腐化墮落都是從性行為失范開始的，多數腐敗案件中都包含有“權色交易”的內容。當然，性行為失范的官員不限于男性。男性貪官擁權貪色，女性貪官則一邊以色謀權一邊又以權謀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原局長安惠君。因此，社會行為失范也是腐敗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已初見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轉移。戰略重心從查處貪官轉向預防腐敗；治標之術從殺一儆百轉向有貪必肅；治本之道從思想教育轉向法律規制。

反腐敗的進程也可以相應地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治標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敗的泛濫勢頭；一方面要整頓紀律，轉變黨風政風。

第二階段從治標轉向治本，一方面嚴查的對象要從“老虎”轉向“蒼蠅”，特別是那些頂風作案繼續腐敗的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預防腐敗的法律體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檢察院獨立公正地行使職權的制度和集中統一的職務犯罪偵查體制，以及官員財產公示等預防腐敗的制度。

第三階段以治本為主，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時，腐敗犯罪的查辦從紀檢監察機關為主的“法外查辦”轉向檢察機關為主的“法內查辦”，而查辦的重點也要從“蒼蠅”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敗的土壤，鞏固廉政之根基。

共識網 2015-08-23 08: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