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談誤國”錯在哪里？羽戈

簡體傳統

供圖/戒

權力者對于知識，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滅絕，倘再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談誤國”，遂成妖魔化之一種。
在權力之前保持充分獨立。如果能站到權力者的對面，而不是身邊，那么，當權力者在危急存亡之秋，企圖去抓知識人當替罪羊，卻發現，方圓百里，連一根羊毛都沒有。

文 |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相比“多難興邦”，“空談誤國”的錯誤更加隱蔽。

先說“誤國”。與賣國一樣，誤國也是一種特權，一種專利。村野匹夫，販夫走卒，縱想誤國，怕無資格。誤國的前提，在于當國，不說決定，至少能影響這個國家的榮辱興衰。正如賣國，不是你想賣就能賣，如果國家不歸你所有，你叫囂賣國，則與騙局無異，傻瓜才會去買呢。

所以說，能夠誤國，絕非凡人。倘有人拿“空談誤國”批評無權的民眾，顯然搞錯了對象。這是最尋常的錯誤。

基于對誤國的辨識，再說“空談”。享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空談者，常見兩種，一是官員，二是知識人。批評官員空談誤國，第一，對象沒問題，官員的確具備了誤國的資格；第二，對官員而言，實干是正道，空談則歧途，哪怕是言官，他的發言，務必有的放矢，不可落空；第三，試看今日之官場，空談可謂通病，如楊憲益詩云：“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由此三者可知，“空談誤國”的警訓，最應該掛在政府辦公樓前。

然而，擺古論今，你會發現，“空談誤國”的板子，常常落在知識人的屁股之上。一說空談，我們如條件反射一般，首先想到知識人。如果說誤國近乎官員的專利，那么空談近乎知識人的專利。

古時嘲諷知識人，有句老話叫“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我嘗引此語，以論生死，須知能臨危一死，已經大不容易，養士數百年，才能換來一代知識人凜然殉國，有些王朝，覆亡之際，連“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腐儒都遍尋無著，不得已，只好拉兩個太監、宮女殉葬，以示忠烈。

諷喻的重心，應是“平時袖手談心性”。無可否認，這是古代知識人的一大毛病。不過反過來講，好談心性，恰是知識人之為知識人的顯著標志，他們所置身的精神與倫理體系，決定了他們必須以修身養性為第一要務，至于經世致用，則在其次。這“談心性”，便被視為空談。

再說現代知識人，我認同一個論斷：知識人的武器別無其他，就是用觀念戰勝觀念。這場觀念之戰，猶如空對空，更難逃空談之譏。

這么說來，知識人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空談的標簽。只是，我有點疑惑：空談，何時淪為了貶義？這是知識人的本職，就像鞋匠的本職是修鞋，廚師的本職是做菜，劊子手的本職是砍頭。假如本職是一種罪過，那就是所謂的原罪。知識人何以會有原罪呢？這背后，則是階級論的殺氣騰騰，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標語飄搖，是反智主義的浪潮洶涌。

對知識人而言，空談絕不是罪過。明確了這一點，再來看他們的空談與誤國之間，能否構成一種因果關系？

“空談誤國”的前身是“清談誤國”。清談之風，源于東漢末年，興于魏晉。當時清談者不止知識人，還有官員。陳寅恪有一論斷，清談“始于郭泰，成于阮籍”，郭泰是知識人的領袖，阮籍的身份則是官員，他們好清談，不言朝政，而講玄理，目的在于避禍，“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司馬光《資治通鑒》）。這樣的清談，是一種消極的自保之道，縱使無益于國計民生，距離誤國十萬八千里。

《世說新語》云：“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桓公即桓溫，王夷甫即王衍。王衍是西晉的三公，位高權重，卻崇尚虛無，口談玄遠，不以國事為務，后來被石勒慘殺，死前懺悔：“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于此。”這堪稱“清談誤國”的典型，主角卻是高級官員。

官員可以是知識人，知識人未必是官員。知識人清談，若與誤國發生關系，必須滿足一個條件：他們的話語，能夠形成公共輿論，左右權力決策。這在古代，并不多見，晚明曾有一幕，從東林到復社，作為官員與知識人的聯合體，雖處江湖之遠，卻可制造輿論，影響廟堂走勢。明朝滅亡，分攤責任，他們也有一份，即“清談誤國”。

說晚明、南明盛行清談，并無問題。顧炎武是親歷者，他批評道：“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復，宗社丘墟！”我最難忘的案例，即崇禎八年，內閣缺人，有人推薦了當時最負盛名的大儒劉宗周。皇帝召見他，問兵事，劉答：“御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劉宗周傳》）這是不著邊際的空談闊論，難怪皇帝斥劉宗周“迂”，只讓他當工部左侍郎。

不過，顧炎武的批評，卻屬泛泛而論。“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施與東林、復社頭上，不免有些武斷。如東林書院的學風，正以實學為主流，號稱“倡實學以救世，視天下為己任”，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并行不悖。誠然，他們有時好講大義，滿口道德空言，受“正義的火氣”之激，陷入狹隘的門戶之見，然而對于明朝之亡，他們所需承担的責任，卻不在清談，而在黨爭。說到底，黨爭只是明亡的導火索，明朝的悲劇，可謂千年帝制積重難返、沉疴難起的一個縮影。

國史的書寫，歷來有一些隱秘的法門，如從不反思制度、極少責難皇帝，要總結錯誤，錯在貪瀆的奸臣，錯在陰毒的宦官，錯在穢亂的后宮，假如這些替罪羊無處尋覓，抑或責任太大，還得找一些人分担，慣于放言高論的知識人，便被拉出來頂缸。在刀把子和槍桿子面前，筆桿子從來無力抗辯，說他們誤國，他們就得誤國。盡管“空談誤國”的締造者比誰都清楚，刀把子和槍桿子的世界，筆桿子哪有多少機會去誤國，若后者能誤國，不正宣判了前者的失敗？

“空談誤國”的歷史書寫，由此呈現了一種可怕的悖謬：在強權的驅使之下，知識人完成了對自己的指控，虛弱而乏力的知識，不得不夸大知識的作用；書寫歷史的知識人，不得不把“空談誤國”的金印刻在同儕臉上。用知識侮辱知識，用謊言包裹謊言，豈止是悲劇？

以“空談誤國”批判知識人，背后往往隱藏了強權對知識的摧殘和壓迫，也許還有一絲恐懼。因為一個社會，知識人最有可能，查明誤國的原因，與誤國者究竟是誰；而且知識人的空談，未必虛幻，有時恰是對在朝的異議，令其如芒在背，不得放肆。所以，權力者對于知識，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滅絕，倘再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談誤國”，遂成妖魔化之一種。

吊詭的是，知識人被譏為空談，卻也只能以空談的方式，對抗、破解“空談誤國”的欲加之罪。因為除了空談，除了話語、觀念與思想，他們再無任何利器，來改造這個苦難的世界。對他們來講，談就是干，吶喊就是行動，精神就是一切。就當下而言，他們需要注意的問題在于，一是盡量談而不空，譬如多平恕，少高調，多邏輯分析，少道德批判，“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二是盡量不要授權力者以柄：他們必須在權力之前保持充分獨立，如果能站到權力者的對面，而不是身邊，那么，當權力者在危急存亡之秋，企圖去抓知識人當替罪羊，卻發現，方圓百里，連一根羊毛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