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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先生作為中華民國的重要領袖，前總統，主政中國大陸22年、臺灣26年，不能不讓人記懷。

中國政爭而紛亂的現代史，對于我們去認識一位政治人物，是非常困難的事。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介石先生統治中國大陸達22年之久。其間經歷中國近現代史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與歷史事件，如結束軍閥混戰，統一中國，緊接著8年抗戰，迎來勝利，然后民國敗給中共，蔣介石先生敗走海島。卻在海島創造經濟奇跡，他的后人更在臺灣完成許諾，中國人終于有一部分人享有國家體制保障下的政治民主與經濟富足。

一、 愛國者

信奉三民主義的他，辛亥時響應歸國革命的號召，由日本輟學回來，參加孫中山的革命。今天我們用愛國或革命者一詞，似乎有褒有貶。但無論觀其于大陸時期的反清、反袁、反陳（炯明）、領導北伐、領導抗戰，還是于臺灣改造國民黨，他的一生都是愛國的革命者。

蔣先生早年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時，曾受蘇聯托派觀點影響，甚至被1924年的美國《時代》周刊視為中國的托派。但他在蘇聯和“聯俄容共”期間的經歷可能奠定他一生強烈的反共立場。他的心路歷程如何，現在已不可考（注1）。作為革命者，他在大陸積極統一事業，基本聯合了各路勢力，并在高層建立一個現代組織形態的政體（黃仁宇語），團結起一幫同志，甚至包括一批心懷鬼胎的軍閥和政敵開始進行建國運動。（注2）他領導中國進行8年艱苦的抗日戰爭，最終取得勝利，一雪中國百年外戰中屢戰屢敗之恥，讓中國由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步入世界新興大國之列，并享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之榮。

1949年軍事逆轉之時，下野回鄉的他，這樣在1949年2月1日的日記反省道：“為政二十年對于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后對于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這些反省的內容成了他在臺灣進行改革與改造的基礎。平心而論，蔣先生在大陸這戰亂頻仍的22年，他未能成就這些事業，實在無法完全歸結于他的個人責任，歷史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和客觀的條件。

二、 實干家

1928年北伐“勝利”到1937年抗戰爆發，是他在中國實施現代化建設時期。這一段被譽為“黃金十年”的建設時期，是中國自“辛亥革命”之后寶貴的相對和平時期。十年建設的成就無須多言。（注3）工業產值十年平均8％的增長是這個時期經濟的成就。也顯示出中國只要有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和相適應的經濟政策，經濟的奇跡是可以預見的。它奠定了中國8年持久抗戰的經濟和工業基礎，在軍力與國力相較的現代戰爭中，中國硬撐了下來。

這一段時期，中華民國取得了走向現代化的諸多成就。如果不是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和進程應該是一步步地在實現。我想提其中小小的幾個方面，來看這位實干者對國家民族發展的眼光和對社會的積極改造。并且我也希望，會對今日的某些缺憾有所借鑒。

市政建設

國民政府1928年推行的“市政改造”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市政的開始。蔣先生親自題寫了“首都計劃”，他要求城市：“發揚本國固有之文化，顏色搭配賞心悅目，光線空氣最為充足，具有伸縮性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這樣的市政建設概念就在今日，也是宜居城市的標準。今天，當我在中國的大中城市的鋼筋高樓中行走，看著一座座滲透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古跡園林、寬窄深淺的小巷漸漸消失，回憶起從前我們幼時城市的寧靜之美，不能不感慨蔣先生對“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間布局，道路系統，公園安置諸方面的用心深微，和規劃的有情有心。”（同注3）

國民性改造

蔣先生對于國民性的改造也是傾注著心力，他的“新生活運動”雖然評價不一，但他提倡的要國民“持躬接物，容人處事，能素儀循禮，整齊清潔，活潑謙和，迅速確實”，確實透過“假借儒家傳統，來建構能夠迎合現代民族國家需要的”積極的國民性（注4）。看 中國30、40年代的電影，常對里面人物的活潑而又謙和的性格贊嘆不已。當時的中國在新文化運動之后，一邊積極引入西方現代文明理念，一邊在尊重民族傳統的基礎上，一些重要的學者們清理中華文化，剔除不符合現代發展的成分，整理國故，進行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五四中提出的“德先生”，“賽先生”，“穆拉兒小姐（moral）”，和新儒學運動等都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積極的傳播與實行。

國民政府時期尊重“專家治國”，這至今仍然是學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丁文江、胡適、翁文灝、吳鼎昌、張嘉璈、王世杰、蔣廷黻等專家學人本身就是30年代現代化建設的籌劃者和執行者。資源委員會培育的幾萬包括眾多“海歸”的知識界、工程界人士更是中國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推動中國戰時工業進步的功臣，和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仰賴的建設人才。（注5）

教育為本

教育是蔣先生一直的情有獨鐘。中國現代史上兩次規模巨大的“遷校運動”都是政府特別為保護抗戰和內戰戰火中的各級學校“弦歌不輟”而采取的耗資巨大的宏大舉措。30年代起國民政府就在逐步實行學齡兒童強迫“四年制義務教育”。中日交戰后，鑒于軍隊巨大的減員和兵士素質的低下，很多社會人士要求改普通教育為國防教育，號召師生應征入伍，共赴國難。但蔣先生發表著名的“戰時教育須作平時看”政策，他認為：

“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后。”（注6）

這是蔣先生“抗戰、建國”的思維。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他有對社會改造的堅毅性格與不為環境改變而動搖的堅定性。他對教育為建國之本的眼光令今人讀來依然感慨不已。戰時中國經濟被封鎖，政府為打擊侵略者，保衛大后方而發起無數次大小規模人力物力浩大的會戰，這些都需要大量戰備與金錢的投入，勢必影響對其他事業的投入。但蔣先生一直堅持抗戰時也要堅持建國。建國在他的眼里高于一起，而建國，建什么樣的國，一直是蔣先生的考慮。在他眼里，中華的文明與文化的傳承高于一切。這當然和中國歷來的文人傳統相符合。因此，即使在政府丟掉所有重要的稅收來源的東南工業基地與港口后，“國民政府財政就是極其困難，仍然將巨款投向教育，對大中小學生全部免除學費，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經費在財政支出中僅次于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注7）

蔣先生的"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政策，保證了在戰爭時期中國教育的持續發展，它為國家戰后復蘇保留了元氣，影響深遠。即使在戰爭非常吃緊，政府已經出現嚴重財政崩潰前兆的1944年，仍然對外派遣出國公派留學人員，后來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就是這個時期派遣出國的科技人才。

對于蔣先生的國民政府，我還要提到，在中國最易被忽視的農村，國民政府農委會積極支持晏陽初、梁漱溟等在中國農村試點并推行農村識字運動、農村衛生運動、農村公民運動。即使在中國對日戰爭時期，這一社會實踐并沒有停止。在戰后，這一運動更是得到很大的發展。

同一時期，中國的學者積極在教育的領域，開辦大中學校、對國民進行啟蒙教育，并使民主與自由的思想極大地在中國知識界傳播、發展和被接受，涌現出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憲政派人士引領社會思潮。可惜，這些人在政府敗走大陸后，有些到了香港海外，有些去了臺灣，留在大陸的大多遭到整肅。

建設臺灣

堅持抗戰使蔣先生在中國達到威望的頂峰。他領導的中國8年抗戰，取得最終勝利。然而，就在1941年戰爭進行中，他開始規劃中國戰后建國計劃時，各種毀滅的種子已經埋下。觀歐洲戰場，戰爭四年，戰后餓蜉遍野，很多國家經濟無以為繼。英國戰時英雄丘吉爾政府戰后下臺，美國戰后不得不緊急成立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進行大規模世界性援助。中國以復興中的窮國經濟抗戰8年。這場戰爭當然也透支并打垮了中國的經濟。歷史學家蔣廷黻先生這樣指出作為農業國的中國的傳統情況：風調雨順讓一位暴君都可成為明君；一場災害，明君也可成千夫所指（中文大意）。中國的情況就這樣不幸出現了可怕的逆轉。國民政府的潰敗當然有蔣先生內政軍事中的失誤與誤判，也有當時非常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因素。孰重孰輕，一直是史學爭論的焦點。但國民政府敗走臺灣，卻帶走中國正在進行中的成為一個現代化憲政國家的希望。（注8）

蔣先生到了臺灣之后，成功進行土地改革，使臺灣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這次改革更因其溫和性，與大陸進行的血腥土改形成鮮明對比。現在的臺灣社會已跨過小康，進入富裕社會，蔣先生作為統治臺灣近三十年的人物居功甚偉。

他的心也許到了晚年更為柔軟。他帶給了臺灣經濟起飛的可能，他1966年在臺灣倡導的儒家復興運動，整理國故，締造了一個儒家文明的美麗小島。

當今天的世界華人游歷臺灣，驚喜于隨處可覓的溫良恭謙的儒家傳統時，蔣先生對臺灣的治理與影響功不可沒。這個儒家現代社會的典范，不由蔣先生最后完成，確實由他而起，給世界華人一個驕傲于本族文明與感受國故的地方。

蔣先生1975年清明在臺灣去世，遵中國傳統，他的靈柩一直停棺不下葬。也許他的心還在那1949的歲末，那架載著他離開中國大陸的飛機，在中國的近海盤旋，象只不忍離巢的鳥兒；它終于往南，飛向了臺灣。在臺北，他將這座城市變成了一幅中國地圖，每天提醒著這島上的大陸人故土難忘。

終其一生，美麗的祖國河山，只能在這位愛國者的夢中縈回，在他要島上的中國人不忘的中國傳統中出現……

注1：這是據胡佛研究員，蔣介石檔案主要研究保管人員郭岱君教授這樣解釋1924年蔣日記不見的原因。據說是蔣自己的分析。

注2：當時蔣的策略是：對有意識形態之爭的，是用軍事。當然軍事也是有變化的，后來就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這樣的思維就比較好一些。而對北洋軍閥，還是以撫為主，用金錢地位鼓勵內部嘩變等，讓他們”易幟“。這對結束中國的長期軍閥混戰，休養生息，建國，是有好處的。當然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爭執，認為其革命不徹底。

注3，6，7：十年建國，其成就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成就最大的是經濟，1951年9月19日魏德邁將軍在美國國會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詳見：“中國三十年代”。

注4： Dirlik, Ari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注5：資源委員會對中國工業的布局與建設，見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　一文有較詳細說明。

注8：1947年的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是民國首次國會議員選舉，其產生的代議機構，使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雖是民主的初級階段，但民主本身就是教育（陳獨秀語）。詳見自由維基：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本文略有刪節）

綜合 2022-01-09 18:5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