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學史比較研究的深入,人們自然會發現這樣一種現象:與西方傳統科技相比,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具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方向和進程,表現出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面貌。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經濟的、政治的,當然也包括自然和社會環境等等;但其中相當重要的,甚至具有決定意義的原因,應當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眾多派別和眾多理論當中,最具自然觀意義,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影響最深的理論應當是陰陽五行理論。日本的山田慶兒指出:“陰陽五行的思考在秦漢以后一直是中國人在自然哲學上的思考的基礎形態。……如果去掉陰陽五行說的思考,是不會有中國的傳統科學的”。〔1〕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如天文學、醫學、 農學、音律學、煉丹術等學科分支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正如李約瑟博士所說:“五行說影響之大,傳播范圍之廣,使它遍見于中國古代及中古一切科學和原始科學領域”。〔2〕
作為哲學理論,陰陽五行說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一種獨特的自然觀而體現出來的。李約瑟指出:“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哲學”。〔3 〕美籍學者杜維明先生也指出:“中國哲學的基調之一,是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相互關融的實體”。〔4〕這些概括用于說明陰陽五行理論是十分精辟和貼切的。 陰陽五行說認為:宇宙萬物分別由陰陽五行等要素或力量構成并邏輯地按照陰陽五行的法則運動,這種結構和動力上的相似,導致萬物可以通過感應和感染而達到協調,趨向有序;整個宇宙是一個有機整體,相互貫通,不可分割,沒有間隙;每一事物都是這個巨大整體中的一部分,它們“以特定的方式而運動,并不必然是由于其它事物作用或推動,而是因為它們在永遠運動著循環著的宇宙中的地位使得它們被賦予了內在的本性,這就使那種運動對它們成為不可避免,它們的相互反應倒不是由于機械力的推動或作用,而無寧說是一種共鳴”。〔5〕
這種有機論的宇宙哲學規范著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思維指向和思維形式,導引著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走上了與西方傳統科技不同的發展道路。
從思維指向看:
第一,它不注重事物的構成元素,而注重萬物的相互聯系。陰陽作為萬物的構造狀態和動力源泉,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返陰、陰極返陽的反饋循環關系,關注的是陰陽的對立與和諧。至于五行,藪內清認為中國的五行說不是以金木水火土為萬物的構成元素,而是以五行間的相互關系,形成一套以相生相勝為主的有機作用來解釋萬物的變化和成毀,所以五行說的關系意義重于元素意義。〔6 〕陰陽五行說的目的就是要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繪出一幅總的圖畫,說明各個領域內過程之間的聯系和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系。從這一范式出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對某一對象的研究,“普遍傾向于盡量從相關的方面去考慮,并且竭力在最大范圍內去尋找,而不是從盡可能消除那些因素去考慮”。〔7〕這與西方科技對研究對象采取抽象和孤離的方法截然不同。 從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來看,每個領域都貫穿著這種思維傾向,尤其中醫學表現最為突出和典型。中醫學首先把人體生理和病理放在整個自然背景中加以考察,強調人與自然作為一個整體的觀念是中醫學的基本特點。這種整體觀念是以時間和空間縱橫交錯的變化體現出來,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轉換,人體的生理和病理及治療和診斷都要隨之改變。《素問·寶命全形論》曰:“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同時,中醫把人體各個器官也看作一個整體,臟腑之間存在著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關系。《素問·玉機真臟論》曰:“五臟受氣于其所生,傳之于其所勝”;“肝受氣于心,傳之于脾”;“心受氣于脾,傳之于肺”;“脾受氣于肺,傳之于腎”;“腎受氣于肝,傳之于心”。這種相生相克是人體健康的必要條件,沒有生,就沒有事物的發生、成長,沒有克,就不能維持正常協調關系下的變化和發展。最后,中醫在診斷上,通過望、聞、切、問獲得人體病理的綜合信息,并在治療過程中根據病人的體質、精神狀態和發病環境與時間進行多方面考量,從而達到對癥下藥,治病救人。對此,日本學者澤瀉久敬有精辟的說明:“中醫醫學的宗旨不在于治療疾病,而在于治療病人”。〔8 〕同樣的疾病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中醫主張采取不同的療法;不同的人患同樣的疾病,西醫主張療法相同。二者的迥異,透視出中西科學思想的差別。這種注重聯系的思維傾向導致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相關因素極多的天文、農學、醫學等領域有驚人的成就,而在運動形式簡單的力學和物理學領域則無所建樹。
第二,它不注重事物的靜態結構,而注重事物的運動演化。西方原子論強調事物是由原子組合而成,原子的性質在時間上沒有變化,只是在空間上由于原子數量不同、組合方式不同才形成了世間的萬事萬物。因此,認識事物就是認識事物的靜態空間結構關系,而時間只是一個抽象的參量。與此相適應,歐洲古代產生了發達的幾何學和天體結構的幾何模型。陰陽五行理論強調的是運動和化生。《淮南子·天文訓》曰:“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唐代學者李筌在《靈憲》中曰:“天地則陰陽之二氣,……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這都是說世間萬物是陰陽五行運動演化過程中的暫時的穩態,并隨著陰陽消長和五行流轉而改變自身。事物的運動演化往往“在空間上無大變遷,然而卻在時間的形式上,表現為一個前后差異十分顯著的演進系列,特別是在人的主觀感受上,運動演化與時間的推移有更密切的聯系。因此,側重于考察運動演化,勢必引導科學格外看重時間對事物的作用和影響”。〔9〕天文學上, 中國人編制了比同時代其它國家先進得多的歷法,提出了西方近代才產生的宇宙演化的先進思想,而對宇宙結構的認識卻一直停留在漢代的水平上,從來都沒有建立起宇宙的幾何模型。張衡的渾天說也是討論宇宙起源演化中所得出的一個附帶的天體結構理論。空間結構被時間系列所統帥,并隨著時間的變化,空間也在流轉,失去了其獨立存在的地位。中醫也認為,人體不過是衰敗和凋謝總潮中的一種暫時狀態,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一些旋渦,是不斷吸收和排出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模式,它不是固定不變而是不斷運動變化,表現為氣的出和入、升和降。《六微旨大論》曰:“故非出入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無以生長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所以中醫并不須費力去弄清人體每一器官的具體形狀、結構,直至弄清其中的每一個分子。相反,中醫對時間因素卻異常關注。《內經》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認為天有四時晝夜,人體的生理過程也表現出四時晝夜的節律,這是人體的法則。因此,“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素問·疏五過》)。“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素問·八正神明》)。“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靈樞·衛氣行》)。基于這樣的觀念,經過長時間的努力,終于創造出中醫所特有的“陰陽時間學”。其中,“子午流注”和“靈龜八法”等所建立的人體時間模型,不僅說明了十二經脈系統與四時十二月的對應關系,而且揭示出一部分重要俞穴的開闔的時辰節律,被當今世界醫壇譽為“中國式的生物鐘”。
第三,它不注重事物的實體,而注重事物的功能。《內經》曰:“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素問·陰陽應象》)。“去者為陰,至者為陽,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者為陰,數者為陽”。可見陰陽沒有固定的形體,只見其用而不見其功。五行也是對事物性質和功能進行分類的一種體系。這一點《尚書·洪范》可以印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愛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以陰陽五行理論作指導來考察自然界,就是要探索各項事物的功能屬性,而對這種功能屬性的承載實體卻不予探索或不刻意去探索。事物的功能往往是與其它事物相互聯系中展出現來的,尤其是與人的聯系中展現出來。這就必然促進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只關注事物的功能和實際的效用,而不去對對象本身作抽象的、純理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帶有濃厚的實用技術的色彩、理論性相對不足正是這一思維傾向的直接后果。《九章算術注序》說:“觀陰陽之割裂,總算數之根源”。這說明中國古代數學同樣受到陰陽五行理論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然而,中國古代數學是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長于計算、精于算術和代數是中國傳統數學的特點。計算的方式和運算的規則是與實際問題聯系在一起的。《九章算術》有240個問題和解答,代表了數學的“問題——計算方法”的格式。所以中國古代數學只是一種濟世之術。而對純數量關系和空間關系從來都沒有認真地研究過。這一實用性和功能性數學發展到十三世紀,以“天元術”、“四元術”為代表達到頂峰,再向前發展就缺乏堅實的基礎和動力。對于中醫,它的臟腑器官則是功能性而不完全是解剖意義上的器官,前人早有定論。中醫的針灸在實踐上表現出驚人的功效性,然而,其基礎人體經絡幾千年一直是一個深藏不露之謎,直至近年來才開始撩開其神秘的面紗。
從思維方式看:
第一,它不側重于理性抽象,而側重于經驗直觀。恩格斯在評論希臘哲學時指出:“在希臘人那里——正因為他們還沒有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從總體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上得到說明,這種聯系對希臘人來說是直觀的結果。”〔10〕這種評價同樣適合于陰陽五行理論。所不同的是:希臘哲學即使在人們的認識能力只能處在整體直觀階段,也存在著一種超越直觀的一種努力。當他們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原子”或“無限者”的時候,已開始擺脫直觀具象而走向理性抽象了。而陰陽作為一個哲學范疇,從來都沒有擺脫日、月、男、女等具體形象,陰陽作為動力創生宇宙萬物的過程也深深地留下了男女生殖過程的痕跡。《周易·系辭》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還說,“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這里顯然是用人類的性行為來比附自然界的運動。五行也“由于仍然保留著感知特性(如五色、五時、五聲),它并沒有變為玄遠思辯,而是仍帶有銅鐵木石泥等經驗內容”。〔11〕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對自然對象的把握也一直處在經驗形態水平之上。陰陽五行對事物的解釋和說明,往往是用人們熟知的現象去說明另一種現象。“古代醫家主要運用形象思維,以直觀、直覺的方法描述疾病”。〔12〕陰陽五行在醫學上的應用往往所指是十分具體的。《素問·調經論》談到病因時說:“夫邪之生也,或處于陰,或生于陽。其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這里陽指風雨寒暑,陰指飲食居處。當然,所指對象是不確定的,看場合而定。
第二,不注意命題推理,而側重于模式推理。所謂命題推理,就是從一個初始命題出發,按照一定的形式規則,而推出一些新的命題。這種推理明確而嚴密,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都普遍使用這種推理形式建構自己的理論。所謂模式推理,就是從一種基本模式出發,按照一定的原則,把有關對象放在這一模式中進行推理。陰陽五行就是一種固定的世界模式,所有對象按陰陽五行來分為兩維五類,而后再推及兩維之間的轉換和五類之間的生克從而把握對象的運動和相互關系。中醫使用這種推理模式建立起了人體生理病理學說。例如:根據“木克土”和風屬木,脾屬土,就可以推出風淫傷脾;根據“土生金”和脾屬土,肺屬金,則可以推出脾能養肺;根據“金勝木”和秋屬金,肝屬木,則可以推出肝捕酢U庵滯評淼比灰慘攬柯嘸鬧侵本躋蛩嘏ㄓ諑嘸?象因素,基本模式和推理的程序沒有明確的規范。它往往只根據不同系統、不同層次之間的某一點相似而多用類比進行過渡,忽視了不同層次、不同系統、不同要素之間的差異,因而結論是或然的。這種推理模式在科學技術中的應用,一方面使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大都體現出一種古樸的系統論思想,而與現代科學精神和探索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有相通之處,具有對現代科學研究的啟迪作用。另一方面,把這種模式無限擴展,又使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對一些現象的解釋顯得十分牽強和荒謬。《春秋緯·考異郵》曰:“金伐木,故鷹擊雉”;“水滅火,故虻螫①yàn”;“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而不飲”。“狗三月而生,陽立于三,故狗各高三尺。”這種對生物不同物種關系和生物生理習性的解釋已遠離科學的精神了。模式推理本身賦有辯證精神,但一旦固定下來到處生搬硬套則必然走向反面,成為束縛人們思維的桎梏。中國人可能很早就發現了第六顆行星,但由于受“五”的定數的影響,始終對第六顆行星沒有深入的研究。〔13〕聲律方面也以五音發現為最后界限,而不能向前發展。
總之,中國古代科學思維的全部特征均可以從陰陽五行理論之中得到說明和揭示。陰陽五行理論的長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古代科學思維的長短。從積極的方面講,中國古代科技特殊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各個領域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重要原因。從消極的方面講,中國古代科技思維方式與近代科學產生時所依賴的思維方式不合轍,它不可能使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走上近代科學產生這條道路,因而不得不被歷史的發展所拋棄。所幸的是,歷史的發展常常是非常辯證的,當代科學的發展已體現出其基本思維和研究方法與中國古代科技思維有某種程度的暗合。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思維的特點,對于挖掘傳統科技中的精華,推動現代科技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注釋:
〔1〕〔日〕山田慶兒《空間·分類·范疇——科學思考的原初的基本形態》、《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86。
〔2〕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第337頁。
〔4〕杜維明《試談中國哲學的三個基調》、 《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
〔5〕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第305頁。
〔6〕藪內清《中國科學文明》中譯本(臺)文皇出版社,1976年第30—31頁。
〔7〕席文《今后怎樣研究中國的經驗中的科學》、《科學史譯叢》1980年第1期。
〔8〕〔日〕澤瀉久敬《中醫醫說》《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2年第4期。
〔9〕劉長林《陰陽時間觀淺析》《哲學研究》1987年第3期。
〔10〕《馬恩選集》第3卷第469頁。
〔11 〕李禹階《春秋時期五行原型中的功芟笳魈逑怠貳噸厙焓υ貉Пā罚?989年第1期。
〔12〕姜兆侯《醫學科學也須用形象思維》《醫學與哲學》1985年第1期。
〔13〕《中國歷代貢獻精粹大典》學苑出版社,1990年第155頁。
(作者單位:武漢化工學院)
(責任編輯:鄧繼柱)
湖北電大學刊武漢5-8B2科學技術哲學田輝玉19961996 作者:湖北電大學刊武漢5-8B2科學技術哲學田輝玉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