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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小女人”沒有還手之力
　　“小女人散文”的說法最初好像來自上海，這是因為以黃愛東西為首的一批廣派女性作家在滬上“登陸”以后，獲得了一大批的讀者，黃愛東西們在《新民晚報》上狂轟濫炸，上海的市民們愛不釋手，上海的出版社也接連推出了她們的散文集，上海的傳媒有人用調侃的口氣戲稱她們為“小女人散文”。我記得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還是在成都，當時我們在開長篇小說研討會，上海《文學報》的李連泰問我對“小女人散文”有什么看法，我當時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等老李說出這些作家的名字之后，我笑笑說看得不多。
　　之后又看到上海的報紙發表文章，是批評性的文字，態度比較明了，也比較尖刻，說小女人散文的作者都不是小女人了，以小女人出現，且招搖過市似乎是有假的嫌疑，１９９５年是王海打假最火的年頭，想不到“小女人散文”也遭到了質疑。當然這是調侃，是對“小女人散文”的不滿意。這些譴責性的文字出來之后，好像也沒有人去應答，這些“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不知道是心虛，還是不屑于去應戰，或者是缺少論戰的理性能力，總之給“痛擊”了一通之后，便不再燃起戰火，不像這幾年的其他論爭喋喋不休的。但因此“小女人散文”的定位也就“搞定”了，這些作者也還是繼續寫作和發表，但對這個話題回避或躲避。不禁讓人想起了那句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
　　自己的文字遭到別人非議，不能出來辨明，這是不是一種膽怯？或者認為這個命名并不合適自己的文字，那么對這個錯誤的命名，就該站出來更正。我不是一個女性文學的研究者，但對“小女人散文”的遭際，還是為這些作者以及那些從事女性文學研究的同志感到一種悲哀。
　　 何謂“小女人散文”
　　“小女人散文”作者主要是指這樣一些人：黃愛東西、黃茵、張梅、石娃、素素、蘭妮以及莫小米等一批報紙副刊的女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以“都市女性散文”專輯出過二輯她們的散文集，去年春天組織這些作者在上海簽名售書，報紙上說賣得很火，這家出版社還準備在去年底或今年初再推出第三輯，可見市場行情看好。誠如那篇批評文字所說，這些作者都已過而立之年，說小女人本來是有些牽強，但為什么這個名詞會不脛而走呢？我想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原因，一說這些散文說的都是一些小的事情，都是一些小的感觸，又都是一些身邊瑣事，小的感傷，小的悲哀，小的欣喜，小的向往，甚至有點家長里短的嫌疑，又大多關心女人的事情，女人的事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大不起來的，所以說是“小女人”。第二，這些文章的特殊的載體讓這樣一些作者顯得小，“小女人散文”幾乎全都發表在晚報上，而晚報的文化快餐特征使她們的文章很難以大的篇幅出現。你會發現這樣一些作者的幾篇文章經常擠在一塊，不可能以大特寫的大篇幅出現，她們的文字大多在一千字左右，有時候只有幾百字，這種特定的篇幅對其他作家是一種限制，可她們卻能游刃有余，并不顯得局促，因為她們能夠自由地把握這種小散文，她們也與這種文體融為一體了。第三，在中國傳統的舊觀念里，對女強人總是排斥的，對小女人即有幾分特殊的偏愛。再加上很多的人對她們的實際情況所知甚少，“小女人散文”叫起來就有一種莫名的親熱，可以說“小女人散文”一詞的流行是男性話語中心這個“場”起了作用。
　　 “小女人散文”存在的可能
　　雖然“小女人散文”受到種種不公正的待遇，可“小女人散文”不會被封殺，至少有三種理由能夠讓“小女人散文”繼續存在下去：經濟的發展需要小康型散文，走向成熟的家庭文化和文學的多樣化也給了“小女人散文”一席之地。
　　“小女人散文”的作者大多來自經濟發達地區，所以廣籍作家在“小女人散文”的陣容中占絕對的優勢，黃愛東西、黃茵、張梅、石娃等幾員主力都是地道的“粵菜”，而素素、蘭妮以及莫小米雖分別來自上海和杭州，但亦是中國目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俗話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優越的經濟條件使得這些女性關心的是富起來怎么過的問題，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她們的文體屬于小康型的散文，或是對小康到來的喜悅，或是對小康到來的種種遺憾，或是對舊日艱苦生活廉價的思念，或是對豪華型生活方式的向往。這種小康型的散文對大多數沒有過上小康生活或向往小康生活的人來說有它的存在價值，至少她們的散文可以講述過來人的感受，有某種認知功能。
　　中國家庭文化的待發展也為她們提供了空間。照我看來，“小女人散文”大多數屬于家庭散文，她們的筆觸雖然也會涉獵到賓館、商場、美容廳、影院、歌舞廳、廣場，甚至有人還會懷念一下當年做工人或在知青農場的經歷，但這一切都是以家庭為圓心的。以家庭為圓心來展開她們的筆墨，這是“小女人散文”的一個審美結構，雖然這些文章充滿了自戀性的文字和白日夢的幻覺，但畢竟出現了以家庭作為主體的寫作話語。我們提倡人文關懷，人文關懷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它是形而上的終極精神支柱，也可以化為對每一個人群乃至每一個人的照拂。“小女人散文”作為人文關懷是具體的形而下的體現，是對家庭這個群落的一次有力的書寫，尤其是對現代都市里出現的太太群心理疾患的治療有著意想不到的效果。
　　文學發展的多樣化使“小女人散文”有了存在的依據。“小女人散文”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體，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史上乃至文體史上也是新生的，需要發展的，而９０年代中國文學多樣化發展的態勢為“小女人散文”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理論依據。“小女人散文”在文體上雖歸入散文這一檔，可如果按照散文的具體要求和已有的格局來衡量，又會發現“小女人散文”實在是難以歸類。現代散文的歷史雖近百年，但基本是文人化和文學化的。現代散文史上的大家都是優秀的作家或著名的學者，他們以一種叫小品或隨筆的方式進行寫作，雖然他們的文章也發表在報紙上，但特殊的傳統文化修養還是讓他們與新聞拉開了距離，他們的作品還是與中國傳統的筆記有血緣上的聯系，可以說三十年代的散文還是印刷文本時代的文本。而“小女人散文”可以說典型的晚報文體，而９０年代的晚報與傳真、英特爾網絡、激光照排這些最新電子技術是魚水相容的，“小女人散文”這種文體與９０年代傳媒的發達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剝離了三十年代的文人氣息，而帶著更明顯的報紙特征，有著新聞的敏感和淺白，多了更多的市民氣息和女人氣息。在這樣的一些文字中，個人的涵養不如個人的趣味突出，語言的功力不如語言的時尚化討人喜歡，與“小女人散文”相類似的或許可以扯上流行歌曲，它們都是９０年代文化無法拒絕的新現象。最有趣的是在“小女人散文”作者群中除了張梅是晚近走紅的小說家外，其他人居然都是報刊（非文學報刊）的記者或編輯（張梅早前亦是編輯出身），這些傳媒人邊緣性的文體給四平八穩的散文界一個猝不及防的沖擊。９０年代報業的空前繁榮，讓更多文人進入傳媒的同時，傳媒人也以他的優勢和思維特性改變著報刊文體和文學樣式，這是很多文學研究者無法想象和預料到的，甚至是無法接受的，“小女人散文”只是一個表征。反過來說，單就文體實驗和發展的角度，“小女人散文”就有了它足夠的生存空間。
　　 局限：“小女人散文”還是“小”
　　“小女人散文”可以有這樣幾種理解：
　　１、“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
　　２、“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
　　３、“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
　　４、“小女人散文”＝女人＋小散文
　　根據前面的敘說，第二種說法不攻自破，那么無論第一種還是第三種“小女人散文”都是以“小”作為前綴的，第四種或許更能貼近我們評說的對象本身，但“小散文”的小還是小，總之它的屬性是“小”，這是確切無疑、無須論證的。事物的大小、高低或長短都是依照一定的參照物進行的，“小女人散文”之所以小，它的第一個參照物是主旋律作品，由于主旋律作品都是以我們時代的最強音作為作品的基調，又是以當代生活的大事件作為題材，大手筆，大氣魄，大建構，成為這些作品的崇高主題，比之這些“巨型敘事”，“小女人散文”當然相形見絀，是“小”。
　　與張承志和余秋雨的男人化了的文化散文相比，她們就更見其女性，當然也更見其小了。小說家張承志近幾年的散文作為９０年代抵抗通俗文化的宣言，充滿了斗士精神也充滿了男性風采，像海明威一樣的公牛英姿和梵高式的癡狂映襯了這個時代文人的平和與軟弱。余秋雨的散文雖然不像張承志的文體那么雄性突出，但他這種典型的中國文人化的文體，亦是男性話語的權威的載體。張和余關心的都是天地山水人文景觀，都涉獵到歷史、地理、政治和文化，屬于“大散文”的范疇。雖然賈平凹提出大散文是從文體意義上來拓寬散文的領域，但如果要推選“大散文”的代表作家，人們包括我在內都會毫不猶豫地將張和余放在最佳人選的位置上。這一方面說明某種穩定的價值觀點在影響人的選擇，另一方面也說明大氣和大器仍是不可動搖的審美砝碼。
　　“小女人散文”除了是大男人散文的天敵外，還有一個和它對應的存在物，這就是被傳媒謔稱為“老男人散文”的學人隨筆，這些人的文章雖然不像大男人散文有過多的攻擊力，少了些“力比多”，但“瘐信文章老更成”，他們卓越的學識和深厚的閱歷讓他們文章既有寬度又有深度，既有見解又有學問，“小女人散文”在他們的大作面前只能是“淺薄”和“率真”，雖然“小女人散文”有著這些學人無可企及的現代生活感受和不遮掩的人生性情，可畢竟是小女人的。
　　“小女人散文”的缺陷是很顯然的，通過上文的比較中可見得出來，更重要的是“小女人散文”之所以產于廣東而興于滬上，有點像前幾年的粵貨北伐，得力于香港經濟文化的南風北漸，“小女人散文”與港臺的一些報紙上太太文體是一脈相承的，它很容易滑入小市民習氣的庸俗泥淖，也容易流露偽貴族氣或作富婆狀。這是“小女人散文”需要警惕的。＊
　　
　　
　　
光明日報京⑹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干19971997 作者：光明日報京⑹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干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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