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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形態”、“文化”、“精神文明”這三個范疇是同一層次上的概念，都屬于“社會意識”所討論的領域，但是它們的內涵與外延還是有區別的。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上，它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起的作用不同，各自的地位也不相同。具體地歷史地考察這些概念的地位、內涵，并加以比較研究，對于我們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理論，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范疇體系，更好地總結我國文化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歷史經驗，全面而深刻地認識與把握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理論，指導當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不無裨益的。
　　　　　　一
　　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在當時公開發表的講話和著作中，較多地使用的是“文化”，“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這一概念。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同志寫道：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系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后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1〕
　　這段高度概括的文字，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作了全面而透徹的說明。綜合《新民主主義論》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在使用“文化”概念時，其基本內涵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使用“社會意識”和“意識形態”的概念的內涵是一脈相承的，即強調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強調文化，觀念形態的核心是階級的意識形態，階級的文化。“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它“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強調這一文化的核心是“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并針對當時中國革命處于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具體歷史條件，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概念，即指“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并規定了這種文化應具有科學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和大眾的方向，這一基本的指導方針。
　　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以至到建國初期，毛澤東同志大多使用“文化”的概念。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才突出地使用“意識形態”的概念。為了能較準確地說明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關于意識形態概念的內涵，不妨多側面地引用其較具代表性的幾個論斷：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來說，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方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2〕
　　“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后性。”〔3〕
　　“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地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證。這一工作是艱巨的，……它是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4〕
　　“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又正解決問題。”〔5〕
　　從以上的引文中，我們可以見出毛澤東同志使月意識形態概念的幾個主要特征。
　　第一，他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主要地表現為這種兩大階級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并且這種斗爭具有長期性，曲折性和起伏性，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第二，就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內涵講，包含了幾個不同層次的內容。其核心部分和最高層次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其次是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再次是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問題。
　　第三，就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講，它具有宣傳新制度、維護鞏固新制度和批判舊制度、舊思想的雙重效應。就意識形態與經濟工作的關系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統帥和生命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證經濟工作的社會主義方向，因此，政治思想工作、意識形態工作，不能孤立地去做，而應該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
　　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同志這時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就它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來說，仍然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作為反映一定的經濟基礎，并為之服務的“觀念的上層建筑”。值得肯定的是對于處于不同層面上的意識形態斗爭問題，毛澤東主張采取不同的斗爭方針和處理方法。尤其是他在這一時期提出了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并一再強調要用說服教育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問題，這些觀點與主張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識。但另一方面，這時也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傾向，即他更強調了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強調意識形態在階級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隨著毛澤東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錯誤估計，以及對階級斗爭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錯誤認識與評價的日益嚴重化，他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理解越來越發生偏離，以至“文化大革命”期間，意識形態概念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概念，甚至將意識形態概念等同于文化概念，于是一切文化現象都具有意識形態性，都有階級性，整個文化領域，都是階級斗爭的陣地。這里，毛澤東一方面把文化概念狹隘化，把文化僅僅看成是與政治思想領域內階級斗爭有關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又把意識形態的概念泛化，隨著階級斗爭的擴大化，把社會意識中許多本不屬于意識形態的東西或者非階級斗爭的問題都說成是意識形態，說成是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表現，其結果自然是勿庸贅述了。
　　　　　　二
　　“精神文明”概念盡管不是鄧小平同志首創的，但正是鄧小平同志的許多精辟論述，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概念作了科學的界定，而且正是由于鄧小平同志的竭誠倡導，并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概念納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使之成為一個基本的范疇，從而使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全社會所接受與廣泛使用。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論述主要有：
　　“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系，等等。”〔6〕
　　“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7〕
　　“文藝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關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同各種妨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斗爭。要批判剝削階級思想和小生產守舊狹隘心理的影響，批判無政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克服官僚主義。要恢復和發揚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培養和樹立優良的道德風尚，為建設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積極的貢獻。”〔8〕
　　“……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9〕
　　“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要著眼于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10〕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同志的精神文明的概念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其外延也明顯地超出了意識形態的領域，是一個較全面地摹寫和規范社會意識領域的基本概念。我以為，這一概念至少包含了以下五個層次的內容：
　　首先是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本質特征，是它區別于其他各種形態的精神文明的根本標志，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靈魂，核心和最高層次的東西，它對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
　　其次是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價值觀。鄧小平多次提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優良道德傳統的民族，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起，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我們又形成了許多新的革命傳統。如，我們倡導、表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服從組織”、“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大公無私”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但改革開放以來，滋長了極端個人主義、“一切向錢看”等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價值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批判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價值觀。
　　第三是愛國主義的精神。他明確指出，愛國主義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小平同志強調的愛國主義在本質上是同社會主義相統一的，其根本立足點，就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是以維護祖國的利益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為最高目標和核心的民族自尊心、民主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是在當代“凝聚中華民族、推動中國發展的偉大精神動力”。〔11〕
　　第四是教育、科學與文化。由于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認識的不足以及“左”的錯誤干擾，我們黨遲遲沒有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忽視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理論沒有給教育、科學、文化以應有的地位。鄧小平同志十分強調教育、科學與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正是他重視發展生產力的觀點在精神文明建設理論上的體現。
　　第五，鄧小平十分關注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倡導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的人與人關系，指出必須同各種妨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斗爭，要批判、克服小生產的守舊狹隘心理等等，這就使精神文明建設的領域深入到了社會心理的層面，大大擴展了精神文明概念的復蓋面與滲透力，這是意識形態的概念所難以企及的。
　　精神文明概念中所包含的上述五個層次的問題，又可歸納為兩個基本的方面，即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精神文明的這兩個方面具有各不相同的性質與特點。教育、科學、文化方面的精神文明同社會物質生產和經濟活動、生活方式直接相聯系，并常常直接反作用于生產力的發展，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屬于上層建筑領域，大部分屬于意識形態，其性質與發展方向由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直接決定，它同生產力只是一種間接的聯系。但它對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具有直接的影響，它決定著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質、形態。精神文明的這兩個方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三
　　“文化”、“意識形態”和“精神文明”概念，分別是毛澤東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范疇，因而，它們之間的基本關系同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概念，從總體上說是毛澤東的“文化”、“意識形態”概念的繼承和發展。因而一方面，在這些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上，在界定和使用這些概念的理論思路與概念本身的理論性格上都有連續性與許多共同點，另一方面，“精神文明”的概念，與“文化”、“意識形態”概念相比較，在不少地方又具有它新的，更適合于當今時代的鮮明特點，同時這些特點又是和“文化”、“意識形態”概念使用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相聯系的。所以，這三個概念可以說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1、內涵與外延。應該說，上文第一、二部分的敘述，實際上就是三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的具體比較，這里再作一點簡要的歸納。首先，“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概念的核心，都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所以，從形式上看，三者的關系類似于三個不同半徑的同心圓。第二，從社會意識的縱斷面看，“精神文明”的概念不僅包含了觀念的、理論的層面，即社會意識形式的層面，而且滲透到社會心理的層面，具有較強的滲透力、聯系面。毛澤東使用的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概念，與意識形態概念基本上都處于社會意識形式的層面上。第三，就社會意識形式內部看，“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概念都超出了意識形態的領域，包含了科學、衛生以及文化教育的一部分等非意識形態的內容。第四，從每一概念在實踐中強調的側重點看，除了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外，毛澤東使用意識形態概念，強調了不同思想體系之間的對立和斗爭。他使用“新民主主文化”的概念，強調了文化的科學化、大眾化與民族化；鄧小平使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概念，突出了科學教育文化的地位，并就文化層次而言，更強調應該“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所以，比新民主主義文化具有更高級的形態。
　　2、社會歷史條件以及實踐主體的目的性。科學概念是應人們的實踐活動的需要而產生的，它一方面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對象的本質屬性，同時也體現了實踐主體的一定的目的和意愿，包含著人的思維對于客觀對象的一定的認識成果，是主體對于對象的日益深刻的認識結晶。“意識形態”的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在否定意義上使用德文“意識形態”（Ideologie）一詞，用以指稱那種顛倒地反映社會存在的觀念體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批判地揭示了這一觀念體系的現實根源，提出了“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這一著名原理，掃清了歷史觀上的唯心主義迷霧。后來，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稱為“科學的思想體系”、“科學的意識形態”，把它同以往的“虛假的”意識形態區別開來，這就進一步把“意識形態”的概念作為歷史觀中的一個基本范疇。
　　毛澤東同志在30年代閱讀李達、艾思奇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著時寫下的批注，也用“意識形態”的概念，但如前所述，后來，在他自己的著作與講話中，卻較多地用“文化”的概念。這同當時中國面臨的革命中心任務和社會意識領域內的主要課題以及毛澤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與思考密切相關的。例如，《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最初發表于《中國文化》雜志創刊號上，毛澤東首先是要為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提供一個指導性的方針，闡明馬克思主義對文化問題的基本觀點，就這一具體條件而言，用“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這一概念旨在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基本觀點來澄清“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關于文化問題的爭論，以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內容、形式，甚至在語言、概念上中國化，以更好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任務服務。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澤東又突出地使用“意識形態”的概念，是由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基本認識所決定的。毛澤東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他說過，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以后，階級斗爭仍然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但是階級斗爭的基本形式由急風暴雨式的戰爭方式轉變為以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意識形態斗爭為主的方式，“革命的鋒芒對著資產階級”，斗爭的對象由“拿槍”的敵人，轉變為“不拿槍”的敵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只有通過抓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發展馬克思主義，推動社會的前進。所以，毛澤東同志從使用“文化”概念到強調“意識形態”概念，也不僅僅是概念上的偶然變化，是同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及其他對此變化的認識有關，也同他試圖發揮意識形態功能的目的性相聯系的。〔12〕
　　鄧小平同志全面而徹底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可以說是從社會意識領域開始的。他主張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概念，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為了在社會意識領域內實現撥亂反正，是為了使社會意識領域的工作更好地為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服務。他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國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13〕鄧小平同志也曾深刻地指出，精神文明建設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可見，精神文明的概念的提出，有其客觀的現實根據，即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從主體的目的性來說，是為了培育“四有”新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這一目的的產生，也包含著鄧小平同志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和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積極認識成果。因為在小平同志看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而毛澤東同志后期的一個重大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精神文明的概念，包含著思想道德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兩個方面，與生產力有更多更直接的聯系，而且從概念反映現實對象的理論抽象級別上說，它是同物質文明概念同層次，相對應的范疇，尤其是小平同志又提出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方針，所以這一概念的提出更有利于把全社會的注意力，“歸根到底，集中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來。”〔14〕
　　3、語言形式。思想意識，理論概念需要語言作為它的物質載體和外殼，即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語言、某種術語來表達特定的內容。而且某一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總是同它的一些基本概念、術語緊密地聯系著的。因而，一切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和創新，總是伴有新的概念、術語的出現。馬克思曾諷刺性地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格律恩樂于使用“一種經典式的、美文學式的、意識形態的語言（ideologisc－hen Sprache）”。〔15〕意在批評格律恩的理論觀點沒有脫出德國小資產階級的舊的意識形態的窠臼。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創制出一系列新的概念用以表述自己的新世界觀，也包含了他們從語言上表達了與舊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徹底決裂的目的和決心。
　　毛澤東同志使用“文化”的概念，不僅使“意識形態”的概念適合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特點和中國的民族語言，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表現之一，而且具有比“意識形態”的概念更寬泛的含義。針對中國社會科學不發達，舊文化帶有愚昧和迷信的特征等具體的國情，毛澤東同志借助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概念，強調了文化不僅是指以世界觀，社會革命論等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的內容，還包括了科學知識等非意識形態的因素。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等著作中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工作，包括掃除文盲，發展教育，反對迷信，普及科學，改變不衛生習慣，普及醫療等內容，這樣，就使得黨的文化工作更具有人民性、現實性，有助于動員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為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偉大歷史任務而奮斗。
　　鄧小平同志使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概念，不僅標志著他對“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錯誤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徹底糾正，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同志的文化工作與意識形態理論的創造性發展。體現了他對當代世界主題和國內主要矛盾的深刻認識與正確把握，這種語言形式的改變，不僅使“精神文明”概念較之毛澤東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概念具有更寬泛和深入的含義，同時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更有利于繼承我國歷史上優秀文明成果和吸收、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有力地推進民族的振興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因此，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認為，這一新概念的使用，標志著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達到了新的理論境界。
　　注：
　　〔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3—664頁（第二版，下同）。
　　〔2〕〔3〕〔4〕〔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9頁；第245頁；第244頁；第391頁。
　　〔6〕〔7〕《鄧小平文選》第326頁；第181頁。
　　〔8〕〔9〕〔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頁；第3頁；第144頁。
　　〔11〕江澤民《在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報告會上的講話》。
　　〔12〕這里主要就五十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以前關于意識形態概念的使用情況而言，由于“文革”期間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概念使用的偏離，故暫不具體涉及。
　　〔13〕〔14〕《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的決議》第5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11頁。
　　（作者：上海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　　責任編輯：胡輝華）＊
　　
　　
　　
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6-30G10精神文明建設奚潔人19961996 作者：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6-30G10精神文明建設奚潔人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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