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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族學學會第六屆學術討論會于1997年11月10—13日在美麗的云南西雙版納舉行。這是一次世紀之交的會議，也是一次承前啟后的盛會。
　　這次討論會是由中國民族學學會、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和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聯合舉辦的。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在財力、物力和人力上給予大力支持，為此次大會的順利召開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世紀之交的中國民族學”。與會代表共103 人，來自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分屬漢、蒙、達斡爾、苗、土家、朝鮮、納西、白、彝、哈尼等10多個民族。會議收到論文共84篇。在84篇文章中，其中有30多篇是與主題密切相關的，另有40多篇為其他學術論文。本綜述主要就與主題密切相關的問題分述如下。
　　　　　　一、中國民族學的世紀歷程
　　民族學、人類學形成于19世紀中葉，20世紀初年傳入中國。近百年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雖然經歷了許多曲折，但取得成就是巨大的，舉世矚目的，是任何人也不可否認的。中國民族學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可分為前50年和后50年兩個大的階段。下面分別予以介紹。
　　　　（一）前50年的中國民族學
　　20世紀前50年是中國民族學譯介和實踐階段，是中國民族學的初創階段。關于這一時期的成就和不足，學術界評價不一。此次討論會有幾篇文章談及這一階段的中國民族學，各人的看法亦不盡相同。有的學者認為，前50年的中國民族學是譯介、宣傳和實踐時期。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的一些著作被陸續翻譯、介紹到中國，一些大學開設民族學、人類學課程，培養了不少人才。從總體而論，前50年是打基礎的時期，不但出了成果，而且出了人才。至今在我國民族學界、人類學界發揮主要導師作用的，仍是前50年培養起來的人才。不過，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前50年由于多數學者未掌握馬克思主義，加上歷史條件限制，他們的研究成果未能為改造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二）新中國的民族學
　　新中國近50年來的民族學，經歷了一個曲折、復雜的發展道路。這一階段是中國民族學應用和創新階段，是主要為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和文化發展服務的階段，理論和方法均有創新，如民族識別的理論和方法，歷史研究和現狀調查相結合的方法等。近幾年來，學術界對新中國的民族學褒貶不一。這次討論會對新中國的民族學研究作了認真的回顧，充分肯定其成績，并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地作出評價，對存在問題也作了很好的分析。
　　有的學者指出，回顧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國民族學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為一個學科被取消，最后又重新恢復，并獲得顯著發展。不過，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即使是民族學作為一門學科被取消時期，民族學的研究工作仍舊沒有中斷。民族學在對民族識別、少數民族社會形態研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新中國的民族學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大”，所謂“四大”，即：一是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調查；二是進行了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經濟和文化田野考察；三是編輯出版了大型的民族學研究和資料叢書——《中國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四是開展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發展和現代化問題調查。
　　1、民族識別：世界民族學研究的創舉
　　新中國成立后至1956年，是新中國民族學的第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民族識別，并為此重點地開展了民族調查。至1956年，國家根據民族工作者的民族識別成果，正式確定公布了51個少數民族，后來又增加了普米族、門巴族、珞巴族和基諾族。不少學者指出，通過大規模的民族識別調查、民族語言調查、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摸清了中國的民族成份、民族地區社會形態，為黨和國家制訂和貫徹民族平等團結、民族區域自治等有關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這在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歷史上是一偉大創舉。其經驗對于第三世界的多民族國家解決類似的問題，尤其具有參考價值。
　　2、少數民族社會大調查：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民族學田野考察
　　田野考察是民族學的主要特色之一。1956年至1964年，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彭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組織全國各地的民族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民族工作干部及部分高校師生，先后有1000多人參加，分別到16個多民族省區實地考察，歷時7年，收集近億字的文字資料，撰寫調查報告340多種，計2900多萬字，整理檔案文獻資料100 種， 約1500多萬字。拍攝極為珍貴的10多部少數民族科學紀錄片，搜集大批少數民族歷史文物。調查面之廣，規模之大，參加人數之多，時間之長，收集資料之豐富，當屬世界民族學田野考察之最。民族學工作者對各民族的社會組織、經濟形態、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等作了全面考察。不少與會者談到民族大調查的意義和作用，并予以充分的肯定。
　　一些學者認為，這次調查成為后來中國民族學獲得長足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礎，它不僅成為現階段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奠基石，甚至在中國的整個社會科學里，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創舉。
　　3、《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大型的民族學資料和研究叢書
　　在50年代前，中國各少數民族沒有完整的民族志和民族史，也沒有民族地區概況之類的著作。通過少數民族大調查，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大部分資料皆收入由國家民委主持編輯出版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該叢書包括《中國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叢書》和《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合計403種，達上億字，總計發行100多萬冊。這一叢書在民族研究叢書方面， 可說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型的民族學資料和研究叢書，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4、 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和現代化問題調查研究：大規模的現代化問題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問題，成為中國民族學工作者的重要課題。1982年舉行的中國民族學第二屆學術討論會以“民族學與現代化”為主題，1986年下半年，學會又舉辦“民族學面臨的迫切課題”筆會和座談會，一致認為，民族學應注重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的研究。此后，民族學進入以研究現實問題為主的階段。特別是近10年來，應用研究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如民族地區如何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問題，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和實行開發式扶貧問題，不同民族地區和不同經濟類型現代化建設的方針和措施問題，邊疆山區和牧區民族生產力發展問題，現代化建設與傳統文化的調適問題，等等，都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寫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調查研究報告和學術論著。規模較大的調查研究有：其一，1991年至1993年國家民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主持的“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穩定和發展的主要問題及對策調查”，由八個省區的民族學研究人員承担，參加人數達上百人；其二，1993年開始的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國少數民族現狀與發展調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負責實施，目前已完成12個點的調查研究工作，每一個點寫一本調查研究專著，出版《中國少數民族現狀與發展調查研究系列叢書》，并就該地存在的重要問題或緊迫問題及時向中央反映；其三，貴州民族研究所主持的“貴州六山六水調查”，該課題從1983年開始，每年組織一批研究人員前往民族地區調查，10多年從未間斷，每年編輯鉛印調查報告一集，至今已出版14集，共約1000多萬字，其中有相當大的篇幅是關于現狀和發展及其對策問題研究。此外，云南、四川、廣西、湖南等省區民族學研究者進行了多項的民族地區現代化問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組織、有計劃地集中如此之多的研究人員參加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和現代化問題調查研究，這在世界民族學史上也是少有的。
　　新中國的民族學研究的巨大成就，除了上述“四大”之外，還表現在其他方面：如建立了為數眾多的民族研究教學和科研機構；培養了大批的教學和科研人才，出版了一大批民族學基礎理論著作及社會形態、婚姻家庭、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專題著作，編撰了多種辭典等。
　　　　（三）當前中國民族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總結當前中國民族學存在的問題，找出與國外民族學研究的差距，吸取經驗教訓，是21世紀發展中國民族學的關鍵之一。
　　中國民族學目前的確存在不少問題，與會學者充分討論了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發表了不少重要意見。歸納起來，存在問題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1、學科體系不夠完善
　　不少代表指出，中國民族學學科體系目前還不夠成熟。民族學、人類學究竟是基礎學科還是應用學科，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意見。在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相互關系方面，也是各持己見，有的認為是一個學科，有的則認為是兩個學科。在理論體系發展和完善上也意見不一，缺乏共識。這些都說明學科體系不夠成熟，需要進一步完善。
　　在理論體系方面，50—80年代，基本上以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為指導，并取得重大成就，可以說，沒有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也就不可能進行民族識別，也就沒有少數民族今天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也不可能得到如此巨大的變化。但是，一百多年來，世界已發生很大的變化，中國社會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同樣，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也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和完善，關于這一點，學術界爭議不大。但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理論，則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存在爭議。幾十年來，研究方法單一，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如何完善和發展研究方法，如何吸收國外民族學界、人類學界優秀的方法，則意見不一。
　　2、民族學知識普及不夠
　　一些學者認為，民族學、人類學知識的普及性不夠。且不說社會上許多人不知民族學、人類學為何門知識，或以為民族學就是研究少數民族的；就是政府有關部門對民族學、人類學也不無隔膜。一些學者說，中國某些知識界人士當談到對各民族文化的認識和評價時，則包含民族歧視、偏見成分，甚至有不少奇談怪論。有的學者指出，中國地域遼闊，人口、民族眾多，各地區、各民族間的文化差異很大，如果沒有一定的民族學、人類學知識，就無法理解其他地區、其他民族的不同的風俗習慣，甚至會由于誤解而引發一些矛盾。前幾年發生的一些因傷害少數民族感情而引發的事件，大多是由于不理解民族風俗而產生的。這些都與民族學、人類學知識普及不夠有關。
　　3、研究人員新老斷層，青黃不接，整體素質偏低
　　研究人員新老斷層，是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存在的問題，民族學界也不例外，不少學者談到這一問題。有些學者提出，我國由于民族學、人類學教學中斷了20年，目前缺乏40—60歲這一檔次的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教學、科研人員。80年代以后培養的民族學、人類學高級人才數量少，年紀輕，缺少實踐經驗。一些學者還談到，我國民族學、人類學教學和科研人數雖有上千人，但水平較高的人不多。目前50歲以上的學者中，大多外語較差，影響中外學術交流和借鑒國外民族學的先進理論和方法，但有實踐經驗，國內各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知識豐富，科研態度嚴謹。而在50歲以下的中青年一代，外語普遍較好，對國外情況了解較多，但不少人基礎不扎實，知識面窄，對國內的民族情況不熟悉。有些中青年科研態度不嚴謹，急功近利，熱衷于東拼西湊。有些人則是空談理論多，研究問題少。在介紹或翻譯時，不講究翻譯技巧，不愿多查詞典。
　　4、對現實問題研究不夠深入
　　一些學者指出，由于受社會上急功近利心態的影響，在民族學研究中急于求成的現象仍存在，有些人在社會調查中走馬觀花，浮于表面。未能從內容到形式，從歷史到現狀作出客觀、具體的分析，對我國社會生活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缺乏深層次的研究和分析，往往就事論事，科學性不夠，從民族學理論上總結不夠。不重視民族學研究的整體性，不重視用發展的觀點去指導我們的研究工作。未能發揮自己在群體文化研究的專長，更好地為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服務。對政府部門的決策建議的針對性、操作性還不夠強，民族學的應用價值未有充分得以體現。
　　5、科研手段落后，信息流通慢
　　有的學者指出，在科研手段方面，中國民族學界研究人員與國外同行比較起來，不可同日而語。計算機雖然在中青年中使用較普遍，但仍有不少人無力購置，至今還在用“爬格子”的原始方式。國外民族學家到中國進行田野考察，一般都配有攝像機，而在我國，除了影視人類學工作者之外，一般的民族學考察都無條件擁有攝像機。在文獻信息方面，也遠遠落后于國外，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民族學文獻目錄、民族志基本資料、各地民族研究機構情況等方面的信息資料庫。要找某一方面資料，既費時又費力。
　　　　　　二、民族學、人類學的“中國化”與“國際化”
　　一百多年來，民族學在西方形成眾多的學派，各學派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其中一些主要流派都先后傳入中國。中國的民族學要在中國生根，為中國人服務，就有一個中國化或本土化問題。這在50年代前老一輩的民族學家中便已提出來，但有一個不斷深化和完善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民族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民族學“中國化”或“本土化”取得了重要成果，逐步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理論體系。
　　　　（一）關于重新強調民族學、人類學必須“中國化”問題
　　民族學、人類學自本世紀初傳入中國后，老一輩的中國民族學家便開始了民族學中國化的實踐。時至今日，為什么還要重新強調“中國化”或“本土化”？
　　首先，民族學研究提倡“中國化”，其中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全盤西化”。一些學者指出，隨著改革開放，外國民族學通過多渠道被引了進來，這當然是正確的、必要的。中外無疑存在著一個交匯問題。但是，由于只引進，不作客觀的評論，使不少人對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真偽難辨，曲直難分，使一些中青年學者產生盲目崇拜西方學術的傾向。
　　其次，研究對象不同，是民族學研究必須“中國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學者指出，西方民族學理論、方法主要是在調查研究原始氏族部落或后進民族的基礎上形成的，大多是無文字的民族，其社會相對封閉，對外交往不多。社會分化不大，人們生活較為單純，文化單一。國外有人稱這種社會為“簡單社會”。而在中國56個民族中，與西方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原始民族大不相同：一是大多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并有用自己的文字或他民族的文字寫成的歷史文獻資料。二是除了部分少數民族在50年代前仍處于原始狀態之外，大多數民族都早已進入階級社會，社會分化較嚴重。三是漢族和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少數民族的文化有兩層，一層是知識分子創造、由統治階級提倡的教化文化；另一層是現實生活中的大眾文化或民間文化。四是中國各民族之間歷史上存在的較為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五是中國面積遼闊，人口眾多，各民族、各地區的語言、風俗都有其特色。因此，運用在殖民地原始氏部落研究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的民族和文化，必然是不相適應的。
　　第三，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研究目的不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和西方民族學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維方式有較大的差異，因而在解釋、認識事物方面往往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研究者的立場和研究目的不同，也同樣會對同一文化現象作出不同的結論。
　　第四，世界上沒有一種公認的理論和方法。一些學者指出，在西方學術界，一百多年來形成了眾多的學派，每個學派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每一個學派都以自己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各種研究。從理論和方法來看，各學派并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每一個人看同一事物都有不同的角度和目的。而每一個角度和目的都有它的道理。人類社會也需要人類學家從多種不同的角度來進行觀察與研究，不同學派正是代表了不同的角度，沒有哪一種學派能全部取代其他學派，每一個學派的研究都有其價值。
　　總的說來，民族學之所以要“中國化”，是因為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性。
　　　　（二）關于民族學中國化的途徑問題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如何“中國化”？也是與會學者十分關注的問題。有的人認為，運用西方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化”或“本土化”。有的人則不同意這一意見，僅僅是資料不同而理論和方法相同不能說是“中國化”或“本土化”，重要的是理論和方法的“中國化”，如中國民族識別所依據理論和方法，便是蘇聯民族學理論中國化的結果。如果完全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中國只有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中國民族學工作者根據中國的實際，制定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識別的原則和方法，這可說是真正的“中國化”的民族學理論和方法。
　　不少學者認為，對于西方各學派的理論和方法，正確的態度仍然是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要經過鑒別，采取客觀分析的態度，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借鑒其中有益的成分。同時必須結合中國實際，符合中國國情，要有利于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
　　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民族學中國化的途徑，主要是創新，即修改、創立適合研究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新的理論與方法。而創新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綜合。首先必須綜合西方各學派之長。只有充分了解各學派、各學科的優缺點，綜合、吸收各學派的長處，加以綜合和改造，才有可能推陳出新，修改或創立的新理論與方法才能比西方各學派的理論與方法更科學、更具有普遍性，更適合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這是中國民族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途徑。
　　　　（三）關于中國化與國際化的關系問題
　　民族學研究中國化與國際化是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整體。“國際化”不是“西方化”的同義詞，主要是指相互交流和了解，相互吸收和借鑒。
　　有的學者指出，中國民族學要注意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像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那樣，認為我國一切都比西方好，而西方國家則都是反動、腐朽、沒落的，西方民族學完全是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政策服務的，應通通予以排斥；另一種卻是恰恰相反，認為中國民族學不行，而西方民族學一切都好，從而不考慮中國國情，對西方民族學統統照搬。當然，這兩種傾向都各自走到一個極端。有的學者則認為，國際化不能只限于交流和了解，而要研究國際性的問題，應從中國人的角度研究國際性問題。做學問不應僅限于“中國”的眼光，而更重要的是應具備“國際”眼光。
　　關于“接軌”，是近幾年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有的學者指出，如果說“接軌”是指研究機構之間的溝通或建立健全的學術交流渠道，自然是無可非議的。假如這種接軌意味著一切向西方看齊，從思想到研究方法，甚至名詞術語和文字表述都唯西方模式是從，就成為一個帶有方向性、傾向性的問題。有的學者則認為，國際、國內的學術交流或交鋒則首先需要有共同的學科規范和學術語言，這就是學科接軌的涵義。
　　　　　　三、21世紀中國民族學研究的展望
　　21世紀即將來臨，中國民族學如何面向21世紀？近幾年來，已進行過兩次討論，《民族學通訊》和一些學術刊物也發表過不少文章，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意見。把這一議題作為此次討論會的主要議題之一，說明學會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不少學者在文章或座談中談到這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學者指出，確立21世紀中國民族學的目標和任務，不能脫離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發展的實際，也不能不考慮當前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發展的格局。既要立足現實，又要有相當的前瞻性。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只要同行擯棄成見，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是完全有可能加快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和完善。與會代表主要從如下幾方面作了探討：
　　　　（一）關于學科建設
　　中國民族學自80年代重建以來，在學科建設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不少學者都希望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在21世紀成為一門基礎學科，成為一門顯學。
　　關于民族學和人類學的關系問題，是近幾年爭議較大的問題。不少學者都認為，民族學和人類學在理論、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兩者是密不可分的。除了體質人類學之外，人類學中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實際上即是民族學。全國各地從事這門學科研究與教學的人本來就不多，如果再人為地劃分你是搞“民族學”的，他是搞“人類學”的；你搞的是“學術研究”，他搞的是“政策研究”，恐怕不會使這門學科興旺發達。在學科理論體系的建設上應大力提倡消除門戶之見，盡量少在“民族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與“社會—文化人類學”之類術語的爭論上過多花功夫。如果從事這方面的學者仍各執己見，爭論不休，學科地位將無法確立和提高，這支為數不多的教學科研隊伍會成為一盤散沙。
　　關于學科性質問題，針對民族學究竟是基礎學科還是應用學科存在分歧現象，提出應當統一認識。不少學者強調，民族學既是基礎學科，也是應用學科，或者可說是應用性較強的基礎學科。在目前情況下，應加強應用研究，為現代化建設服務。
　　關于中國民族學的理論建設問題，與會學者除了強調“中國化”和“本土化”之外，有些學者還強調繼續發展和完善民族學的理論體系，結合中國實際，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應該對半個世紀民族學發展的實踐，進行理論上的概括、提煉和升華，提出科學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有針對性的、容易掌握的理論和見解。并在發展和完善民族學理論體系過程中，提倡不同觀點的爭鳴，建立不同的學派。
　　另有一些學者還提出要加強學科基地建設和資料建設，應有計劃的搜集國內外關于田野考察、文物和聲像資料，并加以整理和譯介。可在全國范圍內，按地區分工，建立起幾個有相當水準的民族學、人類學室內外考察研究基地，以及文獻資料、聲像資料兼備的資料信息中心。
　　　　（二）關于研究對象
　　關于中國民族學21世紀的研究對象問題，在1995年大連會議上曾經熱烈討論過。與會代表就21世紀中國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再次進行討論。針對近幾年來有些學者提出中國民族學應與國際潮流接軌，轉向研究主體民族或文明民族為主，即要把研究漢族作為民族學主要的研究對象的說法，不少學者提出異議。大多數學者主張，21世紀的中國民族學主要研究對象仍是少數民族。為少數民族服務，促進民族地區現代化，仍應居于主要地位，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地域遼闊，文化差異大，存在問題眾多，在許多方面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而且，國家和各級政府建立中央和地方民族研究機構，主要目的和任務就是研究少數民族。
　　有的學者認為，在研究少數民族的同時，應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幾年前中國民族學學會建立漢民族分會，漢民族研究正在得到加強。如要不研究漢族，在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概念中，就體現不出漢族的重要作用。另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民族學研究者有上千人，沒有必要都去研究漢族或少數民族。在研究對象問題上，必須堅持一個原則，即中國的需要。選擇研究對象，不能跟著外國人跑，不能外國研究什么民族，自己就研究什么民族。更不能外國人讓你研究什么，自己就去研究什么，外國與中國情況不同。
　　有的學者指出，在研究少數民族的問題上，特別要加強跨界民族的研究。在中國56個民族中，有30多個民族與國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改革開放以來，跨界民族可以自由進出，往來頻繁，同一民族而不同國家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的差距，對中國跨界民族造成很大的影響，認真研究這些新的、急劇的變化， 促進跨界民族兩個文明建設健康發展， 是21世紀中國民族學的迫切任務。
　　　　（三）關于研究課題
　　21世紀中國民族學應加強哪些方面的研究，也是與會學者討論較為熱烈的問題。有的學者指出，21世紀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課題也要強調中國化，也要強調中國的需要。中國民族學界研究人員眾多，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都去研究相同的課題。既要研究現實問題，也要研究基礎理論問題；既要研究已經研究過的課題，也要研究沒有研究過的課題。總之，研究課題要多樣化。
　　1、加強應用研究
　　在當代，應用研究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各國的民族學無不與本國的社會政治緊密相連。與會者都認為，應該改變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民族地區現代化仍將是下一世紀中國民族學最主要的研究課題，也是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1995年大連會議上強調加強民族地區現代化問題研究。現階段，民族學的重點應是為民族地區的現代化服務。回顧中國民族學的歷程，現代化曾是中國民族學的首要命題。中國民族學年輕一代應繼承和發揚老一代的優良傳統，積極從事現代化問題的調查和研究。一些學者指出，民族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這門學科自產生之初，便與社會政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新形勢下，民族學首先要研究解決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應該強調學以致用，重點是為民族地區現代化服務。只有學術與應用相結合，民族學研究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其次，民族學研究應該揚長避短，加強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因素的研究。再次，我國的現代化問題，各個學科都在研究，各有自己的理論和著重點，因而民族學的現代化研究必須具有自己的特色。
　　有的學者在談到民族學的應用研究時強調，學術可以而且應該為政治所用，但這是政治切合學術，而不是學術迎合政治。民族學工作者應該為決策部門提供真實情況，決策部門才有可能作出正確決策。情況與決策，一如學術與政治，孰先孰后，不可顛倒。
　　另有一些學者在談到應用研究時強調，應該避免一種傾向，即本末倒置或舍本求末，在開辟應用性領域時的隨意性而忽略了民族學的基本功能和特點，最后將民族學變為一種無所不包的大雜燴，或者是無所不能的培訓班。民族學的發展必須同現實相結合，但這種結合是民族學的，即是說，其研究對象視野是現實社會的、各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其理論方法是民族學的，即經驗的和實證的；其研究成果能夠反映表現所研究的文化或文化現象本質，因而可為實際工作者和政府決策部門所參考。
　　2、加強民族心理研究
　　民族心理是構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曾是民族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中國民族學在這一方面研究不足。有的學者認為21世紀應加強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研究。中國有56個民族，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心理和特征。深入研究這一問題，有利于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相互認同。漢民族地區文化差異很大，各地、各民族的心理都不相同。50年代偏重于對少數民族社會結構的調查，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由于忽視對上層建筑特別是民族文化和心理狀態的調研，以至在60年代以后出現多起民族事件。民族心理狀態是歷史的產物，它的形成直接受社會生產、民族文化、民族關系以至地理環境的影響。有些民族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等特征早已消失，但民族心理狀態和文化意識仍很突出。因此，不了解和抓住一個民族的心理，就談不上了解一個民族，就容易傷害民族感情。改革開放以來，民族的心理狀態也發生變化，民族意識、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隨之增強，處理不好會導致民族分裂主義傾向的滋長。
　　3、深入研究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是傳統民族學的主要研究課題。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民族學家在傳統文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出版了一大批有較高水平的論著。21世紀還要不要把傳統文化作為一個重要課題研究？學術界存在不同的意見。有些學者認為西方民族學、人類學界早已不再研究傳統文化，因而中國也沒有必要再去研究傳統文化，應主要研究當代的社會問題。有的學者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保留甚少，傳統文化研究已走入困境。其實，這些看法都是不全面的。雖然西方人類學界已對古老的文化現象研究較少，但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民族眾多，傳統文化資料十分豐富，少數民族古老的社會組織、社會形態、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整理和研究，特別是分析和綜合研究不夠，比較研究不夠。
　　在是否保留或如何保留優秀傳統文化問題上，有的學者認為，在當代中國社會大轉型時期，如何保留或恢復、弘揚歷史上優秀的傳統文化，并與現代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民族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應具體地分析民族傳統文化，要從倫理道德、思想意識、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節日、體育、婚姻家庭等方面細致、深入地分析研究，分析哪些因素是有利于現代化的，應該弘揚的；哪些是不利于現代化的，應該拋棄的；哪些是與現代化沒有多大關系的，是可以保留的。只有弘揚本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同時大量吸收先進文化的精華，才能使民族文化健康地發展，不斷地進步。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文化具有特色，不致于淪為西方文化的附庸。
　　　　（四）關于民族學教學和人才培養
　　不少學者認為，在發達國家，民族學、人類學作為研究人類文化的一門顯學和人類文明建設需備知識，被普遍納入大學教學。擁有兩億人口的美國有3500所大專院校，其中有50％院校設有人類學專業課，設有人類學系的大學就近500所（幾乎是中國擁有大學數量的一半）， 其畢業生人數為我國的數百倍。僅1990—1991年度，共招本、 專科生21940人，研究生7801人。有4932人授予學士學位，1000人授予碩士學位，397人授予博士學位。而在擁有近13億人口的中國，有大學1000所， 設立了民族學／人類學系的院校現僅有中央民族大學、中山大學以及中南民族學院三所，云南大學則設有“人類學、社會工作系”，而且有些院校并不是每年都招收學生。一些學者呼吁，普通高等院校應創造條件，逐步開設民族學、人類學的課程。
　　一個學科擁有多少人才，是決定該學科地位和影響的重要一環。新中國成立以來，培養了大批的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為中國民族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有的學者指出，培養大批民族學教學和科研人才，是使中國民族學在21世紀能夠迅速發展和完善的重要條件。由于民族學在我國遠遠不如經濟學、歷史學、文學等為社會所了解，影響民族學專業人才的分配和使用，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規模。今后一方面應大力宣傳民族學、人類學這一學科的重要性，使人們了解這一學科是培養通才的學科；另一方面應大力充實和加強現有民族學、人類學教學點，提高教學水平，培養素質較高的學生，并創造條件在其他大專院校建立民族學、人類學系，在實現專業教學點布局合理的基礎上，建立幾個各具特色、相互配合的中國民族學、人類學教學與研究中心。通過教學與科研的嚴格訓練，不斷培養高級人才，同時下大力氣重點扶持、培養一批思想作風過硬、業務功底深厚的學科帶頭人。
　　附記：此《綜述》經在京的學會主要負責人審閱，并提出許多修改意見，謹此衷心致謝。
云南社會科學昆明87～94A849民族研究何星亮19991999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 作者：云南社會科學昆明87～94A849民族研究何星亮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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