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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去春來，物轉星移，當我們迎來“五四”80周年的時候，世紀老人的腳步已經走近一個新的世紀——21世紀的門口。
　　20世紀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世紀。本世紀的三次歷史巨變（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開放）都在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起著劃時期的作用。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注：《致尼·弗·丹尼爾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第149頁。）。的確如此，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在20 世紀經受了多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但伴隨其后，總是產生了巨大的歷史進步。當人們興高采烈地討論著20世紀的三次歷史巨變并展望21世紀的光輝前景時，人們不由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處于前兩次巨變之間的“五四”占有著怎樣的地位和起著怎樣的作用？特別是在世紀之交紀念“五四”，又是它的80周年的時候，確實引人深思。毫無疑問，“五四”也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述這個問題。
　　　　　　一、五四運動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啟動
　　近代與現代，在西方是一個詞：modern。
　　前蘇聯史學界曾采用“新”與“最新”兩個詞來區別歷史的社會性，即近代史指資本主義社會史，稱為“新”歷史；現代史指俄國十月革命后的社會主義史，被稱為“最新”的歷史。
　　中國沒有一個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只有一個相應的變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在這個社會中產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有新、舊之分。因此，我國史學界曾一度把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稱為中國近代史，而把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的歷史稱為中國現代史。后來感到矛盾很大，因此大多數學者的意見，認為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應稱為中國近代史，因為它正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開始到結束的全過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的歷史如何叫法，也還有現代、當代的不同。
　　不論怎樣稱謂，現代化大體上指的是：在經濟上從封閉的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從自然經濟走向商品經濟；在政治上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應該具有與政治、經濟相適應的精神文明。概括說來，就是要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
　　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現代，而統一使用現代化這一史學界大體認同的概念。
　　中國與外國的現代化過程不同。它既沒有像英、美那樣有一個獨立的“產業革命”，也沒有像法國那樣有一個起著思想解放作用的啟蒙運動。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在上一個世紀的70年代開始發生，而且在上一個世紀之交有所發展，但它的力量仍然微弱，要依賴帝國主義求生存，又不能和封建勢力割斷聯系。因此，這時中國的走向現代化是一個被動的過程。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正式啟動，應該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如毛澤東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頁。）。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在于廢除了兩三千年來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獨夫民賊復辟帝制的企圖都不能不歸于失敗。梁啟超于1922年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任憑你象堯舜那么圣賢，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強暴，象曹操司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人答應。”（注：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9，1922年版。）梁的這一段話，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理。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有所發展，即使在袁世凱統治時期，這種發展仍然沒有停止。這當然不能歸功于袁，而是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制定的工商業政策作用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軍事上是失敗了的。政權落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中，使革命黨人陷入極大困境。孫中山的一切美好愿望，諸如鐵道建設、海港設計、實業計劃等等，也只能限于紙上談兵。歷史的教訓使一切志士仁人陷于深思：革命失敗，中國走向現代化受阻，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上海，同年9 月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年改為《新青年》），由此在中國發動了一場震古鑠今、發聾振聵、聲勢浩大、意義深遠的啟蒙運動。在陳獨秀看來，辛亥革命為什么失敗？就因為缺少了從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到法國的啟蒙運動這一過程。這一課必須補上，不補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鞏固。因此，陳獨秀把他發動的這場運動稱為國民“最后之覺悟”。
　　陳獨秀的這一思路，他所要求人們達到的目標，從兩個雜志的封面就很形象地顯示出來了：
　　1.《青年》雜志的封面上印著“La Jeunesse”， 就是法語“青年”的意思。國內一些著述，對《青年》封面上的這樣一個法語標題，往往不大注意，而有的外國學者卻對此非常重視。如有一本著作寫道：“這個時期最有影響的唯一的期刊，是文化革命剛開始時由陳獨秀主編的著名的《新青年》（開始叫《青年》），　　人們經常用它的副題‘LaJeunesse’來稱呼它。這個副題的選擇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國文化和法國革命民主思想深遠影響的反映，不僅影響了陳獨秀本人，而且也影響了許多他的同代人。”（注：W ·若德津斯基：《中國的歷史》（1卷），1979年版，第437 頁（Wiold　Rodzinski ：《A　History　ofchina》Volume 1, 1979, P. 437）。）
　　2.由《青年》雜志影響下的一部分愛好文學的青年，在此后不久創辦的《新潮》雜志，也是以“The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為副題的。
　　我們再從《新青年》雜志的內容來看，也大都是介紹和論述從意大利文藝復興到法國啟蒙運動時的文章。如《青年》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為《敬告青年》（發刊詞），第二篇文章即為《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陳獨秀的上述思路。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正是在這樣一種大潮下，馬克思主義也作為西方學說的一種，比較廣泛地在中國傳播，并迅速與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成立，被稱為開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正是在五四愛國運動的當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黨正式改為中國國民黨，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義（注：辛亥革命后，孫中山認為“民族”、“民權”二主義俱已達到，任務只剩“民生”一項了。經過“二次革命”，他在1914年組織中華革命黨時，才又提出“民權”的任務，加上“民生”也只是二民主義。）。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運動給與他的影響，他在1919年6 月18日《復蔡冰若函》中說：“文著書之意，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上之謬誤，使之有所覺悟，急起直追，共匡國難，所注目之處，正在現［在］而不在將來也。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ｒóｎｇ＠①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于全國，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異日時機既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 第66頁。）他在1920年1 月《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又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于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 第210頁。）
　　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孫中山不僅加緊了自己的著述、研究工作，而且積極指導他的戰友辦好《建設》、《星期評論》等刊物。
　　正是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孫中山于1919年10月《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演說》中說：“試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于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40頁。）
　　正因為孫中山給予了五四運動如此高的評價，因而他對在五四運動的基礎上、集合了運動中的大量先進分子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給予高度的重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這次合作，采取了以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合作形式，孫中山的意圖就在于給國民黨注入新的血液。他對那些反對國共合作的人說：“如果所有的國民黨員都這樣，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注：《孫逸仙在國民黨中央全會最后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24年8月3日。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頁。）
　　正因為這次國共合作，才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大革命”，出現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戰爭。
　　這場“大革命”有著深刻的經濟根源。這就是五四運動前后（1914—1922）中國資本主義較迅速的發展。這次發展為“五四”和“大革命”準備了一個新興的階級陣營。
　　回顧“五四”前后思想、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變化，說它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啟動，是并不為過的。正是這場運動影響了20世紀中國發展的進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沒有這場運動，也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在拙著《五四運動史》一書的前言中曾說：“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時期傳入或興起的；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時期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許多革命運動，如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等，追根溯源，都是從五四時期發端的。”（注：彭明著：《五四運動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實際上，在國外的一些研究著述中，也早已看到了“五四”對中國歷史的重大影響。如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的由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教授寫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就指出：“由于這個運動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領域引進或認同了許多新的因素，它可以作為理解近40年代中國的一個最重要的線索。”“這個運動在它之后幾十年里引起如此激烈的爭論和斗爭，如果不對之加以研究，就不能把握問題的根本和性質。事實上，中國當前的政治形勢可以直接間接地被看作是這個運動的結果。”（注：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頁。）
　　有一位五四運動當年的參與者后在臺灣政界任職的官員，在回憶與評議“五四”的文章中曾說：“大陸赤禍蔓延，政府播遷臺灣，五四運動為其種因，應負絕大責任。”這是從完全否定“五四”的角度講的，但它也從反面說明了“五四”的深遠影響。
　　20世紀的中國有三次歷史巨變：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第三次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開放。五四運動是第一次歷史巨變的補課，又是第二次歷史巨變的起點。而沒有第二次的巨變，又何來第三次巨變？
　　中國的走向現代化包括著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而人的思想現代化是其關鍵。五四新文化運動被稱為國民“最后之覺悟”（注：《吾人最后之覺悟》，《新青年》第1卷第6號。），又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注：《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這是很有見地的。這一道理，梁啟超在1922年所寫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也有所省悟：“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一位研究“五四”的學者說：“五四運動真實的主題是什么？真正的意義又是什么？透過表層，把握整體，不難看出五四作為一個思想啟蒙運動，其真實的主題，在于呼吁中國人的現代化；其真正的意義，在于通過人的革新，來實現中國的社會改造”；“五四運動應當被看作是一場文化心理的層面上，推動中國人現代化的運動。”（注：王章維：《五四與中國的現代化》。見1989年5月4日《經濟參考》。）我想：這也正是今天紀念五四80年周年的現實意義所在。
　　　　　　二、民主、科學是常新的歷史話題
　　民主、科學是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時提出的，它雖經過了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等歷史階段，卻仍然是人們常說常新的歷史話題。
　　民主、科學提出后，這兩個口號很快流行開來。民主被稱為德先生（Democracy），科學被稱為賽先生（Science）。1919年1月， 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本社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滔天的大罪。”（注：《新青年》第6卷第1號。）
　　民主當時被稱為人權，當時的啟蒙學者非常向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發布的《人權宣言》。陳獨秀1915年2 月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說：“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注：《青年》第1卷第4號。）
　　科學既包括科學技術，也包括科學方法，陳獨秀在《青年》發刊詞中說：“科學者何？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強調主客觀統一，從客觀事物中尋求其規律，實事求是，這就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包括在內了。
　　20世紀的舊中國有兩大問題，一是社會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學技術的不發達。這兩大問題互為因果，制約著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想家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認為只有此二者才可能“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且為之奮斗，“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其看法切中時弊，其精神英勇可嘉。
　　用民主謀取社會解放、經濟解放和思想解放，這是很正確的。20世紀的三次歷史巨變，實際上就是民主和反民主較量的結果。五四愛國運動所取得的“外爭主權”（巴黎和約拒簽）、“內除國賊”（罷免曹、章、陸）等重大成就，也是民主和反民主較量的結果。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都需要民主。列寧說：“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 —635頁。引文中著重點為原文所有。）鄧小平在論述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時，也說：“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頁。）。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他又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人民是我們國家的主人，是決定我國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力量。”“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黨的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因此，“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絕非一句空話。
　　科學之重要，并不亞于民主。“五四”時期科學思潮的歷史意義，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體的科學知識，而在于思維模式的轉換，提供了新的運思方式。“五四”時期是中國科學事業的真正開端，科學成為現代文明的整合因素。特別在今天，中國將要在21世紀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時，科教興國的戰略就顯得更加重要。
　　我國的科學事業和第一代的自然科學家，也大都是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特別是在“五四”前后才發展和成長起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學家成長起來，他們在科技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我國的科教事業滯后狀況也是不容置疑的。鄧小平在1977年就已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又說：“科學技術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認落后，承認落后就有希望了。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員美國有一百二十萬，蘇聯九十萬，我們只有二十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很多。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干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干得比他們好。”（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0頁。）鄧小平是在20年前講的這番話。現在又過了20年，科教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根據1997年的統計表明，除少數電子信息產品外，中國各主要行業的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國的科技競爭力在世界的排位目前僅到28位（注：陳雪強：《知識差距是貧富差距的實質——試論‘科教興國’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理論探討》1998年第6期。）。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指出：“發展教育和科學，是文化建設的基礎工程，培養同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數以億計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發揮我國巨大人力資源的優勢，關系21世紀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
　　　　　　三、如何對待東西方文化？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以來，東西方文化的優劣，就不斷地為學者們爭論著，僅在20世紀的上半葉，較大的就有這樣三次：
　　（一）從《青年》創刊而引起的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論爭。《青年》派以陳獨秀為代表，《東方》派以杜亞泉為代表。前者的代表作是《東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注：《青年》第1卷第4號。），后者的代表作是《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注：《東方雜志》第13卷第10號。）。
　　（二）“五四”后，在20年代繼續著東西方文化的爭論。前者以梁漱溟的專著《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8月出版）為代表。 后者中，有自由派學者，也有馬克思主義者，比較有系統的專著應屬楊明齋的《評中西文化觀》（1924年出版，次年再版）。
　　（三）本世紀30年代中期，又發生了一場“本位”與“西化”的爭論。前者以“十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為代表（注：《文化建設》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后者以胡適、 陳序經等自由派學者為代表。陳提出“全盤西化”，胡提出“充分世界化”（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6 月30日。）。雙方論戰的文章主要登在《文化建設》、《獨立評論》、《大公報》、《晨報》等報刊上，影響較廣。長期以來，胡適被認為在“五四”時期就提出了“全盤西化”的口號，是不確的。
　　20世紀的下半葉，特別是改革開放的20年來，東西方文化的優劣長短，又被人們熱烈地討論著，參加討論的人更為廣泛，中外學者都有。這些討論，對于克服新文化運動中的形式主義偏向，認識傳統文化的豐富內容，都是有益的。但有一種極端化的論點，卻是值得商榷的。這種論點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斷裂了傳統文化，甚至說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脈相傳。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革掉文化、使中國陷入災難深重的政治運動，已被全盤否定，如何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日而語？至于說“五四”由于徹底反對舊文化而使傳統文化斷裂，也與事實有所背離。
　　持此論者有兩個誤區：其一，把傳統文化與儒家文化等量齊觀；其二，把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和漢儒、宋儒等量齊觀，把儒學和儒教混為一談。
　　第一，儒家文化在兩三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固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但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統文化。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兩家都曾被稱為顯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他各家仍然在延續和發展著。近年出版的一部《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介紹了95部書，其中稱得上儒家的書僅有20多部，不足1／4。
　　第二，必須把儒家學派的創立人孔夫子和以后的漢儒、宋儒相區別。后者雖然打著孔子的旗號，但其學說已被演繹和改造了，目的是為了更加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儒家文化在各個歷史階段起著不同的作用，有些學者把孔學和孔教加以區別，是很有見地的。當著封建社會走向下坡路的時候，孔教的反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進入民國，孔教仍然為封建軍閥的帝制活動服務，其反動性更為昭著了。
　　如果以上兩點看法可以成立的話，“五四”是如何對待傳統的？就可以說清楚了：
　　第一，它和儒家特別是宋明以來把三綱五常作為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是對立的，但它并不反對其他非正統學派，而且對墨學以至明清之際的一些啟蒙學派非常推崇。
　　第二，它并不反對孔子個人和否認孔學的歷史地位，只是說孔教已不適于現代生活。李大釗說孔子是“一代偉人”，但不是“萬世師表”（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第7 卷第2號。）。陳獨秀說：孔學“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 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蓋秦火以遠，百家學絕，漢武獨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國人心而統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來訖于今日，政治上、社會上、學術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設若中國自秦漢以來，或墨教不廢，或萬家并立而競進，則晚周即當歐洲之希臘，吾國歷史必與已成者不同。好學深思之士，諒不河漢斯言，及今不圖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時代宗族社會之孔教統一全國之人心，據已往之成績，推方來之效果，將何以適應生存于20世紀之世界乎？”（注：《答俞頌華》，《新青年》第3卷第1號。）
　　因此，把“五四”視為“斷裂”傳統文化，是不恰當的。實際上，“五四”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們都有著很深厚的國學根底，許多人都有研傳統文化的專著（如魯迅、胡適、陳獨秀等）。
　　一位西方學者在他的《論傳統》一書中認為傳統“最明顯、最基本的意義”是“世代相傳的東西（traditum），即任何從過去延傳至今或相傳至今的東西”。（注：E·希爾斯：《論傳統》（中譯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頁。）從這種操作意義說，延傳三代以上的（主要指兩次傳遞）、被人類賦予價值的事物都可以看作傳統。它在延傳中可能會變異，但保存的共同主題使各種變體中間仍有一條共同的鎖鏈相互聯結其間。”
　　按照這種說法，“五四”精神也應該算作一種傳統了。
　　“五四”已經過了80年的風風雨雨，東西方文化的討論也已不止一個世紀，所留給人們的啟示是什么呢？
　　第一，在近現代的國際大環境中，一個國家比較成熟的思想、理論體系，總是融合了國內外兩種以上的思想、理論形成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也是如此。把一切外國的思想文化，不加區別地都斥之為“舶來品”而拒之門外，是不對的，也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外國的先進思想文化都認為中國“古已有之”而漠然視之，也是不利于中國的現代化的。閉關自守，頌古非今，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采取改革開放、綜合創新的方針，充分吸取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早在80年前，李大釗就指出：東西方文明，必“以異派之所長補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煥揚光采、發育完成之一日”（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1頁。）。
　　第二，任何先進的思想、理論，必須和本國的國情相結合，使之中國化，或曰具有中國特色。思想、理論好比種子，國情則如土壤。任何良種，如果沒有適宜的土壤，也是不會生根、發芽，更是不會開花、結果的。洋教條、黨八股留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因此，對待任何文化，都應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應該很好地繼承和發揚。數典忘祖，崇洋媚外，也是不可取的。
　　總之，我們應該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優秀成果，弘揚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以迎接21世紀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到來。
中共黨史研究京16～22K4中國現代史彭明19991999本文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872 作者：中共黨史研究京16～22K4中國現代史彭明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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