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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以來，國際局勢發生了劇烈和深刻的變化。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冷戰格局的結束，全球化潮流的沖擊，福山“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文化沖突論”的提出，都給中國學術界提出了新的現實問題。就我國文藝理論領域而言，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現代處境，中國現代新文論傳統的文化身份，構成了中國文論界普遍的現代性焦慮。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1996年10月，在陜西師范大學舉行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研討會。從那時以來，這個命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論，斥為“偽命題”者有之，主張“中西文論不可通約論”者有之，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已經失效”者有之，倡導“應當在古代文論母體內重建中國文論”者也有之。十年時間過去了，重新審視這個命題，清理其內在理路，回顧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歷史過程，對于新世紀中國文論的健康發展，其積極的學術建設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一
　　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提出，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這并非偶然的巧合，也不是由于人為的炒作，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這是在西方文論嚴重沖擊下，中國文論的現代發展所提出的嚴峻課題。因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力增強，以及中外交流的日益頻繁，我們對世界文論發展狀況的逐漸了解，開始意識到了過去在閉關鎖國、思想禁錮的極“左”時代，或者在八十年代我們對西方文論所知甚少的情況下所不能思考的一些問題：為什么當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文論研究隊伍，但是在現代世界文論體系中卻沒有我們的一席之地？是歐美學者的“西方中心論”作祟，還是我們自身的理論創新能力不足？面對洶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我們應當如何應對“文明沖突論”的沖擊？中國現代文論的文化身份應當如何定位？怎樣才能創造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現代中國文論體系？置身于現代世界文論格局之中，我們從文論大國發展為文論強國的途徑和方法是什么？沿著這條思路，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獨特智慧，重新進入了我們的理論視野。
　　當討論傳承中國古代文論的傳統資源對于當下中國文論建設的重要意義的時候，我們要意識到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文論資源，其實是復雜和多元的，簡要說來，大致包括三個文論傳統，一個是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一個是中國現代文論的新傳統，還有一個是西方文論傳統。中國現代文論的新傳統，主要是在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直接影響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一般地講，其主體部分，就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處于強勢地位的現代西方文論，也挾當今世界文論前沿的洶涌澎湃之勢，進入中國境內并有效地參與了中國文論建設。中國古代文論，實際上是指未受西方文論影響的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代文論，實際上是指在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論，因此，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問題，實質上就是中西文論沖突與匯通的問題，中國文論的古今關系實質上就是中西關系。
　　現代西方文論之所以受到中國文論界的格外青睞，形成了關于它的“有效論”，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認為，現代西方文論能夠有效地闡釋當今中國的文學藝術現象，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浪潮的沖擊，經濟一體化席卷全球，以計算機和因特網為代表的信息化時代的來臨，使中西文學藝術的發展，互動性日益加強，在藝術種類、藝術樣式、藝術風格、藝術潮流、藝術趣味等方面的趨同性日益增強，許多新興的文學藝術現象，如大眾審美文化的勃興，包括新媒體藝術的出現，不僅中國古代文論傳統難以解釋，就是對于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而言，也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相反，現代西方文論的近期發展，對西方的類似問題往往做出了及時的闡釋，在面對中國語境時，由于問題的類似，這些西方理論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為中國文論的發展提供了最新的理論資源，受到學界高度重視。因此，援用西方理論來解釋現代中國的文學藝術現象，顯得順理成章，同時，在沿用西方理論時，如果我們流于“以論帶史”，強現實以就理論，有意無意地忽略中國本土的一些獨特現象，使中國的文藝創作實踐成為西方文論的現成注腳，這就會使論述過程變得更為方便。
　　對外來理論的機械套用，必然喪失本土話語創新能力的需求，當我們在大量援引西方理論方便和直接地闡釋中國文學藝術現象時，似乎西方的理論已經足以解釋我國文學藝術中的問題，我們也并不需要自己的理論，西方的理論逐漸取代了中國本土自己的理論，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付出了喪失了中國本土文論話語理論創新能力的代價。從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以來，“以西釋中”的做法在中國蔚為風尚，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論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直至到1970年代臺港學者將其提升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方法，而臺港學者倡導的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特征，恰恰是對西方文論資源的推重和對中國本土古代文論資源的排斥。我們尤其應當注意的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方法，始終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與文論研究的主流。
　　中國古代文論的失落，形成了關于它的“失效論”，造成中國古代文論“失效論”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首先是語言形式的全面變革和文學藝術態勢的劇烈變化。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受到西方語言深刻影響的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在中國的正統地位，成為中國現代文論的表述手段，而中國古代文論是以文言文作為表述手段，如同外國語言一樣，需要經過翻譯才能成為白話文，這種言說方式的革命性變化，造成了兩者在理解和溝通上的巨大困難。中國現代文論是在西方文論的示范和影響下形成的，遵循嚴密的形式邏輯推理，構建宏大的概念范疇體系，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論的基本特征，而中國古代文論則是重體悟、輕體系，概念范疇具有模糊和不確定性，這又造成了中國古今文論對接上的困難。中國古代文論的文類基礎，是詩文正宗，而中國現代文論的基礎文類，起初是小說戲劇，后來也包括電影，現在則是建立在科學技術基礎之上的以影視為主體的多媒體視覺藝術成為基礎文類，這造成了中國古代文論的一整套曾經是行之有效的概念范疇體系，在面對五光十色的中國現代文學藝術時，闡釋起來顯得力不從心，甚至無能為力，更無法有效地介入中國現代文論建設。看起來似乎是這樣：中國古代文論傳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這些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重要的事實，但是這僅僅是一部分事實，并不是事實的全部，甚至可能也未必是事實的主體。
　　二
　　另一個需要我們正視的重要事實是，西方文論是建立在西方文學藝術現象的基礎上，基本不涉及或者說是完全不涉及中國的問題，直接使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部分文學藝術現象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原封不動地照搬西方理論來解釋全部中國文學藝術現象則是不可能的。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是否承認，事實上，自從西方文論進入中國以來，它的本土化歷程就從沒有停息過，而制約著西方文論本土化的機制，來自兩個方面：中國的現實理論需求和中國固有本土文論傳統，而這兩個方面的影響，其實都是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有機組成部分。
　　西方文論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概念。從空間范圍來看，從歐洲諸國遠及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從時間范圍來看，從古希臘羅馬經中世紀至今，從語種來看，涵蓋英、法、德、俄等多種語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復雜多樣的文化文論簡單化。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當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論的洶涌潮流沖擊中國的時候，究竟何種西方文論能夠在中國深深地扎下自己的根須，進而成長為參天大樹，這取決于這種理論和中國本土的契合程度，簡言之，取決于中國的需要。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主要是儒釋道三家，而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則是儒家。儒家的基本觀點是積極入世，主張發奮有為，修齊治平，這種指導思想深深地楔入了中國古代學術之中，“經世致用”的古老傳統，知行合一、學以致用，構成了中國古代學術的主流思潮。這種思潮體現在文藝思想上，從先秦以來就形成了思想內容上的“尚質尚用”和藝術形式上的“尚樸尚簡”，儒家文藝思想的“詩言志”說，“詩教說”，“詩無邪”說，“辭達而已矣”說，中國畫的“計白當黑”、中國戲曲表演的高度虛擬與寫意化等，無一不是這種思想的具體體現。道家的“滅文章，散五彩”說，“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說，墨家的“非樂”說，都和儒家的這些思想不乏相近或相同之處。
　　先秦時代“詩言志”中“志”的本義，就是指的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負，“志”的這個意義沿用至今，形成了中國文藝思想史上這種影響長遠的觀點：強調文藝足以“興觀群怨”，高度重視文藝的社會政治作用，反對把文藝作為“嘲風月，弄花草”的消遣娛樂之作，與此相適應的是，不贊成對藝術形式作過分的雕琢，反對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形成了“出水芙蓉”高于“錯彩鏤金”的民族傳統審美趣味。在中國傳統的“詩教”說中，文藝從來就是被視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有力工具，不能認為這個傳統是完全消極的，其中也包含了積極的思想內容，特別是從孔子“詩可以怨”到司馬遷“發奮著書”再到韓愈“不平則鳴”這個一以貫之的思想發展脈絡中，展示了中國古代文論傳統要求發揮文藝對于黑暗現實的批判精神，張揚藝術對于既存現實的否定性質。
　　這種文藝思想在現代中國獲得了延伸和進一步強化，并成為我們在面對多種西方文論進行選擇時的內在尺度，構成了我們在接受外來文論時的期待視野。現代中國的基本特點，是救亡壓倒一切，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中華民族面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艱難困苦，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擴張和法西斯主義興起，外來侵略勢力深入中國領土，中國軍閥混戰，災害頻繁，都使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近鄰印度，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鑒。從嚴復引入“天演論”，到林紓翻譯西方小說，再到孫中山發起的民主革命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無不奔走呼號，希望災難深重的祖國能夠擺脫深沉的民族危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當我們面對西方文論涌入中國的時候，我們希望找到的，絕對不是風花雪月的消遣，而是能夠進行有效戰斗的銳利武器，能夠幫助中國擺脫苦難的思想工具。環顧中國，放眼世界，有哪一種外來的文論能夠適合中國的這種現實需求呢？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品格，這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特點是完全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同于歷史上其他哲學流派的主要特點，在于不僅要求能夠解釋現實世界，而且要求能夠改造現實世界，使思想從書齋中的哲學思辨轉化為變革現實的物質力量。實現這種轉變的關鍵就在于，革命的思想理論和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勞苦大眾相結合，鮮明的階級屬性和強烈的戰斗性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突出特征，這使之成為中國人求之不得的思想利劍。馬克思主義和其他西方哲學不同的無神論色彩，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前景的樂觀展望，這些都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和對理想化的大同世界的孜孜追求，有著許多內在的相同或相通之處。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實踐，為有效地改變中國現狀起到了示范性作用，使中國人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在轉變為物質力量時的巨大威力，走俄國人的路成為結論。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整個思想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全部理論特征。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對文藝論述不多，并且散見于他們浩如煙海的理論著述中，其主要內容包括：反對把文藝僅僅看作是一種消遣和娛樂，要求在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斗爭中，文藝應當具有明確的階級屬性，揭示工人階級的貧窮和痛苦，能夠動搖資本主義世界永世長存的樂觀主義，塑造叱咤風云的無產者形象，成為反映革命某些本質和方面的一面鏡子，教育廣大的人民群眾，使他們認識到歷史發展的趨勢和規律，積極投身到無產階級政治革命之中，發揮文藝的宣傳性和鼓動性，力圖使文藝也轉變為變革現實的強大物質力量。
　　現代中國文藝思想史上，力圖融會中西文藝思想、探索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途徑的思想流派甚多，大致說來，比較顯赫的有：以宗白華為代表的立足于中國文藝獨特審美特征的是一派，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介紹西方文藝理論為主的是一派，以錢鐘書為代表的試圖在中國傳統詩話的框架內吸收西方文論的是一派，但是這些流派不管是在當時還是以后，都沒有成為中國現代文論主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產生了強大共鳴，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迅速和中國古代文論相融合，在光怪陸離的各種西方思潮中，如同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潮一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迅速脫穎而出，成為現代中國文藝思想的主流，毛澤東、周揚、馮雪峰、蔡儀等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占據了現代中國文藝思想舞臺的中心的地位，這是中國人主動和積極的選擇。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周揚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建國初期季莫菲耶夫《文學原理》中譯本的出版，都在這個體系建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是這個體系成型的主要標志。
　　不管一些人是否愿意承認，事實上，這個體系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主要成果，是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的主體部分，是我國現代文學理論研究實踐的必然選擇，這種實踐的選擇，比任何先在的理論設計都更有力量。這個傳統主要建立在闡釋國統區左翼文藝、解放區文藝和建國以后革命文藝的基礎上，繼承并強化了在思想內容上的“尚質尚用”、“知言養氣”和藝術形式上的“尚樸尚簡”的中國古代文藝思想，以及強調文學藝術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強調教化功能、高度重視文藝的社會政治作用的本土傳統，帶有明顯認識論傾向和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忽略了文藝樣態的多樣性和功能的娛樂性，在中國現代血與火的戰爭年代里，是完全適用的，甚至在建國初期的和平環境里，也是基本適用的，但是隨著和平生活的不斷推移，其偏狹與局限性就慢慢顯示出來。
　　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并非始于今日。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中西文論溝通和融會的過程。自從西方文論進入中國的那一天，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就已經開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歷史過程，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主體的中國現代新文論傳統，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歷史成果，深刻反思這個轉換過程中的成敗得失，就是珍視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未來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在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的主體部分，也就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礎上繼續展開，也是順理成章和具有可行性的道路。
　　三
　　從1980年代以來，隨著國門的逐漸打開，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開始經歷巨大而深刻的轉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面臨新的挑戰。前蘇聯文論在中國文論中的投影開始逐漸淡化。在極左思潮統治時期與中國幾乎完全隔絕的現代西方文論，以最新的世界文論前沿的姿態，占據了中國人強烈的理論興趣中心，二十世紀的各種西方文論流派，旌旗招展，紛紛進入中國境內。但是，大多數西方文論在經過大浪淘沙后逐漸退去，而另外一些則在中國文論建設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以及當前的文化研究就是如此，個中緣由，令人深思。
　　新時期中國文論的變革，始于對極“左”時期庸俗社會學的極度厭惡，“朦朧詩”啟動了中國文論界“向內轉”即將研究重心轉向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自身規律的行程，但是這個行程并沒有走多久，真正新批評式的理論實績并不多見，而且也未能有效地喚起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相反，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有著直接淵源關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卻對中國新時期文論的建設，產生了深層次的影響，在我們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論爭及其相關的理論的建構中，都可以見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濃重投影。經歷過1980年代的人，無不對這些制約著中國文論建設基本走向的理論論爭記憶猶新；藝術領域中的人道主義問題，文學的主體性問題，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問題，藝術生產問題，藝術的文化學闡釋問題，藝術人文精神的失落與拯救問題，大眾文化問題等。究其原因，以英美新批評為代表的西方形式主義文論在西方文論界的退潮，原型批評、女權主義、后現代、新歷史、后殖民等批評流派數十年來相互更迭，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在西方的強勁勢頭，是重要的示范性因素，但是中國本土的現實需要，及其已經形成的現代中國文論新傳統的內在制約，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這些理論論爭，一些是中國現代新文論傳統在過去左的桎梏中，感到困惑、不敢思考的重大理論問題，另一些則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藝創作實踐中迫切需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而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我國本土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存在著一種特殊的親緣關系，也就是同源異質，都是源出于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源頭，但是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不同的文學藝術創作樣態中，又與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中有異，呈現出一系列明顯不同的理論特征，所以喚起了我們的強烈興趣，因為同源，所以具有可比性研究的共同基礎，因為異質，才具有可比性的必要。
　　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起源于對前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和批判，試圖糾正前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解，復興馬克思主義，探索適合西方發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的獨特道路，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努力吸收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成果，以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藝術和美學問題。這種理論思路，這和我們在經歷了多年的極左思潮的禁錮后，力圖擺脫左的包括前蘇聯文論僵化模式的束縛，重新恢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活力，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努力研究世界文論領域的最新動態，嘗試解答在過去多年的理論困惑和當今現實藝術發展中新的理論問題，無論是在理論動機和現實需求上都存在著相同或相似之處。中國新時期文論的發展表明，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就是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的主體部分，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發展，更直接地講，它已經逐步取代中國古代文論傳統，成為當代中國文論在接受和選擇外來的理論資源時的文化心理和期待視野，發揮著重大和深刻的作用。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理解，在中國新時期文論和美學建設中扮演過舉足輕重角色的李澤厚，把自己的哲學體系稱為“新馬克思主義”，是合乎邏輯的選擇。（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第510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新文論傳統又經歷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實踐派美學淡出，文學主體性理論消失，文學研究一時群龍無首，出現了無主潮時期，然后文化研究凸顯，再次激活了國內的文學研究，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幾個年頭至今，獨領風騷，一躍而成為國內文學研究主潮，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這當然離不開作為西方強勢文化的學術思潮的影響。上個世紀后半葉，西方文論已經大幅度地拓展了自己的理論疆界，文學理論和其他諸多人文社會領域的學科相交叉，甚至文學研究的對象，也已經囊括了各種形式的文化產品，包括文學和非文學，事實上，在當今西方文論界，傳統的文學研究仍在繼續，但是已經日益邊緣化了，而文化研究則躍居文學研究的中心，這對于急于和西方接軌和同步的中國文論界來說，無疑具有強烈的啟迪和示范作用，但這僅僅是其中一個原因，而不是全部。
　　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多學科匯集之地，它包括了文學研究又不局限于文學研究，以及注重研究話語權力關系、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特點，都和中國古代學科分類籠統模糊，以及建立在雜文學基礎上的文學觀念，要求文藝具有強烈的政治教化功用，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契合和溝通。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存在著明顯的理論淵源關系，甚至可以視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理論流派。從經典馬克思主義注重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力關系，到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中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這些理論思路無不給文化研究以深刻影響，并由此形成了文化研究質疑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不平等關系的重要學術傳統，文化研究和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內在親緣關系，使文化研究一旦傳入中國，便很容易引起我們的共鳴，被中國文論界廣泛接受。以馬克思主義文論為主體的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來自西方，和西方文論特別是屬于馬克思主義知識譜系的西方文論，有著很好的親和性，同時，由于馬克思主義已經在和中國文論傳統的融合中被本土化了，也便于和中國本土文論傳統進一步融通，因此，在中西文論的齟齬與磨合中，繼續深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中國化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享有其他任何文論傳統都沒有的諸多便利，能夠發揮獨特的橋梁作用。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盡管依然以動態和不確定的面貌出現，但是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又一個顯著的范例。
　　任何一種思想理論，盡管從形式上看，是前人已有思想資料的繼承和發展，但是真正的理論根源和動力，只能深藏于現實之中，文化研究就是如此，它是對當代中國文學藝術領域現實問題的回應。從改革開放初期，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港臺歌曲登陸中國內地以來，《追捕》、《流浪者》等日本、印度電影進入中國并受到普遍歡迎，到好萊塢大片涌入中國，時裝、健美、廣告、MTV、卡拉OK、流行音樂、電視連續劇、電子游戲等占據了公眾休閑娛樂的中心位置，標志著中國也面臨著視覺藝術時代的重大轉型，中國當代大眾審美文化已經孕育成熟，要求我們必須做出解釋，如果我們不能對此做出富有說服力的解釋，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就不能認為是獲得了成功。
　　目前作為我國文論最新發展走向的文化研究，主要還處在援引西方的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的思想理論資源闡述中國現實文藝現象的階段，這意味著它還沒有走向成熟。因為，盡管當今中國大眾文化是在西方大眾文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兩者固然不乏相同或相似之處，但是最重要的區別在于，西方的大眾文化從一開始就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成長起來的，也就是充分市場化的，相反，當代中國文化大眾文化的發展，則是出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大眾文化的市場化走向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微妙關系，經濟轉型與社會轉軌中文化資本在中國的獨特運作方式，中國廣袤的領土，復雜的國情，經濟文化與文學藝術發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疊加中的獨特大眾文化景觀等，對于這一系列明顯具有中國本土化特征的東西，我們還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
　　總體來講，對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藝術創作實踐中新的問題、新的探索，對于西方文論的最新成果，我們還沒有吸收、提升并有機地整合到我國現代文論體系建設之中，盡管我們也出版了多種文學理論教材，出版了“新時期文藝學建設叢書”多種，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但是從作為一種理論體系的全面建設而不是個別理論觀點的闡述來看，我們不夠圓熟、力不從心的感覺還是比較明顯的。如果說，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基本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建立了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標志著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古代文論第一次成功地實現了現代轉換，那么，在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的基礎上，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文學藝術領域的新現象，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第二次現代轉型，還有待于我們更深入地探索。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一個未完成的開放性過程，如何以研究當代藝術重大問題為契機，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礎上，融合近期西方文論和中國本土固有的優秀文論成果，進一步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我們還任重道遠。

文藝理論研究滬57～62J1文藝理論代迅20062006
代迅，西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代迅，西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重慶　400715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57～62J1文藝理論代迅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1: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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