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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和知識分子階層彼此之間存在一個兩難的抉擇。對共產黨來說，鞏固政權和建設一個幅員遼闊的中國，必須擁有一支龐大的、具備各種專業才能的知識分子隊伍。延安時期培養的、在長期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隊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必須依靠國民黨政權留下的數量龐大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各類學校的教師。但這批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由西方教育模式培養的，西方式的民主與自由主義色彩相當濃重。如何改造、教育這批知識分子，使之能與黨的思想體系、政治路線、組織原則相一致，成為黨的事業可用人才，這成為共產黨執政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對國民黨政權留下的廣大知識分子來說，雖然他們的專業知識、技能是建設新中國所必需的，但他們的政治理想、思想定勢、價值取向、生活態度、道德標準、心理狀態與共產黨對他們的要求有相當的距離。
　　知識分子群體的轉型是歷史的必然和現實的要求。如何實施知識分子群體的轉型，這是執政黨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既不能用鎮壓反革命的方式，又要相當有效地實現轉型，使知識分子群體成為黨的事業一支可信任的隊伍。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運動，就是實現這種轉型的有效形式。問題只在于時間上的安排要恰當、適時。其一，共產黨取得政權后對知識分子實行了全包下來的政策，知識分子得以流動、選擇的行業（學校、報社、出版社等）大都國家化了，經濟上由國家安排工作，人事上通過工作單位、行業協會等渠道被嚴密地組織管理起來。這樣，知識分子一方面避免了失業的窘困，另一方面他們的生存環境和職業選擇完全單一化了，他們的物質生存方式（包括家庭）完全依附于現實政權，他們對現實政權失去了任何的相對獨立性。其二，建國初期鞏固新政權的各項軍事、政治、經濟工作異常繁重，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工作一時還不能提到最重要的工作日程上來。其三，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為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經驗和模式。分析延安整風運動的一些情況，對我們認識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群體的轉型是有所裨益的。
　　　　一
　　延安整風運動是通過大規模政治運動的形式，運用學習、批判、檢討、審查、組織處理一整套程序，從思想、心理到組織，對知識分子隊伍成功進行了思想和組織整頓，人人過關，達到了一種政治和思想上的高度統一，使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被有效地貫徹下來，使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得到具體地落實、展開。
　　革命戰爭期間，共產黨在相當困難的政治、軍事、經濟環境中就開始考慮，如何改造、運用和重塑知識分子隊伍，使其成為自己事業成功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這是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急需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知識分子改造工作涉及到四個層面：謀生環境、價值取向、思想觀念和道德心理，其中，謀生環境是基礎，價值取向是動力，思想觀念是標準，道德心態是根本。只有完成了這四個層面的改造工作，知識分子階層在生存選擇的諸多方面（職業選擇、思想選擇、話語選擇、道德選擇、價值選擇）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是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工作的一次成功嘗試，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模式：召開大會，布置學習文件，方針政策→組成各單位學習小組→展開各種形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自我交代和揭發別人，人人過關→人人小結，領導審核，群眾大會通過，組織處理。這種思想改造模式對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具有定勢性的影響（從職業選擇一直到道德標準、話語習慣），也形成了對知識分子社會價值評價的基本標準：以“紅”為先，為主，以“專”為后，為次，思想、政治、組織關系成為劃界的絕對前提。因此，學術思想依附于現實政治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的基本選擇。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以后，各類青年知識分子懷著抗日救國的信念和對國民黨政治黑暗、腐敗的不滿來到了革命勝地——延安，以實現他們抗日救國的抱負和社會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想。當時，嚴酷的政治、戰爭現實及由此形成的延安社會體制與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理想相差甚遠，如何認識和評價延安的社會現實就成為延安各類知識分子關注的熱門話題。隨著整風運動的普遍展開，青年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雜文、墻報等形式公開表達他們對延安社會的看法及對民主社會的理解。當時《解放日報》副刊、中央青委的《輕騎隊》、邊區美協的《諷刺畫展》、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三種壁報都轟動一時，形成了以王實味、蕭軍、艾青、丁玲等為代表掀起的“暴露黑暗”的批判思潮，在延安的知識界、思想界產生了很強的沖擊波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后來，羅邁（即李維漢，當時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領導人）寫文章回憶說：“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墻報《矢與的》更以‘民主獲勝’的面目，轟動了整個延安，有幾期是貼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門外（延安的鬧市區）懸掛，看的人們川流不息，毛澤東也挑燈看了《矢與的》的整風墻報。”（注：參見《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頁。）并馬上作出了反映：“思想斗爭有目標了。”（注：參見《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頁。）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實味的遭遇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大致可以說明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過程中生存狀態的變化。當時，王實味在運動初期寫了很多雜文，表達了自己的社會責任感、批判現實黑暗的社會良知和對理想社會的追求。《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是王實味批判性雜文的代表作，表達了四層主題：其一，揭示、反對延安社會存在腐化、異化的現實可能性。其二，強調政治領導人的道德、人格、靈魂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其三，強調保護青年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黑暗現象批判、揭露的敏感性、熱情和勇敢。其四，強調知識分子是一種獨立的社會理性和批判力量。然而，知識分子對延安社會黑暗面的相對獨立的揭露和批判，被當作政治上的對立面進行批判，王實味成為政治斗爭的靶子。對王實味的批判和斗爭一開始就從學術、思想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將“托派”和王實味不僅從思想觀念上，而且從政治立場上和組織關系上具體聯系了起來。從托派分子到反黨集團，從開除黨籍到囚禁處死，這是用政治運動的方式開展思想改造運動的必然結果，聯想一下，建國以后的批判胡風和反右斗爭等等都是如此。
　　在將王實味的思想、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的前提下，有組織的各種類型的批判、斗爭會全面展開。其間，出現了一種奇特的也是必然的現象。整風運動開始時，艾青、丁玲等人是用雜文揭露和批判延安社會黑暗面，而在批判、斗爭王實味時，他們的態度比其他人更左、更激烈，批判的語言近乎漫罵、攻擊。他們不僅更直接地將思想問題強調為反黨的政治問題，而且更粗魯地進行公開的人身攻擊。艾青在6月9日的批判會上說：“王實味的文章充滿著陰森氣，當我讀它的時候，就像是走進城隍廟一樣。王實昧文章的風格是卑下的，……這樣的‘人’實在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注：載《解放日報》1942年6月29日。）丁玲在6月11日的批判會上說：“王實味的思想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行為，已經是政治問題。……我說王實味不是藝術家。……王實味則為人卑劣、小氣、反復無常，復雜而陰暗，是善于‘縱橫捭闔’‘陰謀詭計’破壞革命的流氓。”（注：載《解放日報》1942年6月16日。）在建國以后歷次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這類現象屢見不鮮，對知識分子來說，這也是他們生存狀態的一種本能。將思想認識問題看成是原則性的政治問題，也成為一種本能的習慣了。于光遠載文說：“延安搶救運動之前和文革剛發動的那會兒，我都是把它們當作一場原則性的黨內斗爭來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黨的要求的缺點和錯誤。”（注：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
　　延安整風運動形成了一種政治運動的模式：從思想整風開始，發動知識分子提意見，談看法，交流思想；然后從中發現問題，確定批判的主題和斗爭的目標，采取群眾批判、斗爭的方式，使運動中的每個人都在思想和心靈深層都能被觸及，個人的自尊、人格已不復存在；最后進行嚴格的組織審查、組織處理。思想問題的處理用政治、組織的方式加以解決，人人過關同時也人人自危，因為這不僅涉及到個人的前途，也關系到家庭的榮辱。這種模式在建國后的歷次思想、政治運動中被反復運用和發展，對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這可以從一些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的回憶文章中，略見一斑。李普在《黎澍老夫子》一文中曾說：“后來，我才漸漸感覺到，延安出來的人大都有這個本事，絕不隨便說政治，他們善于保護自己，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爐火純青，大概是整風，特別是其中的‘搶救運動’訓練出來的。”（注：文載《東方文化》1998年第5期。）叢維熙在《走向混沌》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叢維熙的岳父張宗麟是1927年的老黨員，1957年鳴放時曾要女兒張滬告誡叢維熙；“鳴和放似乎還不是目的”，“不要那么狂熱”，“爸爸經歷過1942年的整風”。對叢維熙的疑問，“1942年的整風和1957年鳴放有什么關系？”張滬說：“爸爸沒說清楚，反正你謹言慎行就是了。”（注：叢維熙：《走向混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頁。）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談到延安整風運動由思想改造到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冤假錯案時悲憤地議論：“現在只在邊區里面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么干，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注：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這只是韋君宜的書生之見了。（注：對延安整風運動所造成的政治迫害，毛澤東曾代表黨中央向受傷害的人脫帽致歉，因為當時還沒有取得政權。后來，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徐鑄成和葉圣陶、鄭振懌、宋云彬一起在京聚酒，“云彬兄嘆氣說：我在杭州已被批過了幾次，恐怕這次是在劫難逃了。我還寬慰他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你是人所共知的黨的老朋友，如果我們也被打為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出來擁護黨。云彬兄慘然一笑說：天下已定，以后不會有什么萬一了。”（參見徐鑄成《“陽謀”——1957），文載牛漢等主編《荊棘路》，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頁）。）
　　延安整風運動為共產黨今后在全國范圍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和方法，也培養了大批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干部。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領導干部大都是經歷過延安整風運動的知識分子。他們領導這樣的思想改造運動無論是政治上、方法上，還是心理上都應該是駕輕就熟了。（注：韋君宜在《思痛錄》曾經有過描寫：“解放初期就是我們這些從老解放區來的知識分子，也一下子擺脫了長年受歧視的境遇，一變而為‘老干部’。”“以新社會的代表者自居”。（參閱《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7頁）。）
　　　　二
　　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作為一次在知識界開展的全國范圍內政治運動，一般稱為“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其直接起因是，1951年6月馬寅初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感到北大教職員工“自由散漫的缺點”，很難適應當時中央集權教育管理體制的構建，給當時的院系調整和課程改革等各項教改工作帶來很大的阻力。他認為“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卻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希望經過思想改造來推進學校的改造”，（注：馬寅初：《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并形成了“聽報告，學文件，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學習和思想改造的方法。馬寅初提議把這種思想改造、政治學習的經驗推廣到全校的教師中去。9月7日他給周恩來寫信，代表湯用彤、張景鉞等12位北大有新思想的教授，“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武老、陳云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毛澤東在該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注：《建國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頁。）馬寅初的敦請包含了學術對政治的敦請，這表明當時知識分子群體對政治權力的膜拜和敏感，既有對新政權示忠表態，又有對政治的參與追逐。9月29日下午周恩來到北大，向北京、天津各高校的三千余名教授作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報告長達五個多小時，講了立場、態度、為誰服務、思想問題、知識問題、民主問題、批評與自我批評等七個方面問題。這個報告七個問題的排序表明，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首先是立場、思想、態度的根本改造，學術和民主觀念是依附于政治立場的。因此，知識分子必須脫胎換骨，個人的學術觀點、思想自由、人格自尊無足輕重，都必須在政治運動的煉獄中重鑄。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人民日報短評、題為“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開展改造學習運動”的新華社通訊以及馬寅初的文章“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10月24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毛澤東10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開幕詞。毛澤東在肯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重大意義時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毛澤東也肯定了馬寅初倡導的“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50頁。）的運動形式。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決議號召開展廣泛的思想改造運動。1952年1月7日，全國政協常委會發布“關于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和通知”，具體規定了各界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原則、內容、形式、時間安排和組織結構。這樣，全國范圍內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中央的領導和部署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迅速、廣泛而深入地開展起來了。
　　事實上，共產黨一進北京城，就著手實踐、探索如何在全國范圍內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方法和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47條規定，“有計劃、有步驟地……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1949年9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的署名方明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改造過程——介紹華大一、二部教育工作”明確指出：“華大在今天辦這樣的短期訓練，其一切教學方法……都是為著解決一個問題，改造思想，也就是換腦筋運動，是一種思想戰爭，是一種殲滅性的思想戰爭。”“經驗表明，社會發展史和中國近代史兩種基本課程在教育知識分子的工作中起了最大的作用，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改造思想的最好武器。”1949年9月20日和11月15日，人民日報分別刊載了“北京市大中學生暑期學習團工作總結”和“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暑期學習會總結”，指出組織暑期學習班“達到了思想改造的初步效果”，但是“這還只是一個開始，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個長遠的艱苦的過程”。（注：《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暑期學習會總結》，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5日。）1950年10月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署名柳ｓｈí＠①的文章“思想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對進城以來進行的政治學習運動、思想改造運動的組織形式、學習改造的內容、目的、意義和作用都給予高度的評價：“在過去一年，在普通大、中學校或教師學習組織中，出現了群眾性的強制的教育方法”，有的甚至“采用了整風、審干以及農村階級斗爭等方法”的現象。這表明思想改造用階級斗爭的方式處理成為一種雖被認為是錯誤的，但實際上卻被加以推廣而不加制止的思想、行為和領導的傾向。由于當時緊迫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問題（如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恢復經濟等）關系到新政權生存、穩固和發展，黨暫時無暇開展全國性的、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還是以使用為主，教育、改造為輔。“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地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23頁。）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作了題為“不要四面出擊”報告，其中明確表達了這種政治策略：使用、教育、改造的順序排列和不要四面出擊的現實要求。1951年5月開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全國范圍以教育界為主的政治大批判。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須在一、二年內“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高中以上學生的學習中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對學校和教師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是共產黨首先必需和必然要進行的一場政治運動。因為這涉及到教育模式能否順利實現轉換，涉及到適合新社會、新秩序所需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能否符合要求地被培養出來。北大馬寅初等12位教授上書中央，主動請求對知識分予進行思想改造，為中央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政治運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北大是中國新文化、新思想的策源地，“北京大學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如此密切，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各大學的歷史上也是少有的。這是北京大學最大的光榮和驕傲，北京大學教師們保持了這樣一個光榮的革命傳統，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潮。”（注：馬寅初：《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北大在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思想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馬寅初又是享有很高學術和道德聲譽的學者。這種榜樣和放大效應減輕了廣大知識分子對思想改造的心理畏懼和思想負担，順理成章地將前二年在局部范圍內開始的政治教育成功地轉換成一種全國性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改造成為知識分子群體首要使命，教育、使用退而次之。1951年10月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將廣泛展開思想改造運動定為以后一段時期全國三大中心工作之一，于是就開始在全國各大學教師中展開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注：曾昭掄：《三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進》，載《人民教育》1953年1月號。）
　　　　三
　　1949年國共政權易手，面對大陸鼎革，改朝換代的政治現實，知識分子處于一種矛盾的思想狀態。一方面，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以及自身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窘困十分不滿，對共產黨充滿希望，真誠地表達了對共產黨能夠建設一個強大中國的信心、擁護、熱情和愿望。另一方面，他們基本上受的是西式教育，自由主義色彩相當濃重，對西方模式的民主與自由十分依戀。他們希望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理性批判力量，與現實的政權保持一定的距離，對其能保持一種有效的批評和監督。這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他們對共產黨的政治、思想上的集權管理模式，意識形態方面現實政治需要決定、支配一切學術問題的方式存有疑慮或抵觸情緒。下面摘錄一些材料大致可以說明這種思想狀態：
　　1949年5月吳晗在《我的治學與思想是怎樣進步的》一文中說：“自1940年以來國民黨統治愈來愈壞，湘桂戰役一敗涂地，加之惡性通貨膨脹，自己生活也跟著一班人一天天困苦，于是對國民黨由討厭而痛恨。”（注：吳晗：《我的治學與思想是怎樣進步的》，載《中國青年》1949年5月第8期。）《吳晗自傳》寫道：“在蔣介石統治區生活的日子里，對蔣介石的以黨治國，獨裁專政，萬歲百歲，極端厭惡，聽了惡心。初到解放區，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注：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
　　梁漱溟在回憶建國初期自己的言行思想時說：“1950年3月12日晚間，毛澤東約梁漱溟在中南海頤年堂談話，曾邀請梁參加政府的工作，梁答復說，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把我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注：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14頁。）“1950年國慶節，郭沫若代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向毛主席贈旗，旗上寫道一行字：‘我們永遠跟著您走。’梁看了，心里直搖頭，這話梁認為他口中是說不出來的。”（注：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頁。）
　　顧頡剛在1952年7月29目的日記中曾記載：“今日談立場問題，予說到對美蘇態度，因謂蘇聯自為先進國家，我國應追綏之，然胸中有積慮二：烏蘇里江東之東海濱省，黑龍江北之阿穆爾省，帝俄時代所奪地也，既對我友好何以不還？一也。帕米爾高原、唐努烏梁海，皆中國地也，蘇聯何以不聲不響地拿了去？二也。此事，我政府或有難言之隱，然對我輩高級智識分子必當有一交代。歸為靜秋述之，靜秋大詈余，謂為惹禍招災。然既要說對蘇態度，自當忠誠老實，雖得禍不悔也。”（注：顧頡剛：《日記中的思想改造運動》，載《萬象》1998年11月《第一卷第一期》第51頁。）
　　隨著共產黨新政權、新制度的建立，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也發生了劇變，他們與新制度各方面的矛盾也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在留（大陸）與走（港臺）的選擇中，表達了他們對國與家、個人前途之間取舍的一種政治標準，但是大量知識分子大都基于經濟、生存等諸多原因留在了大陸。不管他們留在大陸的動機、心態如何，都必須對新政權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思想立場。他們明白，自己的學術、社會前途，家庭的榮枯富貧甚至身家性命都和社會的政治斗爭密切相關。中國知識分子擺脫不了熱衷于現實政治斗爭的政治情節，這是一種歷史的積淀和傳統，他們也是不甘寂寞于學問之中的。在新政權的建立過程中，一些作家、學者、教授、文化人由于政治或歷史原因走上了各級文化教育領導崗位，其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例如，1950年9月23日毛澤東找梁漱溟談話，問起梁的個人住房及生活情況。梁當時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寬街的一個親戚家里，住房不寬裕，生活亦不方便。毛澤東得知后，幾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梁住進頤和園石航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還邀請梁參加政府工作。（注：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頁。）這種布衣卿相，貧富賤貴變化的現象，對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有一種放大的社會效應，對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有一種定勢性的影響。著名學者朱師轍解放初受到葉劍英、陳毅等領導人的關照在杭州安居養老，朱師轍“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倌，連同朱氏三代人的著述一起寄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親筆給朱師轍復了信。朱師轍接信后即賦詩一首，其中兩句云‘瑯函飛下九重天，堯舜都俞在眼前。’直把毛澤東比作堯舜。”“陳寅恪很羨慕朱師轍的歸宿。”（注：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55頁。）
　　知識分子群體將政治立場上的劃界表態作為價值取向的基本標準，政治權力文化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環境。知識分子群體對此大部分是主動認可的，并以自己的言行加強了這種生存環境。他們不僅以自己賴以立命的學術活動與現實的政治斗爭、政治權力緊密結合，學術依附于政治，而且更以自己學術批判的政治化的方式強化了這種傾向。原本就比較脆弱的知識分子相對獨立的理性批判和自由主義思想傾向已蕩然無存。這固然有現實的經濟和政治原因，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固有的參政、從政，學術政治化的本質特征，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以政治權力依附形式存在的人身依附，使他們具有很高的投入現實政治斗爭的熱情。建國初期，政權更替為知識分子群體價值取向這一特征的展示提供了舞臺。他們競相寫文章，公開表態，用政治批判、斗爭的形式，揭露、批判自己、朋友、同事、師長的思想、人格、尊嚴、學術。不僅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爭先恐后，就是自然科學工作者也莫不如此，唯恐落后，用現實政治斗爭的立場，態度來判斷他們賴以立命的學術真偽。當時，知識分子群體從政治斗爭的高度交心和批判，有其自身的沖動和需求，他們希望自己被新社會承認和接納，并占有一席之地。“結合我們目前的思想改造運動，用馬列主義武裝起我們的頭腦，學習蘇聯科學界粉碎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的斗爭精神，學習蘇聯科學界粉碎共振——中介學說的斗爭精神，大膽揭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技術和科學中的一切唯心論的，機械論的反動觀點，并堅決和這些反動觀點作斗爭；消除自然科學發展途徑中的障礙，粉碎資產階級加于自然科學的桎梏，還它一個本來面目。”（注：唐敖慶：《肅清化學構造理論中的唯心主義》，載《科學通報》1952年第3期。）
　　隨著政治選擇成為知識分子群體價值取向的基礎，知識分子群體的知識興趣，話語形式，道德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他們的知識興趣變得更關注于現實社會的各種感性需求，特別是政治形勢的現實需求。1952年2月22日，原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之誠在一則日記記載的一件小事，生動地表現了這種知識興趣轉變的心理狀態。“晨往女體育館注射防鼠疫針，不往者為不愛國。予恐被不愛國之名，蹣跚而往，則人員擁護，皆恐被不愛國之名。排隊魚貫而入，始得針證而歸，亙一小時。”（注：鄧之誠：《思想改造時期的燕京大學——1952年日記》，載《萬象》1999年3月號《第一卷第三期》，第102頁。）知識分子群體在學術方面表現為一種見風使舵的潮流顯學，始終關注如何使各種學術研究從立題、論證到結論、詮釋方式上都表現為與對政治圖解的感性經驗相結合，表現為一種政治獨斷型的知識興趣。這和當時用政治、行政權力的方式將一切生產、生活等社會資源整合歸為抽象的國家或全民所有的社會變革相一致。他們對自然、社會和人的終極關懷沒有理論興趣，近代科學理性所具有的實證分析的知性邏輯也沒有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知識構成的工具、手段，從而使感性經驗和理性信念之間缺乏—個可以證實或證偽的聯系環節。
　　當時，知識分子群體在話語選擇方面也表現為用政治話語代替學術語言，用流行的媒體語言代替學術評價語言，用世俗的漫罵語言代替理性的反思語言，這三種話語的替代都是政治性暴力話語的表現。“以勢壓人”，“以勢傷人”甚至“以勢殺人”，成為政治性暴力話語的基本特征。翻開建國初期知識分子寫的各類文章，無論是公開發表的，還是在單位里寫的檢討、小結，無論是一般的學習體會，還是學術論文，諸如“洋奴”、“賣國”、“反動分子”、”地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小撮帝國主義走狗”之類的用語，“徹頭徹尾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論”之類的政治批判斷語，比比皆是。這種話語的替代不僅是潮流使然，而且表明了知識分子群體獨立人格尊嚴的喪失。譚其驤曾不無悲憤地哀嘆；“咳，解放以來這樣的東西不知道寫過多少了！無非是罵自己吧。”（注：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頁。）與這種政治性謾罵話語相伴隨的，必然是媚時的諛詞，“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走”，“毛主席萬歲”之類表忠心的話語也成為一種時髦。或是無中生有的人格辱罵，或是深文周納的政治陷害，知識分子群體箕豆相煎，同類相殘的生存實態使政治性的暴力話語成為一種習慣性的語言，成為知識分子群體思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運用政治性暴力話語的過程中，還呈現了一種有趣的社會現象，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比共產黨知識分子，基層知識分子領導比上層領導運用政治性暴力話語更為激烈，更為丑惡。顧頡剛先生《日記中的思想改造運動》的一些記錄可略見一斑。（注：顧頡剛：《日記中的思想改造》，載《萬象》1998年11月（第一卷第一期）。）“刺戟太甚，使予接連不得安眠。”（7月24日日記）“破口大罵，直有‘到此方知獄吏尊’。”（7月30日日記）“直是謾罵。閻王好見，小鬼難當，奈何！”（8月21日日記）“今日聯組，實是公審，給予精神打擊自甚劇烈。”（8月16日日記）“思想改造時，則不反動不如反動……光信已兩夜不眠，逼之過甚將成精神病，更可憐！”（8月9日日記）“改造不停……真正逼死人！”（8月11日日記）
　　話語的選擇由文明轉向野蠻，由學術轉向政治，由誠信轉向虛偽，表明了知識分子群體在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中的道德心態的蛻變。揭發朋友，批判恩師，反叛家庭，檢舉同事，落井下石，賣友求榮，公報私仇，見風使舵……知識分子群體的道德標準與當時的社會風氣立顯。問題在于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主動、積極地參與其中的。他們明白，能否適應這種社會生存環境關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榮華富貴和社會前途。知識分子群體賴以立命，立身，立言的道德、氣節、人格、操行、自尊、自重，已不復再有存在的必要了。洗玉清在檢討自己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活思想時，曾不無悲憤地哀嘆：“有人檢舉我去香港傳遞情報，許多檢舉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認為風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檢舉風興，人心涼薄板矣。”（注：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49頁。）此類風氣在以后的各項政治思想運動中愈演愈烈，“文革”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陳徒手在《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文中記載，文革期間范曾忘恩負義寫大字報上綱上線揭發批判對其有恩，有助，有救的沈從文的相關內容。（注：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頁。）對此，范曾在其《憂思難忘說沈老》一文中曾作自我辯解，“我只是感到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普遍受到左的路線的沖擊，其間發生的一切，原因非只一端，然而大家同樣概英能外地在層出不窮的運動中顛簸，須要你表態、排隊、堅定立場、表示忠誠等等，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從文。”（注：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頁。）范曾這段文過飾非的辯解很有普遍性，就是將知識分子群體的道德下滑全然歸咎于外部社會環境，而全然沒有道德上的恥辱感，良心上的愧疚感，靈魂上自我拷問，人性上的自我審視，情感上的痛苦感。
　　建國初期，廣大知識分子是積極主動地，甚至是懷著喜悅的心情，寫信、寫文章公開表態，決心改造思想，轉變立場，要求進步，擁護共產黨。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曾回憶：“我同毛澤東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是在1949年10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我也寫了一封，大意說：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于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很快回信稱：“友蘭先生：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的態度為宜。此復，敬頌教祺！”（注：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頁。）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揭示當時知識分子總體上的政治投機色彩。能喜獲毛澤東的親筆回信問候，這對馮友蘭一類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無上的榮光，為他們的社會前途、學術前途蒙上了“圣恩”的光環。一時間，從人文社會科學界到自然科學界各個專業的頭面知識分子競相在當時的各種報章雜志發表表態文章，紛紛用自己并不很熟悉的政治語言來作表白。例如，老舍當時寫道，“首先，我決定了態度：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走，聽從毛主席的話是光榮的！……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藝生命。”（注：老舍：《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載《人民日報》1952年5月21日。）建筑學家梁思成寫文章表態說：“我這樣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敵我，站穩立場。”（注：梁思成：《我為誰服務了二十余年》，載《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7日。）生物學家談家楨寫文章表態說：“摩爾根的染色體遺傳學說，是一種沒有實際根據的假科學。……明白了米丘林生物科學是為建設共產主義而服務；摩爾根遺傳學是為帝國主義及一小撮的資產階級而服務。”（注：談家楨：《批判我對米丘林生物科學的錯誤看法》，載《科學通報》1952年第8期。）這種用政治立場、思想改造和個人學術觀點相關聯的思潮幾乎覆蓋了當時整個知識界，不僅對知識分子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同時也使知識分子形成了以政治需要作為其道德、價值、心理取向基礎的投機風氣。這種政治投機心理甚至會表現出封建社會揣摸帝王心術的色彩，在建國初期醞釀建立學位制度時，“當時還有一個有趣的討論：郭老提出，相當于現在碩士學位的這一級，畢業可稱‘進士’。”（注：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頁。）1949年11月郭沫若寫了一首詩《我向你高呼萬歲》，其首尾兩段都是“斯大林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這使人聯想起郭沫若在1948年3月在《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發表的《斥反動文藝》一文，他在其中用政治批判代替學術批判，點名從政治定性批判沈從文、蕭乾、朱光潛。這篇政治討伐的檄文逼得沈從文差點用保險刀片自殺。（注：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頁。）對這種社會現象，陳寅恪認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注：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7頁。）陳寅恪在1952年寫下兩首諷刺性的七絕，“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圣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和“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竭后，傳薪翻是讀書人。”陳寅恪又在其學生汪ｊｉāｎ＠②面前曾恣意評點當時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連續兩天，陳寅恪‘怒罵’那些與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可恥’，比喻為‘自投羅網’。”（注：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06頁。）陳寅恪的諷刺、怒罵和毛澤東給馮友蘭信中的“急于求效”，“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的用語相參證，大致刻劃、顯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和心理實態。
　　從外界的強制性環境轉為內在的自覺需求，知識分子群體道德心態的這種實質性變化，正是在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中逐漸發生并定型的。
　　　　四
　　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產生了以下幾個結果：
　　其一，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意識形態模式的整體轉型，由西方民主、自由主義的模式轉換成蘇式集權、統一的管理模式，從生存就業的經濟基礎到具體的人事組織管理，從世界觀、人生觀的指導思想到學術、知識內容和話語表達莫不如此。憑借著強大的國家機器、嚴密的組織形式、絕對的經濟控制、有效的政治運動，官方的政治意圖成為占主導地位思想體系、思想方法的基礎和導向。如何領會、表達、宣傳官方的政治意圖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的顯學。雖然他們各自的學習動機和目的不盡相同，但在形式上言必稱馬恩列斯毛，文必引馬恩列斯毛，拉大旗作虎皮，嚇唬、壓制、打擊別人成為一種時代風尚。知識分子群體的思想狀況緊跟現實的政治斗爭，并與之合為一體，政治上的集權體現為思想上的專制。
　　其二，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狀態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于謀生環境的鐵飯碗化，知識分子賴以謀生的一切行業都納入了國家控制和管理的軌道，知識分子自由流動的可能性為零，由此思想的自由和獨立的可能性也為零。生存的依賴性必然導致人身的依附性。知識分子群體在思想選擇、價值選擇、話語選擇、道德選擇、心理選擇等諸方面形成了以政治選擇為基礎，為主導的潮流。這一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無人能幸免。外在的政治現實的強制變成了知識分子群體內心的自覺需求。從學術到道德，從行為到語言，現實的政治需求成為基本的價值標準，緊跟政治風向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的原動力。這種由外在的強制轉變為內心的自覺，對知識分子來說表現為兩種極端，一是瘋狂的幫兇，一是麻木的幫閑。他們或是以同伴，或是以自己作為政治斗爭的祭品，而沒有任何的愧疚、負罪或悲傷。在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雖然知識分子大都愿意改造，也認真改造，希望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員小兵，但是他們都沒有被認同，他們仍然是被改造的對象。在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如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及胡適，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各類知識分子都爭先恐后表態緊跟，劃清政治立場界限，以階級斗爭為綱，以政治批判的暴力語言代替一切語言。知識分子在自己有政治壓力和政治生存危機時，用最偏激、惡毒的語言揭發、批判自己、至親好友，竭力保持自己不致歸于被批判的范圍；在春風得意的時候，利用強權，手執政治大棒打擊一切異己者。這已成為各類知識分子的行為規范，這在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被發揮的淋漓盡致。
　　其三，對知識分子的人品、學風和心理形成了強大而深遠的定勢性影響。政治權謀成為他們人品、學風和心理的基礎。這不僅表現在學術研究上，而且也體現在高等教育的過程中。學術研究的獨立，學術思想的自由，學術人格的自重、自尊等等都被窺測政治動向所替代，聞風而動，用學術依附于政治，人格、學術上的自辱、自卑、自貶，茍且偷生，賣身投機成為知識分子群體心理的構成要件。
　　其四，使知識分子群體在道德心態上缺乏恥辱感，愧疚感。在以后各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群體在人格、操守方面大都乏善可陳。他們不僅沒有“知恥而后勇”的認識，相反，為尊者諱，為官者諱，為親者諱，為己者諱，文過飾非，未能對自己，對歷史進行應有的審視、反省、檢討、解剖，一些回憶錄將自己走麥城的不光彩事實寫成可歌可泣的光榮史。他們以此偽歷史作為資本，以掌握話語資源，在新的環境中，浮躁炒作，撈取名利，使知識分子群體形象容易受到社會的質疑。確實，對已往歷史上知識分子群體表現的反思、審視是一件相當艱難和痛苦的事，然而這是知識分子群體素質提高的必經一環。只有這樣，知識分子群體才能為中國社會現代化提供一個誠信的道德基礎。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是
　　　　＠②原字竹字頭下加錢
學海LL南京77～85K4中國現代史邢兆良20032003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分子在思想、心理方面面臨著兩難選擇。由于歷史的積淀，知識分子群體的缺陷，現實的環境，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在思想、價值、話語、道德、心埋諸方面形成了以政治為主導、為基礎、為標準的選擇模式。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定型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知識分子群體/轉型邢兆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　200400 作者：學海LL南京77～85K4中國現代史邢兆良20032003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中知識分子在思想、心理方面面臨著兩難選擇。由于歷史的積淀，知識分子群體的缺陷，現實的環境，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在思想、價值、話語、道德、心埋諸方面形成了以政治為主導、為基礎、為標準的選擇模式。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群體的定型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建國初期/思想改造運動/知識分子群體/轉型

網載 2013-09-10 21: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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