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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40年代末，在錢學森獲知祖國即將解放的時候，他是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力爭回國的。所以在這里，我要較為詳細地介紹他回歸祖國的艱辛而又曲折的歷程。
　　早在1947年錢學森回國探親期間，國民黨政府就通過胡適出面，邀請他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或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等職，被錢學森拒絕。他后來說，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他不愿回來為國民黨裝點門面。但到1948年，祖國的解放事業勝利在望，錢學森便開始準備歸國。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國國防部空軍科學咨詢團，但直到1949年才得以實現。他兼任的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的職務，也是到1949年秋才辭去的。
　　1949年5月20日，錢學森收到美國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員、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美中區負責人葛庭燧（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剛去世不久）寫來的信，他在信中同時轉來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黨員，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寫給錢學森的信，轉達即將解放的祖國召喚他返國服務，領導新中國航空工業建設之切切深情。這時錢學森還看到周培源給林家翹的信，得知解放前夕解放軍占領北京西郊的良好境況。也見到在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的羅沛霖（曾經以非黨技術人員身份在延安工作過），他認為錢學森回國為解放了祖國服務的時候到了。錢學森遂加緊回歸祖國的準備，以便實現他多年的夙愿。他對妻子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你現在正懷孕，行動不便，等孩子生下來，我這個學期的書剛好教完，那時我們就回祖國去。”
　　但這時美國正值麥卡錫主義橫行，全國掀起了一股要雇員們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熱。幾乎每天都發生對大學和其他機構進行審查或威脅性審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學院也未幸免。20世紀30年代，錢學森由F·J·馬林納介紹，曾參加過當時加州理工學院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也結織該小組的書記、化學物理助理研究員S·威因鮑姆。小組曾學習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每星期例會常討論時事，主題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陣線；小組還參加過美國共產黨書記E·白勞德的幾次講演會。這時馬林納已逃到法國，威因鮑姆被捕下獄，于是懷疑落到錢學森頭上。
　　1950年6月，兩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來到錢學森的辦公室，指出錢學森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幾位朋友都是共產黨員，而威因鮑姆家的聚會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小組會議。在1938年小組的一份成員名單里，有一個叫約翰·德克爾的名字。于是，他們指控錢學森化名約翰·德克爾，是共產黨員，屬非法入境。他們還要求錢學森提供證據，指證威因鮑姆是共產黨員。錢學森義正辭嚴地駁斥了這些指控，說他從沒有聽說過約翰·德克爾這個名字。錢學森更不愿為聯邦調查局作證，指控威因鮑姆是共產黨員。當年聯邦調查局的報告這樣寫道：“錢學森說，作為一名科學家，他只能根據事實來判斷一個人的價值或忠誠，這些模糊的事實無法確認一個人的忠誠或政治信仰，據此，他無法對別人進行臆測。”
　　錢學森的強硬態度使美國當局大為惱火，1950年7月，他們取消了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移民局要驅逐他出境。錢學森當即決定以探親為名回國，并訂了飛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機票，準備一去不返。蔣英則雇了一家包裝公司，將他們的家具行李，特別是書籍和資料打包裝箱，準備托運回國。但是，美國國防部認為錢學森太有價值了，他們不能放他回共產黨的中國，美國五角大樓海軍部副部長金貝爾在獲知錢學森要離美回國以后，立即給司法部打電話說：“無論如何都不要讓錢學森回國。他太有價值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5個師的兵力。”從此，莫須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關扣壓了錢學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圖攜帶“機密資料”出境，觸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得離境。盡管錢學森聲明，所有帶機密性質的東西都鎖在辦公室的保險柜里，鑰匙已交給克拉克·米利肯，他帶走的都是個人物品，他的筆記本、講義手稿、公開資料等。所謂機密性質的藍圖和密碼本，只不過是他手稿中的草圖和對數表。但也無濟于事，司法部還是簽署了逮捕錢學森的命令。
　　1950年9月7日，聽到敲門聲，產后剛剛滿月的蔣英抱著女兒永真把門打開，門口站著兩個陌生的彪形大漢，口稱要找錢學森。蔣英看來者不善，未讓他們進屋。錢學森從書房出來，問什么事，并在門口和陌生人說了幾句話，他們向錢出示了逮捕令。于是錢學森轉過身，用平靜的口氣對妻子說：“他們讓我跟他們走。”蔣英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給錢學森拿了洗漱用具，抱著哇哇哭叫的女兒，用憤怒的目光，看著丈夫被人抓走。
　　錢學森被捕以后，蔣英面前剩下的是一個剛滿周歲滿地爬著的兒子永剛和一個襁褓中的女兒永真，房屋四周則布滿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務。這位處于敵人營壘中的中國女性沒有掉一滴眼淚，也沒有被嚇得手足無錯，她立即撥通了加州理工學院校方的電話，告訴他們錢學森被捕的消息。
　　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們聽說錢學森被捕，感到極大的震驚，他們都不相信羅列在這位正直科學家頭上的罪名，并冒著風險，向蔣英伸出援助之手。校長李·杜布里奇去華盛頓為錢學森游說，弗蘭克·馬勃讓妻子奧拉·李·馬勃代蔣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馬勃本人則開著車帶蔣英去尋找愿為錢學森辯護的律師。朋友們很快打聽到錢學森被關在洛杉磯以南一個叫特米諾島的聯邦調查局的監獄里。經過努力，蔣英被允許探監，還是馬勃為她開車。蔣英來到這所戒備森嚴、崗哨林立、周圍拉著通電鐵絲網的“自由王國”中的地獄。好心的馬勃看到這種情況，心里發怵，他小聲問蔣英怕不怕。蔣英說：不怕，她小時候在中國，就到南京國民黨監獄去探視過她的父親（1930-1932年蔣介石曾把蔣英的父親蔣百里關押在南京監獄）。蔣英看到錢學森被關在一間昏暗的小牢房里，臉色蒼白，面容憔悴，幾天時間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和他說話，他不回答，只能把臉繃得緊緊地點頭示意。蔣英心里十分難過，她知道，丈夫已失去了語言的能力。于是她不再多說什么，只告訴他：“該辦的事情我都在辦。”錢學森點點頭。獄警催促時間已到，蔣英只得匆匆離去。
　　經加州理工學院朋友們的抗議和多方努力，15天后錢學森被保釋出獄，贖金15000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與那時一段1000或2000美元保釋金的綁架案相比，錢學森案件可謂大案。他又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幫助他的朋友之中多有社會名流。因此，錢學森事件在當年曾引起美國社會不小的轟動，新聞媒介爭相報道。
　　出獄幾天以后，錢學森才慢慢恢復語言能力，他對那段日子不堪回首。說他作為要犯，被關在單人牢房，不準與別人接觸，不準說話，監獄里空氣渾濁，伙食極差。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夜間每隔10分鐘獄警“啪！”一聲把電燈打開，察看他是否確在，弄得他整夜不能入眠。15天的時間，他的體重減輕了30磅。
　　出獄后他仍無人身自由，在美國羈絆達5年之久。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根據麥卡錫法案，繼續對他進行監視和跟蹤。按規定每個月他必須到移民局去報到一次，以證明他沒有逃離美國。而且圈定他的活動范圍只能在洛杉磯，越雷池一步，都要向移民局申報。其間，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為查清錢學森是否是共產黨員，還多次舉行所謂的“聽證會”，對錢學森進行審訊。然而，在聽證會上，他們拿不出一件確鑿的證據。雇用的兩名證人像兩個傻瓜，被錢學森反問得語無論次。一會兒說：“他就是約翰·德克爾。”一會兒又說他們“不認識”錢學森。檢察官是一個極端反共的家伙，他在一連串例行提問以后，突然問錢學森忠于什么國家的政府。
　　附圖
　　律師抗議說：“這個提問對澄清錢學森案沒有直接的意義。”
　　但法官裁定：“抗議不成立。”
　　于是，錢學森略作思考，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當然忠于中國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政府，也就敵視對中國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檢察官追問：“你說的‘中國人民’是什么意思？”錢學森答：“四億五千萬中國人。”
　　檢察官緊逼不放，說：“這四億五千萬人現在分成了兩部分，那么我問你：你是忠于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忠于在大陸的共產黨政權？”
　　錢學森答：“我認為我已經說過我忠于誰的原則了。”
　　檢察官再問：“你在美國這么長時間，你敢發誓說，你是忠于美國政府的嗎？”錢學森答：“我的行動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用自己的知識幫助美國做事。”
　　檢察官窮追不舍，又問：“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么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錢學森毫不示弱，說：“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
　　檢察官又說：“那么你就不讓政府來決定你所應當忠心的對象嗎？”這一下錢學森可抓住了他的把柄，義正辭嚴地回答說：“不，檢察官先生，我忠于誰是要由我自己來決定的。難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國政府為你決定的嗎？”
　　檢察官狼狽不堪。美國新聞記者則在報紙上驚呼：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而是檢察官！然而在科學和教育界，正直的科學家和教授們都深信錢學森是無辜的，幾所著名的高等學府爭相聘他為教授。最后，他還是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好意，繼續在那里任教，并將自己的科研方向，轉向不帶機密性質的理論工作，即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等。
　　在這5年的漫長歲月里，錢學森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壓抑。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日夜監視著他，監聽他的電話，拆檢他的信件。他們還不時打來電話，假裝找人，或走錯了門來核查他是否確在，經常對他家進行騷擾，使他不能安心工作和休息。一次，一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敲開了錢家的門，他一眼看見錢學森，便立即表示歉意：“啊，對不起，先生，我找錯門了。”錢學森冷冷地說：“你沒有錯，先生，我在家好好的，你大可放心了。”他剛轉身要走，錢學森又說：“我想，干你們這一行的，應該學得聰明一些，怎么能用欺騙小孩子的辦法來對付一位教授？”特務滿臉羞愧。匆匆而去。有時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又假裝成記者，“跟蹤采訪”錢學森，企圖從他嘴里套出點什么。對付這一招，錢學森也有自己的“銳利武器”。一天，一個鬼鬼崇崇的人跟蹤錢學森，聲稱他是當地一家報紙的“記者”，要求采訪錢學森出獄后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錢學森并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說：“我沒聽說過這家報紙，也從來不讀那些低級趣味的報紙。”一句話噎得“記者”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錢學森晚年曾說：“當年我對那些特務毫不客氣，總是罵得他們抬不起頭。他們知道我的厲害以害，再不敢接近我，只得站得遠遠地監視。”
　　1955年5月，錢學森夫婦從一張海外華人的報紙上看到關于中國“五一節”的報道，其中有他們所熟悉的陳叔通和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隊伍的消息。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在杭州求是書院讀書和教書時就認識陳叔通，兩家人可謂世交。這消息使他們十分激動。于是，他們商量如何能和陳叔通老先生取得聯系，營救他們回國。
　　1955年6月的一天，錢學森和蔣英帶著書信，來到一間小咖啡館，錢學森在門外和特務糾纏，機敏的蔣英立即溜進咖啡館，將給陳叔通的信，夾在給比利時的妹妹蔣華的家書中，投進了郵筒。信寄到比利時，蔣華將這封不同尋常的信平安地轉寄到國內。陳叔通先生收到信的當天，就把它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進行。周總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錢學森這封信為依據，與美方進行交涉和斗爭。盡管會談開始時美國大使U·艾里克西斯·約翰遜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并不肯提供在美國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情況。但當王炳南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并當場宣讀以后，約翰遜啞口無言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才不得不允許錢學森離美回國。8月5日，錢學森接到美國政府的通知，說他可以回國了。當錢學森夫婦接到這一通知時，其高興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們立即去買機票或船票。當他們聽說最快啟航的“克里夫蘭總統號”遠洋船只剩下三等艙船票時，他們的決定是，不管幾等艙船票，只要能早日離美回國就行。
　　這一天終于盼到了。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加州理工學院及噴氣推進實驗室的朋友們趕到碼頭歡送他們。碼頭上擠滿了送行的人群和采訪的新聞記者。錢學森這一天心情很好，愿意回答記者的提問，記者們七嘴八舌提了一連串的問題，無非是他為什么會被關押，回國以后有什么打算等等。他不可能一一回答，便說：“我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國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國，我已經被美國政府刻意地延誤了我回祖國的時間，個中原因，建議你們去問美國當局。今后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應記者的要求，他們在甲板上照了相。然而照完相，美國當局卻向錢學森宣布，他在旅途中不能離船，否則他們將不能對他的人身安全負責。錢學森當然理解這些威脅性語言的含義。所以，在船上他仍被當作犯人對待。船到公海，同船歸國的二十幾個中國留學生都來看望錢學森一家。他們認為，像錢先生這樣的世界著名科學家坐三等艙是很不合適的，于是聯合起來向船長提出抗議。船長迫于無奪，才在日本的橫濱將錢學森一家從三等艙換到頭等艙。中途，船到菲律賓的馬尼拉港口靠岸，一群記者擁向甲板，采訪錢學森。一名記者問錢學森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錢學森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我還沒有資格當一名共產黨員呢！”那些記者討了個沒趣，知道從錢學森嘴里撈不到什么東西，都灰溜溜地下船了。
　　1955年10月8日清晨，經過二十幾天的海上航行，略感疲倦的錢學森睜開雙眼，隔著舷窗的玻璃，看到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巖石漸漸映入眼簾：“克里夫蘭總統號”正慢慢駛入香港。他一下子興奮起來。而祖國和人民也熱切地盼望他的回歸。為了錢學森和這一批中國學者及留學生的安全，中國政府通過設在香港的中國旅行社與香港當局聯系，派駁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錢學森等一行人，把他們安全地送到九龍登岸。當他們來到九龍，準備搭乘火車到深圳時，一大群獵奇的記者等候在候車室，簇擁著要求采訪他。英國殖民警察雖層層設防，但終究擋不住記者的人流。錢學森急于回鄉，真不想搭理他們，但又無可奈何。
　　記者：錢先生，你什么時候開始被監禁的？
　　錢：怎么，你不知道這個？
　　記者：你的書籍和行李都帶回來了嗎？
　　錢：大部分。
　　記者：為什么會被查扣？
　　錢：你應該去問美國當局。
　　記者：所有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都希望回國嗎？
　　錢：你應該明白這一點。
　　記者：你能告訴我們，你有哪些朋友還未獲釋？
　　錢：這是美國當局的事，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記者：美國領事館有人來問你什么嗎？
　　錢：你為什么不自己去問問美國領事館？
　　記者：你何時和太太結婚的？
　　錢：這個問題離題了。
　　記者：你的兒女出生在美國嗎？
　　錢：是的。
　　記者：如果你的兒女出生在美國，那么他們是美國公民嗎？
　　錢：這個你可以自己去查。
　　記者：你兒女會說中國話嗎？
　　錢：這是我個人的家事，我拒絕回答。
　　一個香港記者用英語問了一個問題。
　　錢：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講中國話。
　　記者：我只會講廣東話和英語。
　　錢：我想普通話在中國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國人，應該學會講普通話呀！（眾笑）
　　對于這幫記者，錢學森后來說：“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心態，一如我在洛杉磯上船那天碰到的記者一樣。我和這些人沒什么可談的。”當這些失望的記者終于消失之后，他們才繼續上路。
　　火車載著錢學森一家和同船歸國的中國學者及留學生們到達深圳。他們被香港殖民當局警察“押解”走過一座小橋，對面的海關小樓上，五星紅旗在向他們招展，廣播里傳來了歡迎他們歸國的賀詞。越過一個鐵柵門，他們才算真正回到祖國大陸的懷抱。
人物LL京G382中學政治及其它各科教與學涂元季20022002 作者：人物LL京G382中學政治及其它各科教與學涂元季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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