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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紀之交與千年之交，人類文明的發展似乎真的到了一個轉折點。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前，西方人匍匐在上帝面前。他們既敬畏上帝全智全能，又崇仰上帝的至善。文藝復興之后，西方人逐漸淡漠了對上帝的至善的景仰，卻日益滋長起“與上帝并駕齊驅的普羅米修斯式”的野心。自笛卡兒之后，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伴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日漸深入人心。在這種思維模式的支配下，西方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日漸由人道主義膨脹為人類中心主義。到了20世紀，大部分西方人差不多完全聽信了尼采的話：“上帝死了”。于是人成了唯一的主體，而非人的一切皆成了被人（主體）分析、認識進而被操縱控制和批量生產的客體。“冷戰”結束之后，西方文化以席卷一切之勢同化著一切地域文化。如今人們正興奮地談論著的全球化趨勢正是以西方文化為底色的。在“普羅米修斯式的欲望”的驅動下，西方人創造了工業文明的奇跡；但在主客二分思維模式指導下的對自然的宰制，已造成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被破壞。面對世紀末人類的生存境遇，許多有識之士對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進行了批判性反思，他們都明晰地意識到人類文明的深重危機。僵硬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過分刺激了人類擴張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體性。這種擴張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體性的張揚不僅導致了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你爭我奪和互相敵視，而且導致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對峙。唯扼制住這種擴張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體性，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才較易于化干戈為玉帛；也唯有如此，才較易于謀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這已是很多有識之士的共識。那么，如何抑制人的擴張性、侵略性和宰制性的主體性呢？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理路，不同的人更會選擇不同的理念。看今日之思想界，提出“共生”概念者有之，提出“和合”概念者有之；力倡生態倫理者有之，力倡普世倫理（或普遍倫理）者有之。
　　共生理念似有特別的魅力。有人喜歡這個概念，因為它能涵攝一切，說明一切。然而，在西方哲學家波普爾等人看來，能涵攝一切、說明一切的理論，恰恰不是科學的理論。因為科學理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可證偽性，能說明一切的理論實際上可能什么也不能說明，它可能只是不可證偽的形而上學教條（注：參見波普爾著、傅季重譯《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幸好波普爾的科學哲學已不時新了，西方七八十年代以來形而上學又重新回潮，由共生概念出發可建立起一個哲學體系。我一向認為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不必是科學的（注：參見拙文《該科學的科學，不該科學的無須科學》，載于《方法》1999年第1期。），但哲學必須能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動， 必須能指示人類文明演化的可能方向。以共生理念為核心的哲學可望滿足這樣的要求。
　　如果從共生理念出發去反思現代文明的弊端，便要求我們認真清理主客二分的思維框架。
　　我們不必像海德格爾那樣完全棄絕主客二分，但確實必須有對主體、客體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新的理解。
　　其一，主客體的區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在西方中世紀，上帝是絕對的主體，人和其它造物一樣只是客體，只是人具有高于非人存在物的主體性。
　　其二，近代人類中心主義的根本錯誤是認為人是最高的主體，非人的一切都只是供人類操縱和宰制的客體。一個極其重要的真理被遮蔽了：上帝雖然死了，但自然沒有死；無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大自然才是最高的主體；人的主體性雖高于一切非人物種的主體性，但卻永遠不可能高于大自然的主體性；非人物種也有主體性，只不過它們的主體性低于人的主體性。人類中心主義者之所以狂妄地認為人就是最高的主體，就因為他們或明或隱地認定，隨著人類知識的進步，大自然中未為人知的奧秘會趨近于零，即認定人類會越來越接近于對一切自然奧秘的完全把握。正是這一信念激勵著人類的“普羅米修斯式的欲望”。但這一信念完全是個虛假的信念（注：參見拙文《世界的祛魅》，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1997年第10期。）。
　　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體性，那就該承認萬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價值，都有其生存（或存在）的權利。萬物既共生互利，又彼此競爭。但近幾百年來，人類在生存斗爭中已居于絕對優勢。今日之地球即將達到60億人口，人類已擠滿了地球的每個角落，已大量地侵占了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空間。人類過分得意于自己相對其它物種的強大，但忘卻了人類之母——大自然（作為整體的）隨時都可能懲罚自己的恣意妄為。
　　如果我們能學會傾聽大自然的聲音，那么就能發現人類過去的一個根本性錯誤：過分強化了生存斗爭意識，對自然物進行了過度的干預和征服。如今，大氣的污染，海洋、湖泊、河流的污染，土地的沙化，森林的減少，臭氧層的空洞等正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生存。這一切都不是因為人類的弱小造成的，而是因為人類的過分強大造成的。人類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就因為人類忘卻了真理的另一面：人類必須在與萬物競爭的同時，與萬物共生。為了糾正近幾百年積習而成的錯誤，人類必須抑制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謀求與自然萬物的共生。
　　為能讓共生意識生長起來，人類必須真正走向成熟。今天，人們常常驚嘆于“知識爆炸”。殊不知人們得到了知識，卻丟掉了智慧。知識就是種種指示我們進行物質操作和社會（包括金融、商業）操作的信息和方法，而智慧則是老子、莊子、蘇格拉底、海德格爾等哲人所表達的微言大義。智慧的作用并不在于指導物質操作和社會操作，而在于指導人們的價值取舍，指導人類的努力方向。各門具體科學主要提供知識，哲學則主要提供智慧。現代人只重知識（包括技術）不重智慧，這便使現代人一方面強大得可怕，一方面愚蠢得可悲。他們正用強大的力量互相征伐，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多國部隊打伊拉克，北約征服南斯拉夫；又如全球化的經濟貿易所推動的全人類對大自然的榨取和盤剝。全人類若能普遍地產生起共生智慧，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拼命追求“物質豐饒中的縱欲無度”（布熱津斯基語）。
　　尼采曾指責基督教文化已把歐洲人熏陶成殘缺不全的、跛足的畸形人。但他所宣揚的權力意志和“超人”哲學并沒有像他所允諾的那樣為人類帶來“新的巔峰”，而是使人類變得更加殘缺不全。人類中心主義再加上他的“權力意志論”，使人類的擴張性、侵略性和宰制性的主體性得到了無以復加的張揚。現代人只知道通過對金錢、財富，特別是權力的占有，去實現人生價值。在現代社會，金錢成了衡量一切價值的尺度，也成了權力集中的手段。今天個人的價值和地位就通過他所擁有的金錢的多寡以及他所消費的商品的品牌得以標識，于是人人用智逐利，人人拼命賺錢。已沒有幾個人知道美德的培養和境界的提高是生命充實的必要途徑，更沒有幾個人知道回歸自然和藝術審美是人生幸福的本真方式。他們只能感受種種物質欲望或感性欲望得以滿足時的快感，而不能體驗良知的清白，內心的寧靜和逸思的高遠所伴隨的愉悅。現代社會的成功者們往往只陶醉于行使權力時的優越感，而無法體認孟子所說的“天民”的責任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看上去健壯的現代人，大多是畸形的、殘缺不全的人。
　　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或許會反駁我們說：人本來就是這樣一種動物嘛！　 并沒有什么超越于痛苦與快樂之上的東西（注：　 參見Richard'rorty,Putnam and the Relativist Menace,見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0,No.9,1993,第458頁。）。當然， 羅蒂并不反對提倡共生理念，他本人就十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團結與親和（注：參見Richard Rorty,Solidarity of Objectivity?載于 John　 Rajchman,Cornel West(ed.)Post—Analytic Philosoph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但羅蒂力勸人們放棄對“大寫的哲學”和“大寫的真理”的追求（注：參見羅蒂著、黃勇編譯《后哲學文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亦即放棄對人生和人類文明具有根本指導意義的大智慧的追求，因為在他看來，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大智慧。在他看來，只要人與人之間能彼此寬容，親和團結，那么大家都在“物質豐饒中縱欲無度”也就是一種幸福。是的，如果大自然對現代人生活方式沒有任何限制，那么我們確實沒有充分的理由指責人們在物質豐饒中縱欲無度。如果我說：你們這樣的生活已不再有任何神圣的意義。他們會說：我們干嘛非讓生活有什么神圣意義呢？你重視生命意義的神圣性，你就去追求好了！如果我說：我們這樣的生活不高尚。他們會說：我們干嘛要生活得高尚？你喜歡高尚就自個兒高尚好了！我若說：你們這樣的生活不高雅。他們會說：我們干嘛非得高雅，“哥們就喜歡俗的”（電影《頑主》中的一句臺詞）！然而，面對本世紀70年代以來日益凸顯的種種全球性問題，特別是環境危機和人口問題，我們該認識到，對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反省，已不僅僅是神圣不神圣、高尚不高尚或高雅不高雅的問題了，而是如此生活下去人類安全不安全的問題了。人類若死不悔改地按現在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就可能陷于滅頂之災。因為按今天的生活方式生活，人類與其他生物已無法共生。君不見，已躲在人類不愿呆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仍逃不脫為市場利潤所驅動的獵殺者的槍口，君不見，每年都有許多種生物物種在滅絕。長此以往地球生態平衡總崩潰之時，便是人類陷入滅頂之災之日。《圣經》曾描述過上帝因人類的墮落而對人類的懲罚。“上帝死了”之后，人們認為再也沒有誰能夠征罚人類了。然而，自然之“神”仍握有“審判”人類的權力。人類若不思悔改，就難逃自然之“神”的無情懲罚。
　　面對今日人類之生存危機，人類必須努力培養自己的共生意識。人類所亟需的共生意識，已不能再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的共生。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共生早已為現代經濟學家所重視，如喬治·吉爾德所言：“別人的幸福最終也就是自己的幸福這一信念，并不是輕而易舉地或一成不變地來到人間的；然而它卻是經濟學上的一條金科玉律，是和平與繁榮的關鍵所在，是上天授予的進步的一個源泉。”（注：［美］喬治·吉爾德著、儲玉坤等譯《財富與貧困》，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頁。）共生意識甚至隱含于古老的道德“金規”（Golden Rule）之中， 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金規”幾乎內含于所有民族的道德之中，但它所要求的只是人與人之間的共生。今天，我們要強調的共生，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共生，而且是人與萬物之間的共生。對此，當代的生態倫理學和生態哲學強調得最為明確。人與一切生物皆處于一個統一的生態圈之中，人與其他生物互相依存。生態平衡的破壞到了絕大部分生物皆無法生存的地步，人類便也無法生存。
　　這本是很樸素的道理，但今天真懂這一道理的人不多，懂得這一道理且努力以這一道理去指導自己的生活的人更不多。原因是文藝復興以來所逐漸形成，到20世紀已充分成熟的現代主義文化（注：關于現代主義文化的論述可詳見拙著《人類的家園——現代文化矛盾的哲學反思》，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正居于主潮文化的地位，絕大部分人的生活信念和生活習性都是由這種主潮文化所培育的。而現代主義文化與共生理念格格不入。所以，為了使共生理念普遍深入人心，就必須首先批判現代主義文化。而批判現代主義文化的最艱巨的任務就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清算。為清算人類中心主義就必須重新省識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能認識到，大自然是最高的主體，自然中的事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體性，從而都有其價值和權利，而人相對于其它物種又具有較高的主體性，那么人類就能在敬畏自然的前提下，主動地承担起謀求地球上萬物共生的責任，這也便是“天民”的責任。這樣不但未降低人的主體性，反而張揚了人的主體性。但那不是擴張性、宰制性的主體性，而是親和性、共生性的主體性。
　　收稿日期：1999—07—15
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4B1哲學原理盧風20002000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和人類中心主義張揚了人的擴張性、宰制性的主體性，從而導致了人對自然的過度干預，引發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闡揚共生理念，有利于抑制擴張性、宰制性的主體性，培養親和性的主體性，從而緩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對峙。共生/主體/客體/人類中心主義盧風，湖南師范大學倫理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4B1哲學原理盧風20002000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和人類中心主義張揚了人的擴張性、宰制性的主體性，從而導致了人對自然的過度干預，引發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闡揚共生理念，有利于抑制擴張性、宰制性的主體性，培養親和性的主體性，從而緩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對峙。共生/主體/客體/人類中心主義

網載 2013-09-10 2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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