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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中我們經常做不到實事求是，這是因為現實中存在著許多阻礙實事求是的因素。認識到和分析清楚這些因素并思考出相應的解決辦法，能有助于我們走向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進而有助于促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
　　 一、做到實事求是所面臨的主要障礙
　　經過5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人們對于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幾乎已達成共識，但是要做到完全或大部分實事求是絕非易事，因為我們面臨著許多障礙，主要表現在：
　　1.思想觀念上的障礙，亦即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障礙。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們認識事物及其規律的基礎。在世界觀上不堅持唯物主義，那么就會脫離客觀實際和客觀規律，從而片面夸大主觀能動性。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專門講破除迷信，他列舉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證，證明年輕人可以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他指出，“不要被名家權威所嚇倒，不要被名人、大學問家所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要從束手束腳的現象中解放出來。”這一對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強調和號召，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勵人們創造發明的積極作用，但在當時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破除迷信”實際上是破除了科學，“解放思想”實際上是鼓勵了浮夸，“外行領導內行”實際上是支持了瞎指揮。“本次大會上117人的口頭發言和140人的書面發言，敢說敢做、敢想敢干的呼聲壓倒了一切。廣西來賓縣提出‘苦戰四個月，基本實現水利化’；……煤炭部門提出‘兩年趕上英國，十年趕上美國’；……水電部門提出五年全國初步實現電氣化。”（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社社長崔希彥，“毛澤東問：‘應舉社的小麥每畝收多少斤？’‘估計是每畝150斤。’”毛澤東算了一下后問他是不是有把握？“完全有把握，而且爭取超過。”崔希彥滿懷信心地回答。從畝產150斤增加到800斤，一年之內漲四倍，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但“應舉社的社長竟說得這樣信心十足，面對國家領袖臉不紅、心不跳，過去有‘欺君之罪’的戒律，現在變成了‘欺君有功’了。也許，真正相信有把握，也許看在熱情可嘉，氣可鼓不可泄，毛澤東毫無慍色接受了這種欺騙。”（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9月18日《人民日報》報道，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發射的“中稻高產衛星”平均畝產量高達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這都是唯意志論的結果。試看同年8月3日《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8月27日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農業版頭條標題報道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的同志的來信；還有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口號。在方法論上是不切實際地人云亦云。河南省長葛縣縣委第一書記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專門介紹深翻地的經驗，毛澤東甚是贊賞，號召在全國推廣長葛縣的經驗，他指出“深翻一尺五寸是一大發明”。于是農業部長在長葛縣召開了全國現場會，決定大干一秋，加上明年一年，把全國所有耕地深翻一遍，一場深翻土地的運動在全國展開。在一些地方變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甚至翻到三尺，使良田變成了荒地。再如，“山西有一個和尚同一個農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魚鱗坑蓄水，這個辦法合乎當地實際，后來一普遍宣傳，在平原地區也加以推廣，搞所謂‘葡萄串’、‘滿天星’，給平原地區農民帶來嚴重的災難。”（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上面這些“大躍進”時期的例子已經成為今天的笑談，那么我們現實生活中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如1992年以來興起的全國各地的從省到鄉鎮、甚至部分村的“開發區”熱，到底能收到多少實效？又浪費多少人力、物力、和財力？沒有人作出準確的估算，但是可以肯定地數目是驚人的。又如，各地大量的人造景觀、酒廠、批發市場、飛機場等各種各類的重復建設，人們沒有區別清楚“翻番”和“倍”的不同而亂說。這些都是人們思想觀念上不實事求是的結果。
　　2.體制方面的障礙。在我們現存的各項制度中不是都在鼓勵人們實事求是，或者說有些規章制度甚至法律可以被部分人利用，不實事求是照樣能得到好處。我們的組織人事制度以上級提拔為主、民主評議為輔，在實際操作中個別人甚至一個人就能決定許多人的“仕途”，其結果并不是踏踏實實干事業的人得到提拔，更多的是那些“吹牛皮拍馬屁”、搞形式主義的得到個別上級領導賞識的人捷足先登。曾經聽有人說，某些鄉鎮常委書記，一般干部過不了他這一關，就別想得到提升。這種說法似乎有些偏激，卻道出了一些實情。這種組織人事制度阻礙了人們去實事求是，阻礙了基層干部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服務。現在時興的片面追求“政績”而不顧群眾的真實困難的現象與我們的某些制度有密切聯系。在財稅制度上因為不同企業性質的稅率不同而出現的假合資、“假破產”，以逃避債務。從1994年我們財政制度中實行的分稅制規定，“稅收的轉移支付制度，按照1993年地方時間收入及稅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情況核定1993年中央從地方凈上劃的收入數額。1993年中央上劃收入，全部返還給地方，保證地方既得財力，并以次作為以后中央對稅收返還的基數。1994年以后，稅收返還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注：《中國面臨的緊要問題》，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頁。）這樣導致一些地方政府鉆政策的空子，為了獲得更多的返還，就“千方百計”完成國稅任務，個別地方甚至在年底借款、貸款來充當稅收。我們的出口退稅制度也引發了大量“出口騙稅”現象。在司法制度上因為懲罚貪污受賄罪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程度相差太大而讓許多貪官鉆空子。等等。這種體制上的障礙是不能實事求是的極大誘因，而且個人難以克服，出現了弄虛作假的歪風，還導致了說實話、反映真情的下級有可能后果“難堪”，不少的舉報人受到打擊報復。據報載，一個鄉黨委書記上書國務院主要領導反映農村真實情況，猶如捅了“馬蜂窩”，成了全縣干部的“敵人”，干不成黨委書記不說，甚至連到一個總部駐在寫信人所在地的地級市的大公司應聘也受到牽連，終被辭退。
　　3.個人主觀意向上的障礙，亦即心理傾向上的障礙。個人包括各級領導幾乎都愿意聽喜訊和好話，不愿意聽悲的消息和壞的話，這就是心理傾向；而且個人在心理方面容易受外界影響，例如聽到哀樂和歡快的樂曲會有不同的感受；個人還有攀比、從眾的傾向。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針對張奚若的批評，在南寧會議等場合多次說我們就是要好大喜功，張聞天則說，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好事變壞事。”（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不能不說這種好大喜功的心理傾向與“大躍進”有密切關系。在這種心理傾向的影響和作用下，輿論宣傳的導向作用非常明顯，其對于“大躍進”運動的興起是難逃干系的。當年還沒有電視，報紙是主要的傳媒工具，《人民日報》又占其魁，“天天出‘奇跡’，天天放‘衛星’。自己把自己陶醉了。”（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正是有感于新聞報道的嚴重失真、對錯誤做法推波助瀾，1961年5月1日劉少奇在長沙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胡績偉談話，嚴厲批評說：“你們《人民日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真的？你們天天用大字登頭條新聞，你們說那里生產如何好，昨天說那里的公共食堂辦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們報喜不報憂，只登好的、不登缺點錯誤。我就不看你們那些頭條新聞。三年來報紙在宣傳生產建設成就方面的浮夸風，在推廣經驗方面的瞎指揮風，在政策宣傳和理論宣傳方面的片面性，這些，對實際工作造成了很大惡果。你們宣傳了很多高指標、放衛生，在這個問題上，使我們黨在國際上陷于被動，報紙宣傳大辦萬頭豬場，結果禍國殃民。”（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總之，一方面，這種普遍的心理傾向，致使上級領導難以聽到真實情況，結果上級在不了解真實存在的問題的前提下制訂的一些方針政策難以符合實際情況；基層存在的一些嚴重的問題反映不到上層，成為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這些年出現的許多群體事件實質上就是這種基層及上級領導不實事求是的結果。另一方面，輿論宣傳也在起某些促進作用。中央一出一些新精神，如“三個代表”、“轉變工作作風”等，報紙、電視、電臺馬上就大肆宣傳一些盡善盡美的典型，而且把原來的或早就存在的成績與剛剛出來的新精神扯到一起，給廣大群眾許多虛假的感受；熱衷于報道那些表面上轟轟烈烈的事情，比如報道干部成千上萬下基層駐村蹲點，但如果我們實地檢查看一看，就發現不會有多少干部能真正長期住到百姓家中；或者傾心于報道一些聽起來宏偉的、但實際結果并不怎么樣的計劃和規劃。這都是在心理上阻礙人們實事求是。
　　4.思維邏輯方面的障礙。在個人的思維邏輯上存在著許多謬誤，障礙人們實事求是。例如，我們常說的“一好遮百丑”、心理學上所稱的“暈輪效應”。由于我們大腦中存在著各種“盲點”，也由于我們沒有更多的精力能力和財力去深入探究事象，就會習慣于按一些并不正確的方法去思考而得出錯誤的結論，何況某些正確的思維邏輯在不同場合也會引發謬誤。具體地講：一種是對一些現象不能做出正確的解釋，而是把“可能當作真實”。例如，有人說彩票搖獎受人控制，一是因為已經出了這么多期沒有出現兩期是重號的，而從概率學上講完全有可能重號；二是有三十個球在那里，為什么單單那個球被吹得最高或落得最快而出現呢？如果我們回答不上這些疑問，那么這種懷疑似乎就能成立，從而迷惑許多人，其實專家們完全能作出合理的準確的解釋。再比如，有人對某些政治家和出名的演藝人士很長時間不露面作出的主觀推斷并能流行于社會，但是真實情況未必是謠傳所言的那樣。二種是正確的判斷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結論。例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話有根有據有道理，那么再深入分析，一方面這個“戰”有層次之分，有戰爭、戰役、戰斗等等，一場戰斗的勝利不能等同于戰役的勝利；另一方面，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也不能夠保證每一場戰斗都能取勝，在解放戰爭中“四打四平”及“蘭州戰役”久攻不下就是實證。三種是“自欺欺人”的思維，即對錯誤或缺陷視而不見的現象。例如下級匯報工作時大談成績，不等于沒有缺點，只是不說罷了，上級也假裝看不到了事。我們個人亦是如此，自己臉上有塊疤，但自己很少對別人說起它，別人提到這一事實存在時自己心中也不會很愉快。四種是科學方法中存在的缺陷往往被忽視。比如調查方法問題，每一個調查都應該有個范圍，可是許多宣傳名牌產品的調查報告，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經常不提調查的范圍，從而出現了不同渠道公布的幾個品牌都是銷量第一的不同結果的現象，讓觀眾、讀者和聽眾搞不清楚哪個是真的，哪個更權威；普遍采用的抽樣調查所得出的結論不是完全可靠，近期出現的“學生牛奶事件”，政府有關部門就辯解他們只對送檢的樣品負責，而眾多的學生絕對喝不到合格的送檢樣品吧！然而，在這之前人們都認為這些產品都是合格的。
　　 二、解決不實事求是現象的對策
　　針對存在著的阻礙實事求是的主要因素，我們應當采取相應的對策來解決現實中不能夠實事求是這一突出問題，主要有：
　　首先是樹立牢固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時刻不能忘記客觀存在決定主觀意識，在主張解放思想的時候要遵循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否則就是空想；還需學會辯證法，在實際工作和生活中必須把先進經驗與本地或本人實際相結合，否則就會重現“東施效顰”的典故。
　　其次是努力提高個人整體素質，增強鑒別力。對付謠傳的最好辦法是揭穿它，要做到這一點，沒有過硬的本領是不行的，特別是對于那些諸如“特異功能”等極易盅惑人心的謠傳和編術。這就要求我們每個人尤其是領導干部應當學習各方面知識以提高素質，學會請教專家以增強個人鑒別力，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
　　再次是改革現有體制中的弊端，建立一套鼓勵實事求是、務實苦干的機制。如果企圖專門靠“務虛”的一個人“進步”帶來一大批人效仿，而挫傷堅持實事求是的人的積極性，就會打擊一大片。具體到組織人事制度，在評判干部時應更多地看同事、下級人員和所服務對象的評價如何；在統計制度上要加強科學性，并立法嚴厲打擊虛假；要改革財稅制度，不能“鞭打快牛”，也決不允許弄虛作假者得到好處。新的體制應鼓勵基層干部、下級干部及有識之士講真話、報實情，反映問題不等于抹殺已取得的成績。1962年3月5日，分管外交兼管科學和文化工作的陳毅元帥在說到這幾年有些黨的機關和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矛盾、傷了感情、傷了和氣”時，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是領導機關錯了，對的是知識分子。為什么？就是某些領導干部缺乏民主作風，“太粗暴、太生硬”，搞得知識分子不敢講真話。“科學家們見你畝產一萬斤，也不敢說話，見你大水庫不合科學原理將來要造成災難，也不敢提批評意見。一批評就是反黨，一批評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講到這里他悲憤交集，說：“我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只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將來只能養成一片頌揚之聲……危險得很呢！”（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客觀地講，現在社會上的有些問題是由一部分人大膽站出來揭露的，如云南的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報道“南丹事故”，還有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報道的一些問題。然而現有的實事求是的程度距離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要求還很遠：在學術上沒有形成濃厚的自由爭論的氛圍；在政治領域，下級敢于批評上級、上級主動承認錯誤、領導干部向群眾作自我批評的事例罕見。所以必須堅定不移地進行體制改革，逐步做到實事求是。
　　最后，對領導干部來說，非常重要的是進行深入實地的調查研究。雖然前面已講到調查研究存在的一些缺陷，但是至今為止還沒有找到比實地調查更好的方法，也就是說調查研究仍然是了解實情的最好方法，比只看報告、聽匯報等辦法強許多倍。我講的是真正的深入實地的調查，而不是打著調查的旗號“蜻蜓點水”式地做表面文章的不深入實地的調查。毛澤東在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建議1961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一個調查年，事實上承認了前幾年沒有搞實事求是、沒有搞調查研究。他認為造成這種情況，一方面是下面封鎖，“他封銷你，你情況不明，有什么辦法。”另一方面因為各級干部官做大了。他說：“大家回去實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計劃、算賬。要搞實際工作，調查研究，去督促，去實踐。”（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再看看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們當年是怎樣去調查研究的。他說：“這次去湖南鄉下，我不住招待所，采取過去老蘇區的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不擾民，又可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裝簡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遍勞動者的身份出現。”（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同年4月1日到5月16日，劉少奇同志帶著夫人王光美及一行工作人員來到長沙縣天華大隊和寧鄉縣炭子沖大隊等地蹲點調查，走家串戶，找干部、群眾談話，召開大、小座談會，查看山林、水塘、屋場、食堂、醫院、集市、水庫、社隊企業，但照樣碰到了封銷消息的情況。他們常遇到這樣的單位，負責人護短，特會來事，處處迎合上級的意圖；有的怕上級發現他們的缺點，搞一套封鎖消息的辦法，或寫報喜不報憂的假報告，或召集積極分子開會布置匯報口徑，甚至把有意見、敢說真話的人事先調開。于是他感慨地說：“我身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想了解真實情況還這么難，想隨便找人談談話，想要受到責難，想同普通群眾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見了解真實情況不只是開個座談會、聽聽匯報就能辦到的。”（注：肖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224-225、242-243、358、244、502、619、486、487、500-501頁。）劉少奇同志遇到的阻力與當今的情況何等相似！然而我們已有的調查研究與當年的調查研究方法相差多少呢？我生長在農村，參加工作后常回老家了解些情況，與報紙、電視等報道的大好形勢相差甚遠。我也曾專門去農村搞過關于村民選舉情況的調查，村干部所言與我和同志們所看到的實際情況及一般村民所講的情況存在差異。因此，我們要想做到實事求是就應該多調查研究，尤其是領導干部更應該象劉少奇當年那樣，排除一切干擾和阻力搞真正的調查，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才可能制定出合乎實際的方針政策。
　　在這些促使我們做到實事求是的四個方面的措施中，樹立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掌握辯證法和提高個人素質是基礎，關鍵是體制的改革，重點是深入實地的調查研究。只有做到這些，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我們的國家才能更快、更順利地走向富強、民主、文明。
青海社會科學西寧118～121D2中國共產黨張文剛20022002張文剛 山東省濰紡市委黨校 作者：青海社會科學西寧118～121D2中國共產黨張文剛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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