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國60年代大動蕩,始于1964年夏季的黑人運動。這一年同種族騷亂糾纏在一起的還有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學生造反、反戰、生態運動、性解放和女權運動。1964年前,這些運動就在全國各地展開,成為困擾美國政府的嚴重問題,只不過同后來相比,問題的嚴重程度稍輕一些而已。
黑人種族問題是一個老問題。這個問題最直接的表現反映在白人各個方面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和種族間不平等上。當然,不能說60年代黑人反種族主義運動高漲,就是因為美國種族歧視與不平等日趨嚴重;而恰恰相反,戰后美國黑人處境在逐步改善,只不過改善的步伐遠遠趕不上黑人覺醒的步伐。隨著這種差距的日益擴大,到了60年代,美國到處都堆滿了供種族仇恨之火燃燒的干柴。只要有一點火星,就會形成燎原之勢。
美國的種族沖突,過去主動挑釁者都是白人,黑人都是被動反應的一方。1964年是美國黑人運動的轉折年。這一年,馬爾科姆·愛克斯成立了黑人民族黨,主張以暴力對抗暴力。黑人從自己的斗爭實踐中深深地認識到,非暴力主義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處境,黑人要解放,必須拿起武器來戰斗。從1964年起, 黑人反抗更多地帶有暴動的性質。1967年,更激進的黑人組織——黑豹黨成立。這個組織同以往的黑人組織不同的是,它的大部分成員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工人,他們主張以激進的思想和激進的斗爭方式來保衛自己,爭取民權。1967年,一群黑豹黨成員帶著自動武器進入加州議會,抗議“技術控制法案”,引起全美的震驚。黑豹黨強調自衛,在黑人居住的街區,當時可以看到這個組織武裝巡邏、維持社會秩序的活動。黑豹黨的一個分支,名為“黑人解放軍”,在70年代甚至將武裝防衛概念發展到進攻概念,必要時,可以襲擊白人警察〔1〕。但這種斗爭方式在美國是不能持久的。
在這個運動的另一面,從經濟上、政治上爭取黑人權利的斗爭也在同時展開。1966年,一個叫斯托克利·卡邁克爾的黑人領袖提出了“黑人權利”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有許多涵義。它不僅包含著過去民權運動的主題,如民族自豪感,關注美國黑人歷史及其過去在非洲的情況等等,而且還意指政治上的獨立和經濟上的解放。這個概念認為黑人應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在政府機構中有自己的代表。在經濟上,許多黑人領袖指出,黑人和白人在經濟上的差別以及這些差別背后的制度機制,是影響黑人權利行使的原因之一。因此,改變這種狀況是最重要的。在“黑人權利”概念的啟發和民權組織的推動下,黑人的斗爭形式已不限于街頭的暴力對抗了,還采用罷工、投票等多種形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要將60年代黑人運動僅僅理解為一場爭取人權和種族平等的政治運動,就太膚淺了。毫無疑問,這場斗爭最淺層的原因是最直接的目標,自然是反種族歧視和要求人權;但它的深層次的問題,我以為反映了處于急劇變革時期西方人觀念與現實不適應性的沖突。60年代以來,黑人作為接受現代觀念如人權觀念等最快最廣泛的一 群,面對他們自我感覺到的處于社會經濟、政治最底層的現實,心理上產生劇烈的不適應與沖突,是這一時期他們大造其反的社會心理學根源。只要產生這一心理沖突的文化制度的基礎存在,美國黑人運動便不會停止。
在6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運動還有性解放和女權主義運動。中國格言“飽暖思淫欲”一點也沒錯,在“二戰”中發了橫財并繼續在五六十年代保持繁榮的美國,此時沒有料到的是,妻子和女兒們開始厭倦金屋藏嬌、錦衣鼎食的生活。正象這個國家把每一個公民都變成了政府—公司體制下毫無生命的“齒輪和螺絲釘”一樣,它也把婦女變成了服服貼貼地在男人卵翼下生活的真正的“家內生物”。貝蒂·弗里丹在她的《女性的奧秘》一書中寫道:50年代社會所設計的“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是這樣的:“唯一的夢想就是當無可挑剔的賢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5 個孩子并擁有漂亮的住宅,唯一的奮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穩定夫妻關系。”〔2 〕但是在這幸福的外表下,藏著一顆不快樂的心。到了60年代,在其他運動的影響下,美國婦女也開始造反了。縱觀六七十年代婦女解放運動和與婦女有關的運動,她們從兩個方面向社會發起了進攻,一是性和婚姻,二是女權。
在尋求社會地位的男女平等和婦女充分就業方面,一些婦女組織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們采取游行示威和參政議政以及更激進的方式,宣傳女權主義的觀念,使婦女地位在60年代有了明顯的改善。婦女解放形成了國際性的潮流,甚至聯合國組織對婦女問題也十分重視,每10年一次的世界婦女大會就是明證。
二
60年代美國正處于一個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變的時代。隨著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轉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也在發生變化。黑人追求種族平等,反對種族歧視;婦女追求男女平等,反對性別歧視;以及學生們對主流價值觀念和異化的生活方式的摒棄,反映了居于這個社會的邊緣部分的覺醒。當然,嚴格說來,美國60年代以來的文化大革命,還應該包括社會的中心部分參加的反戰、反科技文明和生態環保運動。
美國公眾在反對越南戰爭的同時,關注著另一場更為險惡的戰爭:“生態戰爭”。“生態戰爭”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它意指人類破壞生態系統內部平衡,類似戰爭的行為。反對這場戰爭的運動又叫生態環保運動或綠色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歐洲還產生了綠黨。
反科學技術文明的人認為,科學技術是造成人類生態危機的主要根源。在他們看來,人們面臨的環境污染是科學技術進步的直接后果。工業廢棄物,特別是放射性沉降物和致癌物質對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森林的砍伐,動植物物種滅絕等對生物圈的破壞,無一不是科技進步“陰暗面”的表現。這還不算,由對生態環境危機的反省,進而發展到對科技文明本身的反省。埃里奇·弗羅姆警告說:“一個幽靈在我們之間徘徊……。這是一個新的幽靈:一個全部機械化的社會……由計算機控制著;在這個社會進程中,人類自己被轉變為整個機器的一個部件”〔3〕。曾在美國航天局工作過的英國工程師J. 拜雷姆在他的一本書中把技術的過分發達和全面滲透叫做“技術危機”,這本書的副標題已經明示了技術危機的后果:“世界的毀滅”。他認為,解救世界之道在于反技術危機。“反技術危機具有以下一些特點:簡化人的生活,把婦女的威信提到應有的水平,從根本上減少地球上的人口數量,盡量使工業生產非機械化,停止對生態系統的暴力,國家的經濟以農業優先發展為指針,非城市化,在教育和政治領域進行根本改革”〔4〕。這種觀點,在美國頗有市場。
科學技術不能解決美國人面臨的根本性的生態環境問題,這就為馬克思主義在現代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由美國學者威·萊易斯首創,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隨后跟進,形成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新品種,被西方某些評論家說成是一種“創造性的分析”,并預言它可能會發展成一種指導大規模社會變革的流派和學說。
他們認為,第一,資本主義的過渡生產和過度消費,勢必加劇人的異化,造成生態危機。第二,現代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種轉移性反映,是資本家操縱消費的結果。第三,異化消費是生態危機的根源。第四,必須重新評價工業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張勞動閑暇一元論。第五,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所謂“穩態”,實際上就是一種既能滿足人類基本需要,又不損害生態系統;既可同自然和諧一致,又可以彼此平等交往;既可防止不合理的過度生產和消費,又能防止異化、分裂人的存在的社會狀態。威·萊易斯說,這種模式既能“逐步拆散龐大規模的工業經濟體系,盡可能減少個人對這一體系的依附性”,又能“向人們提供非異化的、創造性的勞動,使人們從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態系統的消費心理中擺脫出來”,從而使人們的消費“真正植根于人與自然的完全和諧一致之中”。第六,主張用小規模的技術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規模的技術,使生產過程分散化、民主化。第七,提出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三步構想:第一步,批判資本主義那種集中化、官僚化、掠奪性、違反自然和人性的傾向;第二步,在適當時候創造條件解決所有制問題;第三步,把生產過程的非集中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的民主管理結合起來,建立“穩態”經濟的社會主義。〔5〕
三
說起來,人們也許不相信,美國(及整個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領袖,是人稱三M——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除了毛澤東之外,另一位明星人物當推赫伯特·馬爾庫塞。此公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法蘭克福學派和弗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的著作很多。代表作有《理性與革命》(1941年)、《愛欲與文明》(1955年)、《單向度的人》(1964年),等等。其《單向度的人》是馬爾庫塞對發達的工業社會批判最有力度的一部著作。馬爾庫塞認為,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科學的進步帶來了經濟繁榮,但也造成了不同的社會階級和階層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上的同化或一體化,工業無產階級喪失了對現存制度否定的革命性而成為保守的社會力量,整個社會變成了沒有對抗的社會,即單向度社會。這個社會上的人也成為單向度的人。所謂單向度的人“就是內心生活完全僵化,缺乏反對的、創造性的思想,成為一切按照技術合理性的要求行事的單純工具”。〔6〕馬爾庫塞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潛能的衰落使他們不能担負起革命的重任,他把希望寄托在對現存制度實行“大拒絕”的人身上。他在這本書最后寫道:
“無論如何,在保守的大眾基礎之下,有一些亞階層,如被遺棄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剝削被壓迫的其他種族和有色人種,失業者和不能就業者。他們全都是在民主過程之外存在的;他們的生活最直接最現實地要求結束不可容忍的條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們的意識不是革命的,他們的敵對行為也是革命的。”〔7〕
在《單向度的人》出版的時候,美國學生運動也開始發展起來,馬爾庫塞對發達的工業社會沖突的預言得到了證實。學生們也從馬爾庫塞的著作中找到了斗爭的理論武器,將他奉為造反者的精神領袖。但馬爾庫塞對學生運動中的某些過激行為如炸毀公共建筑等并不贊成。他在同新左派人士的接觸中意識到,學生運動只是一種催化劑,一種自由的“潛在力量”,不可能是摧毀現存制度的那個革命的“能動力量”;同時,那些受剝削最深的亞文化層也不是直接的革命推動力量,而只是“希望的酵母”。他認為真正的革命力量,有可能是具有最先進的人道意識的最受剝削的力量。〔8〕至于說這個力量是什么人? 在發達工業社會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沒有說明。但不管怎么說,馬爾庫塞的理論較好地分析了“二戰”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社會的新發展,提出了在資本主義新時期革命的新型戰略與策略,顯示了理論對于實踐的解釋功能和指導意義。
三“M”中影響最為久遠的一個M是馬克思。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天敵。但是,無論哪一個M,都沒有從組織上對60 年代這場文化大革命施加過影響。這場運動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傳統的分析方法解釋不了這個問題。因為按照階級分析方法,那一定是美國經濟危機,勞動人民痛苦不堪,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而事實恰恰相反,五六十代是美國有史以來經濟最為繁榮,階級矛盾最為平淡的少數時期之一。從造反者的造反要求和運動形式來看,這場運動也完全超出常規。資產階級政府不理解,當時的正宗馬克思主義者也不理解。一直到現在,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也不愿意與這批“飽食終日的”人“同流合污”,給他們一個心平氣和的分析。其實,60年代以來的美國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美國公眾(包括無產階級)對其主流文化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叛與反省,是大革西方文化的命的運動。不論是黑人運動、學生造反、婦女解放,還是生態環保運動和反戰,我們在無數次非理智沖動的背后,看到美國公眾(尤其是青年)對新時代、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理性探索與追求。正是因為戰后的經濟繁榮導致了資本主義體制批判力量的喪失以及這個體制日益強大和官僚化,對社會的總體性統治和人的全面異化,探索者才感覺到個人精神家園的毀滅而產生難以言狀的痛苦。這種痛苦導致對人的存在本身進行探討,導致對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反省。但是60年代興起的對資本主義的深層拒絕與否定的熱潮,卻全面化、經常化、制度化了。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社會學系)
注釋:
〔1〕奚廣慶、 王謹主編:《西方新社會運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7頁。
〔2〕貝蒂·弗里丹著:《女性的奧秘》中譯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頁。
〔3〕威廉·曼徹斯特著:《光榮與夢想》中譯本, 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版,第1527頁。
〔4〕奚廣慶、王謹主編:《西方新社會運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1頁。
〔5〕奚廣慶、王謹主編:《西方新社會運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93~201頁。
〔6〕江天驥主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73頁。
〔7〕馬爾庫塞著:《單向度的人》中譯本,重慶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16頁。
〔8〕江天驥主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76~81頁。*
國外社會科學京71-74K5世界史吳懷連19961996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71-74K5世界史吳懷連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8:26